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蘋果日報】自從那年初遊北京聽見一位父親興奮地抱着孩子說「咱們到北京囉」之後，我就一直試圖理解這句話後頭的感情和重量。二十多年來，我問過許多朋友，也看過不少文字，總算稍能體會北京在一些外地人（尤其是農村中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是，我從來沒想過有些人期盼北京，居然是因為它「是一個有王法的城市」。 任職於《南方周末》的夏榆，乃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作家。很多人書寫中國底層，可是沒有幾個像他這樣，出生在山西礦區，而且當過礦工，真真正正來自暗不見天日的底層世界。讀他的《黑暗的聲音》，最叫我震撼的是，一個年紀和我相仿的同代人，竟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死亡。 煤坑底下，有些工友為了取暖，會靠在一些發熱管上睡覺，睡着睡着，便再也醒不過來。夏榆聽說那是輻射厲害，容易害上白血病，但那些地底長眠者的真正死因，他們誰也搞不清楚。他又有一個朋友喜歡游泳，常帶他到附近一個水庫戲水。兩個渾身黑塵的少年難得見到、聞到，和摸到真正的清水，當然玩得樂不思蜀。接下來，那個朋友也死了，死的時候夏榆不在，只聽說他是撞到水底的石塊穿了頭，也有人認為他是被水草纏住了腳。 另一個好友的死法倒是無可爭議，坑道上一塊巨石砸了下來，攔腰把他斷成兩截。這個朋友喜歡搖滾，經常和夏榆一起聽錄音帶，想像將來一定要衝出礦區，做中國版的Bob Dylan。可惜這個零碎聽着六十年代搖滾樂，在地底暗自經營心中一片音樂花園的做夢少年，再也沒有走出來的機會了。 夏榆生在礦工家庭，但自小喜歡讀書，年紀輕輕便讀了不少卡夫卡之類的巨構。他又反叛，不愛上學，所以成績一直不好。成績不好，又怎能走得出去？果然高中輟學之後就直接下去煤坑做工人。看他的經歷，我很難不想起自己。差不多的年紀，差不多的興趣，甚至都在差不多的歲數開始試着寫作；究竟是甚麼區別了我倆的人生走向？難道就是命運？大家出生的地點不一樣？ 幾乎和我同齡的夏榆，比我懂得地底的黑暗，比我清楚體制邊緣的壓迫與暴力，比我見過更多更多的死亡。有一天，他一個朋友鼓勵他一起出走，放下一切，去北京闖闖。在他和朋友的那個世界裏，北京光明得就像人家說的太陽，乃至於那位朋友斷定：「至少北京是個有王法的地方」。

【蘋果日報】意識形態最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居高臨下地教誨你，不在於有人逼你反覆記誦，洗你的腦。它的厲害就在於它的不顯眼，它彌漫在你的生活四周，構築了你所知的正常。一聽說共產黨是個「團結、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大家都會忍不住發笑。但你有沒有叫過內地那些大小官員做「領導」呢？你是否覺得這沒什麼？因為人人都是「領導」來「領導」去地這麼喊，這又有什麼不對呢？可什麼叫做「領導」？領導的基礎何在？他們憑什麼領導？我又為什麼非要叫這些人做「領導」不可？ 再勇猛的學者，申請「項目」的時候也都曉得辦事的規矩，打點上下；再有能力的管理階層，也都會在領導視察的時候排隊站好，乖乖報告。因為這一切都太過正常，你不會覺得照着做有什麼不對。反過來看，你跟着正常狀態做事的時候，也不見得份外懦弱份外無恥。不，你只是暫時中斷了自己的思考而已。 