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事情原本不该如此收场。直到不久前，人们还一直认为中国领导层换届会按部就班进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分别出任下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更换七名成员，其中一位新进者应该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大张旗鼓地试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但近日中共出人意料地宣布免去他的职务，为他的这一努力画上了句号。薄狼狈地退出权力舞台，引得各界大声叫好。自由派人士为薄的倒台击掌相庆，因为他发动的“唱红”运动让人回想起极左时代的疯狂——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全民歌唱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歌曲。谨慎而又紧张的官员们长出了一口气。他们憎恶薄，因为薄无所顾忌地争取“上位”，打破了中共一向反对公开争夺最高领导层席位的禁忌。薄让他们感到惊恐的原因是，他很擅长独树一帜：他没有安静谦卑地在中共体制的权力走廊里排队前进，而是擅自打造了极具魅力的公共形象、向党施压。民营企业家们也在庆祝薄的倒台，因为他的言辞充满民粹主义味道，而且在重庆高调的“打黑”运动中采用可疑司法手段没收商人资产，这一切都让民营企业家们深感不安。 考虑到薄熙来很少掩饰的野心和剑走偏锋的招数引起颇多争议，人们很容易把他的倒台当作一场政治道德剧来看待。如果真是如此，那人们就错了。不管薄多么不招人喜欢，这起事件揭示出的问题都远比个人政治蠢行更为深刻。 对中共而言，薄熙来这位政治冒险家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此人浮沉引起的麻烦却远未消散。首先，薄熙来事件揭示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在权力分配和中共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薄公开挑战中共长期以来的人事晋升规则，表明他——以及中共体制内的许多人——不愿继续遵守这些规则。他们认为，这些规则偏爱那些不愿承担风险、毫无生趣的官僚。就目前而言，党内当权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压制住了这些党内的反对派。但是，现行这种通过暗箱操作在各“山头”间分配权力的体制，有朝一日必会招致像薄熙来这样有野心、爱冒险、且自认受到该体制不公正对待的党内人士的反抗。如果此类愤恨增强，备受中共珍视的党内精英团结——即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把党内各派维系在一起的凝聚力——将受到侵蚀，危及中共生存。 薄熙来能够轻而易举地以其左倾民粹言论和荒诞的举措调动民意，这一点也应引起中共的担忧。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早已把毛泽东的幽灵赶走——毛是唯一一位能够召集群众来恐吓号令党的共产党领袖。薄非常有效地利用了群众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不满情绪。这表明，只要中共的政策继续维系权贵资本主义，未来就还会出现薄这样的政治冒险家，还会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来实现其个人野心。如果说中共从中有什么要吸取的教训的话，那么首要的不是防止再次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而是务必解决滋生左倾民粹激进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实践中，这要求开展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 这整出闹剧中展露出的唯一一线希望是，中国社会已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和影响力。如果可以的话，中共原本会把家丑严严实实地捂起来。但是，在这个信息革命的时代，公众的警觉性之高前所未有，家丑不外扬已经很难做到。甚至在薄熙来的左膀右臂、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逃前的2月初，就已有中国媒体在激烈争论薄大肆吹捧的“重庆模式”。许多自由派人士质疑重庆模式的成就、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当近日王立军在成都美国总领馆短暂寻求避难时，民众的反薄情绪在网络上急剧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一名高官（王立军是副部级）做出如此叛国之事义愤填膺，此情无可非议。老百姓更加愤怒的是，文革结束35年后，让人回想起臭名昭著的“林彪事件”（1971年，这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企图逃往苏联）的政治阴谋再次成为举国谈论的焦点，而他们却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这场“完美”的政治风暴中，薄熙来的命运已定。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能否把这出丢人的闹剧转变为机会，来实施变革。 本文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 译者/何黎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访问者：“政见”观察员 方可成 王磬 受访者：潘鸣啸 日期 ：2012年2月7日 观点预览：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1-1 字数： 430000 开本： 16开 ISBN：9787500082545 定价：￥45.00——小平注）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待续）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 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未普 薄熙来的命运及其转折，远远超过陈希同和陈良宇这两个政治局委员的跌宕故事。很多人把王立军闯馆引发的政治地震，比作林彪“九一三”事件，就震撼性而言，这个类比很贴切。 发人深思的是，民间对薄熙来倒台的反应却很复杂。