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蘋果日報】岩士唐去世的消息傳來，爵士歌手Diana Krall正在洛杉磯獨奏演唱會的露天舞台上頭，她抬頭看了一眼夜空，然後低首在鋼琴的鍵盤上彈出了慢版的〈Fly me to the moon〉。如此輕盈，如此低迴，確實是紀念這位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類的好方法。 岩士唐踏上月球的那一天，我還在母親的肚子裏面，因此所有關於那一天的故事，於我皆為傳說。據說那天晚上，有無數人推開窗戶，或者走出家門，他們看着天上的月亮，並且深知自此之後，我們注視這顆衞星的眼神將不再一樣。那天有人在家裏開派對，也有孤身上路的騎士急忙停車尋找裝了電視機的旅店。看不到電視的，則守在收音機旁邊，側耳靜聽喇叭傳出一把被雜訊干擾的暗啞聲音：「這是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小時候，我以為說得出這句話的人一定十分驕傲，後來我才知道事實不是這樣。因為岩士唐本來可以把榮耀獻給美國，但他沒有。正如他曾簽署〈外太空協議〉，聲明月球探索屬於全人類，並且只限和平用途，至今仍讓不少美國鷹派悔恨。甚至就連那句名言，他都幾乎是費盡力氣才能掙扎道出。 他知道冷戰是什麼，也知道太空競賽的意義；但他壓抑自己，不願參加太多造勢宣傳，不四處巡迴宣揚國威。他只是堅持：「太空競賽是最有意義的和平競爭，人類的科學探索因此進步」。 他當然是個名人，甚至是整個地球最出名的人；可他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名人」。退役之後，回到家鄉，他教書、經商、做社區服務，從不標榜使自己成名的那個頭銜。他不出自傳，甚至不太願意在人家給他寫的傳記上簽名。他不太接受訪問，不上電視清談節目，不喜歡公開演講，更不會搞什麼棟篤笑。就像《華盛頓郵報》所說的，每個電視台因此都苦於材料不夠，除了那趟登月之旅，你實在找不到太多關於他的畫面。 他從不亂接廣告，故此沒有成為富人。他不為政治人物的競選站台，自然也不參加任何選舉（儘管總是有人叫他去當總統）。 岩士唐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呢？很多人都不曉得他在幾次任務中的冷靜和技藝，不曉得他如何化險為夷，只知道他第一個離開機艙，因此替他的隊友抱不平，覺得他的成名只是運氣。有意思的是，似乎就連他自己也是這麼看。所以他不喜歡人家稱讚他的成就，總是要說整個團隊的功勞。你們都還記得他在月球表面上漫步的模樣嗎？他好像忘了。在紀念「阿波羅11號」計劃三十五週年的活動上面，他只囁嚅了兩分鐘，重點是他搞不清原來整件事已經過了三十五年。 所有訃聞都只能形容這個低調而神秘的英雄「謙遜」。問題在於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怎麼可能謙遜（他的遺願之一，是讓未來的探月者抹除掉他在四十多年前留下的足跡）？ 岩士唐是第一個踏上了月球的人，也是第一個站在月球上回望我們這顆行星的人。站在那裏，他看不到萬里長城，看不到任何讓智人自豪的偉跡；他既看不見四億年前地球上恐龍的主宰，也看不見兩大超級強權的爭霸，更看不見未來文明的末日。在那裏，就在那片叫做「寧靜海」的寂靜荒原上，他聽不到人們的歡呼，聽不到任何出於各種大義之名的嘶吼。一抬頭，他只看見一顆藍色的行星懸浮，淡淡白霧繚繞，靛藍色的大洋太平無聲，如此壯麗，又如此脆弱而嬌美。美得叫人心碎。

【 明報專訊 】最近因海洋公園海豚「怠工」事件，引發各界關注動物權益。本版為讀者連續兩天輯錄《動物解放》譯者、台灣學者錢永祥與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二人在學術組織「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的對話。明天續有他們與觀眾的對話，敬請留意。 錢永祥 ：大家對「動物」這個概念並不陌生。我們都是動物，叫作人類動物（human animals），那麼非人類動物（non-human animals）在哪裏呢？先從身上用品開始：皮鞋、皮包用動物的皮製造的；我們吃晚飯，動物可能進入我們的胃裏；我們吃的藥、用的化妝品，幾乎每一樣東西都用到動物。