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时想不开跳楼，为什么还要坐牢？”罗发兴对此感到不解。他说，弟弟此前因家中房屋被拆，多方反映无果后才想轻生，期间并无其他过激行为。据一份官方说明，当地镇政府称，罗发绪于2020年12月在原住房附近未批先建，“违建面积占耕地面积0.17亩，占永久性基本农田0.11亩。”据罗发兴介绍，他弟弟一家五口，最大的孩子年仅5岁。此前没有独立住房，逢年过节只能和家人挤在老宅中。“在外打工十几年，节省这么点钱（建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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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烂尾楼、环境污染、拆迁纠纷、刑事案件……让家族里的公务员亲戚去“安抚一下”，让孩子的老师去“劝告一番”，通常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凡此种种，累加在一起的后果就是中小学教师们被教学以外的工作占据了太多的精力，被各种填表上报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可谓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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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少数公职人员法治意识淡漠等突出问题，严重伤害了媒体朋友，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当地对事件危害的认识可谓深刻，但从通报刻意选择的措辞看，似乎又并非如此，甚至隐约让人感觉并不是很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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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跟踪拦住记者去路，记者主动递烟以示友好换来的竟是直接破口大骂；荒无人烟处一分多钟的围殴，记者没还手，用石块砸碎手机和眼镜，临走前还抹去记者车门把手上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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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水身故的教师遭遇了什么，仍待记者还原。而毕节不会是前述“相逢”的最后一次，但类似李贤诚遇到的这种“冒险”——准确说是破事——真的会让人厌倦。因为，无论用贴身紧逼的软暴力“隔离”记者，还是用暴行阻吓记者，都给人挥之不去的污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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