杨显惠

[转贴]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作者: 杜君立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他母亲在大饥荒的遭遇: 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有房子住了。在中国一代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补一花絮:1960年中国大饥荒,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150克),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相国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有减少,且更有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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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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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峰 |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

两周前,我在网志上推荐杨显惠的 《夹边沟记事》 。 网友留言说, 高尔泰 的《寻找家园》写得更好。 我就找来这本书,读了一遍,发现高尔泰的经历堪称”传奇人生”。 他是江苏高淳人,1935年出生。1955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思想落后”,被发配到甘肃”支边”。苦闷之中,他写了一篇12000字的 《论美》 ,不知天高地厚,投给北京的《新建设》杂志。 正常情况下,负责意识形态的国家顶级刊物,不可能发表一个二十岁青年不成熟的、非正统的长篇论文。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迫切需要”引蛇出洞”。于是,这篇论文被隆重推出,并且加上”编者按”,表示杂志社不同意此文观点,但是遵照”百花齐放”的原则予以发表,预告下期将刊出批评文章。此后,全国主要的哲学系和美学家,纷纷进行批判,高尔泰就这样出了名。 他成为甘肃省第一批”右派分子”,送往”死亡农场”夹边沟劳动改造。幸运的是,1959年甘肃省举办建国十周年美术展,他被调到兰州作画,这才逃过饿死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又成了”反动分子”,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用高尔泰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论美》这篇文章,他倒了二十年霉。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思想传入国内。人们惊讶地发现,国外思潮与《论美》中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于是,高尔泰先是进入兰州大学哲学系,成为学者和教授,后来又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博士生导师,被视为中国当代主要美学家。 1987年,风云突变,高尔泰转眼又变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9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校园内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1992年出狱后,逃往美国。 高尔泰的人生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寻找家园》是他在美国撰写的回忆录。2004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删节版;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增订本,但依然是删节版。要看完整的版本,只有去看 英文版 和台湾版( 下载一 , 下载二 )。 (图片说明:2004年花城版。) (图片说明: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版。) (图片说明:2009年英文版。) 在这本书中,高尔泰用文学创作的手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读者不仅可以从亲历者的角度,读到许多历史细节,比如关于五十年代的夹边沟农场、六十年代的莫高窟、七十年代的文革、八十年代的知识界等等;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人生如梦、得失荣辱皆如儿戏的历史沧桑感。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看、也很值得看的书。 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一个见证。它记录了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人,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有史以来对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恶劣的环境—-生存下来。作为个人,高尔泰历经苦难、家破人亡、流亡异国,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但是他保全了自己的人格,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即使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卑微,可以被强权任意地践踏剥夺,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有尊严,并且会竭尽所能地捍卫这种尊严,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 下面是书中的一个章节,可以体会一下该书的风格。 ============================================ 唐素琴 作者:高尔泰 摘自回忆录《寻找家园》 一、 1953年,我来到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上学。 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到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邋遢;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坚持下去。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天。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湿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吗,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有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么。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好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是吧? 正确的可怕。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她说,你说是不是么? 二、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系科,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我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么!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么。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吗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我默然。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我默然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临时准备一下。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你要是同意,她会说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吗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公尺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记录,平全国记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吗去,我说练好身体么。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 四、 一九五五年,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长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然后揭发交代问题。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忽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白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做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怎么那么耳熟?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囔囔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 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己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他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五、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当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一九五七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受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夹边沟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天世界寻找,如此执着,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六、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气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照面的一霎时,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浑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我说我是说我自己。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的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七、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完) 文档信息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非商用-非衍生-保持署名 |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3.0 原文网址: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1/07/gao_ertai.html 最后修改时间:2011年7月 6日 14:42 付费支持( 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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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夹边沟记事》

我已经好几年不读小说了,但是这几天一口气读完了小说集 《夹边沟记事》 。 虽然名义上是小说,但是它写的都是真事,属于历史纪实。 (图片说明:《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夹边沟是一片盐碱滩,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郊东北30公里处,靠近巴丹吉林沙漠,风大沙多,荒无人烟。 (图片说明:夹边沟卫星照片,来自 Google地图 。) 1954年,这里建立起了”夹边沟农场”,正式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用来关押劳改犯。 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甘肃省2000多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动,口粮却不足一斤,大部分人最后都饿死病死。等到1961年初,夹边沟农场被撤销时,还活着的右派只有400余人!《夹边沟记事》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2010年,《南都周刊》做了一个专题 《甘肃夹边沟农场50年》 。下面就是几张50年后来自现场的照片。 (图片说明:随着风沙的吹蚀,当年掩埋的遇难者衣物被曝露在酒泉戈壁上。) (图片说明:距夹边沟林场办公区百米外的一座土山下,三座无碑的荒坟。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右派”的坟,墓主人是谁已无人知晓。) (图片说明:当年许多”右派”为了能吃饱,便在野外采野草充饥。这种草种食用过多会影响人体消化和排泄,致人肚胀而亡。 ) 甘肃知青出身的作家杨显惠,在访问大量幸存者之后,写出了系列小说《夹边沟记事》,一共12篇,发表在2000年的《上海文学》。 小说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右派)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后来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夹边沟记事》发表后,引起了轰动:  “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4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4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泪流满面……” 2009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我觉得,这本小说集写得非常好。从史料角度看,还原历史真相,真实可信,发人深省;从文学角度看,叙述流畅自然,描写准确生动,全无添油加醋,没有强加于人的评论;从艺术角度看,感染读者的地方首先是残酷的历史,然后是人道主义关怀。这本书没有写成猎奇式或控诉式的作品,而是体现了人性,令50年后的读者感受到悲悯、叹息、愤怒和爱,这是很不容易的。 小说集的《序言》里,有人把此书与 索尔仁尼琴 的《古格拉群岛》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个评价不过份,《夹皮沟记事》是当代中国最高档次的文学作品,够得上诺贝尔级别。 ======================================== 下面转贴其中的一个片段。 《董坚毅之死》 作者:杨显惠 摘自小说集《夹边沟记事》中的 《上海女人》 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坚毅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他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著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我说这可怎么办呀?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昧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坚毅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坚毅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 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坚毅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坚毅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坚毅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领导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坚毅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暧,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就去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坚毅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他,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坚毅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坚毅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坚毅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完) 文档信息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非商用-非衍生-保持署名 |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3.0 原文网址: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1/06/jiabian_ditch.html 最后修改时间:2011年6月19日 15:21 付费支持( 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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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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