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江帆: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乌有之乡 “贺卫方评析”专题综述   前言:截止到2011年7月6日,乌有之乡“贺卫方评析”专栏有专题文章99篇,笔者试图把其中的一些文章进行一个简略地综述,希冀通过梳理贺卫方近几年的言行,能够相对较清晰地把他的“思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 关于政治体制   2006年4月11日,水生发表《说说敢作而不敢当的“改革精英”——从厉以宁、张维迎到贺卫方》,文中道:“而于今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由此,一些‘改革精英’们的真实想法被大白于天下。其中尤其以北京大学的法学‘精英’贺卫方的发言最为“精彩”。贺卫方等人再次表现出这种‘改革精英’现象。”“贺卫方称,‘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其实,‘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最为可笑的是,当这份‘新西山会议纪要’被披露以后,会议主办方却急急忙忙地公布了一份所谓正式的‘会议记要’,心虚地将贺卫方的这些讲话全部删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山会议”以及“声名远播”的“贺卫方言论”。在这番言论中,贺卫方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推动“政改”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的执政,施行“多党制度”。而且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所以是非法的,总书记也是非法的”。   同天,还有署名张帆的文章《贺卫方的反动言论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文中说:“在3月4日的‘西山会议’上贺卫方说:……‘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现在)‘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注:粗体为笔者所加。)作者在分析贺卫方此番言论的目的时说:“贺卫方以上十分露骨的反动言论充分暴露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野心。这就是经济上包括土地在内,彻底实行私有化,政治上颠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2006年5月27日,杨晓青发表《贺卫方的“司法独立”是要“抢夺”国家司法权力》,此文是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于2006年5月12日下午,在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杨教授说:“贺卫方在‘新西山会议’的发言提出,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违法’;党、人大、政府等整个权力架构违反宪政,是严重的‘违法’;提出中国将来要走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实行真正的司法独立;整个国家权力建成台湾现在的模式,等观点,其矛头直指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推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翻党对政府、军队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如果按照贺卫方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必然彻底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用西方所谓的‘法制的、宪政的模式’取而代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言论自由问题,而是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贺卫方的发言决不是‘没什么力量’的‘书生之言’,他的这些观点是到处公开讲的,一贯的,上了高校的各种法学论坛,发表在各种法学期刊(包括一些核心期刊)等公开媒体上。法学界的很多学者也知道他背后有美国的背景,无人能把他怎样。他还被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多次请去演讲(贺卫方等人是“两高”聘请的顾问)。所以这些观点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和国家的司法机关已经产生了广泛的、不可小视的、深刻的影响。”(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杨教授还说:“当然,他们的‘图穷匕首见’是不会成功的。党中央目前已批准了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否定了‘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要求。这是非常正确、及时的。”并深刻地指出:“他(贺卫方)的思想和行为与共产党员的条件完全背离。这样的人在党内的作用只能是分裂党,搞乱党的思想;在法学界的作用只能是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误导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误导司法机关的干部,动摇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2006年6月13日,武兵发表文章《私有化的路走不通——再评贺卫方等人的谬论》,文章首先指出:“今年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持,在北京西山杏林宾馆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以下简称西山会议)。……他们把‘攻坚’的重点和目标放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上,企图以‘台湾模式’即西方式的‘宪政’取而代之。同时他们还认为,要进一步摧毁国有经济,并实现土地私有化。会上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极具代表性。”文中分析了“私有化思潮的泛起与其对社会的严重毒害”,并列举了“苏东国家私有化的前车之覆值得借鉴”来作为有力的佐证。作者最后论述“私有化的路在我国走不通”时说:“第一,苏东各国的教训和新殖民主义的危险警告我们不能私有化。…… 第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昭示国人不允许私有化。……第三,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不允许私有化。……第四,共产党的性质不允许私有化。…… 第五,工人、农民与全国人民不允许私有化。”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贺卫方的中国必须走“私有制”的歪理邪说。   2008年1月19日,闻马嘶发文《由贺卫方老师说开去》,作者说:“……包括贺卫方老师在内的很多法学大师在内,在研究法学的时候不自觉地把西方亚当斯密的经济理性人作为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并且不喜欢提到西方法治的缺陷,几乎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我是竭力反对的,首先西方国家的民主是精英贵族式的,包括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反对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只是赋予人民选举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当今西方国家的自由只是为了金融资本向全球寻找新的市场的自由,脱离内容的自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贺卫方老师竭力提倡的新闻自由,我看真正运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发展媒体和新闻事业,那毫无疑问,最终肯定是有钱人的新闻,对于人民大众特别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民来说这样的自由也没有什么意义。”从而指出了贺卫方所谓的“司法独立”、“民主自由”是建构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并不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只不过是“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   2010年1月8日,左斗发文《鼓吹“法大于天”的目的是为推翻共产党做铺垫》。作者指出“至此我们真的明白了‘法比天大’的含义,就是法比共产党大”。   