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

【 信報轉載 】下周一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維園的燭光肯定會風雨不改地點亮。此際正是特區管治班底換屆的春夏之交，時代變革在即，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看來在未來五年、更大可能在未來十年，將會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到底是更加靠向一國，抑或堅持守住兩制的防線？觀乎近日接觸的記者反應，悲觀看法似乎佔大多數。 傳媒之所以稱為社會的第四權，在於發放的資訊經過篩選、核實，報道內容對群眾具有公信力，從而達到監察政府的職能。傳媒一旦淪為政權的喉舌，縱使仍然能夠經營，甚至悶聲發大財，但已難取信於民眾，逐漸受到唾棄，變成對社會可有可無的「建制派媒體」，就算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公信力早已淪喪。 傳媒風骨 歷歷在目 遙遙回看八九六四，那年頭傳媒風骨錚錚，帶動六百萬香港人（當時人口）聲援學運，香港的記者拚命往北京天安門跑，大有不惜灑汗濺血的豪情。當時，記者是備受社會尊崇的職業，那股熱情感動了許多年輕人立志入行，不少人如今已成為業界的中流砥柱。 上周六翻閱《信報》，看到《文匯報》前副總編輯程翔的訪問，內容免不了談及《文匯報》「痛心疾首」的社評。程翔明確地說，那是另一位副總編輯曾敏之出的點子，社長李子誦和總編輯金堯如支持，再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拍板；他在訪問中強調：「《文匯報》是有紀律的，社論開天窗這般大事沒可能不經上頭（新華社）拍板，張浚生批准這社論，是一剎那閃現人性。」然而，廣場上血與汗迅速洗刷乾淨，經濟起飛，人性只是曇花一現，黨性壓倒一切。 常聽到資深傳媒人說，左派老文人都是腰板挺直，行事做人追求光明磊落，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立場，而李子誦先生一生堅持「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贏得左中右業界的尊重。然而，時代在轉，李社長的十六字辦報真言，雖然為「中立報道」下了最有力批著，但是，誠如才子陶傑本月16日在報章專欄所言：「以國際新聞學標準，用這十六字來辦報紙，依然不合格」。 陶傑在文章裏說：「問題出在『有喜報喜，有善必揚』這八個字。政府有什麼『政績』，……若是事實，只須報道。譬如殖民地時代，東區走廊落成，海洋公園揭幕，不必理會是喜訊還是憂聞，報紙三兩百字報道，從不用頭版，更不必用一篇社論拍馬屁。但相反，政府政策出錯，報紙必將鞭伐，換言之，報紙的功能，不必代政府『報喜』與『揚善』，但政府有問題，都必須大幅重點報憂與伐惡」。 為民做事 政府本分 在此強調，筆者認同陶傑所言並無折損李社長之意，皆因傳媒的監察權力，源頭不是來自「中立」，而是來自對當權者的「鞭伐」。管治機關坐擁龐大的公共財產，掌握統治和分配資源的權利，香港政府還奉行高薪養廉政策（近年經常出現高薪養貪——貪薪金，也貪權），薪金福利名列世界前茅，特首薪酬高過美國統總奧巴馬；而香港人出名溫馴易管治，過去的遊行示威從未演變成暴動（未來則難說）。 在這樣有利的管治環境下，幹實事只是公僕應盡的本分，做得好何須放大褒獎？惟回歸以來，政府施政失誤處處，追究問責亦是合理不過，何況政府從來不缺人脈和宣傳渠道，民辦的媒體若仍然甘心為當權者附和唱好，那就是等於放棄第四權。 因此，當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交給傳媒刊登時，如何處理就成為報館的表態時刻。須知道，身為一個地方的候任首長，從他當選那一刻到任期完結為止，都不可能有「個人意見」，也談不上「言論自由」，因為其一言一行都與港人的福祉有關，否則曾蔭權接受富豪朋友「私人款待」，就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了。 梁振英的文章由六份報章同日刊登，分別是《明報》、《晴報》、《新報》、《文匯》、《大公》、《商報》，內容質問立法會議員以拉布阻礙新政府改組，對市民有什麼好處？指市民對新政府有期望，應該讓新政府團隊齊整地在7月1日全體就任。 這篇「未來行政長官」稿件，被當成特稿或來論處，以「無添加」方式直接出街，報章版面成為官方通告的傳聲筒，許多行家均質疑是否妥當，為什麼不是當新聞去報道，然後加上學者議員的評論？