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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从历史中驶来的橘黄色校车 文章部分内容曾在《南方周末》发表 作者：林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8 3:07:15 阅读量：3次      美国每天有一半的中小学生，将近两千六百万孩子，乘坐四十八万辆校车，行驶在城市和乡村。被称为是美国最安全特种车的橘黄色校车，漫漫长途，一路从历史中驶来。真切感受到国家为了孩子的安全而坚持不懈努力，成效显著，才是有效的国民凝聚力。     （全文）我家住农区，前几年，发现沿我家小牧场的公路边，突然竖起一个菱形交通牌，警示：“前方为校车停靠站”。原来，是邻家小男孩到了上学年龄。他家在高坡紧下方，有那么一点视野障碍。为了校车和小男孩不被刹车不及的车子撞到，根据法律，必须竖这样一块警示牌。警示牌只为他，那个小不点儿。这里不习惯沿墙刷宣传大标语，孩子们的安全，是靠枯燥的法律细节在保障。现在，美国每天有一半的中小学生，将近两千六百万孩子，乘坐四十八万辆校车，行驶在城市和乡村。被称为是美国最安全特种车的橘黄色校车，漫漫长途，一路从历史中驶来。 　　美国最早的校车制造，可追溯到“韦恩制造”。它建厂是在1837年，到十九世纪中叶，已经以建造“校车”闻名。最初的校车基本是在乡间行驶。美国农家常常不以村为聚落，就是一个个农家各自围绕大片田地，都是散户。学校远，交通不便，就有校车的需求。一开始，也就是在马车架子上安个遮风挡雨的帆布棚，座位沿着车厢围作一圈，开窗只是把遮挡窗洞的小帆布卷起来。后来，改成蛮像样的车厢了。不过当时车速慢，乡间交通稀疏，交通安全根本不是什么首要大事。 　　二十世纪初，随着公路延伸，汽车发展，马拉校车的车厢被装上汽车底盘，成了卡车式校车。1910年，美国有三十个州有了专门的校车，也就推进了校车生产业，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加州的分厂也开始建造他们自己设计的校车，当时的价格是每辆700美元。1920年代，校车有了玻璃车窗，却并不普遍。渐渐地，校车也开始进城。1930年，老牌校车商“韦恩制造”推出了第一个全钢车型，也有其他厂商跟进。1932年全钢超级客车型校车，已经很像我们在五十年代乘坐的公共汽车了，有76个座位。但当时美国校车还在发展初期，这是各商家单纯的商业行为，制造厂家们以吸引顾客为目标，各自制定车型规范。开出厂门的校车们，自然是五花八门。 　　谁也没注意到，这时有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一直在默默关注和研究大家熟视无睹的校车。他就是乡村教育专家希尔博士（Frank W. Cyr）。希尔博士对各州校车都做了广泛调查，他发现美国孩子乘坐的校车类型足以充分满足大家的想象力，什么样子都有：虽然已是1930年代，可还有少数19世纪的马拉校车在用；在堪萨斯地区农村，甚至还有用拉小麦的马车送学生的。校车颜色更是什么色儿的都有，有的校车以红白蓝的国旗三色作装饰，显然只考虑爱国主义教育了，根本没想到车身颜色与安全相关。希尔博士也征集校车生产商的意见，发现厂商也在抱怨，校车缺乏统一标准，影响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也就难以降低成本。更他令人不安的是，当时发生了几起严重的校车交通事故。这使他看到，时代不同了，马车时代并不突出的行车安全问题，在汽车公路时代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美国是一个所谓先发国家，先发国家的难处在于没有别国的先行经验可以借鉴，总是“问题先行”，然后必须自己去琢磨和找出解决之道。 　　在希尔博士的努力下，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由基金会资助来自48个州的交通专家和官员、校车制造商、涂料商等等，聚合到了希尔博士教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开会。那是1939年，一个关注乡村教育、才39岁的普通学者，就这样发起和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堪称划时代的校车标准化会议。 　　在会议上，首次为美国校车制定了44条标准，例如车体的长、宽、高等尺度，其中也包括了橘黄色涂料的配方标准。会议制定的大多标准，都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被新标准替代了，但是美国校车的橘黄颜色，历经时间考验，一直留到今天。希尔博士因此被美国人称为“橘黄色校车之父”。此后希尔博士持续关注校车安全，1942年，他还主持过一个联邦会议，制定战时的校车运送标准。 　　关键是，校车安全从此成为一个突出议题。1989年4月，在当年开会地点，希尔博士参加了纪念首届校车研讨会五十年周年的午餐会，他回顾说，当年制定标准的唯一考量就是安全。以校车的橘黄色为例，当时反复考虑，就是要找出特殊醒目的色彩，使得哪怕在晨曦和暮色中，校车都能被清楚地辨别出来，并且后来有规定，不容许其他车辆使用同样颜色。1939年首次校车标准会议以后，美国陆续召开过十二次类似的全国会议，更新校车安全标准，也制定了为残疾生服务的校车设施。一次次给州和联邦的校车安全立法提供依据。 　　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合众国”，传统思路就是各州具体问题由各州自己立法应对。联邦立法非常谨慎。传统的美国中央政府总是生怕对各州有过度干预和越权干涉之嫌。所以美国的校车规范，是40年代从各州立法开始的。39年会议制定的标准，一是因为合理，被厂商自动采纳，二是给各州立法提供参考。它只是一个学术会议，并无强制作用。例如校车的橘黄色，虽然很快被35个州立法接受，但是，美尼苏达州就一直采用自己的金桔色，直到1974年联邦立法才接受全国统一的橘黄色配方。但是，1939年会议确实对推动立法起了一个关键作用。 　　二战后适逢“婴儿潮”后的城市大幅扩张和学生人数大增，城市校车数量也随之剧增。从二战战场上下来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有感于战争中运输的重要，开始推动在美国发展高速公路。 西方发达国家都相继经历了这个过程。1958年在联合国主持下，欧洲经济委员会开始整合欧洲的汽车规范和安全规则。美国并没有引入欧洲规范，而是试图制定自己的安全规则。 　　美国州际公路网的建立和公路现代化，还是在六十年代开始飞速发展，不论车速还是交通流量，都和战前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交通事故随之剧增。公众开始强烈要求政府对交通安全有所作为，当时出版了维权律师伦夫·奈德写的一本书：《有速度就不安全》，以及国家科学院的一本报告《意外死亡和伤残——被忽略的现代社会病》，把公众呼声推向高潮。1966年，美国国会举行了一系列有关交通安全的听证会，通过了第一部联邦层面的《国家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校车安全当然也随之改进；国会更在1974年通过了联邦的《校车安全修正案》，把以前各州对校车的一些重要规定纳入了联邦法，也就进一步特殊提升了全国校车的安全级别。例如1946年在弗吉尼亚州开始使用的校车特殊警示灯；例如紧急疏散门；例如在五十年代就在各州广泛使用的左侧停车标志摇臂，就是在校车停车、上下学生时，车身左侧摇臂伸展，出示停车标志，挡住逆向车流，确保整条路的双向交通都全部停驶。当然，还有关于加固车身等等的细节立法。 　　