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康无为/文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作文的艰难，标题写下了三个月，却迟迟未能动笔！这并非我能力不够，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灾难，是中国人永远挥之不去的一场梦魇！以致触及这段历史，内心总有说不出的痛苦。读资料，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访过来人，让幸存的人去回忆那段伤痛，不忍动问；欲成文，又不忍下笔，那悲惨，岂只是触目惊心！但，为了那上千万的亡灵能够安息、为了那段不该忘却的记忆、为了更好的以史为鉴，使未来的社会不再出现这种罪恶的折腾！道义和责任让我重新拣起撂下的笔头！ 　　 　　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背叛伦理的人只能说是衣冠禽兽。道德沦丧的人则是行尸走肉。漠视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苦难的人当然就是人渣！大饥荒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一直以来压在中国人的身上，五十年过去了，那上千万亡灵的天问，无时不在拷问国人的良心。但是，罪孽深重者不敢说，历经苦难的人又不忍说，以致真相好象被一个巨大铁幕笼罩住。令人纳闷的是研究文革的论著汗牛充栋，而这场诱发文革的大饥荒，却乏人问津。使后人被动选择地遗忘这段历史，把真相公诸于众，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回避不如面对，包袱早卸早好，毕竟历史对于后人，有时汲取教训远比学习经验更为重要！ 　　 　　说起大饥荒，不能不了解大跃进运动，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迷乱和疯狂，当时的那些提法和做法，比歇斯底里的狂想症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跃进运动将“狂想、狂说、狂做”三位一体。在“三狂”之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开始了；亩产粮食超万斤、几十万斤、的卫星升天了；全民总动员的钢铁大会战（为实现一年内钢铁产量翻一番）打响了；两年超英、10年赶美的设想产生了；一个县出一个郭沫若、一年内培养30万个郭兰英的文艺大跃进目标提出来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几亿农民走进公共食堂，享受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日子过上了；一个县20多天写出30万首诗、6亿人民成为6亿诗人的奇迹发生了！ 　　 　　遗憾的是这场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出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场面，相反这种迷乱与疯狂，造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后果自不待言。最为惨痛的是，由于大跃进使农业连续两年大幅减产（1959-1960），又由于放卫星逼出的高征购将农民搜空挖尽，加上政策极左，在拒绝外援的情况下又疯狂外援，于是出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全国性大饥荒。在最严重的时刻，农民把所能找到的能吃或不能吃的，只要没硬过牙齿的东西都吃光了。但是，恶政猖獗，农民逃荒无路；极权高压，饿殍求生无门！坐以待毙，家破人亡！ 大跃进中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使得农民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生活集体化、营养差造成疾病流行。普遍的饥荒和疾病流行，共同将大量人口推上了非正常的死亡之路。据有关专家测算，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500多万。 　　 　　（一）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并且两次去的都是苏联，都是莫斯科。第一次去，他备感压抑，心情很不舒服。但这第二次去莫斯科，情况则截然相反。他不仅受到了最高的礼遇，而且心情愉快，意气风发，俨然成为世界舆论，至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注的中心。 　　 　　他第二次赴莫，是在1957年11月。此行主要是去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赫鲁晓夫正在走向其权力的巅峰，但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至少在他内心里还不是很踏实。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当时他还只能用一条腿站着，随时都还有可能被人推倒，所以，作为团结中国的现实需要，毛的此次到来得到了最高的礼遇！ 　　 　　毛泽东赴莫前夕，苏联刚刚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卫星上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正好满足了他要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的目的。自从斯大林死后，苏共备受各国党的冷眼，波匈事件闹得社会主义阵营人心惶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议员落选，“和平共处”，甚至“和平过渡”的主张甚嚣尘上。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利用这次会议给各国党打打气，为此，他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并亲自向赫鲁晓夫了解苏美实力的对比情况。 　　 　　毛泽东坐稳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力量对比上，究竟是苏联强些，还是美国强些？赫鲁晓夫答复说，在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苏联领先些，而就整个经济而言，还是美国领先。因为美国的工业相对发达得多，最主要的钢铁一项，苏联的产量才是美国的二分之一。要赶上美国，苏联还要许多年时间。但苏联有信心在15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的回答还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也并非不解这差距意味着什么。所以毛泽东说，以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来看，我们要赶超英国也就是15年。当时我们只有500万吨钢，毛泽东对这种差距并非毫不介意。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并没有这样看。他算了一笔账：“当年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手里有7000万吨钢，苏联实际只有900万吨钢，美英还不是要来请求苏联帮助他们。并把易北河以东和中国的东北及北朝鲜都划给苏军占领？“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并且，历史从来就是“首先由人心向背来作决定的”，“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反正毛泽东是认定了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的。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演讲，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进行发言，只有毛泽东例外；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讲话，也只有毛泽东例外。毛一度在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下谈到，苏联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他明确地讲了：“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并肯定“斯大林逝世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一上来就讲：“现在世界上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同时毛泽东还引用了另一句中国“俗话”，叫“蛇无头而不行”。意思是说凡是集体，总要有一个带头的。 　　 　　尤其是毛泽东的另一段“极而言之”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骚动与不安，毛泽东试图让各国党能够鼓起勇气，“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包括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们，在战术上重视它们，就不难战而胜之。”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包括赫鲁晓夫在内，不少与会的代表颇难接受。并引发了后来的争辩。正像赫鲁晓夫后来所，原子弹可不是什么“纸老虎”，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原子战争打想来，整个世界也许都要毁灭掉，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靠？毛泽东不同意，对于充满浪漫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对生命有着不同于人的价值观念。他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有人告诉我说，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27亿人都会死绝的。我就不信。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他还是列宁那条原则：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一定会有战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即使死一些人，有什么好怕的？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可以说是豪气干云。还没有回到北京，他就已经开始按照他那“不断革命”的思路，准备发动“大跃进”，超英赶美了。