關乎行政長官的看法，為什麼不是由政府新聞處公告？只給個別傳媒，抑或所有傳媒都收到？是不是屬於有稿費的「投稿」方式？為何選擇用這種方式發聲？期望喜歡指點傳媒的候任特首辦高人公開回答。 擴大班子 有責查明 行家談論得最多的「公信報」，該報號稱本港中文報章之中公信第一，但特首選舉期間，政界人士公開質疑它是「挺梁派」，縱使報社多次發表社論否認，但仍未能讓外界釋疑，如今又刊登一篇官樣文章，往後將更難「洗底」。 更大的爭議來自「公信報」翌日的社論：〈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調子跟梁營同出一轍，指立法會應先通過新政府改組議案，日後再觀察官員表現；標題上「為難」一詞是負面用語，有責難阻礙者、斥責阻礙無理之意。該篇社論在面書和討論區廣泛流傳，反應滿是痛心和失望，認為跟梁的文章互相呼應，報館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本欄曾經寫過，社論關乎報社的立場，下筆前必須由高層人員討論和擬定內容，再由特定人選執筆，絕不是個人意見欄目。如今立法會內各黨派尚且對新班子滿是疑竇，除了新增大量職位、涉及逾七千萬元公帑外，當中會否有政治酬庸？人選是否恰當？過去問責制令市民大失信心，政府推出前都大談先讓人選上任，然後再「聽其言、觀其行」，然後呢？ 答案是，職位不斷增加，局長不行？就請團隊幫忙，團隊不行？就找顧問，顧問不行？再換……。七一後有沒有新管治班子都好，香港也不會變天，但改組成五司十四局後，肯定易請難送，面對一個不由人民授權的新政府，哪間傳媒充當抬轎者，都是等於斷送第四權的幫兇，何必呢！ 痛心，是因為仍心存希望；正如六四的燭光不滅，代表人心不死，傳媒同業，請慎思之。

有鬼呀 2012年05月27日 香港特區本來不需要什麼「文化局長」；香港的「文化人」、「知識份子」不斷在吵嚷，於是梁振英說，有了，不過你們沒份，委任紅大姐許曉暉來當。 「文化界」又吵了，說許大姐不懂文化，外行領導內地，文化局，他們說寧願不要了。「文化界」說：至少，該像台灣一樣，看，人家的文化局長，是女知識份子龍應台。 特區「知識份子」文化人之幼稚，就在這骨節眼上現世了，台灣是民選的國民黨中華民國，而特區的「宗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政策基因」，是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而來，文化是一種「工作」。凡有工作之處，會有「工作組」進駐，文化不是任你「發展」和「促進」的，「文化」必須「領導」。 特區的「知識份子」和中國情懷的「文化人」愚蠢之處，在於他們不僅不了解中國，不知道現代史，他們更像一群玩碟仙的街童。 「碟仙」是什麼遊戲？碟仙是一種召喚遊魂野鬼的通靈遊戲。在這個迷離世界，大家都知道，四圍有許多鬼魂的大氣電波。不論光天化日，還是午夜月圓，你做你的人，你走你的路，不要主動去惹鬼，鬼不會哄找上你。 但幾個兒童玩「碟仙」，攤開一張圖紙，當中覆蓋一隻小碟子，一起閉上眼睛，把幾個小中指，擱在碟子中央，唸唸有詞：碟仙、碟仙，香港要有一個文化局，要有文化局長呀，要有一套自由民主的文化政策呀……幾張嘴巴不停嘮叨，唸着唸着，你沒有推，他有沒有挪，碟子忽然神秘地動了── 碟仙給你請來，然而，誰都知道，碟仙請來容易，送走難。碟仙野鬼請來，牠不會離開，碟子越動越快，小手指想按也按不住，幾個小孩，最終口吐白沫，瘋癲成狂，要叫醫院的白車。 香港的「文化人」，就是幾個玩碟仙的天真的兒童。他們不斷要請碟仙，現在，碟子動了，碟仙反過來，要上你的身，要把你吃了，嘩，有──鬼──呀──旁觀者笑得打跌，白車來了，圍觀的一個智者說：這班儍仔，拿屎上場，抵佢死啦──活得不耐煩。 法國文化部長 2012年05月28日 台灣馬英九委任了女知識份子當中華民國文化局長，深得香港文化知識界都流口水：為什麼人家的人選如此高貴，我們得到的，只是一個沒文化的紅色大姐？ 不必羨慕台灣，因為台灣文化局長用「知識份子」，當然絕不是馬英九的原創，而是模仿白人「西方先進國家」。 「文化部長」這個職位，是法國人首創。六十年代，戴高樂委任小說家、文藝評論家馬羅（ André Malraux）出任第一任文化部長，在大西洋兩岸引起震動。馬羅不是什麼 AO官僚，他的小說主題反叛，對於文學藝術，馬羅別有洞見。主張與西方以外的人文精神交流，尋找「人類的文藝」（ Arts of Mankind）。 馬羅不但是文學、美術、宗教的博學之士，他放下筆，還能拿起鎗參軍。馬羅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協助共和的西班牙建設空軍，還在戰役中負傷。