2010年11月10日,美华发表题为《贺卫方等暗渡陈仓赴挪威在首都机场被阻》,文中披露:“昨天上午,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南方报系特约撰稿人)和诺奖得主刘某某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在首都机场被警察阻止出境,两人出国理由是有英国签证去参加一项国际法学会议,但莫少平称警方出具的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文章还分析道:“挪威当局的无所忌惮对北京来说是个警示,西方利用刘某某大做文章固然是拙劣的政治操作,必须反击,但北京有关方面是否也要反躬自省:一、为何08宪章在中国有生存土壤,还有人给它浇肥施药?如若没有08宪章,西方给刘某颁奖的理由就自觉不够充分,这也是刘某某后来居上压过其他异见份子的重要原因。官方媒体,尤其在南方报系,提供版面给08宪章境内外联署人叫喊,包括李普、贺卫方、莫少平、徐友渔、梁文道、龙应台、龚小夏等等。私营媒体,如炎黄春秋编委会内就有杜光、李大同、杨继绳、周瑞金、秦晖、章诒和等与08宪章同声同气?……”   2011年5月6日,大众民主发表题为《贺卫方们难道在肯定文革?——剥下贺卫方们程序正义的皇帝新装》的文章,文中说:“而且,可笑的是,无论是贺卫方,还是李庄的辩护律师,围绕李庄案,都在大谈文革。法学精英不是自诩最讲法治精神吗,怎么面对一个司法案件不谈法律谈起政治来了呢?给一个正在进行的司法案件给以政治性的评价,这是谁家的法学精神?就是重庆的法庭太讲法治精神,把这些法学精英给惯的,在美国的法庭上,没有哪个律师敢给法官的审判行为给以政治评价,在中国重庆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法院,也同样没有哪个律师敢这么做。在被法律精英污蔑为不讲法治的重庆法庭上,法律精英们享受到了中外法庭都不会给以的权利。”“贺卫方说重庆大规模打黑反腐是疑似搞文革,这就让我更纳闷了。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在搞文革,那有几个地方的老百姓不欢迎大规模打黑反腐呢?按照贺卫方的逻辑推导,会得出老百姓欢迎文革的结论来。贺卫方,这么一再的说,难道不是在给文革翻案吗?至少,贺卫方这句对重庆的指责,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文革。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搞文革,那么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文革呢?贺卫方敢站出来回答吗?”作者从而指出了贺卫方等利用“法治”的幌子给重庆的“打黑除恶”做“政治定性”——而且,这“定性”还是“文革”——的原则性错误。    二、 关于法治   2008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原发于《经济观察报》的文章《贺卫方反对司法民主化暴露其本质》,何教授在文章中说:“审判不能独立是司法沉疴,部分法官臣服于权力,放弃了抵制,与利益团体相互搀扶,惺惺相惜,与人民渐行渐远——这样的判断已成学界共识。我以为,症结在于法官的非职业化与司法的非民主化。”“……贺卫方教授提出,司法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他固持的意见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司法职业化路线,以此实现司法独立。……我深深地以为,贺卫方教授错了。”“民主有多种形式,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代议制、普选制或政党轮替制。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是民主的有效形式。”正是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表示赞同的“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被贺卫方形容为“民众的狂欢”,更被其超越学术理论层面地批评为“文革遗风”。此文因此证明了贺卫方抛弃民主立场而追求的“司法独立”是比较虚幻的,甚至是别有其他目的的。   2009年6月28日,叶劲松发表文章《麻醉民众、对抗民意的司法独立论》,从“哲学”、“ 社会实践”和“历史事实”三方面论述了贺卫方所鼓吹的“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的“司法独立”的观点,在哲学、历史和未来的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作者说:“因此,贺文等的司法独立,如只是从方法论分析(暂不谈阶级问题),实际是他们脱离社会实际,只从意识、理性中去推演的结果。不以联系的观点,而以孤立的观点看待社会,看待司法,回避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对司法领域的影响和制约的现实,设想独立于社会的司法将演变出司法公正,从方法论上来讲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是不现实的。”“……即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说明,企图独立于社会的司法独立,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从法律和国家机关在国家的作用我们知道,司法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司法机关)将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阶级统治落实到实处的专门活动。所以,司法是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司法不会独立于统治阶级而中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源泉和土壤。反过来讲,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不会有司法公正。”“资产阶级宣传说司法机关是超阶级的、独立的、公正的、主持正义的国家机关,他们企图以此使劳动大众不要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去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司法机关出来‘主持正义’。另外,即使司法机关判决不利劳动大众,而司法独立之说也会辩解说,这是司法机关独立做出的,是正义的体现,你们劳动大众也应接受。总之,超阶级的司法独立的说法,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麻醉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的欺骗之说。”“由于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法律、司法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理论虽然冠冕堂皇,但司法实践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欺压劳动人民。恩格斯就此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实践与它的‘法治国’‘司法独立’等法律理论学说之间处于惊人的矛盾。”“因此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会有司法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大众通过民意等形式对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斗争,并不能使司法从根本上实现公正。但是,劳动大众积极通过民意等形式进行斗争,在不少情况下,能减轻司法不公的程度。因此,劳动大众不能放弃这同司法不公斗争的斗争形式。”   2010年1月9日,武定乾坤发文《关于重庆打黑中左右翼反响的一点思考》,文章说:“最近以来,贺本人在博客上和各种场合中大声批驳重庆打击黑律师事件,主张律师应该不受审判,司法应该独立、律师应该自由,殊不知今天的中国,司法若是‘独立’、律师一旦‘自由’在三角链条的操纵下,还会发生什么样更为可怕的黑恶事件?贺的主张,不正视和面对国内致命的现实问题,不理解人民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力图去营造一个空中楼阁顶多也就是缘木求鱼……”作者想阐述的是,如果司法真正“独立”于政府的管辖之外,律师一旦拥有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绝对的自由”,那司法与律师就将完全蜕变为资本、权贵的附属物,从而与民众成为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对立面。   同日,刘刚发文《江北法院小小的法槌在谁的头上重重的敲了一槌?》,文中列举了李庄因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被重庆警方刑拘以来,贺卫方在其博客发表的公开支持李庄、反对重庆打黑的博文目录,有诸如其转帖的“‘师洋律师’——《江北庭审随记》一文,恶毒谩骂江北司法机关”,还有“《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答行者问》,谩骂网民拥护重庆打黑是一群愚民”、“《关于李庄案的社论》,对江北法院的判决表示‘痛心疾首’”等。   2010年1月10日,SXSDQ发文章《贺先生的不能自洽》,作者在文章中说:“我一直以为,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就是不能相洽的。……结论,所谓反对派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你必须放弃一样,再说白点,就是自由与财富,你必须放弃一样,你不能一面痛骂这个制度,一面在这个制度上寄生。”“可是人心不足啊,鱼和熊掌都想兼得,或者,自己也算不清鱼和熊掌哪个营养更为丰富。