开始提出15年左右赶超英国；1958年4月改为10年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在党内小范围里头，应掌握的口径是7年赶英，15年赶美。6月22日，毛泽东说；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超英赶美已不在话下，中国就要超过苏联，提前迈进共产主义了…… 　　 　　1958年5月中共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立。 　　 　　如何才能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目标？中共高层认为不能单纯依靠正规的大钢铁厂，应该全面发动群众，用土方法炼钢，各地上马土高炉，并给各省分配了需要完成的产量任务。于是，北戴河会议9月1日发表公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此后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7月份全国各地的小高炉有3万座，8月底达到17万座，9月底达到60多万座，10月底全国小高炉达到几百万座。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也激增，由7月底的几十万人发展到9月份的5000多万人，到了1958年底，全国共有9000多万人参与到大炼钢铁的运动。 　　 　　1958年８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毛泽东把人民公社当作是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各个生产大队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公共食堂，并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等口号，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得到蓬勃发展。 　　 　　在公社的体制下，农业生产的任务由农民们组成的大集体共同承担。农民的自留地，自有的牲畜等也归了公社。大跃进运动，在政治上只讲三面红旗，工业上“以钢为纲”，农业上“以粮为纲”。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造成地里庄稼荒废，直接为其后几年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开始公共食堂饭菜丰盛，却浪费惊人。但多数人都相信，“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即将到来，人们还是沉浸在狂热的喜悦之中。 　　 　　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1958年底，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经过核实合格好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生铁只有963万吨。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的亏损至少达到5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8%。可以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得不偿失。 　　 　　“大跃进”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的盛行，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层出不穷。但毛泽东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对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1959年初，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陈云经过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后，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落实在1300万吨。 　　 　　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但是，57年反右运动以来，左风抬头，实事求是早就没了市场，媒体的瞎吹狂捧，上下早已迷失方向。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这次会议，贯彻了落实陈云提出的上述原则。会上，毛泽东通过对前段时间“大跃进”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但对成绩也作了充分肯定。这次会议虽然承认反冒进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承认陈云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南宁会议以来批评反冒进的路线。 　　 　　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作了客观的表述。他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尤其是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否定了所谓的成绩，于是庐山会议的性质由纠“左”变成反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气氛下，陈云在会前提出的被毛泽东赞扬的一些意见被搁置起来。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感到空前的孤立。这不由使毛泽东必须进行反击，他当时就说得很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二） 　　 　　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们会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随州和安徽的六安、阜阳等地区接壤。该区与河南的洛阳、安阳素有“三阳开泰”，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且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称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 “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这种浮夸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由于地委的首肯，反而成了高产的典型，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在当年大办钢铁的工业运动中，到处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行不行，数量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当时明眼人就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地委领导仍一意孤行，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要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 　　 　　正是这种恶意的宣传、误导，全国“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 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大旱，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各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已无米下锅、没粮可吃了，群众开始出现了外出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的外出逃荒，被地委认为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政府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蓄意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当时就有有良知的干部，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在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就下到两个公社，了解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知道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靠吃点红薯、野菜等充饥，不少人脸上已出现浮肿。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已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这个干部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随后该干部一方面让秘书给上峰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不想后来该干部遭到批斗时，开仓放粮成了一大罪状，他的秘书也受因此受牵连。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来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向上面反映情况，结果被逮捕法办，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这个医生遭到逮捕。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遭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群众已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自救。这不但没有得到相关的重视，反而，被定性为“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在公检法立案，被列入的批斗对象。