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從“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與《自由中國》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於浙江長興,學生時期即加入中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主修行政法與憲法。1926年返國。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制憲的全過程。    1949年底﹐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時在赴美國途中的胡適應邀為刊物擬定了四條辦刊宗旨,並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為自由派學人的一時之選。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即成為銷量最廣的政論雜志。   開初一年余,被稱為‘各黨各派之友’的雷震由於在政府內外的廣泛人脈,故當局與《自由中國》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志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該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員就闖入雜志社,逮捕一編輯,並留下三名特務予以監視。雷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發一篇社論加以平衡,雜志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為題又發了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反擊的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發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自此事件開始,《自由中國》於當局的關系開始連鎖演變,一發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界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當年在台灣,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黨化教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     “……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一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自由中國》,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舉終於令當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骨鯁之臣”終於與當局分道揚鑣了。   此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不僅於1956年10月,傾力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成的對蔣介石的“祝壽專號”,忠言直諫,反對蔣氏三連任總統的違憲意圖,勸告蔣介石盡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離,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造成政界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了。   (二)   從1957年7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8個月推出「今日之問題」的15篇社論系列,全面檢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從政治到經濟的各方面問題與症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識分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准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底開罪了當局。   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驚聞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號當天,向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專電曰:「台北外交部請轉陳兼院長辭修兄:九00號電敬悉。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志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雷儆寰愛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貽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專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   在台灣,由於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實際上已無法再辦下去了。《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10年9個月又10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10年,正好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適曾對記者表示:外傳《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意請他擔任發行人主持復刊,他從未接過相關信函,也無人和他談過此事(《胡適先生年譜初稿長編》,3343頁)。不過,胡適先生又說:“一種雜志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唐德剛說,雷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30歲。