于是,有的人就犹犹豫豫,关键时刻就玩起了大变脸,能捞时则以法律名义大捞特捞,一旦败露马上摇身一变,彻底否认这个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一个华丽转身,就从律师变成了反对派政治家,从这个制度上寄生的虫子变成抗议这个制度的英雄。这是一些律师的逻辑和实践的双重不能自洽。”“当年我是贺先生最早的一批粉丝,”“所以,贺先生,用退党来证明你的逻辑和你的实践是自洽的吧,虽然晚了点,但总归是自己退党的,我虽然年龄已长,不会再像当年一样仰慕你的学问了,但总还会像当年一样敬重你的人格的,顶多看您学问不合时宜而已,如果您一直呆在那个‘非法组织’里不走,怎么让我们相信你不是‘非法组织’一伙儿的呢?怎样让我们保持敬仰呢”。作者深刻地指出了贺卫方在“法学家”的盛名之下,还同时扮演着“反对派政治家”的荒诞与悖论。并讽刺了贺卫方一边质疑着共产党的“非法”性,一边却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自居的自相矛盾与“不能自洽”。   同日,叶劲松发文《即使李庄未造假也不同情他》,文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贺卫方们所追求的“律师的正义”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已,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也因此而抛“自然正义”于不顾。叶劲松说:“李庄案发后,不少法律界人士站出来为李庄辩护。而这些辩护更坚定了我对李庄等人的认识。一位名叫徐石的律师,为了声援李庄,写下了题为《律师的正义就是让自己的代理人胜诉》的文章,其中说‘律师是干什么的?一言以蔽之:吃法律饭的。拿人钱财,运用娴熟的法律和雄辩术,替人消灾。……在一场纯竞赛的诉讼中,律师追求的就是胜诉,无论这种胜诉是否符合自然正义’。”“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特别提出,希望通过努力,让社会公众能够对律师这个行业有更加理性的理解,不应将律师定义为正义的守护者,而应该认识到,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声援李庄的徐石和贺卫方等人,无意间透露了他们这些大律师、法学教授,为何只为富人服务而漠视普通民众的原因:他们不是基于‘自然正义’,不是作为‘正义的守护者’而行事,而是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这些大律师总热哀于为有钱人消灾,因为他能从有钱人那儿拿到大量钱财。普通民众遭遇太多的不公正,为这些民众争取应有的法律权利(例如被欠薪的民工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得尘肺的工人应享受的工伤治疗权利)是符合‘自然正义’的,大律师们对这些工人冷漠,他们不去为这些工人消灾。我们的社会经验(徐石律师的文章和贺卫方的讲话更证实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工人拿不出什么钱财,律师们是不会为他们消灾的,是不会为他们服务的。”“律师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没有钱的民众享受不到律师们的法律服务,这种状况被说成是合法的。工人们在讨薪、争取因工伤(或职业病)而应享有权利时,工人们不仅要临资本家的打手们武力杀伤,还要面临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的‘法律和雄辩术’的杀伤。这些律师们通过他们‘法律和雄辩术’来阻碍工人应有权利的获得。因此,不管是打手们,还是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都是资本家们维护其靠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大众而攫取的利益的走狗、工具。资本家聘用的律师们、打手们,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付工人大众的文、武工具。因此,一般来说,资本家们聘用的律师,是作为劳苦大众的敌对力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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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 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 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 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 “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 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 “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 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 “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 (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那篇博文象他很多其他文章一样,被网管删除了,但是很多粉丝抢得先机,广为转载。)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去年十月,中国作家刘晓波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 韩寒跟网管和读者兜起了圈子,在博客上只发了一对引号,中间一个空格。这篇”博文”吸引了一百五十万点击量和两万八千多条留言。 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 西奴 ”之一, 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 。到目前为止,他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今年年初以来,动荡横扫北非与中东,中共对言论自由发动了多年来最为猛烈的镇压。四月三日,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艺术家艾未未因莫须有的”经济犯罪”罪名被关押以后, 作家马建在海外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猜测说,韩寒和其他三位批评家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目标。他写道:”……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像艾晓明、戴晴、崔卫平、韩寒等都会受到威胁,直到中国仅剩下那些官方卸用文人如王安忆、陈凯歌、张郎郎之类的为止。” 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 “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 ——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 :”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韩寒写作的日子里, 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 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 “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 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 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 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 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 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 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最近几年,韩寒对当局的鞭挞让父母在政府里的就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韩寒提出可以自己出钱来养他们,于是他父母提前办了退休。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 ,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 “其实那都是扯淡。” 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 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 “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 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 “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 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 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他说: “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的享受生活,这让我想要生活的更加充实,让我想要作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就不能坐等。”