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能得到外界的援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荒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仅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的向外求助信，就多达1万2000多封。为了不让饥民的外出逃荒走漏消息，在村口实行封锁，已经外逃的则实施围、追、堵、截，外逃被抓获的饥民则以“盲流”或“流串犯”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方式的惩罚。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从而更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是何等的纯朴、善良。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早就忘掉了人民！ 　　 　　但是，信阳事件对于中国来说折射出的只是冰山一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500万人）。“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杨继绳《墓碑》）这是大饥荒的真识写照！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起三高农业，即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深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拳打脚踼、冷水浇头、拔头发、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当时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证”。其结果是饿殍遍野，疮痍满目，人以相食！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 　　 　　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 　　 　　当时在四川、河南 、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尝试，却也把极权制度推向了极至。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集体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了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无法维生。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最后昙花一现。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共产了。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 　　 　　没饭吃，没柴烧，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们无心生产。谈到社会治安时，群众说：社会风气极端反常，好人受打击，老实人吃亏；有些地方是坏人当权，横行霸道，老百姓受气，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说：“三只手吃饱饭，两只手饿着干”，“共产风吹散了心，浮夸风要了命”，“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灾难连锁反应殃及全国，强权统治“五风”盛行，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浮夸风害了那么多农民的命，瞎指挥风剥夺农民的一切权利，强迫命令风使农民变成了农奴，干部特殊化风催生了一批新贵。“五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三） 　　 　　饿死3500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1、2次世界大战人口死亡的总和，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100个南京大屠杀，相当于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相当于430次汶川大地震。 　　 　　过去，人们常常把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归因于自然灾害、苏联修正主义逼债和帝国主义的封锁.。但近年披露的资料表明，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和当年的生产大跃进一样，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神话。其实，早在1962年刘少奇就谨慎地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东北免于饥馑是得益于苏联的借粮，美国欲相援而被拒，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还是轻描淡写的归之于领导人头脑发热，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头脑发热，其他一些领导人以至于地方和基层干部也跟着一起发热。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大家也跟着一起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结果就酿成大跃进运动。或者说是由于没有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过分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酿成的悲剧。总之，是犯了左的错误，是好心办了坏事。纠正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树立正确的经济建设观念，防止左的急躁冒进，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如此等等，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这样轻松地给和谐掉了。 　　 　　据《生活文摘报》上的一篇《1960年，前苏联“逼债”真相》一文透露，当时中国共欠苏联债务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2.9亿元。应该说，这些外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仅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使我们损失了2000亿以上。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的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据周恩来透露，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年同时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本来，1958年和1959年，因中国大跃进，财政紧张，已削减了外援的幅度。但中苏决裂后，中国随即扩大了外援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就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了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的超过了偿债的规模，大把大把的粮食和物资流到了朝鲜、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与其说，三年大饥荒是苏联逼债的结果，毋宁说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是拒绝国际社会的援助造成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左倾极端狂热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等原因造成的。它显然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造成的？令人可悲的是，我们搞清这一历史真相竟然要用了40多年的时间。 　　 　　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 　　 　　对于这么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全人类都有义务吸取历史教训。虽然执政者对大跃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持否定态度，但也从不鼓励学者去认真研究这一历史悲剧的成因和后果。以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少大历史观的概念，大跃进和反右以及文革相比，一个为前因、一个为后果，对知识分子成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因而知识分子大多只记得自己的伤痛，而忽视了对大跃进的研究。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却远远少于前者的二十倍，或还更少！所以我们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恐怕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一个应该反思的问题。 　　 　　现今而言，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现时的语境，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专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也只能在在香港出版！这部由他潜心调查写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著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代表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遗憾的这部引人深省的巨著，需要反思的大陆人却无缘瞻仰。好在近来思想开放，大陆出版了一本《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曾任新华社记者20多年，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本书记述了作者亲历、参与并采访这些事件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许多事实和数据首次公开）。