1961年陰歷5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裡的詩(桂源鋪)贈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適就因心髒病而去世了。   對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錢永祥語)   回望台灣政治的風雨之路,《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結成“正果”。   宏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聚。雷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一身而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於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羅鴻詔、殷海光而建。墓園被命名為“自由墓園”。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歲。而早在1977年,時年81歲的雷震,就已自題碑文為:      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先生之墓   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歿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頓在“自由墓園”。 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親筆題寫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題一九七七年四月         時年八十一歲   《自由中國》的英魂,棲息在“自由墓園”中,應是得其所哉了。   作者:陈奎德,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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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指香港在英国统治下较现在更好

华尔街日报照片暗示当年的英女皇,有如中国文革时毛泽东如红太阳一般的,仍然受到香港人民的尊敬。  针对香港官场目无法纪,高官如唐英年、孙明扬之流知法犯法违规僭建,《华尔街日报》言论版编辑Hugo Restall雷斯塔尔在该报发表署名评论,题目是「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较现在更好」,版面而且配了一张合成图,图中显示英女皇一个发亮的头像,下面是各个民族的工农阶级联手走向光明。暗示当年的英女皇,有如中国文革时毛泽东如红太阳一般的,仍然受到香港人民的尊敬。 评论指出,回归前后香港政府其中一个最大分别在于「香港的英国高官需要向一个由民主产生的英国政府负责,而伦敦亦要小心翼翼的管治好香港这个殖民地」;但「现在的特区政府只需向一个寡头垄断而且是贪腐滥权的政府负责」。 雷斯塔尔一开始以下届特首热门人选唐英年慢动作的自我毁灭作为文章的引子,回想到1997年回归之前,前《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戴维斯的一篇名为「为殖民主义喝彩两声」的演说,内容提到为什么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可以繁荣。雷斯塔尔说,处理香港事务的中国官员,有空应该重温一下。 雷斯塔尔引述戴维斯的言论来试图分析港英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分别。戴维斯说,香港当年有一个高效率的公务员班子,人人对工作要求严谨,那怕是最细微的流程,也要跟足本子办事,外界看来似乎有点过于官僚,但却正好营造一个尊重法治和防止滥权的机制。 评论又说,公务员的上司都来自伦敦的职业官僚,他们尽管高傲自大,对媒体的批评也会表达不满,但他们至少会回应大众舆论,因为香港的英国高官需要向一个由民主产生的英国政府负责,而伦敦亦要小心翼翼的管治香港这个殖民地。 雷斯塔尔又引述戴维斯的演说指出,香港公务员对工作的认真和严谨,理由正好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正在为一个合法性受到质疑、一个外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民主的政府效力,他们所以都致力免使社会大众遭到疏离,「他们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处事更为敏感」。 评论继续指出,英国高官大多在退休后都会返回老家,因此收受香港本地财阀的利诱,情况相对较少,伦敦亦会对他们颁发OBE勋衔或退休长俸,港英时期地政总署的高官不会因为害怕得罪大地产商而担心他的儿子找不到一份工作。 文章指出,今天的特区政府也没有民主,但这个政府只需向一个寡头垄断而且是贪腐滥权的政府负责。这个分别引发了不少后遗症,大多数都与土地有关,而房地产正好是香港最大财富的来源。近年来,地政总署在与地产商洽商协议时犯了很多“错误”,让地产商平白获取亿计的暴利。处理地产事务官员很多又在退休之后为地产商服务,造成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施政产生疏离感,认为香港已沉沦成为一个裙带资本主义。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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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廿二年祭:15萬燭光 燃華叔薪火

