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来自: 甘后村人民日报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2日,  已有 6 人推荐 中国一号工程              ——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1979年,我刚到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当研究生。一天,见到办公室的墙上,高挂著一张大奖状。文字大意是:某某研究所在一号工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特颁此状,以资鼓励。   我好奇地问办公室的人,“一号工程是什么?”对方惊讶地说:“你连一号工程都不知道?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呀。”我又问:“我们研究所为毛主席纪念堂做了什么贡献呢?”他的回答不那样爽气了:“是保存毛主席的遗体。”我再问:“我们这个研究所不是研究活体的吗,同遗体保存会有什么关联呢?”对方见我打破砂锅问到底,连称“有事”,拔腿就走。   後来我才知道,毛遗体的保存在当时属於机密,不是可以公开谈论的。不过私下里,参加过毛尸保存的科学家,还是透露了一些细节给我听。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一些亲身参加过一号工程的专家,陆续披露了毛遗体保存的情况。     毛尸的最初处理   1976年9月9日凌晨,统治中国27年的毛泽东,咽下了最後一口气,毛泽东时代也随之画上了句号。毛的御林军中央警卫团的番号为8341,恰与毛泽东在世83年、掌握中共大权41年暗合。   这年春天,吉林下了场特大陨石雨。7月,河北省唐山又发生特大地震,24万人死於顷刻。中共党内地位仅次於毛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也在毛之前相继去世。按照中国传统说法,上述件件都是不利於帝王的凶兆。论者可以说凡此种种纯属巧合,然而这多的巧合竟集中在毛泽东身上,也实属罕见。   毛去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以供吊唁和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只需进行一般性的遗体处理。於是,毛在中南海的住室兼病室,改作了临时太平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被连夜召来。他们从毛的股动脉向遗体内灌注了两升福尔马林,以防腐烂。   遗体保存15天,意味著追悼活动结束後,毛的遗体将被火化。中共政治局这个决定,应该说是符合毛的意愿的。毛生前号召火葬,1956年他带头,在关於领导人死後遗体火化的文件上签了字。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天,中共政治局又改变决定,要对毛尸作永久性的保存,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子孙万代永远瞻仰”。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包括了华国锋、叶剑英,也包括了江青四人帮。这班人究竟为何朝令夕改,内情尚待披露。   搞政治的人改变主意容易,却给医务人员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李志绥当即表示,遗体永久保存根本就办不到。1957年,他随同毛去莫斯科,瞻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两具遗体看起来很乾瘪,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烂了,只好用蜡来代替,斯大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的防腐技术先进况且如此,毛的遗体又如何能保存呢?他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说:“连钢铁和木材都要生锈腐烂,何况人体?怎么能不腐坏?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听到中共政治局改了主意,也都怔住了,纷纷说:“这不可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李志绥说:“现在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先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结果,只查到一篇论述较长时间保存遗体的文献。其要点是,在死亡後四到八小时内,往遗体内灌注福尔马林。按体重不同,用量大约为12升到16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饱满就可以了。但是专家们对此没有把握。李志绥请示华国锋,华说:“政治局现在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於是,专家们给毛的遗体继续灌注,为了确保不腐烂,一共用了22升福尔马林。结果毛泽东的脸肿得像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像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像他本人的样子了。   毛的服务人员们看到毛的外形大变,十分不满。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说:“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面对巨大的压力,有的专家吓得几乎虚脱。李志绥忙说:“身躯和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於是,专家们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子,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个年轻医务人员用力稍大,把毛右面颊的表皮擦掉了一小块,吓得混身发抖。多亏了有经验的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在破处,总算看不出来了。   经过揉挤,毛的面部肿胀消下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还是很粗。毛的服务人员又来看,认为还肿,但也将就可供瞻仰了。     古今遗体保存   人都是要死的。古往今来对遗体的处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了土葬、火葬、水葬、天葬等。葬法虽然迥异,但共同点是不保存遗体。另一类是保存遗体。在古代,埃及有木乃伊,中国有新疆楼兰女尸和湖南马王堆汉墓女尸。在现代,医学院广泛采用福尔马林来保存尸体和标本。此外还有用液态氮在摄氏零下270度来保存遗体的。保存尸体已有成熟的科学方法,可以做到长期不腐烂。   但是,上述林林总总的遗体保存方法,竟没有一种能用於毛泽东的。因为供瞻仰的遗体,不仅不能腐烂,而且面部的容貌、神态和颜色都要栩栩如生,还要能耐受光的照射。   历史上首例可供瞻仰遗体,当数前苏联的创始人列宁。1924年列宁去世,遗体就保存在莫斯科红场的水晶棺内,棺内保持摄氏16度恒温,由中央控制系统的仪器监控。每隔18个月,要把列宁的遗体放到一个池子里,用专门的药液浸泡两个星期。