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大學生】小學、初中、大學，我一直在做自己愛做的事情，比如上大學，我喜歡念哲學，於是我去念了。念了哲學後，有些老師的課我覺得很煩，我就不上了，我專門上自己老師喜歡的課，甚至上他們的課我都很任性。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年，有個大學老師，他主要教德國的語言哲學。那時，每上完一節課要交篇文章。到了要交文章的時候，我跟老師說：「老師，我真的很喜歡這門課，我也想到了一個題目，很想把它完成，但是我估計這個學期是交不了的。因為，我覺得要把它寫好，必須再花長一點時間，我勉強按照時限交功課，交出來反正也不會有好效果，所以這一學期的功課我就不交了，我寫完之後再給你看，你能到時候給我評語嗎？」老師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我那門課基本上得了不及格，沒有分數，因為我沒交功課。但是，一年之後我寫了篇論文給老師。老師說：沒想到你還真守信用，好，我就看一看。」他給了我一個評語，給了我最高的分數A。當然，那個分數已經沒有用了，因為那門課我已經完蛋了。 那時候，我的好幾門課都是這樣，但是我覺得那不重要，最後成績好不好對我來講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我覺得自己有沒有做自己高興的事，難得的是老師們對我那麼寬容。 我在哲學系有好幾個志同道合者，都是不大愛上課的朋友。各自到圖書館去讀書，直到圖書館閉館，回到宿舍再度。讀到差不多一兩點的時候，大家開始辯論，談今天讀了什麼。有一次我在學校走著，一個學長走過來，忽然抓住我，沒頭沒腦地問一句：梁文道！維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裡第幾段說這樣的一句話，是什麼意思？然後我說：「哎呦，我沒想過。」「白痴啊你是！回去好好想想！」我就回去好好想想，要不然下一回又碰到他，他又問我，那就丟臉了。 我講這些，不是因為我們過去多離譜，或者這是多麼值得羨慕，值得羨慕的事，而是講講這種什麼都沒想、很沒有為自己前途打算、很沒有志氣的狀態。它很揮霍，但是我從來不後悔，因為我總覺得，一個人一輩子中並沒有太多時間是可以讓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們大部分時間都不是為自己而活，是為了別人給我們的要求而活。舉個例子，很多香港小孩從小學學鋼琴，是為了升學。據說升好中學好大學，人家要看你會幾門樂器，香港幾乎每一家的小孩都彈鋼琴。但是，每次我在香港聽一些很出色的鋼琴家獨奏會的時候，現場都坐不滿。那些人上哪兒去了？很多彈鋼琴的的小孩，他們跟父母是這麼對話的。他說：「我再也不要彈了！我恨透鋼琴了！」爸爸媽媽就會說：「放心，你只要考到八級，你這輩子都不用彈了。」 你彈鋼琴的最終目的是以後都不用再彈，有這種學習嗎？這是種比喻，但是我覺得今天大部分人對學習的態度，事實上是這樣的。我今天這麼苦學，就是為了以後永遠都不用再學了。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都太嚴密地幫所有人規劃好你要做什麼，完全忽略掉自發的興趣的部分。我認識一些歐洲的朋友，他們也學鋼琴，不是為了考試，只是為了好玩。反觀我所認識的我們很多人，從小到大逼著孩子學很多東西，不是為了學的本身，而是為學了之後你能得到些什麼，比如說一張證書。 我想說，年輕的階段，我們不用讓自己陷入很多的必然性裡面，我們可以給自己一些自由。我們今天太早把必然性加到所有正在受教育的年輕人當中了，更有趣的是，現在這些必然性，不一定是社會、家長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而是他們認為自己應該做的一些事。我想教育，其中很重要的目的，恰恰就是讓我們反省，這個世界上是不是真有這麼多，必該如此、必然如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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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我認識莫言，甚至認識他的家人。我讀他的作品，也喜歡他的大部份創作（尤其《酒國》與《檀香刑》）要說他是壞人，以我有限的認識，恐怕不能同意。要說他的作品不夠批判，我更加無法贊同。因此，他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主動獻詩歌頌重慶唱紅打黑，才會成為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當然，我曉得他是共產黨黨員，更是解放軍軍官，這一切都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但是他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後這一段時間的談話，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那根本是最低級的錯誤。 