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也嘲讽了 试图在网络上到处张贴五毛言论给自己造势的行为。(”因为你不会看见一堆人围着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尽管韩寒批评了  言论  的压制,但他能被世人所看见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在过去的10年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了何种范围。每当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一部小说被禁止出版同时,总会有另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新人或新作,从曾经是文化荒漠的三级,甚至四级城市里涌现出来。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博客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尽管他们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但他们积蓄起来的能量仍不可忽视。在2009年,当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需要安装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时,中国的电脑用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绿坝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非常差,以至于 领导 的肖像如果暴露过多皮肤都会被过滤掉。另外电脑厂商也表示不满。最后政府只好做出让步,被韩寒称为”家中警察”的”绿坝”迅即全面退出市场。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当愤青们【译者注:持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们】游行抗议日本时,他写道, “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他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平民化的文字鞭笞政府鼓吹的说教,以民粹主义立场去戳破 官方所弘扬的那些陈词滥调,忠告劳动人民不要去盲目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只不过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一位47岁的妇女以自焚来阻止拆迁队清拆自己的房屋,韩寒就此写道 “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它不像封杀一位非著名学者的宣言那样简单,和谐韩寒的博客会让很多平时不会翻墙的普通网民冒险去墙外探个究竟。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你特别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代追随者们都学会了”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即是真相。”在2010年2月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 “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由北京学者组成的法制改革公益机构——公盟在2008年授予了韩寒首届”公民责任奖”。参加评选的公盟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视他为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一环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包括一份使不懂英语的读者也能够在《时代》周刊网站投票的图解指南。 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的新闻头条还质问道:”《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最初,他选择了《 文艺复兴 》作为刊名,但是当局对此皱起了眉头——” ’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确实有点虚张声势。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月后,最初的样刊及封面草图——一张裸体男子手握机枪端放在腹部的图片——被新闻界曝光了。 韩寒回忆说,一位审核杂志的人担心这个挡住自己中间部位的男子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暗喻了”    党中央”。 而针对另一个专栏, 审核人员劝他删除提到”吃羊肉”的部分,因为它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暗示X事件 。 据韩寒估计,总的算来杂志的原始内容大约有50%为了通过审查而被抹掉了。 但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他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中,有一篇用整版刊登了avv在被警察打伤之后去医院检查脑外伤时拍下的脑部CT片。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 。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 3天后,根据一家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 ——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报道,中宣传部责令北京新闻媒体封杀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报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 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 韩寒说, “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停下,但对方不愿意告知自己的身份 ,这着实激怒了他。”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并宣布了《独唱团》的终结。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员工。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 “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 《使命召唤》 ,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也许他们在想。好嘛,你一开始不过是个作家,在我们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他又补充说:”哪怕当初这是本钓鱼杂志,也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最难过的是,杂志的被停刊反映出了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 “我们不能总拿熊猫和茶说事儿。” 他说, “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那次我们交谈时,中东乱局正愈演愈烈,中国当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封杀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部分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韩寒在他的博客里回避了这个话题。不过, 据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3月12日还是给当地媒体下发了指示精神,其中规定了禁止报导除赛车以外的任何有关韩寒的事情 。类似这样的命令当然会给人留下很大的解读空间——各种传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开来——但却可以作为解读官方想法的线索。 最终,韩寒还是忍不住评论了国外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上个月,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对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像往常一样,他们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说法。