对唱红打黑一直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人士，固然不会怜悯“唱红运动”的破灭，但不少人却出声维护薄派的话语权，希望走出党内斗争的老一套循环，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从法制上解决问题；对薄熙来表示同情甚至支持的不单是毛派和极左势力，也有不少来自民间的声音；就算多数人对薄熙来不表同情，对胡温当局的讥讽却大于对薄熙来倒台的幸灾乐祸。特别是随著前几日中共严厉打击网络言论和关闭一批网站，民间对胡温的批评声音更加升高。这表明，广大民众对胡温当局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应该说，王立军和薄熙来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在中国政坛四平八稳、毫无棱角的木偶群像中，显得另类而且鲜明。林彪是仓惶出逃，而且失败得折戟沉沙，但胆大心细的王立军却是果断沉著，甚至很有智谋。他先玩障眼法，和英国驻成都领事馆联系，得到英方同意之后，虚晃一枪跑入美国领事馆，交出一批极为敏感的中共机密之后，可能还安排了后路，不但把薄熙来拉下马，还使得中央对他最后定案时留下顾忌。 而薄熙来更是锋芒毕露。据报道，就在三月八号中央已经和他进行过组织谈话之后，三月九号他在两会上还两次用“一派胡言”的激烈词语来反击胡温，导致胡温加快处理进度，在两会结束前夕撤掉了他的职务。现在看来，薄熙来已经没有什么翻身机会了，甚至调任闲职的可能性都很小。至于他是否和王立军一样被褫夺“同志”的称呼，在禁闭中度过余生，看来并非没有可能，因为胡温对他这种性格和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能量的人，决不会掉以轻心，特别是发现他被撤职后，民间还有同情和支持的声音，就更不能放虎归山了。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如果薄熙来一帆风顺地在十八大上入常，手握更大权力，他还会继续唱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吗？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个人崇拜的林彪，他若真的上台，非常有可能不会继续毛泽东那条路线。从披露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林彪及其核心班底对老毛那一套极为反感，他将否定文革，著力从事发展国民经济，这并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来自《五七一工程纪要》白纸黑字的记录。 把中国改变成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国家，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既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魄力。薄熙来倒是有这种魄力，他会在相当程度上，打破封闭循环的历史进程。不过，他像林彪一样，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重庆模式”作为一种探索，也可能从此寿终正寝。自从辛亥革命100年以来，中国有过几次经过“地方自治”走向宪政的契机，却都被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传统历史惯性所摧毁。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一度重新燃起“地方自治”的希望，不管这两个模式有多少水分，但它们之间确实有区别。由中央集权铲平一种模式，把另一种模式纳入所谓党的基本路线的轨道，如同把中国塞入不死不活，封闭循环的历史故辙，这将又一次断送中国由“地方自治”走向宪政的可能。 另一个悲剧在于，一党专制的政治生态造就了政客的病态人格。胡锦涛平庸无能，温家宝惯常做秀，其他常委一个比一个刻板。反观薄熙来，性格鲜明而又骄横跋扈，行事没有底线，他对物质利益的贪婪，和其他高官没有本质区别，但他对权位的渴求和贪婪，却比其他政客直截了当，丝毫不加掩饰。他为入常而和时间赛跑，到重庆用霹雳手段唱红打黑，肆无忌惮破坏已经徒有其表的法制。 薄熙来的这种性格，从某种程度上讲，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不成功便成仁。而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内敛和四平八稳，虽然保佑了他们平稳的政治前途，但胡锦涛给中国带来的，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悲剧，而习近平也可能会步胡锦涛的后尘。（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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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冉 :这样的法律基本上可以算国家暴力。那些所谓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实际上仅仅是一层依靠行政力量人造出来的雁过拔毛的官僚机构。这是对著作人权利的集体强奸。我不是音乐人，但我看得出这其中的荒诞与野蛮。 佚名网友：内地音乐将进入翻唱时代，旭日阳刚不仅能唱《春天里》，还能唱《爱情买卖》了 【5】人民日报：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 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率突破50%，初步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覆盖10多亿人的全民医保体系，许多困难家庭住上了梦寐以求的保障房……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指日可待，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中华民族正昂首行进在梦寐以求的伟大复兴之路上。 【6】林昭墓旁边的监视器又重新装上了 （ @KoTung ） 【7】3万买的山地车10多分钟就丢了 深圳的胡先生3日到中国电信蛇口营业厅办理业务，将价值3万“左撇子”山地车停放在门口，10分钟后不翼而飞。胡先生当即报案，他曾要求立即调看监控录像。“但民警说太忙，要改天看。”派出所已介入调查。网友称，“不是外国人，估计找不回来。” 【8】央视春晚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因“观众最多” CCTV春节联欢晚会日前在法国戛纳国际电视节期间被认定为“全球收看人数最多的晚会”，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吉尼斯世界纪录总裁阿利斯泰尔·理查兹说，央视春晚击败奥斯卡颁奖晚会和“超级碗”橄榄球比赛，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9】我是一个职业催乳师，工作时我没把自己当男性 【男性催乳师欲提供服务遭产妇集体拒绝】55岁的男子产生做通乳师的想法。