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新世紀】最近一年，關於改革的言論越來越多，其中有一些還說得相當嚇人，似乎再不改革就要面對「亡黨亡國」的絕境。有意思的是，過去說這些話的，往往都是不被待見的邊緣分子，他們常常在形勢一片大好的當兒預測崩潰的到來，斷言一切風光皆屬表面幻影，外皮底下儘是痼疾。 想不到今天便連在位者也發出了類似的呼聲，可見情況確實嚴峻，真到了再不動手術就走不下去的地步。於是大家便起碼有了第一條共識，那就是改革的勢在必行。接下來要爭論的地方，在於改什麼和怎麼改，也就是改革的領域與路向的問題。 然而，退回一步想，不改革就一定會走到「亡黨亡國」的地步嗎？明知問題深重，明知改革之必要，但有沒有可能不改也不必速死呢？ 提出這點疑問，不是因為我對當前中國現實情況的掌握要比各位高明深廣，只是出於一絲歷史的興趣。 中國人好讀歷史，恰好又有史上罕見的不中斷的悠長史統，應當曉得一個王朝或一個社會不改革的下場。 以後見之明回頭瞻望，國史上實在有太多早就注定要終結的盛世，甚至不乏建制之初便已埋下衰敗禍根的朝代。難道當時就沒人看出問題，難道當時就沒有人提出種種改革救亡的辦法，甚至付諸實踐？ 當然不是，古人可沒那麼笨。別說太遠，光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鴉片戰爭以前，朝野內外就有了不改革不行的主張。一路發展下去，這種看法便越發急切，終於到了幾乎人人皆知人人認同的程度。不只如此，清朝還真出過一些改革方案，從自強運動一直到最後的立憲政制，一個比一個大膽，一個比一個廣泛。 結果呢？清朝還是亡了。只不過這個滅亡不是即時的痛快的崩解，而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從開始有人指出改革的必要，到滿清王室的退位，這個過程拖了將近百年。縱觀世界歷史，不改革馬上就死的情況其實只是少數的例外，真正的常態反而比較像清朝這樣，能夠苟延殘喘地賴活上好長一段日子。 「這個世界正在翻轉，我們的統治看不出更好的希望。噩運把國家交到卑鄙的小人手中，我們的官僚全是潛行在伊斯坦布爾街頭上的惡棍。我們無能為力，只好祈求上蒼的慈悲。」發出如此悲鳴的人，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穆斯塔法三世。1774年，就在他駕崩的前幾天，竟然留下一首這麼悲沉的詩。 1774年，離帝國消滅還有一百五十年之遠，在位的蘇丹就已經預見了末日之必至。而這個帝國，曾經如此不可一世，疆土橫跨三大洲，怎麼到了十九世紀，便被人冠上「歐洲病夫」的稱號（晚清被稱為「東亞病夫」，反而是後來的比襯）？其實在那一百五十年裡頭，它們不是沒有變革，許多動作幹得甚至比清朝還狠，只不過那些革新都動不到骨頭罷了。 再看羅馬，其衰滅早就被古往今來的人研究透了。可是比起帝國時代的慘烈奪目，我對羅馬共和的終結更感興趣，因為那是歐洲史上第一憲政體制的垮台。 德國古代史大師邁爾（Christian Meier） 的總結最狠最精，他說羅馬共和那最後一百年的問題是「沒有出路的危機」。危機而沒有出路，因為那套憲政體制的成功，正也是導致它覆滅的理由。 國家越是擴張，佔據的資源和土地越多，貧富差距就變得越大。貧富差距越大，社會就變得更加動盪。要改革，就要傷及既得利益階層的筋骨，並且手段非常，往往出之一連串不合既存體製法統的驚人舉動，最後又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暴力告終。不改革，那就看著農人失地，流民漸增，集體造反此起彼落。在這樣的處境底下，統治集團還有什麼選擇？於是羅馬共和就在時人的憂慮與不安之中，搖搖晃晃地走完它最後的時光，還是頗長的一段辰光。 古往今來，多少政體多少王朝都是這個樣子。都知道要改弦易轍，都知道老路走不下去。然而改革談何容易，真正能重春還陽的改革無異於一場革命。所以大多時候，他們都選擇了小規模的局部手術。足以續命，只是苟存而已。