说到立法，我以前写过一点体会，就是法律其实有“真诚法律”和“虚假法律”之分。具体区别就在于是否“认真执法”这一关。对于成熟的法治国家，它的立国之本，就是国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诸多问题，都要依靠法律解决，以实用出发，所以就特别重视执法一环。而一些法治不够成熟的地区，执法跟不上或者不重视，法律很可能在事实上形同虚设。美国对如何执法也有一些制度上的保障。比如说，上级命令一个下级违法行事，如50座的校车，要司机违法多加几个学生，司机怎么办？按法律规定，即便是职务行为，即便司机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假如出事上法庭，检察官只要能证明：下级明知是违法行为还在执行，那么，作为执行者，也必须和下命令的上级一起接受法律制裁。那么，如何证明雇员是否明知故犯呢？这也是由制度在保障，每个雇员在上岗之前，都要签字认定：自己已经了解相关法律。签字的文本，将存档作为“知法”的证据。这样，先行排除了许多不必要的、规范之外的人为事故。问题简单了：只需加强“规范”。 　　校车安全改进就分为两部分，一是“软件”，即驾驶员的人为因素，例如驾驶员需要特殊驾照，有一系列特殊安全训练，也有摄像头这样的硬件监督驾驶员行为；学校、家长必须反复对孩子在校车上的行为教育，使得孩子不在车上有随意离开座位等违规行为。 二是实实在在的硬件改进，这部分变成了旷日持久、非常枯燥的大规模调查、车身冲撞等技术试验、取得数据、分析、下结论，改进，周而复始。 　　公路交通是一个危途，彻底避免交通事故几乎是不可能任务。首先，司机是人，人都会有错。哪怕校车司机训练再好，也只能说是降低事故率，更何况还有非校车司机出错撞上校车的可能。撞上来的，还可能是不可抗拒的体量超大型货车。美国在1970年正式建立的“国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认识到，既然人为事故不可能完全避免，就必须在“耐撞力”上下功夫。2002年4月，该管理局对国会提交了《校车安全：耐撞力研究》的长篇报告，仔细分析了1990年至2000年之间的校车事故的原因、冲撞双方车型研究、安全带分析、伤亡分析等等，提交了对遭受正面、侧面冲撞的测试记载和数据，等等，为国会立法作参考。美国校车车体的每一个细节、连接点，都经历了一次次立法的不断加固加强。结果，就是悍马车撞上去也只能造成校车极轻微损伤。 　　2006年美国成立了校车理事会，再次汇合各校车制造厂、各州和国家学童交运协会、政府相关官员等等，集各方意见，向国会发出一致声音。他们不断对校车提出新的改善标准，走在联邦和州立法的前头。美国人理解，并非对校车的改进就能保证和维持事故死亡率为零。但是，多年来法律逐步规范，已经使得事故明显下降，降到最低。1990年至2000年，美国运送学生的校车（借用校车用作他途不在内），每年事故死亡平均为8.5人，其中司机死亡为2.6人，就是2000年之前10年，平均每年有5.9名学生因校车事故死亡。06年美联社公布过校车理事会的一个调查：美国校车运输安全已经远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运输，例如飞机、铁路和私家车。一个孩子坐在校车里，比坐在父母驾驶的汽车中更安全十三倍；比坐在一个近二十岁年轻人驾驶的汽车中，更安全四十四倍。 校车理事会在2006年分析了2001年至03年的儿童急诊室数据，发现那几年校车在每年运送100亿人次和运行43亿英里的密度下，几乎没有什么严重事故。 　　那是我们在乡村经常遇到、也最喜欢看到的景象：橘色校车缓缓停下，摇臂展开“停行”标志，整条道路，静止下来。车门打开，下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孩，他带上迎上来的小狗，很放松很自信，横跨过专为他留出安全通道的公路。路对面，通常是一栋简朴的白色农舍，老橡树下，等候的母亲把跑来的孩子轻轻拥入怀中。 　　真切感受到国家为了孩子的安全而坚持不懈努力，成效显著，才是有效的国民凝聚力。

本报记者 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16日   12 版） 李英强 （寇爱哲  摄） 四川巴中的晏阳初图书馆   （柳建树  摄） 湖北青石镇的黄侃图书馆  （郭建光  摄） 黄侃图书馆内的阅读场景   （罗奇志  摄） 李英强   （罗奇志  摄） 编者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陈教育的误区，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为青年、为国家贡献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这一问题上，当代教育仍有值得检讨之处。许多有识之士已展开研讨，并将改良举措付诸实践。“立人图书馆”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 4年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大城市生活，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和他相伴的，还有一份扎根农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执拗理想。 几年过去，他在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其他8个省份共建起了13座图书馆。他雄心勃勃，想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图书馆。 这些乡村图书馆，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立人”，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之意。李英强想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青年人说道，语速极快。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初冬的一个下午，在湖北省蕲春县这个名叫青石镇的地方，太阳还稍有点刺眼。32岁的李英强趿拉着一双蓝色拖鞋，穿着一件浅灰色外衣，抱着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如果不了解他的背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名校硕士。 台阶前的水泥地上晒着稻谷，往前，是一条不太宽的公路。飞驰的汽车鸣笛驶过，掀起阵阵尘土。马路另一侧，是青石镇中学。一些推着小车卖零食的小贩，在等待着学生的出现。 图书馆就在李英强的身后，一栋红色的4层小楼。这是李英强今年才租下的，每年租金1.8万元。摆放在门前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图书馆，免费阅读”的字样，算是牌子。此前，他的图书馆设在中学内，不对镇民开放。 公路上人来人往，但没什么人走进图书馆。 “时间长了，就会有人进来。”年轻的父亲倒是很放松，逗弄着怀中的孩子，不时笑出声来。 5年前一个冬日，李英强到河南农村出差。一个个村庄从火车窗外掠过，许多显得凋敝。农村出身的他，便与同行友人谈论起农村的话题。他们聊到农村的衰败，聊到农民精神世界的荒芜，聊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同题系列文章。 