就像我那位朋友，有份抄寫毛澤東講話，當時卻「不覺得有什麼」。因為毛澤東和他的文章語錄，已經構成了他由小到大的背景，是他所知道的正常的一部份；自小他就背了那麼多，抄了那麼多，又何必奇怪得再抄一回？雖然他那麼討厭毛澤東；但這份厭惡是要在他清醒的時候，在他從日常狀態中跳脫出來的時候才能明晰得到的感受。 而逃離日常，真正獨立地反省眼前一切，這又是件多麼困難的事呀。今天最能考驗這一大批體制內及徘徊在體制邊緣的知識份子的，並不是他們有沒有勇氣去幹些什麼，而是他們能否清醒地拒絕去幹些什麼大家都在幹的事，說些正常狀況下被期待被讚許的話。 我同情這位做錯事的朋友，他真是錯了。可是我不敢輕鬆地斥責他；因為我也常常提心吊膽，深怕自己陷在這個人際溝通特別綿密，說話特別要想人家「like」的黏膩世界裏頭，一不小心就從眾，一不小心就「正常」。

【飲食男女】從小聽說中國人愛吃會吃能吃，世上可以一比的也就只有法國人而已。但是年紀漸長，我才發現吃對中國人而言，其意義和內涵之深廣，恐怕還是其他文化比不上的。就拿與吃有關的一系列用語來說吧，雖然許多語言都有從吃聯想出去的概念和語詞，但又有多少能像中國人這樣，幾乎把「吃」看成是掌握世界和理解人生的基礎行動呢？試着做一件事，我們叫做「嘗試」。透徹領悟一個道理，我們可以稱之為「吃透了」。發起狠來，要表示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決心，則可決絕地說一句：「我吃定了XXX」。當然，更別忘了「吃苦」。 沒錯，歐洲語文裏的「taste」也是妙用無窮的，原來只不過是口舌上的味覺判斷，竟能延展到美學上頭，再普及成了生活方式的「品味」。然而在我看來，「品味」到底有點虛玄，有點抽離，甚至有點雅馴，是朵舌尖上的小花。相反地，我們的「吃透」卻多了層咀嚼的意思，更加貼身更加肉體；我們那句「老子吃定了你」還帶了股食人族氣息的威脅，更加原始更加狠烈。至於「吃苦」，人類語言中可還有比它更能具體鮮明地說出生命之沉重，同時又能比它更宿命地默然接受這份沉重的詞語嗎？我不知道。 於是瞭解吃，便能瞭解中國之種種不可思議。 二十多年前，我常搭火車遊盪大陸。坐在三等硬座上面，我這外來的「香港同胞」自然會在閒聊中「帶着偏見」地說起政治。也許是那時國家改革元氣猶在，人窮，但多半保有一種樂觀的情緒，所以吃了那麼多花生喝了那麼多茶之後，我最記得的一句話是：「其實共產黨算是不錯了，養活十二億人不容易呀，起碼大夥現在都不捱餓了」。大江南江，火車大巴，幾乎處處都有人和我說過類似的話。 這種話一開始聽，我很震驚，因為它意味着遺忘。難道他們都忘了四九年前中國本來沒有這麼多人口，是誰高喊「人多好辦事」，鼓勵大家硬生生生多了幾億人出來？難道這麼和我說話的農村中年人忘了自己捱餓的少年階段，忘了家鄉餓死的親人，又忘了是甚麼原因要大家捱餓甚至餓死嗎？ 同時我又震驚於中國百姓的不幸易與。原來吃飽是這麼的難，只要你現在讓我吃飽了，我就滿足了，既往不究，而且也不奢望更多。 這種話二十年來，還有無數變形。有時候是「共產黨算是不容易了，我們今天都有電視電話，以前哪想得到」，有時候是「今天中國的言論很自由了，以前私下在飯桌上都不敢說句政府壞話」；再高級一點的還有「今天只要有錢就能出國，從前連過隔壁村都不行。共產嘗算是不錯了，中國這三十年進步太快了」。 去年我在一場研討會上，看見一位深受士林敬重的台灣哲學家義正詞嚴地抨擊這種說法：「言論自由、移動自由，還有不餓死；這一切難道不是應該的嗎！它們全是我們與生俱有的權利，怎麼可以都說成是政府的恩德？好像連我不餓死都要感激共產黨似的」。這番話說得真好，我百分百贊同。不過，我雖不能容忍政府官員說出這類不要臉的話，把大家可以用手機發短訊和搭飛機出國旅遊都說成是它的「輝煌成就」；但我卻能同情地理解一般百姓發出這樣的感慨。這都得說二十多年前我經歷過的那些閒聊，說回中國人的吃。不妨就從莫言的少年時代說起吧。

