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

作者 艾娃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9日在北京表示：希望法国与中国维持稳定、可期待的外交关系。这是他与中国外长杨洁篪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分别会晤后，向媒体作出的表态。 法比尤斯昨天（9日）到达北京，展开他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自五月法国左派社会党奥朗德入主爱丽舍宫后，第一位法国新政府要员出访北京。此次访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平衡法国和中国之间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在2011年，法国对华贸易赤字总额高达27亿欧元，占赤字总额的40％。 当天上午，在两国外长的会谈上，杨洁篪在回忆了此前在墨西哥召开的２０国领导人会议时，中法两国元首的友好见面后，表示：希望与法比尤斯，就中法双边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深入交换意见。 对此，法比尤斯回答说：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双方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在两个大国间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深信如果有差异，最终还是将达成一致，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以诚相待才是真正的朋友。 此后，在与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会晤时，法比尤斯自称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表示他“确信”，他将为法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启程赴华前夕，法比尤斯接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采访时， 就保证说法国新政府将发展法中关系，作为外交上的一个优先选择，希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好法中关系。 法新社指出：在萨科齐执政的五年期间，法中双边关系一开始就争执不断，后因为西藏问题更是震动不小，直到后来在令北京担心的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双边关系才变得和缓。一位法国外交官员就此表示说：法国的首要任务是避免重复2008年的危机，同时这位外交官也保证说：最敏感的问题，如人权问题，还是会被提及。 在昨天晚间与驻华法国社团见面的时候，法比尤斯强调说：法中关系应该不仅仅是平等的，同时也应有尊重、有可期待性，当意见不同时，清楚表达，没有必要态度傲慢。 法比尤斯此次访华，必须就欧盟、欧元，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等国际问题与北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希望与中国做很多事，尤其在农产品的食品加工、金融和健康领域。 法比尤斯称：必须尽量平衡双方的贸易，2011年高达27亿欧元的商业不平等不是一个小问题，他希望中国也开放国内市场。 在访华期间，法比尤斯还将与中国投资者会面，其目的就是在此欧债危机深重的时刻，吸引这些投资者到法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 在经过第一天的会谈后，法比尤斯表示，他的感觉到中国愿意成为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 今天，法比尤斯将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晤。法国媒体对此指出，法比尤斯作为奥朗德竞选总统的代表在今年二月访问北京时 ，作为中国权力核心的中共中央常委九名委员，他只见到了一位。而今天，作为法国新内阁中的二号人物他将见到两位。尤其是后一个会晤，对法国外交来说更为值得关注，因为中国的十八大将在今秋举行，然后是明年3月的人大会议，将选出新一代党、政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李克强将成为下一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