其时，李英强刚刚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在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初为四川一位学者所写，在文章中他以自己所在的中学为切入点，引申到他对整个社会的担忧。作者在文中强调：“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此后，一些人开始写同题目文章，描写及反思自己家乡的“沦陷”。 “我几乎看过所有写家乡沦陷的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李英强说。 家乡对他来说，是一个亲近而又遥远的地方。自1997年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上大学后，他就一直在城市生活。每次回到老家，他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即便是短暂的逗留，家乡的凋敝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位四川学者在文章中写道：“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这样的景象，也在蕲春县出现，也在青石镇出现。 李英强读中学时，这个叫青石镇的地方，还有几家“有追求”的小书店，而国营的新华书店，也会卖一些“打开世界大门”的图书。 如今，那些小书店不见了。那个不太大的新华书店虽然仍在这个镇子上营业，不过里面的书已经与以前有“质的不同”。在昏暗的空间里，破旧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教辅材料、科技书籍等。镇上的高中毕业生蔡小海大呼：“这些书都过时了，有谁会买？” 小镇上还有几家网吧。每次回到家乡，李英强总能发现，一些戴着红领巾或穿着校服的孩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些游戏中，甚至还出现色情的画面。 上高中后，李英强来到县城。当时县城的人文氛围，让他充满激情和想象力。那时，县城的电影院会放映一些不错的影片，他在那里看到过科幻大片《未来水世界》。而现今，电影院依旧在，只是已经变成了歌舞厅。 那些他曾买到过《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以及《简爱》、《悲惨世界》的书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租书店。在这些租书店中，他总能看到一些学生在翻阅穿越、盗墓或者“有点色”的言情类书籍。 “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李英强说，“家乡的沦陷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沦陷。” 那次旅程快到目的地时，李英强严肃地对友人说，自己想回到家乡，为乡民建一所图书馆。因为“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我不能逃离，也无处可逃。我是农村考出来的，我必须回到农村去。”他对友人说。 友人一听，当即点头称赞，并鼓励他放手去做。 此后不久，李英强就开始筹划第一家乡村图书馆。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 这栋红色小楼的一楼，约有200平方米，沿着3面墙壁，立着一圈书架。图书馆的志愿者将书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屋子中间摆放着几张白色的书桌，桌上也散落着一些图书。 这些图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还有中学生读物。甚至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也出现在这所乡村图书馆里。如果不是门前那些晒着的稻谷，不是公路上乱窜的母猪，乍一看，就像置身于都市中一个有品位的书店。 立人图书馆的书目都经过精心挑选。李英强曾放言：“就藏书质量而言，如果在立人图书馆读几年书，会比上一般的大学强得多。” 2006年的河南之旅一结束，李英强便开始写建立乡村图书馆的计划书，并拟定图书馆的核心书目。其间，他不断与学界朋友联系，请他们推荐适当的书目，甚至还通过网络征集。 立人确定的方向，是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人文（humanity），指向的是人的发现、成长和完善。综合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意味着一个整全的“人的现代化”。 李英强也意识到，立人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常识，培养和训练他们的人格，做公民教育的试验者。 最终，他拟定出适合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书目，共约2000多种。 其中小学生书目有近200种，以简单经典的故事书为主；中学类书目，内容随年级逐渐加深。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系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以及鲁迅、胡适的书，还有钱穆、汤因比、费正清、唐德刚、张灏、葛剑雄等人的著作，都在核心书目之列。此外还包括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 “书目是图书馆的灵魂。农村学校没有城市学校条件好，但立人至少能让农村学生读到高品质的书。”说到这里，李英强加重了语气。 当年刚上大学时，面对那些侃侃而谈的城里同学，他曾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因为中学读书少，一些讨论，他几乎插不上嘴。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自卑感才淡化。 筹划立人乡村图书馆时，“平等”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意识。尽管“硬件”的城乡平等并不现实，但李英强相信，以阅读为主的“软件”是可以填平鸿沟的。 书目拟定后，他就开始着手筹款。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步。有朋友回忆，那段时间，每与李英强见面，他都像“着了魔一样”，反复问两个问题：靠谱不？支持不？ 第一笔收入是帮着他设计立人标识的朋友捐赠的。当听到他的乡村图书馆计划后，朋友毫不犹豫地掏出300元钱。此后，李英强不断游说，不断有钱捐入。 与此同时，这名北大硕士托家乡的关系，与家乡学校的领导沟通。他的计划是，在学校原有的图书馆基础上，配备自己的核心图书；图书管理，则由自己招募的志愿者负责。因为并不增加学校的成本，学校当即同意。 在“普九”之时，各地的中小学都被要求设立图书馆，配备一定数目的图书。不过，据一名初中校长说，一些农村地区的图书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使用过。另外，图书的种类偏少，以教辅书为主，还有一些图书则完全是“凑数的”。 青石镇中学的图书馆也是如此。有学校老师回忆，当时的图书馆甚至不开放。 