药液是由苏联著名生物化学家兹巴尔斯基研制的。然後,人们再给列宁换衣服和化妆,把遗体安放呈“安睡”状态。一切整理就绪,遗体再运回瞻仰厅。   有一段时间,外界盛传列宁遗体是假的,是蜡做的模型。兹巴尔斯基教授当著美国记者的面,将水晶棺打开,亲手触摸到列宁的鼻子,并晃动其头部,以此证明躺著的不是蜡像,确是列宁的真身。   死於1953年的斯大林,是第二个“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人。不过只有十年光景,斯大林的遗体就被赫鲁晓夫抬出去火葬了。   下面一位,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他於1969年去世後,苏联把遗体保存技术传授给越南,使胡的遗体得以保存。   再接下去,就是中国的毛泽东了。   1994年,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去世。他的儿子金正日有样学样,把金日成的遗体也保存了起来,不过老金的遗体尚未开放瞻仰。   从列宁到金日成,世界上迄今为止仅有过五具可供瞻仰的遗体,无一例外全出在共产党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吧。     向越南讨教   在遗体瞻仰期间,成立了遗体保护小组,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李志绥、徐静等医务人员组成。他们意识到这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且耽误不起,没时间来从容讨论和试验。因此,他们决定立即采用国外经验,对毛尸作紧急处理。   按说遗体保存技术是应当向苏联讨教的,苏联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又有保存列宁遗体半个世纪之久的经验。然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如同水与火一般格格不入。毛生前最痛恨苏联“修正主义”,他宁肯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也不与苏联来往。毛去世前几年,中苏两国还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打了一仗。在这种情况下,从苏联得到遗体保存技术是不可能的,只有转而向越南求教。   此时的越南,刚攻占了南越,正在志骄意满之中。对於中苏的长期争斗,越南的态度一向骑墙,两面不得罪,有时还充当和事佬,目的是同时得到中苏两国的援助。打胜了越战之後,越南便逐渐暴露出亲苏反中的真面目。到了1978年,中越两国终於出动数十万人马,大打了一场,不过这是後话。1976年毛去世时,两国还没有最终翻脸,越南对於中共仍然虚与委蛇。中共提出讨教遗体保存技术,越南碍於长期受毛恩惠的情面,只得答应传授。於是,毛去世的第三天,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等六位专家就飞赴越南,学习遗体保存技术。   苏联的遗体保存技术,分早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各期都要作不同的处理。越南传授给中共的只是早期技术,对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越南此举,既算报答了毛的多年援助,又不至於被莫斯科指责,实在是煞费苦心。     解剖毛尸   毛的追悼会结束後,他的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769”的地下室。1969年中苏交战後,毛发出“深挖洞”的指示,全国大挖防空洞。北京城下也挖了一条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的秘密通道,一直通到西山,林彪生前居住的毛家湾也有一个入口。9月20日凌晨,华国锋、汪东兴及遗体保存小组的医务人员,护送著毛的遗体,从林彪家的入口,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参加过毛尸的保存。他回忆道,汽车在大铁门前停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步行进入地道後,吴阶平发现里面十分宽阔,足以容纳四辆汽车并排通过。地道里霉味很重,显然通风不良。又走了100多米,才来到遗体保护室。   遗体保护室原来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备完善。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进行了改造,使其密封、隔氧和低温。在保护室中央,放著个巨大的金属钛容器,里面盛满了防腐液,毛的遗体就被浸泡在里面。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专家们在此地下室工作了整整一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工程”的天字第一号任务。   首先是解剖毛的遗体,专家们取出了毛的心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脏,把这些内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躯干的空腔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的棉花。毛的脑子没有被取出,因为专家们不想剖开毛的头颅。     依靠臭老九   既然越南不肯传授中长期保存技术,就只能自力更生了。不过这次所依靠的,不是冲冲杀杀的文革造反派,而是被贬成“臭老九”的知识份子。当时,经过十年文革的摧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已是凋敝不堪,处於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大批科学家被投入“五七干校”变相劳动改造,仪器设备更是陈旧不堪。要人没人,要仪器没仪器,怎能担当此重任?   好在毛尸保存是天字第一号工程,一切都要服从其需要。高层一声令下,立即从各地解放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有的科学家上午还在“五七干校”劳动,下午就被紧急送上飞机,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   在被召到北京的专家中,有一些具有保存古尸的经验。七十年代初,在湖南长沙近郊的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西汉古墓。惊人的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女墓主的尸体竟没有腐烂。但尸体暴露於空气之後,很快就开始腐烂。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指示:“古尸至少要保护200年,要让後人也看一看,不然无法向子孙交代。”为此组成了专门班子,研究出含有福尔马林、酒精和甘油的配方,成功地保存了马王堆女尸。这批专家当然被召来参加毛遗体的保存。   人有了,下一个问题是仪器。当时,中国用於科研的外汇少得可怜。即使是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国家队”,科研设备也是严重老化,只能看著国外先进仪器设备的照片兴叹。   有鉴於此,汪东兴说:“需要任何用具和设备,你们提出来,中央给办。”这对於科学家们真是天赐良机。於是,他们把多年来不可望不可及的西方先进科研仪器,只要说得出同一号工程有点关系的,悉数报了上去,其中当然不乏有“搭便车”的。