韩寒写道,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知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被捕前几个月更是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 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 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推动民主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 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 “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 ,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 “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 “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 “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 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 。’”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 “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 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 他说:  “反正他们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 “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 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 ,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 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 “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 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 “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 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 ”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 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韩寒关于”多走几步”的言论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位韩寒身边的人说,他接到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问到: ”他那句话(”多走几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上街么?请告诉韩 寒,如果他在室内抗议我们不管,但不能走上街头。” 韩寒说,百度只是小菜一碟,然后举了一个更严肃的例子。 ”对于艾未未的失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说。艾未未在此前的一个周末被逮捕,这是自中国政府最近一波镇压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逮捕行动。中国政府尚未透露艾未未具体的关押地点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上周艾未未已经回到家中)。 韩寒措辞谨慎,”如果政府认为艾未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该直说他们有权逮捕艾未未。如果大家能知道个前因后果,那就没有问题。 他们声称艾未未被捕的原因是’经济犯罪’。艾未未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如果你们想说艾未未犯有经济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一篇广为流传的以韩寒的名义写的文章中问道 “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 但这篇文章是冒名之作 ,韩寒并未撰写此文。 此文的传播速度雄辩地证明了他人期望值的力量。(韩寒对我说,用中文写艾未未被捕一案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的互连网已经自动屏蔽了”艾未未”这个名 字。) 此外,将韩寒和艾未未进行比较将会模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重要差别,他们各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和战术。 韩寒说:”艾未未的批评更直接,他更专注在某一特定问题上。而我,如果我批评的某件事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他们就会叫我闭嘴。那我就转而批评别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供谈论。” 在艾未未被捕后的日子里,北京的艺术圈在私下谈论中常常认为艾未未和刘晓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 但韩寒认为通过流行程度来评判他们俩人是幼稚的:”这与’影响’无关,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产生’影响’。” 比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成为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 “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 。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 “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 推荐 for 互联网的那点事 , 2011. | Permalink | One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韩寒 你可能也喜欢: 文化影响周期:不可不知的企业生存指南 给力的产品文化 前雇员谈苹果的企业文化 《新周刊》:网络文化三级跳 酷 – 贱 -雷 桂曙光:什么才是好的创业企业文化 无觅 Feed enhanced by Better Feed from 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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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 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 (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那篇博文象他很多其他文章一样,被网管删除了,但是很多粉丝抢得先机,广为转载。)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去年十月,中国作家刘晓波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跟网管和读者兜起了圈子,在博客上只发了一对引号,中间一个空格。这篇”博文”吸引了一百五十万点击量和两万八千多条留言。 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西奴”之一,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到目前为止,他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今年年初以来,动荡横扫北非与中东,中共对言论自由发动了多年来最为猛烈的镇压。四月三日,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艺术家艾未未因莫须有的”经济犯罪”罪名被关押以后,作家马建在海外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猜测说,韩寒和其他三位批评家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目标。他写道:”……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像艾晓明、戴晴、崔卫平、韩寒等都会受到威胁,直到中国仅剩下那些官方卸用文人如王安忆、陈凯歌、张郎郎之类的为止。” 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 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 韩寒写作的日子里, 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 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 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 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 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最近几年,韩寒对当局的鞭挞让父母在政府里的就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韩寒提出可以自己出钱来养他们,于是他父母提前办了退休。