2007年12月底，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在青石镇中学内试营业，起名“黄侃图书馆”。此后，每开一个新馆，大多会以当地文化名人的名字命名。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出生于青石镇，故以他命名。在四川巴中，则有以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命名的立人图书馆。 李英强为这座图书馆配备了2000种图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每种图书各一册。 开馆那天，天气很冷。下课后，学生们便涌进图书馆。这个只有52个座位的图书馆，被挤得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学生在等待，里面的学生一出来，就会有人挤进去。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个月。为此，他不得不限制学生数量，并请人做了60个代书板，只有拿到代书板才可进入。即便如此，图书馆外经常也有学生排队等待。 当时蔡小海正在读初三，有一次老师上课时，特意讲到立人图书馆，鼓励同学们多到图书馆读书。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小海记得老师这么说过。 乡村教育革命，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从一开始，李英强就在探索一条教育之路。这也是立人图书馆最核心的定位。 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你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在这个信息如此发达、学习如此多元的时代，依然以最低的效率‘被学习’；你看到数百万的中国青年，在经历了所谓的大学教育之后，陷入到失业、迷茫，无力于自身发展，无能于家庭社会；你看到每一个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考试、被排名、被歧视、被告密、被侮辱、被消磨，你不痛心吗？” 因此，他希望自己能为青少年提供一条“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功能，即立人。而乡村教育革命，“当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这和李英强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当地几乎无书可读，能看到的，无非是一些评书。偶有大人们拿回一本书，他就会读得津津有味。 年纪大些后，他的生活态度一度消极，准备退学，还曾离家出走过10多天。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 “那时觉得生活没意义。如果我能读到一些有品质的书，或许我就不会有退学的冲动。”李英强回忆道。 作为对教育品质的追求，立人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阅读课、手工课、电影欣赏、讲座、冬令营、夏令营等。李英强理想中的乡村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学习中心、教育基地，还是一个文化中心、精神家园，并且还将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和公共平台——人们从这里不但是索取，还给予，更重要的是交流，图书馆成为乡村公共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 2008年，李英强在图书馆内开设“中学经济学”。每次开课，总有数十人前来听讲。 蔡小海就是他的忠实听众，几乎每次都到。在课上，小海学到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并且还学会用这些知识分析经济事件。 上高中后，他和几个同学认为学校强制给学生订奶的做法不对，便一起调查，一起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学校有“垄断”之嫌，并将分析发表在自己创办的学生报纸上。报纸一出，引起“全校震动”，最后学校取消给学生订奶。一时间，他们几个被同学们奉为“英雄”。 “要是没有图书馆这个平台，我们也做不到这一步。”蔡小海笑着说。 像这样的调查分析还有不少。比如学校的垃圾处理问题、铁栅栏的成本问题、学校的扫帚为什么比家里的坏得快，等等。 借助图书馆这个平台，蔡小海认识了很多校内外的朋友。周末休息时，一些人会跟随小海，到图书馆读书。 小海和另外一所学校的学生小伟认识后，两人经常在图书馆展开讨论。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李英强启发他们。 两人兴致很高，召集了一些朋友，开始深入讨论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还成立一个编辑部，筹划办一份报纸。不久后，小海出资200元钱，买了一台旧电脑。 第一期报纸出来了，叫《一代人》。一位学者看了其发刊词后，直呼“写得老道”。他们先后出了4期报纸，直到这个团队在高考后各奔东西。 有一次，为了想刊登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蔡小海辗转找到其电话。通过电话，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数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近几年，网络开始冲击到这个距离县城近30公里的镇子。李英强曾看过一篇分析少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文章。看后他明白了一点，孩子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沉迷于虚拟世界中的聊天儿，其实是教育之病引发的天然反抗。 为此，李英强更加注重通过图书馆和专门的阅读课之间的互动来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青石镇现在仍有几家网吧，时常可看到一些孩子的身影。对此，李英强淡淡一笑：“图书馆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在一次夏令营中，李英强组织过一场辩论赛，参加者是北京大学的7名本科生和蕲春的一些高中生。他观察到，在辩论赛上，这些高中生个个表现得“很自信”，“反驳很有力”。 辩论赛结束后，有高中生对他说：“我们并不比大学生差。” 立人图书馆对乡村教师的触动也很大。黄侃图书馆开馆时，李英强邀请北京的几位学者到青石镇与师生交流。当地一名老师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学者的话：即使在现有的乡村教育体制下，中学老师也能有所作为。 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些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这座图书馆。这是图书馆最热闹的时刻。回家的学生开始返校，来早了，就到图书馆看看书。 他们或在书架上选书，或在桌前看书，有几人还低声地讨论着什么。图书馆有几名专职义工，但他们几乎不去打扰这些孩子们。