这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对唤醒许多人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这场灾难！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作为国家第一把手，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果中国当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这样大规模的饥荒或可避免。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民主制度，虽然是可以避免饥荒的重要条件，但是大饥荒后，民众盲目而狂热的崇拜，又进一步加大了大饥荒后次生灾害的形成，所以，令人困惑的是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却变成了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被演化成了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面对灾难，竟能创造出多种宣传效果：把灾害转化为庆典；把问责转化为感恩；把丧事转化为喜事；把哀伤转化为喜悦；把反思转化为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组织的效忠；把民众的良知转化为对国家的颂扬……这就不难理解，民主制度在中国为什么找不到土壤，因为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乐于让专制阉割的基因！ 　　 　　对于生命的冷漠，是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明清两代，中国的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把赈灾看成是皇恩浩荡。所以在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三百多次。然而，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地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已大大高于中国，这也是叫化子可怜相公的典范。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外援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由此来看1959至1961年的大饥荒完全是“人祸”所致，但是，自封为“伟、光、正”的毛泽东却从未发一篇“罪己诏”，还念念不忘的说九分成绩、一分过失。所以，“超英赶美”不是人民的福祉，不过是想以此来重温“上朝天国”迷梦而作的借尸还魂罢了！ 　　 　　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那种狂妄与浪漫的诗人秉赋。因为狂妄他敢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因为浪漫，所以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念！他在庐山会议时，把上千万生灵的灭失，看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即一分失误、九分成绩。这就不难解读其为什么还能在饿殍遍野，人以相食的大环境下，还写得出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浪漫诗篇！ 　　 　　作为大国领袖，高瞻远瞩是基本的素质要求。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毛泽东清楚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1959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显然这样的结果谁也负不了责任，于是又犹抱琵琶半遮面，自圆其说地道：“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題。”但他并沒有停止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去干，把责任推給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所以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谋略家，一切为我所用，阴谋、阳谋不过是一个工具性解读，所以他能阴阳互换应用娴熟。有人提出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在他口里永远是鼓励讲真话的，并常挂有那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口头禅。其实毛对此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占大便宜”的道理，结果刘还是逆鳞获罪，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揭示了毛体制的实用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风险。所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皆肇源于此，并成为以后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造假的动力所在。 　　 　　在毛泽东看来战术是为战略服务的，即手段必须服从目的。毛泽东为推行和巩固其三面红旗，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11月，的“力倡”阶段，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运动群众，借此调动热情排除阻力，认为可以借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偏”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并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借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作出让步，于是他采取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作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私分，是导致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于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改革开放”已进入了30个年头，社会矛盾充分释放，改革走到了临界的关头，左风阴魂不散，处处制肘；腐败层出不穷，人心涣散。只有甩掉历史包袱，才能凝聚人心，改革不同于改良，可以慢条斯理、文质彬彬；也不等同于革命，推翻一切重来。改革走的是中间路线，面对困局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无疑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应清醒该改什么、该革什么，有条不紊有序进行，这样才能避免大跃进而带来的折腾。只有广开言路，信息对流，上下互动，民意沟通，敢说真话才能避免不该发生的灾难！ 　　 　　所以，“大跃进”这段历史不可再含糊不清，让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让活着的人切齿寒心。只有让国家、社会、民众共同记住伤痛，吸取教训，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民族才会有希望。可是，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忽悠世人”，以至，有良知的学者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并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此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就算只有十分之一，难道你们认为，2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是天经地义吗？　　 　　 　　“在历史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侧面，其实都隐伏着不止千百万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其中的历史画面，将其记录下来，就给后人多留下一个不可替代的真实镜头，就多了一个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权力垄断的历史总是维护一党一派的政治利益，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却往往是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记录下哪怕瞬间的真实真相。而正是这些真实真相汇集的能量，就能够在某一个黎明撕破被权力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的铁幕。一个今天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他年便能把多少年来被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秋桐博文） 　　 　　“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如果我们连正确对待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谈何接受历史教训。 　　 　　建个纪念碑吧！让死者安息！让生者永远记住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http://bao.luo.335.blog.163.com/blog/static/438285172011887273419/?suggestedreading&wumii