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其实那都是扯淡。”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 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 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 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 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他说:”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的享受生活,这让我想要生活的更加充实,让我想要作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就不能坐等。”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也嘲讽了共产党试图在网络上到处张贴五毛言论给自己造势的行为。(”因为你不会看见一堆人围着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尽管韩寒批评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但他能被世人所看见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在过去的10年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了何种范围。每当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一部小说被禁止出版同时,总会有另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新人或新作,从曾经是文化荒漠的三级,甚至四级城市里涌现出来。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博客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尽管他们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但他们积蓄起来的能量仍不可忽视。在2009年,当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需要安装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时,中国的电脑用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绿坝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非常差,以至于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如果暴露过多皮肤都会被过滤掉。另外电脑厂商也表示不满。最后政府只好做出让步,被韩寒称为”家中警察”的”绿坝“迅即全面退出市场。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当愤青们【译者注:持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们】游行抗议日本时,他写道,”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平民化的文字鞭笞政府鼓吹的说教,以民粹主义立场去戳破中国官方所弘扬的那些陈词滥调,忠告劳动人民不要去盲目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只不过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一位47岁的妇女以自焚来阻止拆迁队清拆自己的房屋,韩寒就此写道 “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它不像封杀一位非著名学者的宣言【译者注:指刘晓波的《零八宪章》】那样简单,和谐韩寒的博客会让很多平时不会翻墙的普通网民冒险去墙外探个究竟。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你特别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代追随者们都学会了”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即是真相。”在2010年2月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由北京学者组成的法制改革公益机构——公盟在2008年授予了韩寒首届”公民责任奖”。参加评选的公盟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视他为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一环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包括一份使不懂英语的读者也能够在《时代》周刊网站投票的图解指南。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的新闻头条还质问道:”《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 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最初,他选择了《文艺复兴》作为刊名,但是当局对此皱起了眉头——” ‘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确实有点虚张声势。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月后,最初的样刊及封面草图——一张裸体男子手握机枪端放在腹部的图片——被新闻界曝光了。韩寒回忆说,一位审核杂志的人担心这个挡住自己中间部位的男子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暗喻了”党中央”。而针对另一个专栏,审核人员劝他删除提到”吃羊肉”的部分,因为它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暗示维吾尔族在新疆的骚乱事件。据韩寒估计,总的算来杂志的原始内容大约有50%为了通过审查而被抹掉了。但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 他 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中,有一篇用整版刊登了艾未未在被警察打伤之后去医院检查脑外伤时拍下的脑部CT片。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 3天后,根据一家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 ——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报道,中宣传部责令北京新闻媒体封杀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报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韩寒说,”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停下,但对方不愿意告知自己的身份,这着实激怒了他。”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并宣布了《独唱团》的终结。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员工。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使命召唤》,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也许他们在想。好嘛,你一开始不过是个作家,在我们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他又补充说:”哪怕当初这是本钓鱼杂志,也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最难过的是,杂志的被停刊反映出了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我们不能总拿熊猫和茶说事儿。”他说,”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那次我们交谈时,中东乱局正愈演愈烈,中国当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封杀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部分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韩寒在他的博客里回避了这个话题。不过,据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3月12日还是给当地媒体下发了指示精神,其中规定了禁止报导除赛车以外的任何有关韩寒的事情。类似这样的命令当然会给人留下很大的解读空间——各种传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开来——但却可以作为解读官方想法的线索。 