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蘋果日報】我認識成龍，覺得這個人相當友善，甚至說得上率直，尤其是在談他根本不懂的政治的時候。看他的表情和語氣，他大概真心相信「中國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候」（我並沒有忘記他的演員身份），不像是在拍馬屁。 記者問他要是當官，最想幹哪個職位。他說要當台灣的交通部長。因為他認為台灣的交通太亂，大家開車不守規矩，亂開亂停。然後他還拿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要用一種暴力的手法去對付一些暴力、不守規矩的人」。而他舉的實例便是當年曾經用刀捅破了一輛違規停放的車子的輪胎。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則娛樂新聞。也是在台灣，他開車上路，不巧遇到十分混亂的堵塞。結果角色上身，他走下車來站在馬路中間，氣急敗壞地指揮交通。 做得出這樣的事，說得出這樣的話，難道不是率直？在成龍看來，交通部長的主要職責大概就是維持馬路秩序，讓人人都循規蹈矩。必要的時候，更不妨使用暴力。依他歷年言論，我懷疑他甚至相信政治就只是搞好秩序；不管什麼部門，所有官員幹的都是糾察工作。而在一切糾察之中，最具典範意義的自是警察。因為警察可以用暴力來維持秩序，很爽。難怪他如此討厭遊行，因為遊行可能阻礙交通，壞了他心目中的秩序。至於大家為什麼遊行，市面為什麼「亂」（他所理解的「亂」），恐怕就不在他理解的範圍之內了。 成龍對政治無知，這已經不是問題了。問題在於他為什麼敢於樂於一而再、再而三地談政治？是誰讓他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和責任，又是誰把他推上了一個他根本勝任不了的位置？我的意思是，為什麼他能代言香港那麼多年？為什麼中國的官方慶典也總喜歡找他參上一腳？ 如果我們討厭一個公眾人物的言論，我們或許也該想想他說這些話的權力由何而來。

【大學生】上大學的時候，有個大學老師教德國的語言哲學。那時，每上完一節課 要交篇文章。我跟老師說：「老師，我真的很喜歡這門課，我也想到了一個題目，很想把它完成，但是我覺得要把它寫好，必須再花長一點時間，所以這一學期的功課我就不交了，我寫完之後再給你看，你能到時候給我評語嗎?」老師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我那門課得了不及格，因為我沒交功課。但是，一年之後我寫了篇論文給老師。他給了我一個評語，給了我最高的分數A。當然，那個分數已經沒有用了。 現在很多香港小孩從小學學鋼琴，是為了升學。他們跟父母是這麼對話的。他說：「我再也不要彈了！我恨透鋼琴了！」爸爸媽媽就會說：「放心，你只要考到八級，你這輩子都不用彈了。」彈鋼琴的最終目的是以後都不用再彈，有這種學習嗎 ?但是我覺得今天大部分人對學習的態度，事實上是這樣的。我今天這麼苦學，就是為了以後永遠都不用再學了。 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都太嚴密地幫所有人規劃好你要做什麼，完全忽略掉自發的興趣的部分。我想說，年輕的階段，我們不用讓自己陷入很多的必然性裡面，我們可以給自己一些自由。我想教育，其中很重要的目的，恰恰就是讓我們反省，這個世界上是不是真有這麼多，必該如此、必然如此的事。

【蘋果日報】假設梁振英和他的班子沒有現在這麼多問題，假設今年初的特首選舉就是一場真真正正的全民直選，又假設參選人中的建制派還是梁振英和唐英年；而民主派的代表或者是梁家傑，或者是何俊仁，甚或是黃毓民、蕭若元；你猜最後選出來的會是誰呢？ 我猜最後大家選出來的依然會是梁振英，要不就是唐英年；而民主派勝出的機會，恐怕微乎其微。如此猜測的依據不是過往歷次民調的結果，因為參與那些民調的市民都曉得在沒有普選的情況下，民主派不可能過關，中央不可能祝福。而港人如此現實，就連利用民調表達訴求和壓力的機會都不願掌握。 民主派不會勝出，是因為香港主流的意識型態。長年以來，大家習慣了民主派就是反對派的態勢，說不定就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有朝一日要執政的心理準備。大家在議會層面的選舉支持他們，多是希望「有把反對聲音」，或者「監察政府」。真要讓他們上台，大家就會懷疑他們的能力和本事了，因為不論保守還是前進，香港人的主流想法就是覺得這些人只會說，不會幹。 在我看來，這才是過去十幾年來政府扭曲的最大遺毒，不只廢了政黨（尤其是民主派）的人才發展，還在市民心中種下民主派光說不練的印像。但有誰曉得他們是否真的沒有這個能力呢？是沒有機會實踐所以顯不出真本領？還是沒有機會實踐所以也練不出真本領？終於，大家在面對這種選舉關頭的時候，照樣會回到港人心目中的傳統精英身上，以為他們久戰沙場，人脈深廣。 好在商人、公務員和專業人士/業餘政客，全部一一倒下。接下來，或許便是這套意識型態的解毒時刻？