警﹕高峰7.7萬人 2011年6月5日 【 明報專訊】這一夜,維園的集會沒有原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帶領,但超過15萬市民未有忘記八九年六四一夜,齊集維園,向當權者表達港人毋忘六四的決心。即使今年華叔不再陪伴大家,但年輕人、內地人以行動表達,平反六四可以薪火相傳。警方表示,維園集會最高峰時有7.7萬人參與。 今年是六四22周年,是第一個沒有華叔的燭光晚會,不過出席人數仍然與近兩年相若。未到8時,維園6個足球場已經陸續坐滿,記者見到眾多年輕人魚貫入場,一個一個亮起一點一點燭光,大會主持叫1989年後出世的參加者舉起場刊,場內年輕人響應,台下一片「白海」。 華叔生前錄影 籲港人堅持到底 晚會8時10分開始,由司徒華生前口述「毋忘六四,建設民主」錄影揭開序幕。片段中,司徒華指89年內地社會出現「官倒」情况,學生靜坐絕食得到全國人民響應,學生堅持至6月3日晚上,北京派軍隊鎮壓,殺死很多人。司徒華說,20年來的六四燭光集會,人數時多時少,但仍以數萬計算,顯示市民對平反六四的堅持。他說香港、中國民主道路崎嶇,大家必須堅忍,「毋忘六四,堅持到底」。片段播畢,全場市民報以熱烈掌聲。 年輕人接棒 獻花點火盤 沒有司徒華,向六四英靈獻花、點火盤的重任落在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與一眾年輕人身上。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宣讀悼詞,說雖然華叔因病離世,但他相信不管是革命烈士、六四死難者還是華叔以至所有離世的支聯會義工,仍會堅持相同信念,平反六四。 大會又播放學運領袖王丹、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霖的錄影錄音。丁子霖說,燭光晚會再也看不到華叔身影,大家惟有更加努力,以告華叔在天之靈,她說﹕「已經站立起來,就不會再趴下。當局如何動作,我們將拭目以待」。 李卓人於晚上9時20分宣布,有超過15萬人參與晚會,迫爆維園。記者所見,除了6個球場,中間草坪、台後一個籃球場都坐滿了人。他說遺憾聽到有市民想進入維園,但被警方阻撓。對於出席人數,李卓人相信華叔在天之靈會感到安慰,抗爭會一代傳一代,直至勝利為止。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說,相信今晚非常多參加者帶着對華叔的回憶出席活動,認為華叔「人不在,精神在我們中間」。 評論員﹕威逼利誘 港人反感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六四晚會參與人數逾15萬人,除因司徒華精神感染港人,相信亦因近期內地政府舉動如利誘天安門母親、收緊悼念安排、維權人士被捕等,惹起港人反感。 明報記者 何曉勤 黃靜雅 阮穎嘉 倖存者首來港悼廣場同伴 無懼算帳:22年前本應死了 【明報專訊】內地人來港不一定只為買名牌,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出席六四晚會,爭取公開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機會。22年前,北京人趙先生是留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6月3日晚回家吃飯,陰差陽錯,逃過軍隊清場一劫,但目擊坦克陸續駛經家門。同學罹難令趙先生十分難過,壓在心底多年,昨日終有機會來港出席六四晚會,他接受訪問時表示不擔心被算帳﹕「因為我本應在22年前已經死了,能活下來已是很幸運了。」來自東北的隋先生亦說﹕「真的非常羨慕香港這片自由天地。」 內地人:羡慕這自由天地 在內地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趙先生,昨身穿黑色T恤出席六四晚會,同行的還有約10名內地同事,大家都是首次出席六四晚會。 趙先生1989年就讀北京外國語大學,因為寓所離天安門廣場很近,6月3日晚他由廣場回家吃飯,想不到晚上看見坦克車從樓下駛過,在家人勸喻下,他打消了返回天安門廣場的念頭,命保住了,但一個個同學罹難,令他感到痛苦和迷惘,經歷數年時間才能冷靜下來。 趙先生說,在內地聽過香港有紀念六四的活動,今次他總算來到了,「香港人要繼續舉辦(六四晚會)下去,不要讓明天的香港變成今天的大陸,香港要保住自由和民主,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 除了昔日的北京學生,也有南京學生。余剛是內地作家,今年第三次來港參與六四晚會。89年,他與其他同學在南京市中心集會聲援北京學運,是出於一份正義感和激情。軍隊於六四清場,消息很快傳到南京,他原想乘火車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門的情形,但去不了。他覺得,只有當人民認識到自由比生命更重要,中國的民主狀况才會進步。 知名博客不滿藝人轉軚 廣州獨立媒體人、知名博客北風(溫雲超)第二次出席六四晚會,他批評港人雖然不滿社會的不公義,但他們沒有堅持原則,例如部分在89年參與制作《民主歌聲獻中華》節目的人員,在中共建黨60周年之際參與拍攝電影《建國大業》。他寄語:「香港人不要以為今天享有的自由是必然的,沒有人可以保證民主、自由繼續存在,要有危機意識。」 今年從內地來港念博士學位的林先生,到維園希望了解六四真相。他表示,在內地上了大學才知道有六四事件,是幾名同學網上「翻牆」搜尋得來,「希望香港的六四集會能繼續舉行下去,因為在內地沒辦法這樣表達」。 不肯拍照的深圳大學生蘇小姐首次參加六四晚會。她直言很多同學其實知道六四是什麼,她亦曾「翻牆」在網上瀏覽有關資訊,但認為總不及親身來一次香港看得清楚。她對六四的認識,始於父母簡單介紹,坦克、鎮壓、有死傷……她再想追問,父母總叫她不要再問,也不要告訴別人。待她長大了,明明身邊同學都知道這事,卻無法公開討論﹕「QQ、電話都被監控,根本不能說太多。」她昨日瞞着父母來港,先到城市大學,在民主牆上觀看六四的紀實,晚上參加燭光晚會。對於記者的追問,她顯得有點膽怯,自言只能當個旁觀者﹕「領導(平反六四)的事交給別人做吧。」 17歲的盧同學與同伴一起從內地來港考美國SAT試,順道見識六四晚會,湊湊熱鬧。他們表示,爸媽警告他們只可在旁觀察。盧同學直言,父親是共產黨員,曾跟他談及過六四的事,他認為中國需要民主,但不需要動盪,若六四真的平反了,社會會出現大動盪,不利國家穩定。 首次來港參與六四晚會的隋先生,在昨日這敏感日子過關來港,前來維園的路途上,一直害怕有人跟蹤,不時東張西望,「害怕有黨的人在監視,害怕回家被抓……我出了事也沒什麼,但畢竟我家老婆還大着肚,5個多月了」。 「傷悲,已忍了20多年」 習慣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內地生活,50歲、來自東北的隋先生直言,「對六四事件的傷悲,已忍了20多年」。89年時他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我看着這事發生,恨死了共產黨,可是只能在心裏恨,沒有自由做什麼,很痛苦」。去年他與太太來港旅遊,得知香港在6月4日會有悼念晚會,加上劉曉波、艾未未等維權人士被捕,更激起他的義憤,昨日決定來港參與,「過來一次很麻煩,手續很多,但真的非常羨慕香港這片自由天地」。 明報實習記者 陳景龍 林小詩 具格 記者 曾愛盈 阮穎嘉 88歲婆婆 年年撐六四 (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88歲的鄧婆婆,與兒女和媳婦在傍晚6點前已到達維園。她表示,自八九六四後,每年六四集會都會出席,「因為我愛民主、愛中國」。對鄧婆婆來說,出席六四晚會是為了表達「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的信息,問到如何看內地政府欲以錢處理天安門母親的怨憤,她提高嗓子道:「當然不可以啦,她們很慘,(中央政府)要公開道歉,承擔六四責任。」 