第二次世界大戰，馬羅加入法國反法西斯的游擊隊，一度被德國蓋世太保拘捕。他一面當兵，一邊寫小說「天使之戰」，輾轉撿回一命，戰後成為英雄。 馬羅還以探險家遠征過殖民地柬埔寨，在森林勘察佛寺，此行令他對亞洲古典文化沉迷。戴高樂看中他的國際視野，起用為第一任文化部長，聯絡亞洲的文藝家，中國女小說家凌叔華喜歡畫畫，也就是徐志摩的前女友，在倫敦的家裏，就很得意地向我展示馬羅給她寫的信，那時候，中國知識份子能與馬羅通信，比今日認識到中南海領導人更有面子。 馬羅文武雙全，有十九世紀拜倫的餘風。英國的沙漠梟雄勞倫斯，也是這一派，叫做 Intellectual Heroism。日本偉大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也受了馬羅的影響，抑鬱而剖腹自殺。 法國人是天生優秀的民族，所以有馬羅，其他國家崇洋而抄襲，一定走樣。譬如中國在「文革」時期，文化部長于會詠，是一位作曲家，不但追隨江青，還整肅迫害文化人。這是中國的基因。自從法國之後，美國也沒敢學，白宮從不委任什麼文化部長，因有自知之明。台灣竟敢模仿，膽子已經大得生毛，特區香港也想有？哈哈，廣東道一個山西大嬸買一隻 LV，不就以為有了氣質麼。

【明報專訊】梁振英當選特首，各界關注其強硬作風會否倒毁香港的政治倫理。過去15年來，許多政經評論都認為香港的政治問題不止於個人，而在於制度。按這套說法，香港政治體制在本質上充滿矛盾，無論由誰做特首也只會弄得焦頭爛額。曾蔭權上任時「強政勵治」的豪言壯語，換來今天不足三成市民滿意其施政方針，已說明香港政治格局之兇險。 政治學者馬嶽評論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的盤算時，曾指出「特區政府不可能如同新加坡政府」，因為即使《基本法》把多數權力集中在特首的手中，特區政府卻沒有如人民行動黨一樣掌控議會、媒體、工會，以至於社會中各行各業動員支持政府施政的能力。以這點觀察說明過去15年特區政治的歲月蹉跎相當合用，然而由此展望將來卻使筆者無法樂觀。 制度上特首或許無能，但如果我們把思考的重心從中環移到西環，則由內地政治力量直接掌控香港社會的能力已日益成熟。自2003年區議會選舉落敗以來，建制派政黨於地區層面的政治工作早已變得無孔不入，而他們對西環的忠誠往往比五年一任的特首為高。經濟方面，這次特首選舉後各港資企業能否繼續自保，還是會於數年內被政治上更為可靠的中資企業大舉進軍所取代，以後每年七一各大企業的員工被迫加班無法參與遊行，但願只是路邊政治耳語的杞人憂天。 打擊公民社會代表的方法 最讓筆者擔心的，是對於過去最能提出完整論述挑戰政府橫蠻施政的公民社會代表，內地政治力量似乎已經找到打擊方法：正面打壓容易引起反彈，由社會的內部矛盾貶低其公信力更為乾淨利落。在港珠澳大橋案和居港權案當中，一直捍衛司法獨立的大律師被批阻礙發展，忽然成為「訟棍」。公共知識分子的日子也不好過，釐清斟酌公共議題的空間日益收窄，隨時背負「雲端學者」的罪名。傳媒的公信力更是早已江河日下，隨便一個抹黑專業記者的謠言也會得到網絡瘋傳。 毋須高調打擊，用不着防暴隊和催淚彈，能歸邊的歸邊，剩下來的反正已是支離破碎。個別的輿論領袖總會找到支持，聯結大多數的群眾運動卻無從談起。當公民社會忙於內鬥，多數市民對爭吵日漸煩厭，「西環治港」也就不再遙不可及。筆者並不是要在梁振英上任之前便假設他一定為禍港人，而是無論政府如何宅心仁厚、特首如何賢智英明，香港都不可以沒有反對派，此為現代政治倫理的基石。問題的核心確實不限於梁振英，而是香港的宏觀政治格局是否已悄然變質。 曾有社會評論家比較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這兩本分析極權社會的巨著，提到奧氏擔心極權會禁絕書刊，赫氏卻說極權毋須禁絕書刊，反正只要社會沉醉於淺白無聊和自我中心，也就無人會再拿起書刊來讀。今天的香港，抽空辯駁太易，細緻疏理太難，新世界的土壤已經形成。在這背景下，看到《明報》社論說「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簡單地把政府改組之爭理解為純粹的立法程序而非政治格局的重構，頓然不寒而慄。