高层自然是大开绿灯,一律照准。其实,又有谁胆敢不照准呢?   科学家们靠了这批先进仪器,除了完成一号工程,还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许多成果。毛死後对科学的发展做了这件好事,恐怕是他生前始料未及的。     毛尸长期保存   解剖了毛的遗体,专家们得以喘一口气,来讨论中长期的保存方案。遗体保存技术极为复杂,为此,遗体保护组请来了数十位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地的专家,既涵盖了解剖、病理、生物化学等医学专业,也包括了光学、真空、空气调节、建筑等专业。   遗体保护涉及许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防腐。为了制定保存方案,科学家们研究了许多次,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讨论。   北京的专家们先提出液相保存方案。这是当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遗体浸泡在高浓度的防腐液中,再加上适当的环境条件。医学院保存尸体就是用液相保存。这虽然不是最高水平的方法,但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却是最可靠最稳妥的方法。然而,上海的专家提出异议。他们说,毛主席的遗体是供瞻仰的,液相保存会使人觉得像泡在水中的标本,心理上难以接受。   於是有人提出气相保存方案。气相保存的遗体给人的感觉自然,栩栩如生。但缺点是遗体会变乾、变形和变色。因此,防乾保水就成了气相保存的最大难点。   一位上海专家提出了固相保存的独特方案,就是把毛的遗体做成一块大琥珀。毛的遗体就能像琥珀中的小昆虫那样,千年万代的保存下去。这个大胆方案使其他科学家大吃一惊:尽管固相保存在理论上可行,可迄今所有的琥珀标本,体积都很小。把整个人体用固相方法来保存,还难以想像。更重要的是,把毛尸用固相法保存,万一失败了,连一丝一毫补救的办法都没有。   观点一个个提出来,又一个个被否定。每个方案都有优点,但又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而每一个缺点都可能造成遗体保存从根本上失败。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後与会者商定采取液相和气相相结合的方案,以後再从长计议。所谓液相和气相相结合,是指把头部和两只手保存在气态中,而其他部份则保存在液态中。   接下去,科学家们又讨论遗体隔氧问题。为防止遗体腐烂,气相保存部份必须隔绝氧气。把氧气从水晶棺中100%地排除是不可能的,通常最高能达到99.99%。但为了长久保存毛尸,专家们硬是制定了更高的标准。这项工程主要由清华大学负责。   专家们紧接著讨论气相保存该用哪种惰性气体。一开始大家提到氮气。从惰性程度和相关指标来看,氮气是理想的。可是一位专家却提出用氦气。氦气的惰性比氮气更强,这当然好,可价格却高得惊人,一般情况下无人敢问津。但既然有人提出用氦气,就没有人再敢坚持用氮气。为了保护毛的遗体,钱是不能作为考虑因素的,一切都必须用最好的。   毛的遗体不仅不能腐烂,还要能供瞻仰,因此要特别注意毛的遗容和神态。毛的脸部不能化妆,因为任何化妆品都会损害皮肤,只能将柔和略带红色的光照射到面部。有的专家主张颜色要鲜艳一些,显得毛很健康。可有的专家提出异议,说人已去世了,弄得太红与事实不符。经过反覆讨论,才定下一种比较满意的颜色。   毛尸每天每时都在发生变化,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变化减到最小最慢。因此,要经常对毛的遗体进行多方面的监测。不过,有的指标是很难监测的。例如面部的肤色,是深了还是浅了?深了多少浅了多少?这即使使用现代科技也难以定量。科学家们绞尽脑汁,决定采用“邮票法”。   他们找来“邮票法”标准颜色簿,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每种颜色又由浅到深逐渐递进,相互间差别很细微。工作人员用这个颜色簿来核对毛的肤色,看同哪个颜色最接近。一个月後看看有什么变化,三个月後再看看有什么变化,依此类推。尽管这是个原始的办法,要靠肉眼来判断,但也没有比这更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纪念堂里的毛尸   1977年8月20日,位於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完工,毛的遗体及几罐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内脏,被转运到纪念堂内。经过适应性处理後,遗体被移入水晶棺内。   毛的遗体保存在纪念堂地下室一间无菌、无尘、恒温的密室内。盛放毛尸的水晶棺其实是一个水晶罩。当毛的遗体供瞻仰时,就用电动升降机将其从地下室升上来。遗体在水晶棺内采取气液相结合的保存方法,毛遗体的衣服里包著液体,只有面部处於气态环境中。瞻仰结束後,遗体降到地下室一个密闭的容器内。毛的颈部插了一根管子,以便向毛的遗体灌注福尔马林液。   每年毛的生日即12月26日後,毛的遗体都要停止瞻仰一段时间,作年度性的保护。这段期间,工作人员把毛的头部和双手也浸到液体中去,以补足水份。   人们大都以为纪念堂里只供奉著毛的遗体,殊不知还有另一位男性死者陪著毛。这位死者姓甚名谁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年龄、体重、体型及死因,都同毛相近。除了不供人瞻仰,这位死者享受著与毛几乎一样的待遇。这位死者在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有幸为毛伴驾。凡是准备在毛遗体上施用的保存技术,都要先在这位伴驾身上施用,成功了再用於毛身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毛和伴驾身上分别取下若干小颗粒,送到相关研究机构去,检查遗体组织结构的保存情况。   负责检验的科学家只知道小颗粒的编号,却不知道哪些取自毛身上,哪些取自伴驾身上。检验结果送给另一批科学家,由他们来解读,决定下一步的保存措施。   和毛尸同在地下室的,除了那位伴驾,还有一具毛的蜡像。中共政治局决定永久保存毛尸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就指示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制作一个毛主席的蜡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样,等以後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用”。为此,两位研究员专程前往英国蜡像馆,学习蜡像制作。後来,他们的水平大大超过英国,制作的毛蜡像栩栩如生,看上去活像毛泽东本人。   毛尸被运进纪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23年。毛尸的保存工作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长期阶段。为此,专门成立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由参加过遗体保护的组织学专家徐静出任局长。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已逐渐规范,科研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每年年终还要举行学术讨论会。     遗体保存符合毛的意愿吗?   197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11届6中全会决议语)。