最终,韩寒还是忍不住评论了国外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上个月,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对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像往常一样,他们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说法。韩寒写道,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知 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在他被捕前几个月更是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 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 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推动民主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 ​​ 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这是被国保接触或提审的委婉说法。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他说: “反正共产党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 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 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韩寒关于”多走几步”的言论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位韩寒身边的人说,他接到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问到:”他那句话(”多走几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上街么?请告诉韩 寒,如果他在室内抗议我们不管,但不能走上街头。” 韩寒说,百度只是小菜一碟,然后举了一个更严肃的例子。”对于艾未未的失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说。艾未未在此前的一个周末被逮捕,这是自中国政府最近一波镇压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逮捕行动。中国政府尚未透露艾未未具体的关押地点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上周艾未未已经回到家中)。韩寒措辞谨慎,”如果政府认为艾未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该直说他们有权逮捕艾未未。如果大家能知道个前因后果,那就没有问题。 他们声称艾未未被捕的原因是’经济犯罪’。艾未未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如果你们想说艾未未犯有经济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一篇广为流传的以韩寒的名义写的文章中问道 “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但这篇文章是冒名之作,韩寒并未撰写此文。此文的传播速度雄辩地证明了他人期望值的力量。(韩寒对我说,用中文写艾未未被捕一 案 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的互连网已经自动屏蔽了”艾未未”这个名 字。)此外,将韩寒和艾未未进行比较将会模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重要差别,他们各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和战术。韩寒说:”艾未未的批评更直接,他更专注在某一特定问题上。而我,如果我批评的某件事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他们就会叫我闭嘴。那我就转而批评别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供谈论。” 在艾未未被捕后的日子里,北京的艺术圈在私下谈论中常常认为艾未未和刘晓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但韩寒认为通过流行程度来评判他们俩人是幼稚的:”这与’影响’无关,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产生’影响’。” 比 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使当局得到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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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改革者韩寒

改革者韩寒 作者:老宁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2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 9:02:20 阅读量:2795次 (一) 皇帝算是穿着他的新衣服出来了。人群顿时哗然,继而一片沉默,然后各式各样的人开口了。 甲激动地说:快来看啊!我们伟大的皇帝穿着一件多么漂亮、多么庄严的衣服!这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衣服!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乙诚恳地说:想想看!以前的皇帝穿的是怎么破旧不堪、俗气难耐的衣服,跟他们比,咱们的皇帝穿的那才叫真正的衣服,又贴身又有气质。 丙严肃地说:每个国家当然都穿不一样的衣服,我们的皇帝穿的,是符合我们国家气候、风俗、文化的衣服。穿自己的衣服,让别人说去吧! 丁深沉地说:根据牛顿第三定律、混沌理论以及狂飙突进运动等一系列推断,皇帝穿的衣服其实并不适合人民的审美观、人生观以及白云观,所以,建议皇帝还是换件别的衣服吧。 这时一个小孩突然大声说:哈哈哈哈,皇帝他压根就没穿衣服! 很多人认为,这个小孩就是韩寒。 (二) 我也曾经这么认为,韩寒就是童话里那个小孩。 看过一篇文章,还有人为此反思,为什么让一个小孩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大人们都到哪去了? 至于对韩寒不屑一顾的人,也会说,韩寒就是个小孩,只不过说一些常识的话,没有什么深度与厚度。 ——当韩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将一干所谓文学评论家、作家、导演、歌手、摇滚中年等社会名流轻而易举斩于马下,当韩寒以“公民韩寒”、“市长韩寒”、“坏小子韩寒”登上标榜严肃的政经类刊物,当韩寒在厦门大学侃侃而谈,当易中天客客气气地和他对话,当数不清的网友遇到社会事件第一反应是上韩寒的博客“看看韩寒怎么说”,当韩寒登上《时代》周刊100人榜单的时候,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韩寒不是小孩。 ——你们谁见过韩寒跟二百五似的、只会小孩子腔调地傻愣愣地说:“这事儿不对!”“这事儿没错!”“这我超喜欢!”“这我好讨厌!”请注意,他的文章有论点有论据有论证,只不过人们往往更被他的文笔所吸引而已。再有,事实是,直愣愣地说“皇帝没穿衣服呀!”,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叫卫兵带到昌平搬沙子了。韩寒可不会那样说,他会这么说,“是吗?可能吧,皇帝穿着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衣服,可惜我没有这个眼力也没有这个眼福,乍一看怎么好像跟没穿一样呢?当然,这事儿肯定不是皇帝的原因,是我的错,我真诚检讨。” ——你们谁见过一个小孩有那么多粉丝?有那么多人对他服气?韩寒是80后,那么梁文道呢?张鸣呢?王小山呢?包括那位和韩寒打过笔战后来幡然醒悟的陆天明? 所以,如果你还以为韩寒只是童话里那个除了天真没有啥的小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不但侮辱了那么多人的智商,而且也会使人怀疑你的智商。 (三) 那么,韩寒又是什么一个人呢? 作为个人的韩寒,他当然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很聪明、学东西快(比如赛车),有本事、特别是写得一手好文章,不畏惧,特别是——能养活自己的年轻人。(李泽厚、李敖,包括鲁迅,以及海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也都是靠写作能养活自己,因此,也都非常有个性。所以马克思说得对,经济基础是决定因素。) 但是,作为社会人或者说作为公民的韩寒,在这个社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是我们更关心的。既然他不是小孩,又是什么呢? 我想了想,给了一顶帽子:改革者。 没错,就是改革者韩寒。 可能有人会笑,就韩寒这样一个解构宏大叙事消解正经的坏小子,你居然给了这么一顶严肃的帽子? 第一次进入韩寒的博客,我把里面的文章几乎看了一遍,第一感觉是:嘿嘿,这样的文章居然没有被删,这样的博客居然没有被和谐。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韩寒长时间没有更新博客,甚至在百度知道里会有人问:韩寒是不是给抓起来了? 韩寒当然没有给抓起来,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许和认为韩寒只不过是小孩子而低估了他一样,也低估了体制的包容度。 