人家問他對中國審查制度的看法，他扯到機場安全檢查。人家問他中國被囚作家的事，他竟然說什麼作家不一定都是善人，也會幹些偷搶拐騙的犯法壞事，坐牢並不稀奇。明智如他，能不知道人家問的是什麼嗎？ 這種說話方式，我們都不陌生，你常常能在中國某些大人物口中聽到。面對質難，他們顧左右而言他，要弄些假裝糊塗小聰明。說不定有些人還要讚他們「幽默」，而他們自己也要暗暗得意，全然不知這類言說是何等地失格，何等地丟臉。例如已經算是很會講話的朱鎔基，當年被人問到對高行健獲獎的看法，他居然回以一句「恭喜法國人多了一位諾獎得主」，當時還真有國人說他夠風趣。其實，這就是王丹所說的「農民式的狡獪」了，一種完全上不了枱面的態度。 把被囚的良心作家說到做科犯法的惡徒上頭，這是侮辱良心犯的人格。硬把文學說成與政治無關，還要將文學描述成一種只是教人戀愛的事，這是侮辱他自己的文學。 為了他好，我寧願他在這些問題面前閉嘴，真正莫言。

【飲食男女】胃口如何，食量大不大，並非全由生理決定。否則就不會出現飲食失調，有人忍不住地狂吃，怎樣吃都吃不飽；有人厭食，無論如何都不想吃。除了天生的身體機制，這裏頭還牽涉到複雜的心理作用與社會習慣。 我們以前歐洲的歷史，讀他們的名人傳記，時時驚訝於他們食量之大。可是那些能被歷史記載的，能被稱作名人的，多半非富則貴。至於不常在史籍裏出現的平民百姓，我們就很難弄清楚他們究竟怎麼吃，吃多少了。近年，飲食史是個熱門學科，許多人想方設法地研究從前庶民階層的日常飲食，只惜材料不夠。不過光看那些貴人吃飯，也就很能瞧了。 德國社會學大師埃利亞斯（Noberc Elias）曾經花過力氣研究上流社會餐桌禮儀的演化，用來說明他的理論「文明化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可惜他沒碰過胃口這個課題。好在他的傳人曼紐爾（Stephen Mennell）鼓勇奮進，沿着老師的思路，試圖把胃口的變化拉上「文明化的進程」。 簡單地講，「文明化進程」是歐洲史上一連串網絡的複雜演進，舉凡國家機器的擴張、貿易的穩定、交通的發達、社會分工的細緻，通通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張相互依存的大網。在這張日趨緊密的網絡裏，每個人的生活都變得更加依賴其他人的配合和信任，所以每個人也都愈來愈懂自我的控制。舉個簡單的例子，從前上路出門，風險很高，每個個體都得小心翼翼，要有自我防衞能力。而且同樣一段路程，每回走的時間都不一樣，因為沒人知道路上會發生甚麼狀況。後來交通發達了，有了公路甚至鐵道，於是路程和時間俱有標準。再加上國家機器的強化，治安好了，旅者不再需要自備刀槍，一路上疑神疑鬼。可是這時候的旅客就得懂得控制自己，依照規範來紀律自己，然後信任一大堆陌生人的配合，比方說看燈過馬路，我這麼放心，是因為我相信那些我不認識的車主不會闖紅燈，我相信他們守規矩能自律。人人都這麼做，交通焉得不順？ 「文明化進程」更影響了食物供應。交通順暢，四境平安，於是食物的進出口穩定。貿易發達，農業分工也就跟着來了。有些國家專門出口葡萄酒，有些地方靠小麥發達，大家盡可互通有無；再也不用像從前那樣，甚麼都得靠自己，看天色，誠惶誠恐，朝不保夕。根據曼紐爾，西歐到了十八世紀下半，食物的供應就已經很穩定很安全，大型饑荒已經很少見了。就連下層社會也都開始吃得比從前多，就算不豐足，至少也不會老餓死人了。 當一般平民也都享有不錯的食物供應，新興的資產階級自然可以吃得更好。而那時候的好，其實就是多的意思。一直以來，上流社會的食物就是以量取勝，烹調方式來去就是那幾樣。每次大排筵席，雞鴨魚肉不是煮就是烤；但求種類多數量大，煮魚幾十尾，烤雞幾十隻，煮牛肉幾十斤。烤牛肉再幾十斤，或許還有鵪鶉野雉大蝦山豬，但做法全都一樣。如今中產新貴興起，學的自然還是這個路子，希望以食物和菜餚的數量突顯自己的地位。 所以那時候的貴人胃口好，就是因為他們是貴人。他吃得多，是因為他有這麼多。他吃得多，更是為了證明和展示他的優越。在那樣的年代裏面，飯前互祝「Bon Apptit」，勸大家胃口大開，便顯得很自然了，更有暗暗相互稱讚我們地位很崇高的意思。 為甚麼後來有人覺得「Bon Apptit」這句話不高尚？那是因為時代變了。當大夥都能胃口大開，當暴發新富都能吃得肚滿腸肥，上流貴族還能跟人家比數量嗎？不，這時候他們開始拼質量了，尤其法國，出現了分量少花樣多的高級烹飪。我不跟你計較桌上有幾頭豬，但我和你比拼一塊豬腩肉能有幾十種做法。換句話說，這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頭，吃得多不再令人艷羨，吃得節制吃得精緻方為上品。你看那些名人傳記，十六、七世紀的時候，傳主食量嚇人被當成美德來寫；十八世紀之後，狼吞虎嚥卻成了笑話傳主的趣聞。 這便是胃口的「文明化進程」，不可自控的大吞大嚼變成了不文明沒品味；一小碟一小碟上菜，一小口一小口慢嘗，則是有節制和能自持的高雅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