【蘋果日報】如果一名獄卒太過疾惡如仇，看管犯人的時候份外賣力，他大概就會是電影裏頭那種殘暴的壞人了。如果一個警察不只暴力逼供，而且還十分享受這個過程，一邊看着嫌犯呻吟，一邊暗生快感，我們大概會覺得他很變態。與此相關，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裏面，我們甚至會覺得法官和檢察官都不應該帶着過度的情緒工作；這些人都得冷靜、克制而理性。 那麼，在「網絡公審」一個壞人的時候，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獄卒（或者劊子手）等多種角色於一身的網民們，他們又是帶着怎麼樣的心情呢？ 少數人很愉快，他們或許會虛構一個嫌犯的抗辯，好激起更多人的怒火（就像那位假造「五百港女」對高登巴打的回應的網友），藉此取樂。有些人是憤怒的，他們表現出一種不可置疑的正義感，深信自己的行動堪稱義舉。但說不定還有更多人只是湊熱鬧，一邊吃飯一邊說兩句話，說完漱口睡覺。對這些人來說，在網上幫忙起一個人的底，寫他一點壞話，不過舉手之勞，未必有多正確，也未必要負多大責任。 責任，正是任何群眾行動裏頭最難算得清楚的事，從前幾百人聚在廣場上批鬥一個反革命，幾百人都有份吶喊叫罵，如果那個反革命最後自殺身死，這個責任該由誰承擔？我們又如何知曉，幾百人中哪一個人的哪一句話，才是那根壓垮駱駝脊樑的最後稻草？ 網絡上的公審大概也是如此。假如有一個被攻擊的壞人身敗名裂，一世洗不掉冠在他頭上的污名；假如有一個人被幾萬網民嘲弄，私隱盡喪，甚至弄到精神崩潰的地步；你能期待一個只是湊興起哄，寫了三兩段字，發掘過人家一丁點往事的網民，會因此夜不能寐，良心不安嗎？

【飲食男女】童年嘗過的味道最好，同樣的零食，同樣的糕點，長大之後怎麼找都找不到；就算你找到了，它也絕對不是幼時記下來的那股滋味。所以大家談吃，總愛懷舊，思念小時候吃過的好東西。那種味道或許很單純，可是關於味道的這種種思念卻很不簡單；對象不同，我們追想的內涵也會有相應的差異。 譬如「皇后」、「波士頓」和「車厘哥夫」這類老派西餐廳，很多有點年紀的香港人都會懷念它們，但那種懷念和我們懷念其他食肆與食品的方法不太一樣。回味過去的「益新飯店」，甚至更久遠的永吉街陸羽，懷舊者往往很清楚今昔之比，慨嘆老手藝老材料之不再。但「波士頓」和「皇后」則仍然健在，尤其前者，其招牌火焰牛柳幾十年如一日，沒鬧過革命，沒換過配方；要是高興，隨時可以再去光顧，重溫一下昔日舊味。 既然如此，那又有甚麼好懷念的呢？懷念一些從來不曾失去的東西，根本就算不上懷舊。不過，很多人仍然津津樂道「紅寶石」的聖誕大餐與「皇后」的白汁雞皇，說起來仿如追思逝者似的，一方面興高采烈，另一方面卻又帶了幾絲寥落的神色，好像真的有些東西一去不返。這究竟是為甚麼呢？ 土耳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有一本叫做《純真博物館》的小說，他還特地為了這部書開了一家博物館，館名就叫做「純真博物館」。再準確點說，他其實是先有了開設博物館的念頭，後來才依循館藏物品一件件一段段地寫成了整部五百多頁的故事。所以這個博物館裏收藏陳列的，全是小說中提到過的東西。 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博物館展示的東西也不珍罕。故事是幾句話可以概括得了的愛情故事，東西則是這個故事裏頭出現過的種種物品，例如：車票、桌布、老枱燈、走不動了的手錶，以及四千二百一十三根情人抽剩的煙屁股。假如一個遊客既不是帕慕克的書迷，又不是這本書的讀者，在伊斯坦堡專門跑去這家博物館，應該也不至於白跑一趟。因為小說設定的時代背景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土耳其，正是他們第一款國產汽水面世，電視機剛剛開始普及的年代；而那些被精心佈置在一個個木匣子裏的日常用品，全都薰染了那個年代的氣息，恰好能讓觀者一窺土耳其當時生活的風貌。 帕慕克為小說和博物館取名「純真」，指的並不只是一段感情關係的真摯單純；他想形容的，更是一種第三世界地區常見的發展階段。在那種階段裏面，資本主義的消費文明開始冒出苗頭，市面上到處都是前所未見的消費品，這些琳瑯滿目的物品充滿了誘惑力，在櫥窗中向路人許諾一個更美好的生活。很多時候，在這些發展中的地方，所謂的「美好生活」就是活得更加洋化，活得更加接近西歐和美國。 因此，這些地方往往就和小說裏的伊斯坦堡一樣，會在那個年頭裏開了幾家最西派最時髦的大飯店，成為整個上流社會出沒交際的地方（是不是有點像七十年代的文華酒店咖啡廳？）；也會有幾種高科技電子產品和幾款進口品牌，成為整代人追上新潮和自高身份的象徵。帕慕克筆下的「純真」，便包含了如此一層時代的定義。 借用他的講法，我也要說，屬於「波士頓」、「紅寶石」、「七重天」和「車厘哥夫」的那個時代，既是很多人自己的純真年代，甚至也是整個香港的純真時期。