韩寒就像是一个聪明的——战士?斗士?搅局者?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语——好像狂荡不羁又懂得保护自己,粗中有细、既无所谓又谨慎地试探着体制的承受力和忍耐度。有人说,王朔当时在《美人赠我蒙汗药》里和老侠的对话也是这样,言语分寸拿捏得滴水不漏。这种聪明劲和文字功夫韩寒和王朔一样不相上下,只不过韩寒涉足的领域好像王朔并不感兴趣罢了。 这个领域就是政治领域。 这没有什么不能谈的。温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说了: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包括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实很早邓小平就说得很多了。 韩寒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者。 也许我们应该相信,其实体制里确实有很多人——上层、中层、下层都有——他们都真诚而且迫切地希望改革、要求改革,体制内未必如此不堪、未必都是思想僵化。实际上,每年“两会”记者争相采访的“政治明星”,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以改革者示人。 也许我们还应该相信,其实有一些问题,不见得就是体制在阻梗。原因也许其实在于其他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这也就是自我审查。其实韩寒自己也说过,他写东西也会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还有,不要忘了,最先审查他《独唱团》的,其实是出版社而不是宣传部。 不要以为这是矫情。李敖讲过一件事,大致是:以前他的书被审查,但是他和管审查的一个叫张烈的却成了朋友。结果有一天张烈给他打电话,说李敖你那些书我都签发放行了,因为我辞职了,临走前把你的书全都放行了。李敖好像有点恍然大悟,原来以前卡他的,未必全都是老蒋小蒋的指示,其实有时候小鬼也有生杀的权限。 所以,当我们在为韩寒疑惑甚至有人为韩寒“担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问一下自己:也许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是否自己被自己束住了手脚?以及,一些事情,或许上面已经扩展了包容度,但是由于官僚体制的原因,这样的变化还没有及时传送到下面,因此,问题是出在下面的惯性做法,而不是上面直接意思。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作为改革者的韩寒,正是用自己的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地试探体制的张力和包容度。改革者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同志们,这一块是安全的,我已经试过了,你们也可以这么做的,那些抱怨的话、咒骂的话就先别说了。 改革者韩寒。向这位了不起的年轻人致敬。这篇文章早应该写了,否则万一韩寒真的成了10年后20年后的鲁迅,孩子问我,你也是和韩寒一个时代的人,当他那么火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样我就可以说,我比你们早10年20年就服他了,这篇文章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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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璇>哪怕有一天轰然坍塌

我如今似乎隐约能理解,理想是分层次的,如一个蛋糕,上层的奶油是带给人新鲜,而下层的蛋糕是用以充饥,新鲜尝多了便是腻味,而所谓在内心沉淀多年的理想,没有它,至少在精神世界里你我将食不果腹。     哪怕有一天轰然坍塌   文/ 孙习涵(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的夏天似乎有一种欲卷裹一切的习气,个中诸多风浪,平仄都很快被掩埋,人们依旧在众声喧哗中趋往各自的方向,如若在京城漂泊多年,许多人脸上便已读不出内心的姿态,这个城市充满困惑,不安,暗语重重,亦充满惊奇,冲动,亮丽光鲜,自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似乎回去的路就像老城拆迁一样在内心的版图里一 寸寸消失。     无可否认,这依旧是我骂了上千次的地方,照余光中先生的比喻,北京应该算是我的情人,母亲不能骂,妻子骂了也是白骂,而我依然可以在她身上进退自如,纵使她 肌肤再是干燥,甚至有时能抚出沙子,我依然能在弹挥间寻到刺激。就如同在北风削面的冬日独自前寻红墙灰瓦中的老树寒鸦,这种情绪,如同拉拽一根牛筋,你总 在伸缩之间寻找自己的喘息之地,而这一切,并不能完全归于习惯。 每一年的高考季,当一群群当年的“我”挣脱教育体制的黑屋,奔向高校的应许之地,我总是有一种幻觉,对于这样一群热血荐轩辕的孩子,我无法对他们说,或许一切不是想象中的完美,或许有一天要向现 实赎回一切,因为我也不曾对自己说过。当然这只是对于那些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而言,而大多数在试题煤窑里闷头作业了三年的毕业生,高考对于他们而言,只 是决定其未来四年在哪儿恋爱和DOTA。而更甚其者,在大环境的压力下,曾经有着更“崇高”理想的人,也只能先完成这两项“大学论文”的答辩环节,末了却忘记了自己人生的论文从何开题。 梦想这东西是无法解释的,倘若我们能解释为何有这样的梦想,我们自然能解释为何会最终丢失它,这就如人类哪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能直立行走了一般。我记得自己小 时候有一段想做个三轮车夫只是因为同伴骑着三轮车把我摔到了车底下,趴了一个下午才弄出来。梦想和恋爱一样,至少也得过个几日才腻味。高一时候,被尼采哲 学浸渍头脑的我告诉周围“我要拯救世界”,在当时假态繁荣的中国大陆上的一所普通高中里这话就和“我的梦想是当国家总理”一样,无法被理解本只是一个结果,但在中国这结果显然会导致你原本的地位也消失殆尽,因此我经历了整整一年黑暗的孤立岁月。一年之后我给当初的这一“妄想”赋予了实际的内容,我觉得自己要做新闻。     未进入高校,你无法设想“信仰”到“姓怏”的 转变,或许在中国高校,多数新闻专业课除了让人知道什么不能说就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了。尽管我们在网络这块无风险的阵地攻击权威和体制,为弱者叹息,而 首善之地的空气依旧充满了和平的味道,一如在老北京错综复杂的胡同里绕行了一圈接一圈,乃不知有汉。众瓮牖绳枢者在自家书房里起事成“意见领袖”的时候,我们这群原本是公民社会的推动者,未来改革的策动者,“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的传媒人却只能撅着腚儿跟随。当我们知道越多真相,却越感无力,我们站在“鸡蛋”这边,却无法以身试墙。我要做新闻,而三年之后,谁来告之于我,新闻是什么?托克维尔说“民主是把一个人永远抛回给自己,最终将自己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那么,新闻是否也终归如此?然而,我明白,现在远未到怀疑一切的时候。 我从未评价过大学生通宵DOTA ,三国杀,因为多数人没有一个愉快的童年和自由的少年,也从未评价逃课,因为逃课往往比上课学到的更多,但把理想当石油一样消耗却不值这个价,80年代最牛的话是“我穷得只剩下理想了”。 但毋庸置疑,中国人是极为趋利避害的动物,红绿灯齐全的大街上人们依然在用最原始的躲避车辆的方式过马路,从另一个侧面说,人们无法静下来等候一个方向。 制度不是最好的东西,但事实上,许多时候正是对原则制度的轻佻,让人不知该往哪里走。而理想,作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制度,一次次面对这个制度被利用,被篡 改,被轻视的社会,仍然能坚持到最后的都可谓之为强者,而许多人最终输给了自己,就如我一个已毕业的朋友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做个记者,如今也算看透,以后并 不愿走这条路。他的理由是把爱好当工作是件痛苦的事。 我如今似乎隐约能理解,理想是分层次的,如一个蛋糕,上层的奶油是带给人新鲜,而下层的蛋糕是用以充饥,新鲜尝多了便是腻味,而所谓在内心沉淀多年的理想,没有它,至少在精神世界里你我将食不果腹。   李海鹏在青涩的年纪怀着人道主义理想入主南周,有了资历如今亦跳出媒体圈子闲散过活,抛下一句“人们只会说这是个‘体制问题’。”说他疲惫也好,看破也好,他依然保留着对中国大陆守望的姿态, 哪 怕是站在自己的神坛上,而这样的距离或许恰恰适合于他。太多人沐浴过南周的洗礼,同样包括李海鹏自己。无论它是否朱颜已改,来日几何,这份我读了八年的报 纸依然会亮着孩子般天真的双眸,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出澄澈而有力的声音。大陆并不缺怀着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人们,缺的是给人以文化归属感的媒体,好像当 年名噪一时的中青报《冰点》栏目。理想主义的心总是漂泊的,而漂泊总归要寻一个依靠,试问如今大陆有几家媒体能如家一般“收容”一群漂泊的赤子?而我似乎 从未想过在房价飞涨,车如流水的现实城垣里,自己当初的那份源于漂泊的孤独会否走到一个结点,我亦不愿去设想。 梁文道说:“要做新闻就去大陆。”的确,这是一个关隘深坚的大陆,也是随处能嗅到改革硝烟的大陆;一个围观主义哲学盛行的大陆,也是一个心怀慈悲和激情的大陆,而现在我们站立在这块大陆的文化心脏,我们似乎早该放下抱怨。是的,也许哪一天一切轰然坍塌,我也绝对无悔于最初的抉择。     (采编自投稿邮箱;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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