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为了永久保存毛的遗体,居然还大兴土木建造毛的纪念堂,耗用了达到天文数字的老百姓的血汗钱。人们不禁要问,遗体永久保存符合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吗?   众所周知,1956年,毛曾带头在中共政治局关於遗体火化的决议上签了字。由於华国锋等人的一念之差,毛由带头赞成变成了带头违反。   其实,毛泽东对於身後事的看法相当豁达。1960年5月27日,他对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想我会怎么死呢?无非是这五种情况:一是有人用枪把我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被火车撞死,四是游泳被淹死,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我死了身体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毛对其护士长吴旭君说得更加潇洒豁达。他说:“我在世时吃鱼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有理由认为,把遗体永久保存,并非毛对其身後事的本意。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毛几次三番地交待死後要火化,那为什么还非要永久保存他的遗体呢?这不是对毛泽东人权的侵犯吗?   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不但广大民众的人权横遭践踏,就连极权者本人的人权最终也得不到保障。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一大悲剧。     毛尸能永久保存吗?   毛泽东遗体的保存,至今已24年了。人们要问,毛的遗体能千秋万代保存下去吗?这个问题可以从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来探讨。   在政治层面上,我们不妨看一下列宁遗体的处境。近年来,列宁遗体的命运,在俄国掀起了一阵阵政治波澜。   著名导演札赫罗夫於1989年就提出,应将列宁遗体异地安葬。此後,评论家卡里亚金在前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列宁希望同自己的母亲一起安葬在彼得堡的沃尔科夫墓地。   1997年4月,在列宁诞生日前後,围绕著他遗体的问题又发生了激烈争论。民主派主张将遗体移出红场;左派则强调列宁墓是克里姆林宫的一部份,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不得随意变动。现在,列宁墓周围经常有一些非参观者的人在走动,据说这是俄国共产党的自愿者。他们轮流为列宁墓放哨,以防不测事件发生。   俄罗斯政府虽然没有正式表态,却来了个釜底抽薪:停止为护理列宁遗体拨款。现在,列宁墓实验室已改名为生物结构研究中心,完全是自费对遗体进行护理。该中心领导人表示,如果经济上维持不下去,可能不得不出卖防腐秘方来摆脱困境。但是,防腐秘方是国家级尖端科技产品,不可能轻易获得批准出售。   一句话,随著前苏联的土崩瓦解,其创始人列宁的遗体的命运,顺理成章地处在了在风雨飘摇之中。比起列宁的遗体来,毛泽东的遗体,到目前为止还是安稳的。   在技术层面上,也不妨回顾一下列宁遗体的保存。   事实上,列宁去世才一个月,遗体便开始腐烂。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兹巴尔斯基用独创的防腐液,暂时遏制住了腐烂。此後,腐烂仍一再发生。1930年、1934年、1938年列宁墓都曾长期关闭。官方说是“对列宁遗体进行护理”,但内行的人都知道,列宁遗体在腐烂。   在30年代的一次防腐处理中,列宁遗体三分之一的皮肤、全部毛发和双手的指骨都进行了置换,但是普通参观者是看不出破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遗体的保存经受了严峻考验。1941年6月底,盛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在严密警卫下用火车运往丘明,放在一所中学的二楼会议厅内。由於不可能按要求保持低温,1943年底,遗体又开始腐烂。人们只能把遗体放到地下室,在其四周放上冰块。但这不能完全阻止腐烂,於是遗体的一条腿和部份左臂又被截去,并换上假肢。1945年战争结束,列宁遗体从丘明运回莫斯科。   1961年,列宁的遗体又开始腐烂。此时,为列宁遗体专职服务了近四十年的兹巴尔斯基教授已去世,他的接班人在遗体紧急防腐处理方面的经验不足,因而束手无策。於是,赫鲁晓夫同医务人员商定,把暂时未腐烂的头部同躯干分开。列宁的躯干被火化,而头部则被安装到人造躯干模型上。“手术”相当成功,参观者丝毫也没有察觉。   由此可见,可供瞻仰的遗体的永久保存,是一个巨大的科学难题,迄今还没有成熟的方法。   为了遗体长久保存,在死後两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小血管冲净;然後注入福尔马林和凝固剂。毛去世後,对毛的遗体最初只进行了一般性处理,血液没有及时放掉。以後再想按部就班去做,已经不可能了。这就给遗体的长期保存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由此看来,毛尸的保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毛的水晶棺虽说是密封的,但工作人员不时需要将手伸进去替毛的遗体整理衣服,因此难免有细菌渗入。加上遗体长期暴露在气态中,更会加速细菌的污染。   据参加过毛尸保存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朱培康透露,1999年,毛的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毛尸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毛尸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时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於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朱培康认为,按照中国现有的技术,可以将毛的遗体保存50年。   从上述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来看,现在还不是重新决定毛尸命运的时候。毛泽东的遗体,摆在北京的中心已经二十多年。且让它摆在那里,以後再说吧。   但愿从今往後的中国,再也不要劳民伤财,搞什么保存领导人遗体的“一号工程”了。果能如此,则中国幸甚,民族幸甚,百姓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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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博主按:本来也想写一下最近火爆的刘亚洲的十年变法论,笔者闻出来的也是军人干政的味道,今天看了王怡兄的大作,更全面。就省了这份心了。需要补充的是,在南美,南欧,亚洲,军人干政实例盛行在腐败的年代,初始,是很容易得民心的,长期,必定被民众抛弃。宁要文人政治的“恶”,不要军人干政的“善”,后者的祸害,远甚于前者。   :2010-08-13 10:10 作者:王怡点击:3976次  最近,作家出身的中国空军副政委、前朝驸马(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刘亚洲中将,成为中共党内引人瞩目的敢言者,和军内少壮派的锐利人物。尤其今年以来有两个事件,一是1月份他在昆明军区的演讲《信念与道德》在网上流传后,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注目和更多人的惊讶。二是最近的大陆反日浪潮,刘亚洲等军方势力筹划的“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被胡锦涛阻止。以他为首的10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举动部分扭转了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愤青们对他“亲美亲台”的攻击。刘亚洲等军中少壮,反过来成为了国内反日浪潮的标榜与奥援。   **之后,当权的“党内民主派”早就灰飞烟灭。中共党内的异议群体无论是左翼原教旨主义的邓力群等人,或者右翼亲近自由主义的李锐、李慎之、朱厚泽等,统统都是靠边站的边缘势力。十六年来,中共党内的实权派人物,即便是直言无忌的朱镕基,也不敢以民主派自居。但这位刘将军却公开激赏美国的民主制度,抨击党内的腐败和专制,倡言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他凭着太子党的位势,能在军内外频频发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敢、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触碰的敏感话题,甚而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的批毛泽东、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   如他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批评说,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和对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的打压,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种口吻几乎与异议人士如出一辙。这使刘亚洲的声望迅速越过军队大院,散播于社会。人们觉得党内甚至军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再次出现了。连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被这种假象迷惑,称赞刘亚洲是“太子党的叛逆”,告诉读者要以知识分子而不是太子党或职业军人的身份去看刘亚洲(樊百华《值得关注的刘亚洲》)。   年初,有人将成都军区的一套内部书籍送我,分别是刘亚洲的5本书《西部论》、《农民问题》、《甲申再祭》、《广场——偶像的神坛》和《胡耀邦之死》。加上网络流传甚广的《大国策》、《美国论》等。我耐着性子读完了他的大部分政论。却丝毫不敢有樊先生那样溢于言表的欢喜。樊先生从刘那里看见蒋彦永医生的勇气,有人却从刘那里看见赵括的影子,闻见何新的味道。而我最现实的一种顾虑,是中共的太子党、中共的空军又出了一个林立果。   别忘了三十年前的空军作战部部长、林彪之子林立果,其实是那个时代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他比我的父辈更早的喜欢美国、反对独裁,喜欢约翰列农的摇滚和好莱坞电影。因此他也比我的父辈更有与专制为敌的胆气。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是共产中国最早的一份倡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文本,觉醒程度,其实远高于同时代那些被我们敬仰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为批判林彪而硬着头皮下发的这份纪要,却成为启蒙一代人的文本。   军人干政的梦想   历史再次雷同。在言论禁锢十数年后,捅破窗户纸的大胆呼求再次发生在党内,而且在军内,而且在空军内、而且在空军的太子党内。这和刘亚洲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刘反复强调,“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大国策》)。在谈到军队时,他则强调两点,一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分都在军队”。地方上都是贪官,而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第二,他认为越发达、越文明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国和欧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例子(《信念与道德》)。并将64屠杀和越南战争,当作中国军队为改革时代做出的两大贡献。   而刘亚洲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民主化的。这正是理解刘亚洲的关键。刘说他的梦想和马丁路德金不一样,他有一个强国强军的梦。我们谁没有一个强国梦呢。但区别在于,第一,我们的自由梦永远高于强国梦。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与空军政委刘亚洲划地为界的地方。第二,我们自己去梦,和由军人们替我们去梦,之间更是天壤之别。   身份的叠加,也是解读刘亚洲现象的一个关键。把他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一种最天真的误读。刘亚洲本质上是军人。他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无不出自职业军人的本位。如他为自己的言论辩护,说虽然对台湾问题存有不同看法,但只要军委下令开战,他就会像机器一样绝对服从(《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像他讲的故事里那些战士一样,在朝鲜战场上宁愿被活活冻死也绝不吭一声。这正是他对自我身份混淆的一种辩解。意思是我发表不同政见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在战场上仍将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军人。所以他才对在64屠杀中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恶痛绝。但这其实是逻辑混乱的诡辩。因为军人的绝对服从,不仅仅在战场上。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和做绝对服从的军人,这之间根本就是自我矛盾的。他认为抗命的军人“操蛋”,但在比他更坚定的军人眼里,他那些有违军人伦理的大逆不道之论,又何尝不“操蛋”呢。   刘亚洲的全部思想之所以充满了种种混乱,新与旧的揉和,左与右的跳跃。除了理论素养不逮外,根子上的问题就出在角色的混乱。不久前我一位媒体朋友去做刘亚洲的专访。我们一起讨论时,他上司开玩笑说,你第一句话先问他未来是否想做总统。我说这话应该问得更技术化,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想中,军人、嫔妃和太监都是不准干政的。