動物在人類生活無處不在，可是牠們只能以痛苦和死亡的方式進入人類的生活。我們怎樣的反應才是合適的？讓我們想像三個例子。我把一塊石頭踢到河裏去、我把一根木頭丟到火堆裏去、我把一隻狗打傷。對這三種情况，我們的反應不會一樣。我踢石頭、我燒木頭，別人可能會覺得我很無聊，但是不能說我對石頭或者木頭造成了傷害；人們也不會特別對那塊石頭或者那根木頭生出憐憫同情。與石頭和樹木不同的是，當我把狗打傷的時候，每一個人正常的反應都是認知到狗受到了傷害，並且對這隻狗感到某種憐憫或者同情。 動物是會受到傷害的，也會因此引起同情。根據哲學家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的分析，所謂對一個對象產生同情，代表你其實做了三個判斷：這個對象在承受可觀的痛苦；這痛苦是他不應該承受的，是無辜的傷害；你在乎這個對象受到了傷害。我們很明確地知道，動物會感知痛苦，且在人類手裏所承受的痛苦根本是無辜的。我們對於動物的痛苦，多少感到在乎，可是這個「在乎」是在乎到什麼程度呢？我們通常會說：「不錯，我同情豬的遭遇，我同情狗的遭遇，我同情實驗室裏小白鼠的遭遇──可是，牠們畢竟是動物。」這意思是說，我們在人跟動物之間會劃一條線，即使有同情有憐憫，也要適可而止，至少不能妨礙人類的利益。 物種痛苦的界線 可是這條線要怎麼劃？能劃得有道理嗎？根據物種劃線又有什麼道理？人這個物種與豬這個物種是有巨大的不同，但是這種差別，會造成他們的痛苦具有不同的分量嗎？豬的痛苦跟人的痛苦不都是痛苦嗎？就像男人跟女人的痛苦都是痛苦，黑人跟白人的痛苦都是痛苦一樣。我們不能說因為性別和膚色不同，兩個痛苦有不同的分量。那為什麼我們可以認為因為物種不同，兩個痛苦就有不同的分量？人類到今天都不肯停止施加於動物各種痛苦和死亡，有一個很簡單的藉口：動物跟人不一樣。但如果用物種劃線可以成立，那用性別劃線為什麼不能成立？用膚色劃線為什麼不能成立？痛苦就是痛苦。窮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人類和動物的痛苦都是痛苦。 如果動物的痛苦不能忽視，那麼當我們開始譴責人類給動物製造痛苦和死亡的時候，我們就從同情和憐憫進入了道德的領域。在道德層面上，當我看到一個人受苦而感到憐憫同情的時候，我不僅抒發一種情緒；進一步，我對這個痛苦、對造成痛苦這回事，還作了道德的判斷，認為造成痛苦是有是非對錯可言的，這是動物倫理學的全部關懷所在。 現在，我們來談今天的第二個主題：道德進步。學者常說在1750到1900年之間，「進步」是在歐洲最有勢力的觀念，但從1900年開始，進步這個理想逐漸破滅。有人說，這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毒氣與戰壕讓人們清醒了。無論如何，我們今天談到進步會覺得尷尬，一個關鍵的原因在於，「進步」本質上是一個評價性的概念：進步一定代表「更好」，並且在道德意義上更好。可是幾乎所有人類的廣義「能力」，都確實變得更強大、更有效率，由此要得出一個判斷說，這些方面變得更好，就代表人類有了進步，表現了人類的道德進步，大家似乎都有點遲疑。畢竟，能力可以為善為惡，其增進可以造福也可以為禍。 弔詭的「道德進步論」 要恢復「進步」這個理想，我們要從道德着眼。可是今天流行道德相對論、價值相對論，正好不容許道德作為一套連續的、貫穿歷史與社會階段的標準。如果大家相信相對論，說每個時代和社會都有它的道德標準與價值準則，很難比較明朝人和漢朝人哪個朝代的人更有道德，因為比較的標準都是內在於具體社會或歷史階段的。「道德進步」在今天的挑戰，來自價值多元論，即對於什麼叫做好的、值得追求的目標，每人不僅會有不同的選擇，並且必須承認，每人有做不同選擇的權利。我們無法用一個共通的標準比較甲跟乙哪一件事在道德上更高尚，所以也無從判斷人們在道德上的表現先進還是落後。從道德相對論和價值多元論兩個方面來說，好像都無從談道德進步。 19世紀一位愛爾蘭的歷史學家勒基（William Lecky），提出了「擴張中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的概念。他的意思是人類道德的發展，是一個「自己人」的圈子不斷擴大的過程。勒基認為，圈子不斷如此擴大，終於開始把動物和自然界也包括進來。