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女生问道：“叔叔，这个图书馆会一直开下去吗？” 旁边一名志愿者回答她：“会的，一直开放，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小女孩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青石镇打工，她便跟随父母到这里读小学。立人图书馆在校外开放后，她经常到这里读书，尤爱看漫画和绘本。她说自己常常想象，如果有法力，就会帮助穷人做很多很多事情。 而在之前，小女孩说，自己除了课本外，几乎没书可读。每天天一黑，她就只得一个人呆在家中，不是写作业，就是看电视。 她甚至连玩伴都没有。冬天黑得早，天一黑下来，镇子上的人似乎停止了活动，除了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 还有两个小男孩，每天天一擦黑，他们就结伴出现在图书馆中。他们并不喜欢看书，当被问起为什么喜欢到这里玩时，两人的回答是“没地方玩”。 这一点，李英强也看在眼里。“生活本可以是丰富和灿烂的，然而大部分人都是单向度的，向着一个方向努力，因此也不知道什么是丰富什么是灿烂。” 因此他鼓励志愿者多开一些兴趣课，从而让立人图书馆“看得见、摸得着”，“不是天边一朵云，而是落在地上的雨水”。 志愿者小婷开了一门手工课。10多个女孩子，跟着她学编手链。女孩们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阵阵笑声。过几天，小婷就要离开，两个小女孩还分别送了她礼物。 休息日的晚上，图书馆还会放电影。这天放的是《音乐之声》，英文原版的，可一些孩子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过，一些家长并不买账。一个孩子经常到图书馆读书，父亲不同意，总是把孩子拉回家。孩子不愿回去，父亲就说：“光看这些书有什么用？考不上大学，你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农民？”孩子只好顺从地跟着他回家。 志愿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后，很不解：“读书明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家长们不愿意孩子们读书？” 后来，他们到一些同学家中做家访。在给家长们讲了一大堆读书的道理后，对方一句话就驳回来：“到图书馆，能不能考上大学？”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接受了志愿者的意见，不再强硬地拖孩子回家。晚上下自习后，一些孩子甚至在图书馆逗留到晚9点过。而第二天早晨4点过，他们就要起床，准备上学。 在这个偏僻的乡村中学，学生每天用在课内学习的时间达到10多个小时。 即使在双休日，高年级的学生仍被要求有一天在校学习。“我们就像一个个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一样。”一名初三学生说。 高三毕业后，蔡小海没考上大学。他到外地打工，“每天挣200元”。打工期间，他一直和青石镇的图书馆保持着联系。终于有一天，他跑了回来，并住在图书馆中，准备来年再考。偶尔，他也给志愿者们做饭。 “在外打工的那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打工就是我的生活吗？每问自己一次，我就否定一次。我很痛苦，所以就回来了。”这个唇角刚长出胡茬的年轻人说。 这也正应了李英强所说的：“如果可能的话，图书馆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当他从乡村外出四处漂泊，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图书馆的“温暖”，李英强将图书馆开到更多的乡村，希望更多的村民走进来。 时至今日，13座立人图书馆已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河北、江西、山西、重庆、陕西等地的乡镇或县城扎根，办理有效借书证2000余个，覆盖人群达到数万人。 一个读者，就是一棵苹果树 11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英强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蕲春县城的黄侃图书馆分馆回到青石镇。 图书馆里空荡荡的，一片寂静。他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对在场的志愿者说：“今天很有收获，有一个女生看了一下午书。” 大家面面相觑，随后哈哈大笑。李英强也跟着笑起来。有志愿者说，自己也培养了几名读者，也应该高兴。 “培养读者很难。只要我们坚持，相信会有不少人来读书的。马丁·路德曾说过：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也会选择在今天出门，种下一棵苹果树。”李英强开始给大家打气。 县城的图书馆开了有一阵子了。前几个星期，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在休息日开门。 吃过晚饭后，李英强照例躲进房间，通过网络和外界联系。他得募集更多的钱，还得招聘更多的志愿者。同时，他还要一遍一遍地传播他的理念。立人图书馆越建越多，钱和人成为李英强头痛的事情。 他曾写道：“林中两条路，我们选择了人烟稀少的小径。不被社会时髦的潮流裹挟，不被已知未知的困难吓倒，我们选择，我们承担，我们热爱，我们享受。” 其他志愿者也各行其是。一部分到一楼，等待着读者的到来，另外两人则在二楼忙活。二楼准备再办一个阅览室，书架的材料已经买来了，志愿者们得自己组装。 来这里的志愿者，每个人都怀揣着一分理想。 一名志愿者，在回答“我为什么来立人”的问题时写道：“我只希望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多看一些书、开阔眼界、长长见识；只希望在他们毕业后、踏入社会前，思维里面不出现或少出现外出打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只希望10年后他们在对自己的孩子讲起美丽的校园的时候，不要说那是‘猪圈’。” 志愿者王一夏，硕士研究生没读完，就申请到立人图书馆工作。她的理由很简单，只为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志愿者尹虹，刚刚办完离职手续，在广州，她的月薪是3万元。志愿者阿良，原为一家飞机制造厂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菲。还有志愿者三炮、小张、小婷、阿飞、小树等，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 志愿者的这些行为，也常常感动着李英强。他将这个团队的生活，看作是“生活在真实之中的生活”，是一种“‘在人间’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信任、友谊和爱，充盈其间”。 青石镇人依旧在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一些人出门打工，一些人没事打打麻将，一些人喝酒作乐，还有一些人钻进网吧……白天的公路上依旧一片繁忙，依旧有猪在乱窜。图书馆对面那些闲聊的村民，始终没有走进过图书馆。 有志愿者着急，“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拉进来”。但李英强总说：“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图书馆在这个地方存在，就是意义。” 只要他有空，还是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抱着孩子晒太阳。 小女儿不知为何笑了，李英强也被带笑了。他把女儿举到面前，用额头碰碰她的额头。