“而你是想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想做一个将军呢”?他的发言到底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是以现役高级将领的身份,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后者就意味着军人干政的开始。   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更是亚洲和拉美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经过20几年的思想启蒙之后,仅仅看到刘亚洲在观念上与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些相似处,或者为这些观点出现在军内高层的口中而感到兴奋。我以为那是政治上一种最幼稚的看法。   国家主义崇拜   以前有消息说,一次研讨会上,有将领向学者询问未来出现政治动荡时军队进行接管的可能性。军队因素,始终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隐患。而我们对这个隐患一直缺乏作出评估的能力。至少在刘亚洲之前,公众完全不知道军内将领如何看待未来的制度转型。而刘亚洲在公共领域的亮相和迅速崛起,代表着军内的智识阶层开始公开发表他们对未来制度转型的政见。   某种意义上,公众害怕看到军队具有思考能力,就像害怕看见一支枪、一部机器具有思考能力一样。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文官体系(即使是共产党的文官体系)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在公众眼里,最理想的局面是无论制度变迁出现何种情形,军队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湾军队在民主转型中那样自我抑制。学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意志顺从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合法政府。   但刘亚洲等“太子军”的出现,意味着军队开始自我思考这一切。意味着对军队内部这一独立思考能力的鼓励和暗示。这一独立思考能力,源自于军人们对国家的热爱,源自于他们的强国强军之梦。在今天,专制构成了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的瓶颈,其中也包括军队。刘亚洲在对甲申年满清入关的回顾中体会到,“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之败就败在这一点上”(《甲申再祭》)。一个有抱负的军人最终认识到,国家要强盛,军队要强盛,就非得变专制为民主不可。军人们手握枪杆,对于未来显然比党内的文官体系更有勇气和想象力,敢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稳定”(《大国策》)。在2004年的《甲申再祭》中,刘亚洲痛心疾首的认为,“我们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在2005年10名将校反日强国的呼吁中,又几乎原文照搬了这句话。   但刘亚洲等军人如同robot(机器人)一样的觉醒,不一定是值得欢迎的。其一,经过百年循环,这种民主观不过停留在甲午海战后维新派对于西式制度的工具化理解上。刘亚洲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认为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是强国强军,而不是个人自由才是他的民主梦的实质。这是令人可悲的的一点,冤枉走了一百年,以真正的精英自诩的太子党翘楚,还是执著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在军人形成惯性的残酷思维下,并不把个体的自由当作根本。   这是职业军人的必然逻辑。因为在军队和个人自由之间,缺了一个民选政府。军队和政府的区别在于,军队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它的合法性只能借助文官政府,不可能直接从分散的民众那里获得。如果有一个成熟的民选政府,军队就不需要思考。用刘亚洲的话说就是“军队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壮军人的觉醒和改革呼求,是中共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的一个反应。当中共的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不能给军队一个充满正当性的理由,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给自己提供合法性。这个理由既然不可能来自个体,就只能来自抽象的国家。当军队没有一个值得自己绝对效忠的政府时,军队就选择效忠抽象的国家。通过渲染国家利益、主张对外强硬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刘亚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崇拜的根源。   在这种国家威权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就是与老百姓的自由梦为敌的。在国家的绝对神圣和军人的绝对服从之下,自由有利于强国就给你自由,自由不利于强国也可以随时翦灭。军人们的民主观永远是国家至上、工具论和机会主义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亚洲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却又坚决捍卫64屠杀。为什么他认为“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为什么他主张思想多元,让人们说话,但又强调“经营信仰,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大国策》)。为什么他重视宗教和道德,却又认为西藏问题的实质是放弃了毛主义,让藏人回归了对达赖的信仰。为什么他批评中央集权注重地域性因素,又挥斥方遒的建议打乱划分新疆和西藏的省界,来对付藏独、疆独(《西部论》)。   其实刘亚洲的民主论,更接近于邓力群的左翼民主和激进民主。而不是李慎之、李锐等人的右翼民主。他的基本立场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刘亚洲对道德和信仰力量的强调,也带着原教旨主义和道德理想国的气息。他对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推崇备至,对市场化泛滥和私产入宪的批判则与新左派如出一辙(《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未有过批判与反省。他对自由、宪政和法治缺乏理解,他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民主放权,二是励精图治,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大国策》。   军国主义的噩梦   在反日浪潮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总被视为一个正当性的理由。