這個概念很明確地表達了一種「道德進步」：道德關懷的範圍在擴大，受到道德考量的對象愈來愈多。進步在於以前受到漠視、歧視的人，以前被視作異己而提防、傷害的人，逐漸成為我們的同類，進入了道德考量的範圍，從而其利益必須要受到我們的正視。我們列為同類的對象已經不受性別、宗教、民族和膚色的限制。今天的問題是：接下來，我們能不能再越過物種的限制，將道德考量的範圍擴展到動物，讓能夠感受到痛苦的生命，也成為我們在道德上關懷的對象？ 我將動物倫理放到道德進步的問題脈絡中來談：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並不是孤立的一件事，而是人類對弱者、異類施加暴力滿足一己需求的模式之一例。最近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了一本新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什麼暴力在減少？》，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暴力逐漸減少的歷史。他列舉了六項趨勢作為指標，經由他所述的「權利革命」，人類對於少數族群的暴力、性強暴、家庭暴力、體罰、虐待兒童、校園暴力、仇視同性戀，以及針對同性戀的犯罪，正在急遽降低。這些權利革命中間最晚近的一項，就是動物權利。動物的痛苦沒有太多的道德意義，其利益毋須列入考慮，以及對動物使用暴力，無所謂道德上的是非對錯。但隨着「動物權利」意識開始散布，動物接續着女性、黑人、同性戀等等原本被排除在道德關懷圈子之外的弱者與異類，逐漸跨進了這個擴張中的圈子。在這個意義上，動物議題、動物倫理，正是人類道德進步的重要環節。當我們在考慮動物的利益的時候，當我們意識到對待動物的方式有是非對錯可言的時候，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便說得上道德的進步。 內地每分鐘殺多少隻豬？ 最後，讓我舉出一些事實，大家來想像一下，我們的日常飲食需要什麼樣的暴力與殘酷為必經步驟。 中國內地一天要殺170萬隻豬，即每一分鐘殺約1200隻豬。人類每分鐘得施展多少暴力，才能把千多隻活生生的豬運送、宰殺、分解，最後販售成為我們家人樂融融分享的盤中飧？ 我們都吃雞蛋，可是雞蛋哪裏來的？雞蛋是母雞生出來的。母雞哪裏來的？母雞是從雞蛋孵出來的。雞蛋孵出來的時候，公雞跟母雞的數量是一樣的，那麼另一半的公雞到哪裏去了？在小雞孵育場裏，剛出生的小雞被一隻一隻地檢查性別，母的準備送到養雞場去生蛋，公的則丟到旁邊的袋子或碾碎機裏，變成飼料或者肥料。 總結而言，我們的食物來自暴力，用血腥和痛苦為代價，我們吃的是「死亡」。清醒面對這個事實，才是道德智慧的開端。 梁文道 ：錢先生似乎頗為贊同平克（關於道德進步）的說法，可是最後講到人類如何屠殺動物，又讓我覺得我們好像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我們知道獅子吃飽了就吃飽了，面前有多少羚羊經過牠都不理會。我讀過一些人類學家的報告，他們發現一些古老的印第安部族有些奇怪的諺語，比如「當一頭豹在吃小牛的時候，他的眼神是充滿愛的」。這句諺語說明：獵殺不是因為仇恨，而是生命的需要。紀伯倫的《先知》裏有一段話很感人，他說我們在吃蘋果時，我們要對它說：今天我吃了你來滋養我的生命，但是有天我終會回饋給你。這是人類曾經有過的想法。 我看過一部短篇科幻小說，寫的是一個家庭：小孩放學回來，媽媽問他今天在學校怎麼樣？他說今天誰誰誰因做錯什麼事被老師處罰。再晚一點爸爸回來，爸爸脫掉外套，一邊喝啤酒，一邊督促兒子做功課。然後晚上三人吃晚飯。小說結尾是這樣的：他們把吃剩的骨頭掃進垃圾桶，那些骨頭是人的骨頭。但那些人骨很小。小說講的其實是一群從外星來的巨人畜養地球人來吃。他們是另一個星球來的殖民者。小說前面講的是溫馨家庭，但最殘暴的部分恰恰就在這裏：一個那麼快樂和睦、家人感情那麼好的家庭，晚餐是我們人類。 哲學家尚未劃分的「Ｘ」 我們要定義人類時都會提到動物。比如我們常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懂得欣賞美的動物」……我們每次定義時，都先有一個總的範疇──動物，然後把人從動物中切割出來，那標準或許是言語、理性、政治、經濟。