确立一个理想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但真的想赢得一些自己认可的东西可能需要很久，甚至一生的时间，这之间可能不断有亲人朋友姑娘抛弃你，亲人抛弃你，如果能解释就尽量的解释清楚，然后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喜欢看结果，虽然当初阻碍你的可能有他们，但是你最终的结果如果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也就放心了，虽然他们此时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当初的阻止和放弃是多么的愚蠢。     我是怎样走出困惑的   文 / 王猛（北斗撰稿人）     曾是集体里的一员 离开义务教育已经5年半了，我已经记不清中国足球队又连续几年叉腰肌不好了，曾经暗恋的姑娘也在我的记忆中变模糊了，但有一件事情却非常难忘：高二因为上课指出老师的用词错误而被班主任和学生们投票，罪名是“接话茬”，全班70多个人，我以50多票胜出，更神奇的是第二名和第三名票加起来都没有我多。下课后几个和我平时不错的同学“安慰”我，算了，谁还没有过做错的事情……在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像那些官员开会一样总结了两点：第一，出来混，难免有踩到朋友大便的时候；第二，在某些学生的眼中，老师做的事情永远是正确的。 初中那会儿我还不曾怀疑一些东西，学校、教师、恋爱、语文、作文，英语等等，我和班上的孩子一样，是集体的一员，傻呵呵的听老师傻讲、傻呵呵地做看似有用的笔记、很用心在背诵老师说应该背诵的课文，却不曾问为什么一定要背过一篇课文、学校不让做的事情就一定有合理的地方、老师交代的事情一定要做好、被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是被老师重视，都是好好学习的孩子、被安排到最后一排的学生都是不学习的，很愉快的生活在这样的集体中，小学生守则到现在都背诵的很流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来才知道，原来热爱一个人或者事物是不需要背的，也不需要让别人说了算的，要热爱什么，不要热爱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热爱或者不热爱，是个人的意愿，不能强加给任何人一定要喜欢什么，就像你热爱橘子，我热爱梨子，大家各有各的热爱，更不能说你热爱橘子比我热爱梨子要高尚。 高一以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优秀”的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以及团员，这个优秀的标准是：要么在班里的考试名次靠前、要么是班干部、要么会拍老师马屁、要么会帮老师做事儿、要么父母有在本校当老师的。或者干脆是主任或者校长。这个优秀无关你的人格，无关你的人品，也无关你有没有思想。我一直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做集体里最好的那个，尽管成绩不怎么样，但我总是认为：只要能和老师，同学们处理好关系，我就很牛了。只要能认真做好老师安排的每一项任务，一步一步的走，没准到大学就能成为学生会主席，将来当个优秀的管理者，这样的目标一直伴随到我高一。     翻开初中写的日记，首页这样写道“新的学期新的打算，这一学期的学习，估计我要拼了，真的，该放下的始终要放下，这个阶段不是我谈恋爱，应该懂得怎么去奋斗，怎么去努力，这样别人才能让别人看得起我，才能有所作为。”后来我用王朔的话总结这段日记要阐述的观点，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挣点钱，让傻逼们知道，并且热衷于让别人知道我是在努力，整段日记都透着钱的味道，这是我初中对“成功”的理解。   独立意识的形成 上高一的时候我问一个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热爱中国共产党呢？那个老师一脸的不耐烦“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还吃不上饭呢，你也不会有学上，明白吗？”我当时并没有想别的，因为很多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后来才开始思考，难道中国人都是傻子？连基本的种地养家糊口都不会？一定要让共产党人来指挥？ 在没有严谨的启蒙书籍之前，我上过一年的广播电视编导课，这一年对我很重要，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土鳖，本来只有老老实实学教科书考大学的命，但当我把学编导这件事告诉我父母的时候，他们竟然同意了，这在一个处处都不尊重孩子意愿的国度里已经算是奇迹了，与之对比，我经常能听到很多父母对孩子说出类似“学这个没前途”、“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原来，在这些“成熟”的大人眼里，一个人懂什么是用年龄来衡量，一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成熟”，只是因为年龄比别人大，而成熟和年龄大是否能划等号，还有待商榷，而他们眼中的前途，竟然和我初中写的日记中对“成功”的定义颇有几分相似，在他们眼中，有前途和是否成功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有钱。 高三那一年算是我被启蒙的开始，这一年的重要性就像一个从来不做身体检查并且得了早期肿瘤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检查出了肿瘤并顺利的做了手术。那一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然后看影评，写影评……在胡乱看了几十部电影和一些影评后隐约感觉这个社会并不像老师和周围长辈说的那样，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很明显，将信将疑，要知道，独立意识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里面，对那些思想已经僵化的，任何启蒙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因为这种人深信爱国主义是对的，是高尚的，深信“一个男人不抽烟，他就不像男人。” 