但可悲的是,今天的日本就政治制度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格局而言,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远的。而中国却是一切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近的。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评价“刘亚洲现象”及其军人干政的潜在危险。因为轻易而举的,就能列出眼前无数的军国主义症候来。   其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兵器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世界军事报道》等,并对每一种武器和每个国家的军衔制度津津乐道。这些刊物加上军方控制的大量新闻媒体,是90年代以来,煽动培育大陆青年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反日、反美、反台激情的一个重要温床。   此外,中国也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军事话语,行政机关模仿军事话语和军事管理,呈现半军事化的特征。所有大学生甚至一些中学生都要参加军事训练。“建军节”的影响和规模远远超出军队,各地党政部门都要组织举行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每天都有大量军事节目。军队还豢养着全世界最庞大的作家队伍和演员队伍。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演员都来自军队。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   其三,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军区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叠吻合的国家。这导致了军队对地方行政的宰制地位。使一切军区实质上都是警备区,一切军队实质上都是武装警察。因此长期来均以“党、政、军”称呼地方当局。或有四大班子、五大班子的说法。中国也是少数在城市中驻军的国家之一,军队在各大城市拥有大量地产,成为各大军区所在城市中最大的地主。   其四,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国家元首与最高军事统帅分离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含义之一就是最高军事统帅。但在中国,却被分为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宪法职位。党治的实质就是军国化,当两个职位分别由两个人担任时,整个国家的文官体系就下降为军事专制。   此外,中国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宪法上不为最高军事统帅设立任期限制的共和国。国家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军委主席却可以连选连任,不受限制。   其六,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允许现役军人担任民意代表的国家。在历届全国人大中,军人不但担任人民代表,而且军队代表团永远都是名额最多的代表团。尽管人口最少的省份也比军队的总人数要多。   在这种局面下看待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顾虑,就有些令人哭笑不得。而在这种局面下看待刘亚洲等少壮派将领对社会政治话题的介入。无论他们的口号是民主、法治还是国家、民族。他们迫不及待的声音都是危险的。他们的激情包括他们值得尊敬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都是渴望自由民主的人们必须戒备的。因此我提醒那位专访刘亚洲的朋友,做这个报道必有负面效应。因为新闻禁锢,你无法说出完整的真相,揭示刘亚洲现象背后军人干政、或以军队力量促进政治改革的危险性。于是一份有助于扩大他在民间的影响力、却无权质疑这种影响的报道,对我们所顾虑的危险就是一种纵容。因此,质疑他在现役将领和知识分子双重角色、双重伦理之间的冲突和混乱,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表述。如能促使刘先生对此躬身自省,抑制自己的爱国与思辩热情,认识到军人的爱国之道就是政治中立之道,则善莫大焉。   如果中国的民主化一定会来,最坏的方式就是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刘亚洲的涌现使中国知识界一直担忧却无力探讨的这个问题开始浮出海面。我们是知识分子,只有一张嘴巴,但刘亚洲们不是。他们除了有嘴,还有枪。除了有枪,还有政治贵族的牌照。用刘亚洲本人颇为自得的话说,“在军人中我读书,在读书的人中我是军人”。刘亚洲等将领代表着军内有识之士一股充满理想主义的潮流,在军内缺乏渊源的胡锦涛不可能选择弹压,这只能激起robot们更普遍的疏离倾向。因此如果民间社会和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走到党内改革派的前面去,而中共文官集团的政治改革力量又不能走到少壮军人集团的前面去,那么军队精英们选择干政,就必将是中国未来民主转型难以躲闪的命运。   2005-5-5   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文章来自共识网: 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5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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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图书节:在亚洲“历史就是宣传材料”

作者: 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 爱丁堡图书节 , 爱丁堡艺术节 , 历史 爱丁堡艺术节2010之十三:Michael Dillon & Francis Pike (爱丁堡图书节) Michael Dillon & Francis Pike How the Giants of Asia Have Grown Out of All Recognition Monday 16 August, 4:00-5:00pm ***/5 Michael Dillon 原来是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在是清华大学的访问教授,今年出版了新书 《中国现代历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以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作为重点。Francis Pike 常年居住在日本,他去年底出了一本有关亚洲的新书《帝国战争》(Empire at War: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Asian Since World War II),是有关二战之后的亚洲历史,以东亚和南亚国家为主。 Michael Dillon 是做学术的,观点比较温和,他对中国当代历史的看法是中国人总是不断地忘却和重新回忆历史,一切随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学术潮流而变。