有趣的是，自古以來，哲學家在做這種劃分時，他們都很快去談言語、理性、政治、經濟是什麼。他們都不談動物是什麼。於是動物就成為我們懸而未決的、放在一邊的X，我們都要用到X，但是我們都不想說X。這個令人尷尬的背景，在我很喜歡的一個哲學家身上也看到了，他就是法國20世紀的現象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在談論道德時（我們對什麼樣的對象負有道德義務，跟他有道德關係的時候），他不會說我眼前這個具體的人由於是「人」的一部分，因此我對他負有道德責任或跟他有道德關係。列維納斯考慮的從來都是最具體、最個別、幾乎只是眼前發生相遇的場面，他叫這個做in the face of other，在他者面前，我們相遇。對他來講所有的倫理（ethic）都是來自於原初的相遇。 列維納斯是猶太人，是大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生。我們都知道海德格爾後來被很多人認為是納粹的幫兇。二次世界大戰時，列維納斯在法國曾參與過抵抗運動，並因此被捕。他跟一些猶太抵抗者一起被關在法國的一個戰俘營，戰俘營編號是1492。列維納斯特別提到這點，因為1492年是天主教在西班牙掌權之後驅逐猶太人的那一年。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被關在集中營的人覺得自己不像人，沒有人的尊嚴。這不是因為吃不好、睡不好，而是他們嘗試跟看守互動，那些看守不理他們，沒有構成看守者「相遇中的他者」，他們喪失了「他者」的資格。 納粹德國最後一個康德主義者 有天，在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人類資格的生活裏，有一隻狗出現了。這隻狗是從戰俘營外面的野地上跑過來的，牠每天看着這些戰俘白天勞動，晚上回來。那隻狗很奇怪，這些戰俘根本沒有什麼食物可以餵牠，他們甚至不能去撫摸牠，但是這隻狗每天都看着他們，看到他們勞動回來之後就對他們搖尾巴，有時還會跳起來快樂地大叫，這是集中營裏唯一會對猶太犯人表達善意的生物。他們給牠起名叫Bobby。然後列維納斯說了很有名的一句話：他說Bobby是the last Kantian in Nazi Germany，納粹德國最後的康德主義者。講完Bobby的故事，列維納斯筆鋒一轉，忽然說這隻狗沒有聰明的大腦去幫牠把自己的行為和傾向命令化，即把行為和傾向變成一個命令、一個道德義務。所以列維納斯雖然笑稱Bobby是納粹德國最後一個康德主義者，但是他知道牠其實不是。 可是我想補充和發展他的地方，就是憑什麼列維納斯可以說Bobby對他們的歡迎不是道德上的交往呢？在那樣一種極端狀况下，這些戰俘和他人相遇時人家不把他們當回事，但這隻狗對他們表示出歡迎和友善，這叫不叫做in the face of other？這隻狗跟他們的關係是不是道德關係？後來在一個訪問中，有記者問列維納斯他常講的「他者」包不包括動物，動物有臉嗎？他說動物有臉，但是動物的臉不如人類的臉那麼重要、那麼原初……我覺得列維納斯其實可以講得更好。如果從他者的表情讀出痛苦這點來講的話，他把動物放在次要的地位與他哲學的基本路線是矛盾的。他年輕的時候讀達爾文，這對他影響很深，列維納斯說所有的動物都在自利地追求生命的延續，而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動物都是處在all against all，彼此交戰的狀態，就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講的那種自然狀態一樣；又認為人當然也是動物，但人在面對他者的處境下會感到一種道德的無言要求，而動物不會。他認為只有人方能跳出自己，otherwise than being，他講的這個being我們不妨粗淺地理解為生物自我生存的奮鬥和努力，natural being。但是為什麼是otherwise than being？列維納斯講我們人類超出生物求存的範圍，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比如說可以為其他人犧牲，可以有種種利他的行為與表現。如果我們只追求自我滿足的話，我只要想辦法好好生活，蓋一個房子給自己，擁有房子裏的所有東西，可以在裏面過得很愉快。