他来到长沙一个学校接受课程培训，刚到学校就觉得尴尬，一屋子都是女同学。学校领着学生到医院做现场服务，一听说有男性，产妇们集体拒绝男性通乳师。他称“我是一个职业催乳师，工作时我没把自己当男性。” 【10】茅于轼：25万美元奖金全部捐给社会 一分钱不剩 5月4日将携夫人准时赴华盛顿领奖，获奖感言已经写好了，主要是讲“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几千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又如此难以获得，怎么才能得到它。” 【11】语文课，我想吐槽你好多年了 （ @伟大的安妮 ） 二次元和三次元交汇的一刻 等我老了我也想有台这个 1984年的乔布斯和盖茨。一眼就区别出销售人员和技术宅了 我自愿加入“机关干部党”！ 【12】美国陆战队抵达澳大利亚 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抵达澳大利亚北部。目前华盛顿正进一步加强在战略要地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两百名陆战队员星期二晚间抵达达尔文，这是奥巴马总统去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时承诺的军事部署的一部分。此举引起中国的不满。 【13】10岁男孩入围顶尖经济学奖 @郝倩在英国 ：【10岁男孩入围顶尖经济学奖】荷兰男孩Jurre Hermans写的提案意外入围Wolfson经济学奖（声誉仅此诺贝尔奖，被评审团特别奖励100欧元。他用词简单新颖，配图生动。亮点在Jurre提案的最后一段：“我热爱动物，有一只狗和一只鸟，家里五口人，5个好朋友，我每天和他们一起玩，大部分的时候在室外。” 这个10岁（今年11岁）男孩写的是个有关如果希腊被迫离开欧元区后如何自救的提案。Wolfson Economic Prize今年的题目大意：假设任何一个成员国离开欧元区后，现有成员国如何获得增长潜力。 【14】美国失业男子杂货店14美元淘得毕加索版画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男子鲍迪什日前在逛克林顿维尔一家杂货店时，意外地以14.14美元淘得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创作的一幅原版版画。虽然毕加索原版版画比较常见，但至少能卖6000美元。鲍迪什决定将其卖掉，因为他两年前就已失业，手头正紧。 【15】研究称中药黄芩汤有助于治疗结肠癌 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耶鲁大学一组专家的研究，传统中药黄岑汤与化疗药物合用，结肠癌化疗后肠细胞恢复比单用化疗药物更快。报道还称，此前的初步研究已表明，黄岑汤可减少一些化疗副作用，如腹泻、呕吐等。黄岑汤药方包含四种中草药，早在1800年前即被发现。 【16】Tama站长 @可爱宠物中心 ：在日本和歌山，有一个叫贵志的小车站，站旁商店有只叫Tama的猫，因她的猫舍一直建在公路上，当接到市政府的拆卸令，主人恳请铁路经理让它居于站内，但要在站内养她需要一个合理的原因，于是决定任命她为站长。4年前差点面临停驶危机的贵志川线，因Tama站长的出现，而逃过了一劫，报酬是一年的猫粮。 【17】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学习开灰机，说不定哪天用得着 花旗夫妇度假回，丈夫驾机妻坐旁；不期夫君急病逝，八旬老妇把机翔；三十年前曾浅学，如今亲子电讯帮；油尽引擎仅剩一，跑道滑行三百余；冷静把控消夷险，老迈年高非等闲。  （诗作者：@skipper79 ） AP：一对夫妇飞行中，先生突然去世，8旬老太太在儿子的电话指导下将仅有一发动机工作的飞机安全着陆。 【18】新加坡副教授提议麦田、方舟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石毓智 ：麦田、方舟子等是中国的脊梁，他们这件事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只是一个布衣学者，做一点该做的事情。我将尽我的力量宣传他们这件事情的意义，海外学者应联合起来提议麦田、方舟子为“诺贝尔和平奖”为候选人。该奖应该授予对中国真正有贡献者，而不是分裂、制造动荡者。 【19】那一年，我们一起战斗过的证明 苏联对日本宣战后，林彪率部进军东北。当时，约有3万名原侵华日军官兵，或日本移民加入解放军。这些人中，主要是医疗，军事技术人员。也有许多直接参与了后来的国共内战。例如，以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原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等都是从这里走出。 50年后，这些日籍士兵陆续回国。 @钟鼎文微博 :当年10万日本兵曾经和我军一起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功不可没啊，可惜63年来一直隐藏这段秘辛。 @弘电又见 ：【日本解放军】从黑土地到平津战场到海南岛，这些日本八路和中国八路一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铭刻在天津和平门附近的烈士纪念碑上的“岛田正和”和“坂口光造”，不过是倒在中国土地上的成三位数计的日籍战士中的两个。——《雪白血红》（下图：原侵华日军关东军7352部队少尉中村义光，着四野军服） @陈立宪 ：苏军将东北交给共军时，内战的结局就已定了。当时东北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日本在华投资72%投在了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之冠、最大的产粮区，产能亚洲第二的兵工厂群。交给共军的日军装备含有3700火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兵工厂还不断给关内共军运去军火。器精粮足，结局跟民心无关。 【20】我不知道这么小的一个贡献算不算我对社会做了一点事 冯小刚：我这20年出于生存的需要，我要生存下去，并没有一个主观的要为社会做一个什么贡献的想法，就是要让我自己能够从一个平凡的状态里挣扎出来，才开始拍电影。所以歪打正着，让电影的内容非常的接地气，我不知道这么小的一个贡献算不算我对社会做了一点事。 未来的20年，我觉得要只争朝夕，不是工作，不是拍电影，我觉得我要活得舒心一点、痛快一点，我妈妈把我生出来不是让我怎么去做人，她生我出来肯定是让我快乐，所以未来的20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快乐，让自己快乐。 【21】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从台北到北京官方微博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突发性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蒋介石的遗体目前置于铜棺中，灵榇暂厝桃园县大溪镇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圖為在台灣桃源慈湖蔣介石先生陵寢！ @薛蛮子 ： #历史上的今天# 1975/4/5，蒋中正溘逝。秦孝仪为蒋代笔之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蒋中正先生在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斗争中是个失败者，而历史对失败者永远是不公平的。蒋先生是领导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蒋到台湾后能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完成了和平土改奠定了公平民主发展的社会基础。更幸运的是他的儿子结束党禁报禁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民选榜样。 【22】四五运动 1976年4月5日，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四五运动（亦称天安门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978年获得平反。 @薛蛮子 ： #历史上的今天# 1976年4月5日。北京爆发了闻名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中国人民用行动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失望与愤懑，标志着文革倒行逆施反人民政策的彻底破产。邓小平躺着中枪，被诬陷为天安门的黑后台，又一次黯然下台。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民意的力量终于不可抗拒，五个月不到人民就胜利了 【23】奥巴马承诺：纳税人将能在网上查询每一笔联邦税是怎么被花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信无疑的，除了死亡和纳税。–本杰明•富兰克林。每年4月15日是美国年度纳税截止日。欧巴马总统去年承诺，美国纳税人将能在网上知道他们所纳的联邦税是怎么被花的。白宫网站提供了一个小工具，只要输入纳税额，就能显示这些钱都被花在了哪些地方。 http://t.cn/zOKAEHj 【24】民主国家，对官员素质有很高的要求 @雾满拦江 ：民主国家，对官员素质有很高的要求。非民主国家，对百姓素质有很高要求。比如美国议员James Lankford，他一年单独提交议案11项，合作提出149项议案。举办26次市政会议，3次电话会议。他和他的办公室人员回复27000封来信和邮件，带领900个客人参观国会大厦。还要带家人小孩，去书店图书馆读书秀恩爱…… 【25】一个国家陷入封闭状态，必然有三热：语言热、历史热、健康热。 ——井上厦 http://t.cn/zOoTVff  ( @喷嚏意图 ) @鲜花下牛粪 ：问：“为什么有钱有权的都移民了？” 答：“贫贱不能移！”   春季踏青经典匡威爆销款！难得的假期，穿上它，和亲朋好友一起拥抱春天去吧！ http://t.cn/htJiVm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0009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宋鲁郑：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薄熙来    ● 宋鲁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政治、军事、航空、核大国。此时又恰逢全球经济危机把“华盛顿共识”拉下神坛，光环尽失。于是一时间，中国模式亮丽登上舞台，被世人热烈追捧。应该说，中国做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超大型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而又重新复兴的纪录，怎样美誉都不为过。严肃和公正的学者也都承认，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中国六十多年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密不可分。简单说来，中国以集体领导、任期制告别了前三十年的一人核心和终身制，从而实现了政局稳定和权力的制度化传承。可以说，没有这个政治层面的演进，就不会有中国奇迹。2012年，中国再度进入“新老更替”时分，被认为是建国后出生的一代领导人即将走向前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匪夷所思、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中国模式投下了阴影。这就是震动全球的王立军事件。     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究竟为了什么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领事馆究竟做了什么—-两个知情者：一向被西方批评不透明的中国和一向自诩十分透明的美国均联手保持沉默(白宫面对媒体和国会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就是尊口免开)。但人人都知道“事情很离奇，后果很严重。”     王立军，做为中共副部级干部、而且是声名享于海内外的打黑英雄，竟然私自进入他国驻外机构—-而且是一向被认为对中国颇不友好的美国，把党内争端曝于外人，甚至还有求助美国之嫌。此种行为，不仅党纪难容，就是中国“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也难国人以接受。这由不得世人会想，中共现行体制难道已经失去解决内部分歧的能力?或者这种政治水平的官员竟然能够提升到如此高位，难道中共的干部培养、任用机制也不再有效?     3月15日，随着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事件迅速升级，数年来赢得无数掌声和民心的重庆模式宣告终结(历史定位尚待时间)。至此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冲击波终于直达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制度。     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众所周知，中共建政以来，向来追求代表全体人民。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固然是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映，但根本上讲，也是中共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也有了极大的分化，相对应的，左中右在中共党内均有代表。