【蘋果日報】什麼叫做「建制」？其實我們自己就是建制的一部份。 香港的政黨發展了那麼多年，始終發育不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都沒有執政的準備，因此也培育不出一登台就能開車上路的人才。他們不能準備執政，那當然是我們的制度問題，阻絕了他們正常運作的機會。久而久之，所有政黨都成了議政黨，成天只能坐在議會裏頭議論，或者站在街頭「爭取」，差點就要淪落到大陸「民主黨派」的田地。 那麼這些政黨裏頭會不會隱藏了很多人才，就像有些人所說的，是阿爺不給機會而已；要是飛得起來，說不定他們就是繼商人、公務員和專業人士之外的香港救星了。可惜的是，大部份自詡「務實」的香港人不一定會這麼看。也許他們很討厭梁振英，也許他們對特區政府十分不滿，更也許他們會喜歡有人在議會監察政府，做個堅定的反對派。可是他們有沒有想像過要讓這些英雄好漢取梁振英而代之呢？這就難說了。 最近坐的士，一位司機大佬一路臭駡梁振英的僭建團隊，從上車駡到下車。相反地，他很欣賞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對公民黨的看法還算可以。他說：「好彩有佢地班人頂住，真係香港良心啦」。於是我問他，想不想看見這群撐住香港的朋友走進政府，組班執政。他頓了一頓，給了一個最常見的答案：「咁又未必得，鬧人佢地就叻，做嘢係另一回事嚟㗎嘛」。 想想看，這個說法豈不和建制派的言論如出一轍，都把政黨人才（尤其是反對黨的成員）看成是只能議不能幹的傢伙。分別只在於建制派會說這些人「淨係識得鬧」，而這位司機大佬則欣賞他們「鬧得啱」。 可見建制的意識型態之厲害，我們中毒之深。

【飲食男女】香港很多西餐廳的侍者在上菜之後都會愉快地對你說一聲：「Bon Appetit」！這句法文大概已經成了全球通用語，從美國的連鎖扒房，到北京五星飯店的法國餐館，他們都不忘在你開動之前來上一句「Bon Appetit」。然而，當你去到法國，尤其是在真正最頂級的食肆，你會發現那些周到但不失尊嚴的侍者不一定喜歡這個說法。於是有些人便開始爭論。到底該不該使用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句子？它究竟禮不禮貌？甚麼場合該用，又甚麼場合不該用？ 的確有人認為「Bon Appetit」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特別是在那種最正式的晚宴裏頭，主人致詞之後，女主人率先動手，大家根本一句話都用不着說，直接拿起刀叉往盤裏下就是了。又有人認為，今天即使在法國星級食肆都很常聽到的這句話，以前絕不會出現在自恃身份的餐館裏頭，因為它太過俗氣太過中產階級。 這可不只是個無聊細瑣的禮節爭論，因為它牽涉到人類飲食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那就是胃口的變化了。 約翰遜博士（Samuel Johnson）是英國史上最聞名的大文人之一，他編的字典簡直能夠當成書看，成了垂世典範。這個人也活得很有意思，所以大家都愛讀他的傳記。以前看他的生平行誼，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他的吃相。他吃飯的時候心不二用，可以完全不顧同桌人的言語和感受，只是全神貫注地盯着自己眼前的盤子。而且他吃得又快又狠，直如猛虎下山，風捲殘雲，往往一眨眼的工夫就把自己那一份飯菜吃得渣也不剩。沒錯，那還真是名副其實地渣都不剩。比如說吃完龍蝦之後剩下的醬汁，他會把整盤拿起來直接淋在甜品布甸上面，攪在一塊兒囫圇吞嚥。 德國大哲叔本華也是一個有名的大胃王。德國人已經是出了名的能吃（不是會吃）他卻能讓鄰桌的同胞目瞪口呆，停下來看着他吃完一盤又一盤。他試過住手回應嚇儍了的同室食客：「女士，我吃飯的分量是你的兩倍以上，這說明我的大腦也比你發達兩倍以上」。 西方散文的奠基人蒙田也不弱，只不過這位法國人懂得自嘲。他很難為情自己的狼吞虎嚥，懺悔自己管不好自己的食慾，平日冷靜內省，一到吃飯的時候就一臉饞相，抑制不住地大吃大喝，也是置旁人如無物。 我一直把這些故事當成軼聞，好玩而已。只是西洋史讀得愈多，就愈覺得不對勁，因為史上實在有太多達官貴人都是這麼吃喝無度。有些國王能夠在打獵之前先用幾隻烤鴨，幾份燒牛肉，再加上兩瓶好酒填肚，這才坐上駿馬追逐獵物。又有些貴族荒淫成性，喜歡和情人邊吃邊幹，號稱從「桌上到床上」。吞掉幾打生蠔，居然還心有力回頭辦事；事後再接再厲，吃下一碟碟魚肉蔬果，又回到床上奮勇圖強。 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搞的？一個正常人怎麼可能吃得下這麼多東西？又怎麼可能脹着肚子拉弓打獵，全身運動？莫非我小時候看的那些卡通全是真的，維京人和海盜真的能夠人手一根超大肉骨頭，把它嚼到剩下一桿光棍？ 對着這種人，你大概不必再祝他「好胃口」，對他親切地說句「Bon Appetit」了吧？不，恰恰相反，我懷疑「Bon Appetit」正是說給這些人聽的，是那個時代的遺留，是食量勝過食味的時代的文字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