【 明報專訊 】讀報看新聞，隱約有種朦朧感覺﹕美國式的政治手段已經來到香港。想起的是尼克遜，美國總統，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辭職，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任內辭職的總統。美國憲法在他手裏便宜行事，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調查水門案的特別檢察官科克斯要求白宮交出總統談話錄音帶，尼克遜不允，下令司法部長理查森解除考克斯職務。理查森抗命，寧願辭職；尼克遜要副司法部長盧卡柯斯革除考克斯，盧卡柯斯也抗命，當場辭職。事發星期六夜，史稱「星期六晚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是美國法治最黑暗的一天。 香港巿民對這位墓木早拱的美國前總統也許無甚印象，有的也是他在水門案的隻手遮天和其後在國會彈劾前夕辭職。我想到是他的權謀和胸襟。一九六九年，尼克遜入主白宮不到一年，反戰怒潮風起雲湧，知識分子及傳媒口誅筆伐出兵越南是錯中之錯，若不撤軍後患無窮。尼克遜上台僅九個月，面對的是難以統合的傳媒、不能駕馭的知識分子，還有是神出鬼沒的越共。尼克遜智囊包括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此人心計重，是尼克遜的死士，他想到了一條出路。 一篇演說虜民心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尼克遜發表演說，「今天晚上，我要向你，偉大的美國人民裏的沉默大多數，我懇求你的支持」（And so tonight, to you,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of my fellow Americans, I ask for your support）。這是出奇不意的一着，到今天，美國政治學者依然孜孜不倦說到這個晚上的總統演說。第二天，如潮信件寄向白宮所在的賓夕法尼亞大道一千六百號，如浪電話打到白宮總機，尼克遜得到二戰退役老兵支持，獲得中部西部和南部保守白人的奧援，還有是極少染指政治的白人藍領和住在巿郊的中產都向尼克遜伸出援手。尼克遜在民意戰一下子擱倒自由派傳媒龍頭《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大獲全勝。一年後，著名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總結尼克遜這篇〈沉默的大多數〉演說，指出美國傳媒、思想家，以至具影響力的人都沒有這種經歷﹕完全被隔絕在不作聲的大多數國人之外。白修德是二戰年代的著名記者，日子不是白過的，一語道破尼克遜的問題是他演繹了沉默的美國人的想法（Mr. Nixon’s problem is to interpret what the silent people think）。 尼克遜是一代梟雄，出身寒微，考進杜克大學法學院後一直半工讀，畢業後經濟不景，律師這行頭不好過，他把心一橫以每案五塊錢美金接官司。其後轉戰政壇，一九五二到一九六○年是副總統，一九六○年角逐總統，以極小差距敗於賣相比他好一百倍的甘迺迪。尼克遜不服氣，回到加州選州長，又敗，那是他人生最不得意的日子。他惱傳媒葬送他的政治生命，尤其是美國廣播公司（ABC）的特輯《尼克遜的政治訃聞》。於字義而言，這是極不客氣的標題，不過在一貫自由派當道的美國傳媒來說，他們對右派或保守派政客從不留手。尼克遜在記者會當場發飈，拋下了傳誦到今的一段話，「You won’t have Nixon to kick around anymore because, gentlemen, this is my last press conference」（你們再也沒法把尼克遜玩弄股掌之間了，因為，各位先生，這是我最後一次記者會）。 美國知識分子至今仍然沒有原諒尼克遜，是因為他撒謊成性，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低下，從知識分子對他的稱喚便可知，Tricky Dick，蠱惑狄克，稍諳美國俚語的都明白這句語帶雙關。總統如此被人奚落，尼克遜是第一個，連帶幕僚也受牽連，比如前些年去世的專欄作家沙菲爾（William Safire），離開白宮後要到《紐約時報》寫專欄亦無門；尼克遜政府的新聞官莎耶（Diane Sawyer）之後加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有人質疑電視台搞什麼鬼。尼克遜說好了永遠退出政壇，結果一九六八年大選他忽然又出來，還一舉奪得入主白宮的金門匙。這是自由派四十年來的確鑿罪證﹕說了不涉足政治，六年後一頭鑽進白宮。 美知識分子不諒 平情而論，尼克遜比他以後任何美國總統的視野恢弘得多，一九六八年人們還不知什麼叫環境保護，他已設立環保部門；他打開中美關係大門，扭轉中美蘇大三角格局；他下令越南戰爭越南化，埋下撤兵伏線。