　　20世纪，中华民族遭遇了两次深重的劫难。一次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另一次是1958年至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这两次灾难都是人为的灾难，都给中国带来了数千万的人口损失。而到底有多少人直接死于这两次旷世灾难，仍是困扰中国人的迷，更少有人对两次灾难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一、八年抗战 　　日本侵略中国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造成中国大批军民死亡则是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 　　1，死亡人数 　　建国几十年间，中国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估量逐年升高。建国初期，中国将1937-1945年日军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1000万人牺牲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认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1994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记载，”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 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 　　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军民伤亡累计最低限为3480万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 　　以上这些数字并非严格调查和统计的结果，只是根据各种情况进行的估计。其中的主要数字还使用了”伤亡统计”，而不是”死亡统计”，不符合国际上进行战争统计的惯例。让人颇感吃惊的是，中国大幅调增了在抗战中死亡的人数，增幅竟达一倍。建国初期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1000万，1987年出现了胡绳2000万的说法，1991年国务院仍确认为1000余万，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以后官方采纳了2000万的说法。八年抗战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亡，由于当时缺乏可靠的人口统计技术，现在已经无法对人口死亡情况做精确地估量。 　　根据人口学的研究，可以估计中国人口损失的大致限度。侯杨方估算，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年初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3亿，1911至1936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0.27‰。如果不发生抗战，人口就这样增长下去，到1946年全国人口应该达到5.87亿。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946年年初中国人口在5.20-5.35亿之间，也就是说，八年抗战给中国带来总的人口损失在6000万左右。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数字，仅用来对八年抗战中的人口损失做大致估算。 　　这是不是说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杀害了中国6000万同胞呢?应该说，这个数字既包括了战争直接造成的军民死亡，也包括了因战乱造成的人口出生的减少、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以及内乱导致的犯罪和自杀行为的增加带来的人口损失。此外，战争还会导致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下降，引发流行性疾病的增加和蔓延，导致人口大量减损。历史资料显示，战争会导致结婚率和婴儿出生率急剧下降。一战期间，匈牙利的结婚人数减少了68%，意大利减少了63%，德国减少了46%;与此同时，参战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匈牙利婴儿出生率仅为战前的60%，意大利为43%，德国为49%。战争期间，由于国家职能被严重削弱，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国家往往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地救灾和赈济。1942年夏，一次特大的旱灾降临已饱受战争、灾害摧残的中原地区。其中灾害最严重的河南省灾情一直持续到了次年的5月，随后又遭受了蝗灾、水灾的袭击，全省饥民3000万，死亡达200万至300万人。与此同时，远在华南的广东也遭受了大旱灾，并伴随传染病的流行，全省人口死亡50万。 　　其实，直接死于抗日战争的人口数量有相对可靠的数字。抗战胜利后，为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国民政府进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1947年5月20日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公布了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抗战期间全国军人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7065人。国民政府在报告中说明，上列统计均未包括东北、台湾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各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1946年7月，中共在《群众》第11卷第11期载，”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等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鲸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另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死亡160603人，负伤290467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根据以上国共双方的正式统计数字，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死亡1911583人，平民死亡7673727人，军民死亡合计约960万人。 　　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因战争直接死亡960万是一个有充分统计依据的数字。一般来说，正规的统计数字可能偏低，它可能会遗漏某些调查对象，如中共的19个解放区只统计了7个主要解放区。不过，它仍然要比任何单纯估计的数字都要可信。近年来，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数字翻番主要是统计标准发生了变化，把战争间接导致的人口死亡也统计了进来，如饥荒、疾病、传染病导致的人口死亡。另外也加上了对先前遗漏的补充。这样，八年抗战中的死亡人口就达到了2000余万。 　　2，战争赔偿问题 　　战败国负有对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国际义务。1972年7月，毛泽东大方地拒绝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在此情况下，1979年至2008年3月，日本对中国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经济援助行动，以经济技术合作、低息贷款、无偿援助(白给，无需偿还)等各种形式，对中国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等各个领域提供援助，援助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总额达2248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外汇储备极为有限，急需外汇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大型设备，日本的援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日本是第一个无偿援助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家，其资金主要来自日本国民交纳的税金。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 　　二、1958-1962年大饥荒 　　1959-1961年.通常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中国人口大规模死亡发生在1958年至1962年的五个年头里面，持续约四年时间，其中以1959年至1961年最为惨烈。全国性大饥荒结束后，中国人并没有摆脱饥饿，全国仍处在普遍的饥饿之中，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初期”包产到户”以后才得到改观。饥饿是很多中国人幼时的记忆。 　　1，大饥荒死亡人数 　　大饥荒的死难人数，从1000万到6000万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出处和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口学的计算，二是根据地方史志和年鉴进行统计，三是国家解密档案。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根据中国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1983年公布的千分之一抽样生育率进行研究和计算后认为，1958-1962年大饥荒造成2481万人非正常死亡、3081万人口减少出生，人口损失总计达5549万人。1986年，国家人口研究课题负责人蒋正华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其它相关资料编制出1981年中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并建立数学模型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2005年，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显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2008年，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结合中外学者的看法，提出”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2011年，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研究指出，大饥荒共导致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6%-8%死于酷刑。