如以李锐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左派。正是由于社会上各个群体都能在党内找到代言人，其利益诉求都有相应的表达空间，才保证了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转型期的总体稳定，也确保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走向极端。另外，左右对峙和相互制衡，也令主张稳定和发展的中间派(即改革派)左右逢源。然而，王立军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打破了这种平衡。目前中共的主流派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左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弹。二是右派借机施压，试图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左派不管怎样讲，本质上最多只是反对政策而不会反对这个体制，而右派则是政策和体制都反对，他们才是中国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     薄熙来的去职，还标志着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全力打造的权力交接制度化的努力和成果受到了挑战。应该承认的是，中共建政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真正实现了制度化的权力正常交接。这种制度化，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预期，将可能的政治风险担忧降到最低。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之际显示了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薄熙来，这位中共党内出镜率最高、海内外最引人注目、能力确实出众的地方大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突然去职，表明中共目前的权力交接体制仍有相当完善的空间。假设薄熙来这样的官员无法通过党内正常途径得到上升渠道，他必然会寻找其他突破口。这种尝试的分寸稍有差池，就会酿成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从而损害甚至动摇世人对这种体制的信心，这种信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来投资者来讲，是最重要的大环境。薄熙来的命运也同样表明中共今天的体制还需要更大的包容度和柔韧性。     薄熙来及其创立的重庆模式对中共有双重积极意义。一是在弱势群体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现中共体制的生命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黑社会沉渣复起、教育、住房和医疗市场化改革都引发百姓强烈不满。虽然中共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难符百姓期望。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以过人的政治敏锐、勇气(家庭背景有关)和能力，从中共的传统中寻找意识形态资源，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民生，倡导共同富裕和“分蛋糕论”，打造风生水起的重庆模式，使他也使中共在低层弱势群体层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所以也有理论家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在他主政的这几年，重庆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第1名、年均GDP增长超过10%，经济增速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三，2011年跃居全国第一、工业产值连翻四倍，2011年达到1万2千多亿元、预算支出连续4年保持50%以上用于民生。在有争议的打黑之后，群众安全感指数2010年达到95.89%，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给中共的执政增添了更多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     相对而言，薄熙来在中共党内颇有些特立独行，也被海外认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他的不同于中共传统的执政风格以及取得的成效，反而展现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大党的活力和多样，令人不由感到中共体制的旺盛生命力。所以尽管他过于张扬的风格和颇有民粹色彩的做为有违中共传统，高层对之仍是默许和支持。但受王立军事件影响，薄熙来失去了重庆的舞台，他所创立的重庆模式迅速褪色。但受到损伤的不仅仅是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还有中共本身。包括他为中共撑起的道德高地和体现的体制活力。     重庆风云发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大幅提高，在迅速满足民众知情权、掌握事件话语权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但这一次，可能是由于王立军事件几十年未有，或者过于重大和复杂，难以迅速做出判断，致使信息的公布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一时间海内外谣言四起，更有反华势力借机大做文章。中共此次不仅对王立军事件本身反应过缓，对出现的谣言更没有及时的反击，以致竟然出现几十辆军车包围美国领事馆的荒唐传闻。     薄熙来事件对中共现行体制的另一个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发生在未来的。由于他的成就和去职，使他完成了从一个领导者到左派殉道者的转换。左派也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相对而言，右派仍然是四分五裂)。以他的性格，未必就此沉默。假如时机来临，他可能会寻求东山再起。这也是为什么海外有人将他比做当年被苏共清理出去的叶利钦。假设如此，薄熙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过薄熙来事件也不全是负面影响。