【蘋果日報】古巴比倫法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聽起來很殘暴，但它到底限制了更多的暴力。最最起碼，它沒教人丟了一顆眼球之後，跑去殺光仇人全家。上古時代，部落社會中的復仇可以變得很駭人，為了一點小事，便引來滅門屠族之禍。但《漢謨拉比法典》告訴我們，這是不對的；處罰應該和一個人所犯的罪行「等量」，不得過輕，更不能過猶不及。 錯誤可以量化嗎？罪惡能夠計數嗎？當然很難，但我們心中大概都有模模糊糊的一把尺，都覺得一個人犯下的錯和他受到的教訓應該「等量」。從前日本治下的東亞屬地以「治安良好」著稱，扒手偷竊，甚至會遭到砍手的酷刑；如今有誰會覺得這種處分公道？ 同樣地，當年那名韓國「狗屎女」放任自己的小狗在地鐵車廂拉屎，結果得到學校退學、精神失常的後果；這樣的制裁合理嗎？一個人沒管好自己的寵物，而且拒不認錯，她就活該被人公佈她的一切私隱，甚至讓她的家人都得教訓嗎？ 我當然不會以為今天香港網民對「五百港女」的制裁，比得上當年那位「狗屎女」的慘烈。可是我們不能不從這件事學到一點東西，仔細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 俗稱「網絡欺凌」的這種社會制裁，看起來很像司法，都有矯正錯誤，重申正常規範的作用。但是其中一個關鍵差別就在於沒有人知道那個處罰的份量該有多重，要去到多遠才算過份，要走到何處才會讓人收手。更不消說整個「審判」和行刑的程序是否合理是否公正了；殺人嫌犯尚有自我辯白的機會，得罪網民的壞人的話，則根本沒人要聽。這確實很像古代的獵巫，又很像文革的公審，一旦被告，便已定罪。一個人聲嘶力竭的喊冤聲，完全淹沒在廣場上的喧鬧之中；直至石塊丟盡，血流一地，眾人才興盡散去。

【蘋果日報】有人認為，網民對付「五百港女」，只不過是種社會制裁，重申傳統社會的人情價值，沒什麼不對。這種說法，讓我想起2005年轟傳全球網絡的「狗屎女事件」。 所謂「狗屎女」，其實是一位韓國大學生，某日她帶了自己的小狗搭地鐵，那隻小狗還賴了屎，於是便被其他乘客訓斥。沒想到這個女孩子不只不認錯，甚至拒絕清理狗屎，態度實在不好。要是放在過去，遇上這類法律一時不及，甚至根本不在法律規制範圍內的錯誤行為（例如排隊打尖），社會的確能自己制裁它，輕則由旁人投以鄙視目光，重則粗言辱罵。雖然這種制裁可以對犯錯的人造成壓力，但它的重點不在於真要對他造成什麼實質傷害，而在於公開重申一套社會主流認可的規範，讓在場所有人都感到隊不可以不排，狗屎不能不清。單從這個層面來說，社會制裁是很有必要的，想想看，碰上有人排隊打尖，如果人人都默然啞忍的話，那豈不是在告訴大家打尖就打尖，沒什麼了不起。 然而，這是屬於互聯網的時代，也是屬於便利影像紀錄的時代，所以「狗屎女」才能成為事件。 那個「狗屎女」不只受到了當時在場乘客的傳統「社會制裁」，還被人拍下照片，上網公佈。短短幾日之內，經過數以萬計的網民的努力，這個女孩的真實姓名、電話和住址等私人資料全數公開。就連她的父母家人也沒被放過，收到不少電話，指責她家家教不嚴。再發展下去，那名女子的身份就此定位，「狗屎女」這個名銜吞沒了她的一切，網上到處都是侮辱她調侃她的「二次創作」。終於，這個還在唸大學的孩子退了學，患上精神疾病。她的姐妹必須轉換工作。她的父母搬家，隱姓埋名。 當時有些韓國報紙的社論批評這是欺凌，可是一些網民反唇相譏。他們說，或許大家幹的有點過份，但這只是為了恢復正義，是一種「社會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