独立意识的培养只对那些思想处在游离状态的人管用，因为思想没有被固定，还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但一时又不清楚到底哪边是对的，这一点很重要，我高三思想就处在这种游离状态，这个时候绝对需要一些文字的东西帮忙解答一些疑问，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刚好碰上了，读了第一本书，韩寒的《通稿2003》，这本书给了我一些帮助，产生的那些无法总结的，半信半疑的疑问都解答了，高三，我毕竟不曾接触过太多事儿，又没有阅历，问题都是关乎我周围的，学校里的那些琐事，所以这本书可以解决我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一个普遍“你这是叛逆期，很正常，过了这个时期就不这样了。”的环境中，我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怎么了，其实这是折磨精神的，因为当意识到自己可能和别人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又无法自我判断是对是错，真是折磨的，于是开始问那些大人们，问那些长者，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直，“你这是叛逆。”长期在没有理性可言的环境中成长导致的结果是，我到16岁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对错意识，更不要谈理性的看待一件事情，甚至对什么是“叛逆”，什么是“批判”都无法分辨。记得高三玩手机，外边下雪了，我在学校的贴吧发了一个帖子，写的是“今年第一场雪，你想起了谁？”，结果不到30分钟班主任就气哄哄的直冲我的座位，让我把手机交出来，我当然不承认自己带了手机，要知道高中是严禁带手机的，然后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贴吧，问这个有你头像的号是不是你？我有个“坏”习惯，填写很多网站资料都用真名和真头像，这个“坏”习惯到现在我都没有改掉。结果手机被没收，我被押送到年级主任那里接受教育改造。这样的经历迫使我想知道学校政教处是怎么知道我上贴吧和学校凭什么不让学生带手机的，其实说白了最初的独立意识是跟自己利益有关的，就这样查了几个小时的相关内容，其实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已经形成了，当然，不是查了一次就形成的，而是对那些你发生在你身边并且认为对自己不公平的事情的不断自问和查阅。 高三下学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逃课，上网，找自己想要的资料。现在每当有弟弟妹妹问我高三是怎么学习的时候，我都努力在这些逃课记录中搜索一些我认为在努力学习，并且他们也在认为我努力学习的桥段说给他们听。上学和学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没有确定他们的确能分清楚它们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第一是不掉面，第二总不能告诉他们我在逃课，上网，在高三这么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些词汇在他们眼里就跟“不务正业”“不学习”，甚至“坏孩子”挂钩，而当他们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又会觉得你不可能是这样度过的，这会让他们更加矛盾，而父母经常又会在这么一个“重要”时期里不断的提醒他们，“你想多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别的都不要想。”实在不想让这个事情的弟弟妹妹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宁愿他们顺利结束了高中生活，再花时间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对我而言，高三下学期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独立意识的开始，这个意识的出现很重要，没有这个意识，也便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虽然那时我不清楚这是独立思考意识，更不清楚什么是批判性思维。这段时间主要就是看一些文章，我记得我上百度查的第一个词就是“叛逆”，什么是叛逆？然后把这个词的解释放到自己身上对比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叛逆，发现有点像，但也有点不像，像的地方是都有反叛的思想和行为……但不同的地方是我并没有强烈的表现欲，也不想标新立异，我开始怀疑那些长辈们告诉我的那句“你是叛逆。”     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18周岁，来到北京，进入了所谓的大学，不断有长辈告诉我“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你要懂得适应，这样到了社会中你才不会吃亏。多和老师同学们搞好关系，他们都是你以后的关系网。”就在这几句话不断在我耳边环绕的时候，无意中在网上知道到了罗永浩，那是大一上学期，看了他的演讲视频，听他讲自己的经历，我就把他演讲过程中看过的书名都记下来，我记得他推荐过王怡老师的书单，于是也开始找那些书，却发现很难看懂，那些难以下咽的文字总让我犯困，干一件事情总是处在“硬着头皮”总不是好办法，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文字里的东西热爱程度并不强烈，只是认为牛人都是多读书的结果，并幻想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牛人，后来同样是在罗永浩的演讲视频里知道了牛博网，这个网站都是一些精短的文字，篇幅都不长，却很精髓，那些牛逼的作者，那种感觉会让我感觉非常过瘾，读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很庆幸自己在没有读过成功学，言情小说的前提下就读了那些优秀的文章，少走了很多冤枉路，这个时候我再反过来去看一些成功学大师写的成功学书籍已经很难下咽了，那些穿越小说，那些内容空洞的风花雪月，着实让我难受。越是看那些文章，越是容易对一些问题提出疑问，而有一些问题总不能让我顺利想通，并且不断有人在你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打击你，这些人多数是一些有一定阅历的长者，在理想破灭之后转而打击有理想的人，“中国的现状就这样，你改变不了的，你看国外就一定好吗？，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要不然你会吃大亏的，像你这样愤世嫉俗的人，走到哪都不会成功的。”而胡平的《犬儒病》却是一个例外，这是为数不多的让我能突然就明白了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感觉，就好好像有人给了我一个耳光，而我又不想躲。 