【蘋果日報】那一百位手抄老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作者，個個有名有姓，不只不愁吃穿，並且各有粉絲捧場，其中甚至不乏在國際上備受敬重的名家。他們怎麼會跑去配合一個半官方的拍馬屁盛事？又沒有人拿槍指着他們的頭，難道他們不怕丟臉。 這份名單裏頭有一人叫我格外吃驚，不只是因為他和我交情特別好，而且我知道他一向仇恨毛澤東。由於家族的緣故，他對毛的那股厭惡簡直是到了私人恩怨的地步，幾乎可以說是不共戴天。更何況他是個名氣極大的好作家，屢在海外獲獎，就算不像莫言那樣得了座諾貝爾，怕也只是數步之遙。他再儍也該曉得抄書這事只會毀了他的聲譽；相反地，不抄，官府也根本拿他沒辦法，照樣得禮遇有加。那他為什麼要抄呢？ 真沒想到他的答案竟是如此簡單：「當時我不覺得有什麼」。現在他當然悔恨：「這事我栽了！明顯是個不可原諒無法挽回的大錯，怎麼洗都洗不掉了」。那為什麼不學另一位名家那樣公開向網民道歉悔過呢？他說：「我幹嗎要向網民道歉？我得罪的又不是他們，要悔罪還不如向祖宗悔罪」。 整件事確實很簡單。一個相熟編輯找他，「共襄盛舉」，告訴他有一大伙人一齊抄，於是他「不覺得有什麼」他抄了。後來那熟人又說乾脆把大伙的墨寶結集出版好了，他又「不覺得有什麼」地隨口答應。 他怎麼可能「不覺得有什麼」呢？談了半天，他也說不清個所以然來，只能迷迷糊糊地回答：「你知道，老毛那些東西，官方那些東西，它們就是那麼地正常，甚至有點正面。我們從小看到大背到大，今天忽然叫你抄一抄，一時間好像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 我不想替我這位朋友開脫，但我猜我算明白他的意思。好比人民幣上的毛像，大家天天過手，可曾停下來想過它有什麼不對勁嗎？

【蘋果日報】莫言這幾年的政治表現實在不怎麼樣，人家問他怎麼看劉曉波被捕，他亂以他語；人家問他怎麼看中國的出版自由，他含糊以對。近期最為人詬病的，自然是他參與了百位中國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計劃，結果要和其他九十九位一起挨駡。 香港讀者也許不知道這篇講話的厲害，且看已故史學家高華先生對當年那次講話事件的歸納，其中第一條就是：「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具體而言，中共領導的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簡單地說，這篇講話可說是中共「黨文化」的起源，也是日後知識份子不得獨立論事，作家和藝術家不能自由創作的禍根。幾十年來，多少學者文人受到迫害，全體中國人又失落了多少自由呼吸、思考和想像的機會？這一切就算不能都記在這次講話頭上，它最起碼也在理論為日後中國文化的暗啞和黑暗定下了基調。 身為作家，卻要替如此一份可怕的文獻站台，為了紀念它的週年大慶而執筆敬書，這豈不是個荒謬到近乎滑稽的反諷？ 正因為這件事太過不可思議，我反而無法簡單地批判這一群作家，也不能像網民那樣嘲笑他們為了區區數千筆潤而出賣靈魂。相反地，我想瞭解這到底是為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