王丹籲關注兩岸人權「人民需要的是尊嚴」 700大學生台北悼六四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6月5日 台灣一批大學生昨晚在台北的自由廣場發起絕食及集會,悼念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超過 700人參加。今次是八九年以來,台灣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集會,前學運領袖王丹、王超華等到場發表演說,呼籲毋忘六四,關注兩岸四地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蘋果》記者蔣美紅台北直擊 今次悼念活動的參與者以年輕人居多,不少是來自香港和澳門的留學生。大會首先播出有關六四事件的紀錄片,跟着有台灣社運樂團「拷秋勤」演唱饒舌歌曲:《黑心肝》和《官迫民反》,反應熱烈,掀起高潮。「拷秋勤」成員表示,「台灣應該是世界上最適合舉辦六四紀念集會的地方,為甚麼這幾年來,台灣人不聞不問,台灣人的良知在哪裏?」台下響起掌聲,有人高喊支持民主自由的口號。 台灣港生樊俊朗:「港台學生對六四都有共識,就是解放軍當年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是不對的,六四必須平反。」 台北市民張先生:「廿二年前曾在自由廣場聲援北京學運,今年六四特意帶同兩歲的兒子參加紀念晚會。」 「人民需要不只是錢」 王丹在台上致辭時表示,民主運動正在年輕人心中不斷深化,希望北京當局知道,人民需要的不只是錢,更需要人的尊嚴。對於馬英九的聲明,他認為內容比過去兩年較具體,但希望馬英九採取更實際行動,推動大陸的民主發展。而正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的王超華說:「今年那麼多年輕人參加,顯示年輕人渴望發聲,支持爭取民主自由。」 記者在現場遇到幾名在廿二年前曾在自由廣場聲援北京學運的台北市民,有些更帶子女來參加。其中的士司機王先生表示,很高興在廣場上見到王丹,昨晚他帶同當年出版的紀念特刊來找王丹簽名。集會歷時約兩小時,最後大會主持宣讀聲明,呼籲兩岸四地青年發聲,爭取自由,毋忘六四。然後所有參與者舉起燭光,為六四死難者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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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廿二年祭:張文光 – 燭光如海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今夜,維園升起六四的燭光,悼念八九民運犧牲的青年。 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歷史焦點在於血腥鎮壓,《李鵬六四日記》透露,是鄧小平下令軍隊入城鎮壓。 然而,軍心並非鐵板一塊,更有軍人冒死抗命。 日本記者伊藤正在《晚年鄧小平》,引述楊白冰的解放軍講話,透露天安門事件中,有111名軍官「嚴重違反了軍紀」,1400多名士兵棄械逃跑。 當中,以38軍的軍長徐勤先官階最高。中國內部發行的38軍歷史,用18個字來簡述抗命:「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從來軍令如山,違抗軍令是大罪,但徐勤先拒絕帶兵進京,被軍事法庭審訊。 法庭上,徐勤先說:「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總結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最後,他被判監秦城,5年後才釋放。 徐勤先出獄後極為低調。問起當年抗命,他直言:「沒有甚麼後悔。」儘管六四仍未平反,但人們永遠記得他的正氣和勇氣,面對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的命令,面對軍法審判仍無懼色,鐵漢錚錚,一片丹心。 軍人絕對服從,抗命絕不尋常,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曾調動東歐各國的軍隊,空降坦克鎮壓捷克人民運動。當年,波蘭的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沒有抗命,參與這不光彩的鎮壓。後來,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將這悲壯的歷史寫成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就這樣過了20年,中國八九民運雖被鎮壓,卻推動蘇東波的變天,波蘭和捷克終於革命成功。布拉格之春37周年,雅魯澤爾斯基終於說出埋藏心底的悔疚,他說:「1968年,當時身為國防部長的我直接履行了上面下達的命令,儘管意識到那純粹出於政治性動機,但仍然照做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為這個決定所累,知道它是不正確的,耻辱的,我現在向你們表達我最誠摯的歉意。」 雅魯澤爾斯基遲來的道歉,更顯得徐勤先冒死抗命,義重如山。天安門廣場青年固然偉大,但徐勤先與111名軍官、1400多名士兵的良知,絕對值得人民敬重,歷史不會忘記。 就像今夜維園,燭光如海,點燃生者和死者的中國夢,怎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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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面积饿死,党的领导吃特供(图文zt)

【原标题】大跃进时期大面积饿死人时“干部特供制度” (2010-04-11 08:30:57) (转载, 新浪博客, 瑞莹天空) 还原历史真相是社会正义的前提 大跃进运动中所放创世纪的卫星越来越高,高到半天云雾之中,高得凡夫俗子看不清,闹不明。可现实社会的实情却惊醒了一些良心眠睡者。1958年的下半年大面积饿死人之初,这些良心眠睡者效法古代官吏开仓放粮救灾,却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打入十入层地狱永不翻身,也牵连成千上万的人遭殃。 运动饿死近四千万百姓,几亿人民面呈菜色,上亿子民忍受着水肿病的煎熬。在这前所未有的浩劫中,有一个群体独善其身,还是吃香喝辣,还是楼堂馆所。舞照跳,戏照赏。闲情逸致作诗,观花,看景,开神仙会。人世间的美味佳肴照吃,妩媚娇娆,环肥燕瘦之色照收,四人麻将照玩,风花雪月,舒爽惬意,仍坚持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之说,尽情地享受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优越性。他们养尊处优地海边避暑,寒冬暖水游泳,高贵奢侈和优雅的凡人生活。