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2005年11月，香港《争鸣》杂志对档案解封情况进行了报道。该杂志称，中共中央已于当年九月对1959年至1962年档案解封，但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被编辑整理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这些档案显示：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以上数据，1959-1962年全国因饥荒非正常死亡3755.8万人(其中城市687.3万人，只占18.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遗漏了1958年的数据，1959年的数据也少统计了12个省区。如果加上这些数据，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可能超过4000万。即使以曹树基比较保守的325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计，此次大饥荒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饥荒。 　　人口学的简单计算就可以揭示大饥荒时期人口损失的程度。1957年年底中国有人口64653万，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3.23‰，如果按这个增长速度正常增长下去，到1962年年底全国应该有人口万72519万。实际上，1962年年底全国人口只有67295万，这意味着大饥荒造成了5225万人的人口损失。如果考虑50-70年代是中国人口加速增长期，自然增长率一度到30‰以上，则大饥荒的人口损失可能更多，有学者估计在7000万以上。以上两个数字包含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的人口。 　　2，大饥荒实录 　　各省饥荒程度很不一样。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死亡率最高的是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全省灾前人口18.37%，其后依次是四川省13.07%，贵州10.23%，湖南6.81%，甘肃6.45%，河南6.12%，广西4.63%，云南4.19%，山东3.38%，江苏2.88%，湖北2.20%，福建2.02%，辽宁1.71，广东1.71%，黑龙江1.21%，河北1.10%，江西1.06%，陕西1.02%，其余省份的死亡率在1%以下。以死亡人数统计，四川省死人最多，高达940万，其后依次是安徽633万，河南294万，湖南249万，山东181万，贵州175万，江苏153万，甘肃102万，广西93万，云南80万，湖北68万，广东66万，河北61万，其余省份死亡人数在50万以下。 　　大饥荒发生后，中央号召人民食用代食品。代食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农作物代食品，包括农作物的根、秸秆、叶、果壳之类，如玉米根、稻草根、玉米秆、麦秆、油菜秆、高粱秆、薯茎、豆秆、高粱秆、玉米包皮、玉米芯、薯叶、麦壳、谷壳、稻壳、豆饼等。1960年春，《人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第二类是野生植物代食品，包括野生植物的根、秆、叶、皮、果实之类，如草根、芭蕉根、蘑芋、石蒜、萝卜缨、洋槐叶、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鸭跖草、树叶、树皮、槐树花、橡子、沙枣等。第三类是野生动物类代食品，如老鼠、蚂蚱、蛇等等。此外，中央还号召人们食用原本用于猪饲料的小球藻。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用小球藻制作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遗憾的是，代食品也不足以解决饥饿。为了充饥，饥民们吃各种各样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如拌了毒药的种子、返青的麦苗、蓖麻叶、枇杷仔、观音土，很多人因此中毒或死亡。 　　饥饿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如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妇女绝经、胃下垂、胃肠功能衰竭、肝炎、腹泻、疟疾、伤寒等等，很多人在疾病的折磨中死去。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疟疾、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4000万人次。余习广认为，全国在饥荒期间共有高达3亿6000万人次患上各种疾病。浮肿病是得病人数最多的一种病。治疗浮肿病没有良药，或者说唯一的良药就是粮食。但没有人敢说实话，说实话的人会遭到严厉打击，被”维稳”。一次，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赵玉书”带人到一个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医院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越治越多，你们少什么药?王医师说：就少一味药，粮食!结果赵书记当场令公社召开大会批斗王善良，并通知公安局，在批斗会一结束，把他当场逮捕”。 　　饥荒造成的死亡是很惨烈的。作家梅桑榆回忆安徽凤阳县的情况说，早晨开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路倒”。”有一天，我去上学，见一人迎面走来，先是摇晃了两下，然后脸往下，呼嗵一声，栽倒在路边。他的脸向一边侧着，嘴里流出一滩水来，其中有一些绿色的粘稠物和未消化的碎草叶”。还有一次，”一个妇女死在街对面，但她怀里大约两岁的孩子，仍然活着”。又有一个雪天，人们早晨起来，发现三个孩子跪坐在地上，脸朝向有火炉的墙壁，显然希望借炉火的余温取暖，却仍因冻饿而死。江苏省《高邮县志》记载，1959-1961年高邮县饿死37000多人，其中17000多人是儿童。山东省汶上县次邱公社某位社员有一个男孩，59年春天饿死了，家人害怕干部知道后减少口粮，连哭都不敢哭，忍着剧痛，悄悄地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囤里，臭了又埋在院子里。城关公社55岁的一位老太太，5天吃了3只老鼠，最后还是活活饿死了。 　　因为饥荒，全国有无数个家庭死绝，甚至整个村庄消失。如河南省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107.0321万人，占总人口13.2%。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 　　”人吃人”现象在饥荒期间普遍出现。山东金乡县卓庄村有个社员断炊好几天，刚开始吃毒蛇，后来，饿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扒出一个死去小孩的尸体煮着吃了。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一份《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余起。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呈交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记载，”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根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有网友回忆说，”小时候听妈妈说过，一说便流泪，我也是安徽人，安徽和河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母亲说她当教师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大饥荒，道上净是死人。有一个女的，把她的女儿给杀了煮着吃，公安局上她家，还从床上搜出一盆人肉，锅里还有半锅油汤，看过的人都说油珠和猪肉的油珠不一样，当时有的一个庄子只剩几个人”。一些地方当时还流传着顺口溜，”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令人震惊的是，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口不都是被饿死的，很多人是被干部折磨和毒打致死的，其中又以1959-1960年的”反瞒产运动”最为惨烈。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计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占22.3%。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仅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公安机关就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更是达到19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新县白雀园的一次现场会上，一名大队干部报不出数字，就被五匹马一匹套住头部，另外四匹套住四肢，咔嚓一下，五马分尸。四川省荥经县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县委书记姚青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搜粮，对不老实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伤耳朵、捆绑、吊打、人烧人、火烧、锄把捅阴道、刀砍、活埋等37种惩罚手段，其中最惨的、有案可查的是把一个年轻妇女的腿劈开，用锄把直接从阴道捅进去，活活的捅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指出，从中国近年公布的官方文件来粗略推算，1958年到1962年期间，大约有6%到8%的非正常死亡者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3，自然灾害与苏联逼债 　　有人坚称，”自然灾害”导致了大饥荒。如《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显示，1960年、1961年发生了自然灾害，成灾面积都在4亿亩左右。让人无法理解的是，1956年和1957年连续两年发生成灾面积在2.3亿亩左右自然灾害，并未导致大规模饥荒，而1958年成灾面积只有1.0亿亩，可以说是一个好年头，1959年成灾面积也只有1.9亿亩，但1958年秋却迎来了全国性的饥馑。