直到我遇到一個陌生人，遇到一個「他者」在冰天雪地裏躺在路邊，我忽然發現我的家不再只是我的家，牠可以變成hostel，我發現我的所有品不再只是我的，還可以是一種gift。這種時候，人就不再只是一般的動物了。那麼人為什麼可以這樣呢？在列維納斯那裏這是一個miracle，一個神蹟。 魚受傷會呼叫嗎？ 在這個故事裏的Bobby恐怕不僅僅是列維納斯所理解的動物的那種狀態。我們太相信某種的人類中心主義，我們認為動物受到的傷害不是傷害。 我曾經養貓，每次我看着我的貓時，看着牠看我，我常常在想什麼叫「牠看我」？我說我和一個動物相遇，我說我碰到牠的眼神時，這是什麼意思？這也是很多哲學家很困惑的問題。這能叫互相對視嗎？我怎麼知道那黑色的眼珠後面是什麼。我怎麼知道對牠來講，看着另外一個物種的眼睛意味着什麼？兩個人可以深情對望，那我能不能跟我的貓深情對望？我怎麼知道牠深不深情？我們總是試圖去理解那個看不見的「動物的深淵」。你打一隻動物的時候牠叫，或者有另一些動物根本不會發聲，比如說魚。當廚師做刺身或壽司的時候，用刀一下子切到活魚身上，你會看到魚的嘴巴張開了一下，你聽不到牠的聲音，那這叫不叫做「叫」？叫不叫做「痛苦地叫」？ 列維納斯的哲學對我來說最重要就是，我們不要考慮這些問題。因為你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你就已經進入種類思考，就像我開始的時候說的，個體具不具備某些資格，牠有沒有某些理性能力，有沒有某些感知能力，牠是屬於哪一個族群，然後我才決定要不要道德地對待。列維納斯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當下相遇的這刻，這張臉呈現出的表情，如果牠痛苦，如果牠讓我覺得可被傷害，牠就跟我構成了一種道德的要求，我就已經負有責任。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跟錢先生的觀點一樣，我也認為我們有道德進步，因為我們人類的確愈來愈具有看到痛苦臉孔的能力。我們曾經見過很多的痛苦，我們不把牠理解為痛苦，但今天我們能認知到這種痛苦。

【蘋果日報】民族主義一向是把雙刃劍，既是政府合法性的資源，卻也可以打擊政府的威信。尤其遇上釣魚島爭議這種事，有時候執政者會覺得民氣可用，不妨放它一放，再以街頭憤怒的群眾當槓桿，謀求外交上的好處；有時則會發現民氣這種事易放難收，人群的情緒看不見尺度，一不小心反而砸到自己的腳。 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看，愛國既是當前中國政治環境的最高德性，為了表達愛國熱情而幹點事，政府恐怕很難再說三道四了吧。所以網路上的愛國言論才能如此奔放如此暢通，甚至通着通着就把矛頭統統指向政府身上。比如近日，最常見的說法就是在歌頌「保釣勇士」之餘順便攻擊政府無能，微博裏頭跟進的網友還要補充：「有錢不拿去整治軍備，全都給那些貪官黑了，這和慈禧修圓明園有什麼分別」？「天朝真是丟人丟到家了，對付自己百姓又狠又準，對着小日本就講大局！我講你媽個B呀」！「怎麼不派城管去保衛釣魚島？平常打攤販大媽打得這麼牛，還不趕快游去揍皇軍」…… 看着這樣的言論層出不窮，真讓人懷疑這些網民到底是真的激憤過頭；還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明明是愛國言說，逼得平常效率奇高的刪貼機制也無奈地慢上了幾拍；暗地裏則句句見血，全都招呼到了天朝死穴。面對如是境況，儘管無法忍受其中那股雄性荷爾蒙滿溢的騰騰殺氣，也不能不考慮這會不會是種庶民的反抗。類似大家對中國男子足球的狠批，全是藉着合法正當的口徑，宣洩平日不易宣洩的怒意。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愛國主義便成了一種中性的修辭武器，可以拿來打着紅旗反紅旗了。 事實上政府又能怎樣呢？就像那天深圳市民激動起來掀翻了日本品牌的警車，難道警察敢當街拔槍？這群人不是反政府暴徒，他們可是愛國群眾呀。