说着说着,他从提包里拿出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个瓷盘的东西,正反面分别印着毛泽东与林彪像和毛主席语录。他说这是他在和中国同事外出旅游时买下的,他们还嘲笑他“老外”,因为只有老外才会买这些文革遗物。他用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对某些历史,比如文革和大跃进,忘得很快;同时又对另一些历史,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反复回忆,因为那是给予执政者正当性的基础之一。 Francis Pike 是做报道和咨询的,他的观点就激进得多,对亚洲历史的几点摘要似乎句句是惊人之语:比如麦克阿瑟政治上空于幻想同时又是个糟糕的军事领袖,肯尼迪要为越南战争负责,英国人蒙巴顿(Mountbatten)要为印巴分治带来的后果负责,甘地家族在印度的统治对人民的伤害比毛泽东还厉害等等,在回答问题中甚至还提到日本女性在家中权力最大,让男性心理扭曲,母子通奸的比率比其它国家高很多等,弄得主持人都不得不打断他,否则还会继续就这个话题侃下去。 两人花了不少时间辩论现在的中国到底不是不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post- communist country),Michael Dillon 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中国人有了许多自由,但国家政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手中,Francis Pike 认为刚好相反,虽然中国表面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东亚人天生是搞资本主义的,比美国人还甚。 但是两人意见一致的地方,是认为在亚洲没有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在亚洲“历史就是宣传材料”。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10/08/21/edfest-13-michael-dillon-francis-pike/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newlight的最新更新: 爱丁堡艺术节2010之十:贵州民族歌舞团 / 2010-08-18 10:08 / 评论数( 0 ) 最近在看的书 / 2010-08-17 00:26 / 评论数( 1 ) 爱丁堡艺术节2010之七:董怡古筝独奏 / 2010-08-15 08:10 / 评论数( 1 ) 华裔女医生 Karen Woo 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枪杀 / 2010-08-08 09:06 / 评论数( 11 ) 爱丁堡艺术节2010之四: Chinese State Circus Mulan / 2010-08-08 02:06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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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 用人秘密

很久以来,研究周易的人一直生活在尴尬的环境 中。一方面,都说 中国的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 最古老,最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对从事周易研究和应用 的人给与不公正的 待遇,把算卦风水等等 领域纳入封建迷信范围给予沉重打击。现在,韩国人都要申请中医风水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并给予保护,而我们还在为此讨论是否取消中医而做无聊的争论. 传统文化的研究一度被扣上一顶封建迷信的帽子,认为封建 迷信都是坏东西。这里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提倡要 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倡导者毛泽东,看看他是怎么来应用传统文化中的周易部分,是否认宣扬的和他所做的相符。由于四柱是最为传统为为完整的周易预测 的体系,自邵伟华先生的 《四柱预测学》公开发行后,很多人都能理解,所以,用此理论解释比较适合。因很多历史人物都没有出生时辰,为了规范统一,就都用三柱,不考虑出生时辰,其次,都以网上公开的阳历为标准,换算成阴历来计算。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查万年历,得八字如下: 乾:癸巳 甲子 丁酉 甲辰 为了照顾从来没有学过 阴阳五行的读者,这里先对基础知识进行一点提示:水—壬癸 ,木—甲乙,火—丙丁,土—戊己,金——庚辛,它们的关系: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我们看八字的时候,就看第三柱的天干与每一个 五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第三柱天干为丁,为火,因出生 冬天,最需要木火生和辅。金,就是被他所控制的,土,就是他愿意给的能让他 开心的。水,他就不喜欢了。让我们 从他身边的关键人物来看看,是不是这个 道理。也就是 天干木的人对他最好,其次是火,天干金的人为他打天下,但不一定有好结果,为我所克嘛,天干土,是他生,让他开心的人,天干的水的人离他最远,他基本不用,除非特殊情况。他的取用标准时日主天干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下边我们就把他身边的重要人物来一一剖析。 朱德,是毛身边最重要的的人物之一。 1886年12月1日生,字玉阶。四川仪陇人。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乾:丙戍 己亥 乙未 庚辰 很显然,乙木是能生到 丁火的,难怪 说朱毛是一人,朱毛不 分家。 周恩来,更是 毛身边重量级人物。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1910年春,随伯父离开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和奉天(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读书。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8月,出席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75年1月,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四届人大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乾:戊戍 甲寅 丁卯 丙辰 周总理的丁火是完全可以帮助毛泽东主席的。 我们再来看看木火性质的 十大元帅: 1.     贺龙 1896年3月22日 戍时 乾:丙申 辛卯 甲戍 甲戍   天为甲,生丁火。 2.陈毅 1901年 8月26日辰时 乾:辛丑 丙申  丙子 壬辰 天干为丙为火,是帮辅之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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