首先，将促使中共更大力度的关注民生议题，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回应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在道德合法性和民意流失的损害。否则，民意将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弹。事实上，重庆模式能够迅速崛起和被百姓认可，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密不可分，否则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实是时代需要重庆模式，时事造英雄。其次则促使中共进行更大力度的体制性改革。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吸纳内部的精英，怎么能够更广泛的吸纳体制外的精英呢?另外，重庆风云也意外的令自由派有了反思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机会。正如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薄熙来在美国肯定胜选。薄熙来得到下层民众如此高度的支持，对自由派的民主理想显然是一个考验。     最后，还要讲几句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值得肯定，但未必应该全国照搬。真理都是有边界的。超过这个边界可能就走向谬误。比如重庆卫视可以如同英国的BBC一样不播广告，但CCTV却未必可以。薄熙来做为重庆的第一领导者自然可以全力浑洒，但到了中央就未必可行。简单说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很多，适合重庆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地区。重庆模式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得到百姓认可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更为不认同重庆模式的其他模式造成了必须行动的压力。     重庆模式争议最大的是打黑的方式。确实，如果从纯粹的理论上讲，王立军铁腕式打黑自然有可议之处，但是放到现实中却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重庆打黑之前，黑社会竟然敢于公然袭击武警，负责治安的最高行政官员竟然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个人色彩的铁腕才能治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其可议之处远胜于今天的重庆打黑，但在哪个时代，却也是必须的，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有着漫长的人治历史，其影响无所不在。就是自由派，在这次重庆风云中，也一样原形尽显。王立军被宣布免职时，北京律师和宪法专家吴革指出，中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副市长的任免在人大闭会期间应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 (中共)中央只能处理他的党的职务问题，不能处理他的行政职位。所以程序搞错了，应该说中央建议免去他的职务，然后说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而，一向把法治放到嘴边的自由派群体包括法学专家贺卫方—-他曾公开炮打重庆模式是践踏司法的文革，却保持沉默。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说，他对中央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认为这符合党内外很多人的愿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讲，“重庆打黑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因为重庆打黑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呢?当然自2007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来，自由派并不是第一次违背人民的愿望。在重庆打黑之前，听不到他们为民众发声，而当重庆向黑社会开刀全面打黑之际，他们却为一名律师的命运积极奔走，并借此事件否定重庆模式。显然，在他们眼里，低层百姓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并不重要，但社会地位远高于普通百姓的一名律师的命运却珍贵无比。     不过，不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多少问题，都无法改变这是近两百年最适合中国的模式。这不仅从六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验证，而且放眼全球进行对比，也同样如此。美国的制度已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但几十年来仍然无法避免重大的宪政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球转播之下，肯尼迪总统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被抓获的嫌疑犯又在警察重重保护之下，在电视镜头前被枪杀。随后相关人员离奇死亡的高达上百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竟然违反游戏规则，派特工窃听竞争对手的总部。事件发生后又百般阻挠调查，拒不配合司法，直至最后酿成辞职这一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宪政事件。相对而言，王立军事件甚至文革时的林彪事件，都远远无法和上述事件相比。何以美国如此重大的危机都不会令人否定它的制度，中国就会被如此兴师动众呢?     正如危机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有效力量(当然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不太适用，经济危机四年多了，西方可做出多少改变?)，今天的重庆风云也将令中国未来的道路走的更稳健，崛起的更加迅速和平衡，这不仅仅是海内外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5536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7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