所有这一切都缘于后勤保障体系的特供制度“干部特供制度”及其特供体系。 革命家们进入中南海后,公安部设食品专供站,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由苏联特供专家设计和监督建造,设四科一室,管辖几个专门生产基地,规模大的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及其它副食品。基地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皆属苏联最先进的。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各环节,皆有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必须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一丝不苟,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1956年这项“政治任务”由公安部移交北京市负责,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划归二商局,机构正式名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为保密不叫全名只称“34号”。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有所差异,分为一级首长,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等。 如简称四副双高的首长,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级的,除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等。正副司局长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按级规定特供明确严格。 还有“军特供”“国宴特供”“两会特供”“外国专家特供”“运动员特供”等名目繁多的特供,规格明确,标准各异。细到“侨汇供应”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食油1公斤,白糖2斤,鲜肉2斤,还有棉布10尺。 最高层的特供更是严密,但不受标准限制,有报道称(毛)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空运活鱼。历代皇家宫廷饮水“玉泉”是最高层的饮用水,也是玉泉山农场专为生产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最爱喝的茶是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他爱抽的雪茄,也是从“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抽调专门人才来京城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制作雪茄。 (毛)喜欢游泳,进北京城第一个在玉泉山修建游泳池,事后毛批评其夫人并说建造费五亿元(旧币)由其个人承担。中南海内著名的室内游泳池,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保持温度的,其耗资非常巨大。他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就是在大面积饿死人最为严重的时期,也花数亿元在韶山修了个滴水洞,其特别的设计和设备的先进与功能的齐全,还有室内的豪华,都不能使饿死的百姓们灵魂在天堂安息。 (毛)家的几个厨师是国内顶尖高手,也经过严格的审察,可做饭菜时管家必须在厨房内监视,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全国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毛家厨师为-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鱼虾类: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 鸡类: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 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牛羊肉类:因为(毛)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掺杂一些品种进去。 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 汤类: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 这特供制度使破落家庭出身的新权贵们重新挺直了腰,昂起了头,意气风发地主沉浮。与天斗,与地,与人斗,豪情万丈地看今朝。正如《历史在这里沉思》书中所说:“他们享受着五千年来封建帝王做梦都想不到的现代化生活,而掌握的权力又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们享受不到的封建特权”。 据《童年琐忆》书中“省委大院”一节中记述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作者说我也吃过一回香,喝过一回辣。他讲述童年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伯伯家渡寒假的经历。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 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春节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的自白录中说她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父母级别较高,我们总是有补助。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高知专用票,时常发给我们黄豆吃。我们还每隔一段时期可以凭票在饭店改善伙食,饱餐一顿。这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有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 还有我国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大跃进时饿死四五千万人,当年他亲眼看到过倒在田地及路边的饿死的人的尸体。