【飲食男女】「在英國要是想吃得好，你必須一天吃三次早餐」。毛姆這句名言已經成了英國食物的最佳註腳，每當有人嘲笑英國東西難吃，都不能免俗地要引它一回。然而，你要是認真執行毛姆的建議，從早到晚只吃香腸、煙肉、雞蛋、焗豆、番茄，以及黑血布甸，我保證你在英國的飲食生活會變得更悽慘。畢竟早餐是一日三餐裏頭最講慣性的一頓，它和我們身體的自然需要密切相關，回應我們每天固定的生活模式，往往變成一套日日食之不厭的儀式，口味良否反倒其次。而英國那種高熱量高脂肪的早餐，恐怕比較適合忙着建立帝國的水手和探險家，不太對我們這種現代都市人的胃口。 今天的英國（尤其倫敦），早已不是昔年那座美食荒島；事實上，除了早餐之外，我在倫敦的每一頓都吃得相當不錯。哪怕是滿街開遍的快餐店，它的蔬菜沙律也都搭配得相當豐富精彩。更不必說那批引領「新英國菜」運動的健將，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和以前大家心目中的英國食品相去甚遠，不再是豆湯、燒牛肉、牧羊人批和炸魚薯條這些光聽都會聽飽的飼料；反而清鮮爽口，含有大量蔬食與香料。根據我的有限經驗，一份七、八道菜的精選菜單，吃下來往往要比很多法國餐廳更怡人，更不傷腸胃，舒服得很。 也許和Rick Stein等電視名廚的推動有關，英國消費者開始跟上了意大利的慢食潮流，愈來愈注重自己的地方土產。所有稍為自重的食肆，都會強調自己用的材料有出處講季節，絕非遠程飛機貨，也絕非工業化大農場的製成品。且不說Richard Corrigan這些本來就喜歡發掘被遺忘的英倫土產的廚師；就連廚房壞孩子，和供貨商的關係搞到惡名昭彰的Tom Aikens，也都反璞歸真地研究起新鮮食材的原味呈現。大家好像一下子才忽然領悟，原來英倫三島藏有這麼多好東西，它的芝士種類甚至比對岸的法國還多””於是問題來了，以前的英國人到底在幹甚麼？四處環海，而他們烹魚的唯一辦法竟然就是炸了它？好些漁港盛產貝類，可當地吃不到拿它們下菜的好料理，因為它們全都出口去了法國，當地人還要覺得法國佬怪胎，怎麼會愛上這些炸起來肉不厚，白水煮了又太老的小怪物。而且英國曾經是個永不日落的帝國，控制過全球一切水域，將近三成的世界陸地面積，理論上，任何地方的好東西都能源源不絕地流向這個世界的中心。事實也的確如此，英國人進口茶葉、咖啡、可可和胡椒等各種香料的數量都曾遠遠超出其他歐洲國家。到了十八世紀末，它的人均糖消費量更達到了法國的十倍。坐擁天賜寶藏，再加上從全球各地輸入的物資，為甚麼以前的英國食物會蒙上人人恥笑的惡名，直到近年才重現新機？

【蘋果日報】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此激烈，一遇上什麼事，網上立刻就會蹦出「炸平××」、「血洗××」之類的狠話。至於那個「××」，你可以任意填入東京、首爾、台北，甚至華盛頓，全看是誰又惹毛了中國老百姓。每一次碰上讓人情緒激動的外交衝突，每一次網民怒火洗版，都總有人要說這全是腦殘做怪，而腦殘的由來必是共產黨的愚民教育。 可是換個角度來看，民間這種情緒的澎湃，可能正是因為它是唯一一種能夠自由表達的情緒。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民族主義就成了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意識型態。由於它是政府合法性的源泉，政府自然不能禁止人民公開表達自己的民族主義熱情。這個不准，那個不許，難道連愛國都不行嗎？對不對？可如此一來，它也就成了政府輿論箝制網的缺口。要知道中國有許多領域的政事是不容輿論輕易置詞的，尤其外交與軍事，所以常見媒體中人為了外交事務的言論下崗，而倡言軍隊國家化的更是沒有一個不完蛋。但你要是站穩民族主義的立場，事事出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那個口子就可以開得很大了。 另一方面，儘管今天中國的言論環境比起數十年前寬鬆許多，很多東西也都能讓大家議論了，但始終要有個尺度。你可以批評房地產政策，可以對醫保制度提些意見，甚至能夠抽象地討論政治改革；可千萬不要過火。唯獨出以民族主義立場的意見，幾乎怎麼談都行，看來應該是監控輿論的官員自己心中沒譜，不敢輕易否定。 於是就出現了著名軍事評論家在暢銷書中狂言「不打仗不行，反正遲早要打，早打好過晚打，再拖下去會影響軍隊士氣」的怪現象。以這麼激烈的方式來談敏感的軍事話題，這真是種奇異的自由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