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

作者: 杜君立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他母亲在大饥荒的遭遇： 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有房子住了。在中国一代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补一花絮：1960年中国大饥荒，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150克），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相国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有减少，且更有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我已经好几年不读小说了，但是这几天一口气读完了小说集 《夹边沟记事》 。 虽然名义上是小说，但是它写的都是真事，属于历史纪实。 （图片说明：《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夹边沟是一片盐碱滩，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郊东北30公里处，靠近巴丹吉林沙漠，风大沙多，荒无人烟。 （图片说明：夹边沟卫星照片，来自 Google地图 。） 1954年，这里建立起了”夹边沟农场”，正式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用来关押劳改犯。 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甘肃省2000多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动，口粮却不足一斤，大部分人最后都饿死病死。等到1961年初，夹边沟农场被撤销时，还活着的右派只有400余人！《夹边沟记事》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2010年，《南都周刊》做了一个专题 《甘肃夹边沟农场50年》 。下面就是几张50年后来自现场的照片。 （图片说明：随着风沙的吹蚀，当年掩埋的遇难者衣物被曝露在酒泉戈壁上。） （图片说明：距夹边沟林场办公区百米外的一座土山下，三座无碑的荒坟。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右派”的坟，墓主人是谁已无人知晓。） （图片说明：当年许多”右派”为了能吃饱，便在野外采野草充饥。这种草种食用过多会影响人体消化和排泄，致人肚胀而亡。 ） 甘肃知青出身的作家杨显惠，在访问大量幸存者之后，写出了系列小说《夹边沟记事》，一共12篇，发表在2000年的《上海文学》。 小说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右派）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后来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夹边沟记事》发表后，引起了轰动：　 “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4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4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泪流满面……” 2009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我觉得，这本小说集写得非常好。从史料角度看，还原历史真相，真实可信，发人深省；从文学角度看，叙述流畅自然，描写准确生动，全无添油加醋，没有强加于人的评论；从艺术角度看，感染读者的地方首先是残酷的历史，然后是人道主义关怀。这本书没有写成猎奇式或控诉式的作品，而是体现了人性，令50年后的读者感受到悲悯、叹息、愤怒和爱，这是很不容易的。 小说集的《序言》里，有人把此书与 索尔仁尼琴 的《古格拉群岛》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个评价不过份，《夹皮沟记事》是当代中国最高档次的文学作品，够得上诺贝尔级别。 ======================================== 下面转贴其中的一个片段。 《董坚毅之死》 作者：杨显惠 摘自小说集《夹边沟记事》中的 《上海女人》 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坚毅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他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著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我说这可怎么办呀？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昧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坚毅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坚毅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 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坚毅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坚毅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坚毅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领导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坚毅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暧，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就去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坚毅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他，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坚毅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坚毅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坚毅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完） 文档信息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非商用-非衍生-保持署名 |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3.0 原文网址：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1/06/jiabian_ditch.html 最后修改时间：2011年6月19日 15:21 付费支持（ 说明 ）： |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