这意味着，《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的说法并不可靠，或者高达4亿亩的成灾面积另有成因。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文字记载的中国2000多年历史也从未发生过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认为发生了全国性自然灾害，而且持续三年之久。这根本不可能。 　　以河南信阳为例，因饥荒非正常死亡107万人，全区人口的八分之一遇难，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回忆说，河南信阳的确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生的情况也类似。据时任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历史上发生饥荒，封建时代的官府都要开仓放粮，老百姓守着粮仓被大规模饿死，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有人将饥馑发生的原因归咎于”苏联逼债”。通常的说法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至9月1日，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终止所有合作项目，并中止派遣按协议应来华工作的900多名专家。中国由此陷入国际势力的重重封锁。这种说法不实，中国不但没有遭到封锁，美苏两国还主动表示要援助中国。所谓”苏联债务”，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中国欠苏联的外债和利息共计57.4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与中国每年600亿元的财政支出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完全不可能造成经济困难，而且截至1960年，已经将其中的33亿元归还。所谓”逼债”，唯一能找到的出处是，1960年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单方面把贸易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不过，紧张关系很快缓解。在得知中国方面出现饥荒后，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不久，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据中国贸易代表团汇报:”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对我1960年的欠账和借给我50万吨粗糖都不计利息……这种不平常的谦让和客气是11年来中苏贸易往来中所未曾有过的”。 　　美国也曾主动提出不带有任何政治条件的粮食援助。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侯锐在《试论肯尼迪时期美国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的政策调整》一文中称，”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粮食问题时他表示：中共最近还在出口食品，因此不必向其提供粮食，但是接着又说美国关心世界任何地方的饥谨，如果既存在对食品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请求，那么’不管其来自何方美国都会乐于给予考虑'”。3月4日，国务院给波兰大使馆发电文，直接对会谈大使比姆做出指示：’如果王炳南提到中国大陆的食品短缺，并谴责美国为了反面宣传企图夸大事实，那么可以引用总统1月25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使其相信美国无意单单为了制造宣传效果而提供食品。然而，如果王炳南方面真有对食品的紧急请求和需要，那么美国会乐于考虑答应其需求;要是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纯粹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相反，尽管会使王炳南表示出对接受美国食品援助的兴趣的这种偶然性微乎其微，但仍要让他知道任何需求都会通过你提交国务院处理)'”。美国方面的援助，被王炳南以中国不要”施舍”、”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为理由拒绝。 　　4，大饥荒的真正原因 　　既然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也不是苏联逼债的结果。那么，大饥荒怎么发生的? 　　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政策。1949年的毛泽东雄心勃勃，他要在中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一颇富理想主义色彩的目标与其他领导人希望继续走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愿望存在明显分歧。毛泽东凭借他在建国初期无与伦比的地位成功实施了他的理想，这体现为前后相继的两条经济发展总路线，一条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条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对各种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经济成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这个目标顺利实现。随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的基本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即使从语词里，人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流露的急躁和狂热情绪。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全面展开。这次会议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把钢产量目标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目标由5000亿斤提升到7000亿斤，并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1958年8月，中共北戴河会议再次将生产指标夸大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全国各地大小官员展开一场吹牛比赛。如小麦产量方面，1958年《人民日报》刊载，河南省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3530斤;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产量方面，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早稻亩产44308斤，广东省连县中稻亩产60437斤……。一些地方报纸刊载的水稻亩产更加惊人，《天津日报》报道称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广西日报》报道称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如果这还不算稀奇的话，看一下河北省徐水县向毛主席表现的决心：一棵白菜500斤，一亩山药120万斤，一亩小麦12万斤，一亩皮棉5000斤。在官方媒体中，到处充满着歌功颂德和喜讯，丝毫看不出半点危机和警示的迹象。 　　俗话说”吹牛不交税”，这话错了。吹牛就是要交税。各地纷纷虚报粮食产量，也就意味着国家征购的增加，以及农民口粮的锐减。以福建省为例，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福建并非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情况尚且如此。征购和实际产量的巨大差额，令征购任务难以完成。在各地相继出现”缺粮”、”断粮”、”大规模逃荒”现象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人，仍认为农民隐藏、私分了粮食。经毛泽东批示，全国范围内掀起”反瞒产运动”，强行征购。有些地方的”反瞒产运动”极为凶残，当作一场阶级斗争来搞。就全国来说，打人现象及其普遍，惩罚形式多种多样，如批斗、辱骂、推搡、罚跪、背磨盘、捆绑、扇耳光、揪头发、灌粪、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抽皮带、毒打、吊死猪、刀砍等等。”反瞒产运动”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流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截止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值。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应该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经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 　　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实际上，1959年冬至1960年冬，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农业丰产卫星接连上天，工业也不示弱。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范围内”以钢为纲，全面跃进”。1958年7月底，全国钢铁战线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到了9月底，骤增至5000万人;10月，又增至6000万人;到了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男女老幼已经高达9000万人。”大炼钢铁运动”干得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全国各地的田野里，山坡山，小土炉星罗棋布，到处烟火点点，浓烟滚滚，蔚为壮观。现在，人们都知道大炼钢铁是一出闹剧，炼出的都是一些残渣废铁，而它对农业的影响却是致命的。1958年被公认为一个丰产年，由于大炼钢铁抽调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粮食烂在地里，收不上来，造成丰产不丰收。此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仅一场伴随大风的降雨就会造成农作物倒伏，从而使粮食大量减产。