五十年后的采访,袁隆平面露的悲伤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1949年一群革命家进京赶考,在1950年4月出台了《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 1955年8月,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干们的工资待遇,而且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京官们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此次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2.26%。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干部最少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达416倍。 几个月后,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低级干部的工资收标准,将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就使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而为28倍。这次调整又在每一行政级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仍达36.4倍。 而干部们的住房标准规定,中央机关入驻皇家风水宝地,最高层领导及随员们住进了中南海,分为甲乙丙丁各区及通行证,各部级及各军事将领们则搬进了前清朝各王公府宅。按级别规定各自分住豪华宅地,洋房小楼。 上海市1956年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公尺“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分120—135公尺“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100—115公尺“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公尺“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板房简屋”等。 制度还规定干部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也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部级三至八级配红旗轿车专用,厅局级九至十二级配伏尔加或上海轿,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为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才可以乘坐。 就是政治信息的传递也有等级的规定,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有资格看都有严格规定。从已经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描述官员们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真实。 在一个老干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记述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要一辆摩托车,蔡畅拒绝了。那时冰箱,摩托车还是奢侈物,高干子女们竟有这些奢望。 著名作家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书中就披露了这样的细节。作者到郭家看望郭世英,其父郭沫若在一旁不声不响地为周削了个椰子,他要离开北京之际到郭家道别,郭沫若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他饯行,餐桌上有周爱吃的大对虾。哪个时期老百姓生活不管怎样困苦,都不影响高干们过着高贵奢侈优雅的生活,以及保障这种生活公开的工资和享受及隐蔽的特供制度,就是官员们的特权和他们的奋斗及追求。他们的乌托邦理想都必须以特供制度为基础,并美其名曰:“革命的需要”。 特供制度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奴隶主和帝王产生就伴随着特供制度的出现。奢望的滋长,私欲的膨胀,在这封建的土壤中特供与特权结成并蒂莲,为帝王将相的囊中物,也为封建破落家庭的公子哥要追求的梦中物。 从上井冈山起就规定各级干部的供给,精细到明文规定各级干部点油灯的灯芯为几根,就是高层领导的夫人不在身边,也有文件规定为其寻找临时夫人的事。这临时夫人必须有文化,有白嫩的肌肤,有妩媚迷人的脸蛋,群工部部长周成云很快就以革命的名义,将十八岁的美女杨岳卿送到苏维埃临时中央副主席张国焘身边。永新一枝花贺子珍已有了心上人——欧阳洛的情况下成为(毛)第三任妻,十八岁的康克清成为43岁朱军长第五任妻。 就是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长征路上,高层领导们是坐着轿子,滑杆和担架,由轿夫和士兵们抬着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在过草地时,(毛)还送了一只鸡给生病的周恩来滋补身子。 卫国战争最困苦时在延安按时办舞会,在优雅的乐曲声中与美女共舞,旋转。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陈云当年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报告,会上回答递上来的纸条说:“是的,(毛)每天吃一只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吃鸡,(毛)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与(毛)作彻夜长谈,“屋内没生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这就是特供与特权制度这对孪生子与奢望和私欲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仍然在冰山下隐藏着,是机密和绝密的不为人知晓嘛。 (括弧中「毛」字原文由-符号代替,一中给予还原) 现在也特供 公仆与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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