神奇的国度，总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而总有一些疑问困扰着自己，强制拆迁，城管施暴等等，梁文道的《常识》帮我解决了一些疑问，《常识》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一个优秀的时事评论员总会给我意外的收获，在看了众多的评论员写的时政评论后，然后由自己来分辨哪个是合乎理性的，这样默默的关注了一年多,这个时候再去翻阅一些系统的书籍就容易的多了，因为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因为文字写的有却而喜欢，而是文字里的思想和那些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和最求，最先接触的就是王小波，最先读的就是《黄金时代》，在一个人性受压抑的时代里，处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不断的盘问“性爱”的本质，一层一层的盘问下去，然后开始读王小波全集…… 在不知不觉中，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已经形成了，已经不再是独立思考的意识有没有的问题了，只是这种能力非常小，独立思考能力多数是被我们的教育剥夺没了，或者就没想让你有这种能力，如果想用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要看看央视的新闻联播，有多少是你觉得很假的，就能基本判断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了。 后来，当我想了解美国的制度，美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和易中天的《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又给了我新的启示，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华盛顿打跑了英国殖民者又跑回了种植园，3年后才回来当了总统，这才是那句“不是我想当总统，是大家选我当总统。”真正的解释，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运行，一件刑事案件的诉讼和审判过程，然后又是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一些介绍美国的书，和教科书里的说法截然不同，甚至是颠覆性的。 我俗称是文科毕业的，在充满谎言和广告的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中，实在不敢称呼自己真是文科生，即便这样，学文的也应该都知道，高中历史教科书里关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笔带过的，只给出了两个人名，两个书名，殊不知，这两本书里的内容才是值得阅读和学习的，即便是国人翻译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在阅读一些有关“主义”的书的时候，出现大量的关于“主义”的词汇，这个时候，维基百科就派上用场了，帮助我提前了解各种主义的基本定义和特征，我高中那会是用百度百科的，但在做了很多搜索后发现百度百科是给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使用的，维基百科才是世界性的百科。前面说了，我对于这种怀疑的意识已经形成了，只是并不知道有批判性思维，反正知道这不是“叛逆”，在查了大量有关“主义”的词汇后，逐步开始分辨他们的区别，这个过程同样很重要，不用担心，你在搜索维基百科有关“自由主义”这个词汇的时候，下面会有各种别的“主义”的链接，什么“保守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是成串出现的，为了弄清楚这些东西，我曾经痛苦了很久，这个时候再去王怡老师推荐的书单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因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导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对于类似“批判性”伴有生理上的反感，只要一提“批判”就自动跟“愤青”、“愤世嫉俗”联系起来，当我提到“批判”一词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在皱眉头，足可以看出他们对“批判”一词的误解程度。这逼迫我不得不换了另外一个相通词性的词，我们也可以称这种思维方式为“明辨性思维”，或者叫“严谨的思考”，当对方真的理解并且看过了这本书后再回来使用“批判性思维”效果要好很多。很多父母经常给孩子说，“你要听话。”这里有个疑问，难道只要是父母说的话就一定要听？我们到底是要听父母的话，还是要听从父母口中说出的正确的话？《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这本书就是在培养这种分辨能力。而“要孝顺”这句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孝怎么理解？顺又怎么理解？难道孝就一定要顺着父母？不顺着他们就一定是不孝吗？ 虽然有时候父母总是不能理解我在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他们喜欢让你按照他们认为“幸福”的路走，回家考公务员，做一个为高墙填瓦和小人有关的人，我一直都在努力用通俗的济南方言让他们明白人们对“幸福”定义不同，路应该怎么走要问我，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利，在努力做了很多次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隐约明白，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做主了，虽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由年龄说了算的，但总比他们整天逼迫我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要好一些。 确立一个理想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但真的想赢得一些自己认可的东西可能需要很久，甚至一生的时间，这之间可能不断有亲人朋友姑娘抛弃你，亲人抛弃你，如果能解释就尽量的解释清楚，然后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喜欢看结果，虽然当初阻碍你的可能有他们，但是你最终的结果如果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也就放心了，虽然他们此时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当初的阻止和放弃是多么的愚蠢。 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才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做成了，你爱看不看。 努力实现自己认为正确的理想，朋友抛弃你，可能他们本就不是有理想的人，也理解不了你在做的事情，但我相信总是会有有理想的人愿意跟你顺路，做你的朋友，一起去实现理想。 当我坚持不下一件事情了，就会看看上面的话，理性并且激情的为理想活着。 做不了陈光诚，但也不做为高墙添瓦的小人，这就是底线。     （采编：徐毅磊   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你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故乡民俗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