但尼克遜更懂得玩政治，他討厭傳媒，美國出兵越南，今天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是錯誤，雖然出兵是民主黨總統甘迺迪的事，可是尼克遜把這擔子留在美國人民肩上。尼克遜沒有細究出兵錯對，他是從人們反對他來思考問題，認為自己做的都是對的。這種唯我獨尊的思想，辭職後仍然沒變，他一口氣寫了近十部書，沒有一個字為過往道歉。 尼克遜好學博聞，掌握大局能力極強，一眼看穿美國內部矛盾——沉默的大多數這招用得巧，反戰運動爆發時集中在大學區，焚燒徵兵證是六十年代校園運動象徵；黑人也反戰，因為黑人若當兵，多會在軍營吃盡白人苦頭；以地域劃分，東北部和西部是自由派重鎮，所以反戰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變成社會運動，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反戰運動最高潮時學生攻進校長室。可是，除此以外，美國大部分地區另有想法，中部、西南和南部是農業州，有當兵傳統，加上新興中產階級政治保守，尼克遜相中這批對示威感到煩厭的白人。這些人戰後胼手胝足目擊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國，冷戰催生這些新保守主義族群——六十年代的美國，要人有人要錢有錢，有人卻認定蘇聯紅軍會繞過阿拉斯加直撲美國，也有人視聯合國是陰謀推翻美國的國際親共組織。 看中煩厭示威者 這些人就是不喜歡示威抗爭，霍爾德曼看到這穴門，尼克遜一箸夾中。一九七二年大選，沉默大多數發酵，尼克遜得票橫掃千軍，順利連任。當他準備在白宮再住四年之際，沒有察覺沉默的大多數開始變化﹕石油危機導致經濟不景，尼克遜的選舉承諾一一跳票，人們知道受騙了。之後，正如美諺所云，the rest is history，以在白宮南草坪略帶傷感的猛一揮手的「最是倉皇辭廟日」永遠離開政壇。 我覺得美式政治來到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尼克遜式「沉默的大多數」在梁振英大營似乎成為解釋所有質疑的獨門秘技。也許是特首選舉前的民意調查，梁先生在三個參選人之中領先之故，梁營往往以民意來見招拆招。這是隱蔽很強的民粹主義，七百萬人在董建華曾蔭權年代吃足苦頭，苦大仇深的城巿情緒在求變的口號中找到出路。我同意這是歷史的轉折點，但倘是為了看不到摸不到的希望而要馬上付出一切，風險毋庸置疑是大了一點。董治年代我們見識了假大空口號，曾治年代無為帶來資產價格狂飈，憶苦思甜拉動另一次的政治信仰的衝動。 「今天誰也不怕誰」 我一直很留心觀察梁振英班子的言行，從身在苦海的小巿民而言，選前的行為言語，確也帶着「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况味。三月二十五日之後，有線電視記者在舊政府總部大堂高呼「是不是當選了就不回答提問」是轉折點。從語意來說，「群眾」開始成為常用詞，我覺得也無不可；到立法會開始拉布之後，梁振英呼籲巿民出來表達意見，我心頭猛一震﹕這不就是「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這本來應是很好的想法﹕一個社會議題能夠成為七百萬人的討論焦點，可是從中嗅到的是尼克遜「沉默的大多數」的一絲况味。也許會有人不同意，或者包括梁營諸位，但必須指出，這種印象的成形，確是從尼克遜當年捱打時訴諸民粹的歷史得出來。從主角到配角，幾乎是歷史的重塑，知識分子捱打，傳媒捱揍，一車一車的反拉布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外報到，「沉默的大多數」終於出來了。 民意是否這樣，恐怕要等候更精確的分析，不過，「沉默的大多數」在香港成為借力打力的群眾牌卻應驗了二十年前的預測。八十年代香港社會討論普選，引發一個爭論熱點﹕普選？共產黨必勝，原因是香港人搞群眾運動哪是中共對手。尼克遜是「沉默的大多數」始作俑者，香港引入這一舶來品，應對之道可以參照當年《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不畏強權，挑戰白宮，第四權發揮得淋漓盡致。我曾有一份尼克遜辭職信複製本，信的內容極為簡單，打字機打出的一行字是「致國務卿基辛格﹕我謹此辭去美國總統一職。理查德尼克遜」。複製品有黑色裝裱，上有一行燙金小字﹕Freedom of th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