其实只要人们把歪倒的禾苗扶正，粮食产量就可以基本不受影响。大跃进时期，人们一窝蜂地跑去大炼钢铁、开山挖渠、建水库修水坝去了，没有精力照顾农作物，上级们又瞎指挥，耽误了农时。这应该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真正的成灾原因。 　　”大跃进”运动顺利开展的制度基础是”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还是毛泽东的心爱之物，被看作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步骤。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兴起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截至1958年9月29日，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到了10月底，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进一步增至99.1%。”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单位，一般一个乡建一个社，公社内部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基本消灭了家庭。如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下设连、排、班等单位。公社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有事请假，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分为男营、女营，老幼营。男女即使夫妇也不可私会，否则会遭到批斗。人民公社制度不仅把全民纳入一个准军事组织之中，为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大跃进运动打开方便之门，也使企图远离这一运动的人无处可逃，丧失了一切反抗的机会和勇气。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建立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暴力收缴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过程。农民家里的灶台被拆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粮食、柴草、家畜家禽全部都被集中到公共食堂，甚至农民挖的野菜也要上缴。私自做饭是不允许的，一旦干部发现谁家烟囱冒烟，就会冲到农民家里，没收或杂碎做饭家具，组织批斗。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可以热一下。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农民的生存权也就交到了干部手里。在人民公社，干部的命令高于一切。他们不仅在公社内部设立民兵，强制执行他们的命令，还把食物作为惩罚和奖赏的手段，用以控制群众。当群众稍有违抗，就会遭到扣饭、减少饭量的惩罚。根据现有资料，由于干部扣饭、减少饭量，大量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在食堂前。杨继绳《墓碑》记载，四川省”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食堂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贺连续扣饭两个月，第一个月每天只给三两原粮，第二个月只给二两，到最后5天一颗粮食也不给，朱被活活饿死。社员蓝权在水库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蓝没办法，每天挖野菜充饥，不久饿死在山坡上。社员冯银山一家7口人，有4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口人全部死绝”。扣饭的原因各种各样。如”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有的公社还规定了”三扣”、”三不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扣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 　　户人家，就有64 户被扣过饭。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即使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就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迫害。 　　食堂造成的大量粮食浪费，也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直接原因之一。公共食堂建立初期，社员们享受了两个月大吃大喝的富足生活。”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是当时响亮的口号，甚至外乡路过的人都可以随便进入食堂享受免费的餐饭，很有一点共产主义的意思。当时就有人反映粮食浪费现象，也有人看到粮食库存不足以支撑大吃大喝，主张定量供给，但这些意见统统受到批判。到1958年底，粮食变得非常紧张，1959年春天则出现了春荒。有资料说，7.72%的人在1958年的最后两个月被饿死。 　　令人惊奇的是，在群众被大批饿死的时候，一些粮仓却堆满了谷物。据中共广东省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罗定县当年1-8月死亡17000多人，其中水肿病死亡7354人，其它疾病死亡10052人。后查知，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指出，”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封建时代的官府尚且知道饥荒年间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1958-1962年大饥荒更奇特的现象在于，政府不仅不进行积极的救济，而且不准百姓逃荒。 　　在全国大规模饿死人的时候，中国粮食出口数量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1961年8月，老挝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则显示，1950-1957年，中国粮食净出口每年在200万吨上下，而1958年则达到266万吨，1959年更蹿升至416万吨，1960年仍出口265万吨。 　　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一文中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著名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更是因为不合理的食物分配机制。自然灾害在现代饥荒中只是次要的原因，因为它很容易通过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加以应对。由于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当中国饿死成百上千万人口的时候，议会和报纸上没有出现任何批评的声音，毛泽东的错误经济政策得以持续了三年而得不到纠正，最终造成数千万无辜百姓的死亡。 　　三、与历史和解 　　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共造成5000-7000万的人口损失，其中至少3756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以此数目论，大饥荒四年的人口损失规模基本与抗战八年的人口损失规模持平，因饥饿致死的人口总数至少为日本直接杀害中国人数量的两倍。这也意味着，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要数倍于八年抗战。 　　与日本侵华战争一样，1958-1962年大饥荒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是一系列错误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抗战胜利以来，日本政府从未对侵华行为做出深刻的忏悔和道歉，同样，中国也从没有向无辜死去的三千余万饿死的冤魂表示忏悔，更不曾向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莫非从不对自己犯下的过错忏悔是亚洲人的一贯性格? 　　宋朝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只有经过和解才能达到”太和”的和谐境界。和解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战后，德国衷心忏悔，德国总理不止一次的向不同国家的遇难者下跪寻求宽恕。最终德国不仅得到了欧陆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归欧洲，还主导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成为事实上的欧陆霸主。相反，歪曲事实、隐瞒事实永远不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只能使不满和仇恨情绪暗暗滋长。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吗?不承认历史事实，也就失去了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机会。没有人反思大饥荒，待1964年和1965年短暂的温和期之后，中国很快迎来了更猛烈的风暴—-文化大革命。诚然，大跃进和大饥荒可以从文化上追溯到乌托邦理想，在罪恶的果实面前，没有反思精神，只能让那个摇摇欲坠的理想更加声名狼藉，遭到更多人的唾弃。他们似乎永远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永远不愿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可怕漏洞，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永远无法在思想上取得进展，一切事情又和往常一样。 　　大饥荒已经过去50余年，它已在中国人心头留下深刻的烙印。直到今天，很多人见面的问候语仍是，”你吃饭了吗?”痛苦能让人更加热爱生命。人们有理由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共同缅怀3756万死难的同胞。向死难的同胞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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