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们向人民的 权力 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请求，希望人大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处，以平民愤，以慰人心，维护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维护毛泽东主席的荣誉和尊严，维护国家安全。 …. 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对分子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再次祭起了通过诬蔑毛泽东主席从而否定 共产党 执政 合法性 这面旗帜，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尤其是在中国 共产党 建党90周年之际，全国人民翘首期盼党的十八大回归毛泽东思想、复兴社会主义之 …
阅读更多最近中国一位大学教师还有两位学者，严肃批判中共建党立国的基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了来自毛派的反击，毛派甚至主张要将反马列和反毛派“绳之以法”。有消息说，华东政法大学打算请这位教师“下岗”。 对马列主义发起抨击的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他5月13日以公开信的方式，致信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要求大学生、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政治考试科目，并且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课程从大学公共课中去除。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短暂取消了研究生入学的政治课目的考试。但很快就又恢复了。 *张雪忠呼吁，墙内开花墙外香* 张雪忠的呼吁，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在谷歌搜索引擎输入中文关键词，可以得到30多万相关条目和链接，不少中文新闻媒体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率先报导了相关新闻。在谷歌搜索引擎输入英文关键词，也可得到5万多条。 而在中国百度引擎搜寻，虽然可得到不少，但没有一家正式新闻机构加以报导，多数都是论坛还有私人博客、微博中加以转贴。足见这样的呼吁和号召，在中国还不足以登上“大雅之堂”，基本上还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 *张雪忠和贺卫方是西南政法大学校友* 张雪忠，江西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民法教授、硕士生导师、教务处副处长。( 他的法学硕士学位是在西南政法大学得到的，是北大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友。贺卫方1978年进校，张雪忠1998年进校。) 张雪忠近年来是改革开放的大力鼓吹者，百度百科介绍，他曾“长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推动中国政治民主。 *华东政法大学可能解聘张雪忠？* 张雪忠发出这封公开信之后，中国互联网上有报导说，他有可能遭到校方解聘。在主张改革开放者扎堆的凯迪社区-猫眼看人论坛上，有姓黄的作者贴文说：据百度搜索：曾于去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孰优孰劣？》、《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等一些文章的张雪忠博士，在学校年终考核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可能被迫离职”。 在华东政法大学，乃至全中国的高等院校，政治考核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审查，是控制教师“质量”和政治思想的常用手段和例行手续。 这篇文章说，根据华东政法大学的相关规章，一年考核“不合格”只能转岗，不能解聘。但华政校方把张雪忠2009年和2010年的考核放到今年一并进行。知情者说，张雪忠讲师考核不合格的理由是“政治思想差”（华政的考核标准中有规定，政治思想差的直接评为不合格）内部人士称，华东政法大学校方或将不直接解聘张雪忠，而是2011年的“岗位重新设置”过程中不再续聘，其结果是要他走人。 这篇文章说：此前，华东政法大学曾对张雪忠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写书面检讨，“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正确的，并承认其本人文章思想是错误的”；否则，会将其解聘。“如果张愿意检讨就可以过关，不检讨就不续聘”。”但是，报导说，张雪忠“认死理儿”，不肯检讨。张雪忠认为学校的要求不符合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他认为，这种检讨“将损及一名大学教师的尊严”。 *华东政法大学否认解聘之说* 不过，联合早报今年1月12日报导，援引该校宣传部长欧亚的话说，张雪忠2010年考核合格，不存在解聘与否的问题。 然而，按照中共用人的政治标准，张雪忠的“政治思想差”到也是不争的事实，反映在他对中共建党立国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从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2009年10月)来看，再从他刚刚发表的致教育部长的公开信来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必要去除。 *张雪忠越过底线，北京无法容忍？* 联合早报说，法律界人士指出，张雪忠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已经“触犯中国言论的底限，违背思想的基本原则”，致使中央无法容忍。 那么，这次张雪忠再度发表这样内容的公开信，北京是再一次“无法容忍”，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放张雪忠一马，还需要拭目以待。 *张雪忠：废除马列新神学地位* 张雪忠在联合早报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思想领域和工作实践中的主导思想，在哲学上是一种“独断”。马克思主张废除宗教这种人们的精神“鸦片”，张雪忠说，但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等于在将旧神学从政治生活中驱除出去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种新神学。” 张雪忠说，马克思主义主张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则必须摧毁私有制。张雪忠说，这两者并不必然对立和矛盾。解放生产力，没有必要必须摧毁私有制。张雪忠认为，在中国，如果要改革开放发展，就必须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神学”地位。他说：“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在最近给教育部长的信中，张雪忠则再度阐述了他的这些观点。不仅如此，他更建议，在入学考试和大学教育课程中还要取消更多的东西，比如毛泽东思想还有邓小平理论：“根据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建议权”的规定，我以个人名义向教育部提出如下建议：为了尊重中国人在理性与良知方面的无上主权，扩展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彰显中国人的个体尊严，建议教育部取消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从大学生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 *张雪忠：强行灌输主义，扭曲几代人良知* 张雪忠给袁贵仁的这封长信，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 首先，张雪忠说：“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无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而且还将极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扼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良知，贬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严。” *强迫灌输，侵犯公民自由* 张雪忠说，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既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张雪忠说：“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将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理智蒙昧状态，并使整个民族丧失追求和宣扬真理的道德勇气。另外，利用政治权力使某种学说免受质疑与批评，还将是这种学说本身失去活力，同时阻碍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长。” 张雪忠说：“在中国，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进行直率批评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业或升迁等方面遭遇不利的后果。这就使得人们在相关的问题上不敢坦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便偶然出现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也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也往往极为曲折和隐晦。” *排斥异见：民族无法前进* 张雪忠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人们表达与官方或正统学说不同的观点，在心智方面遭受损害最严重的还不是异见者，而是对异见感到恐惧的官方学说信奉者。 如果整个民族都要被动地接受既有的学说，而不敢在最重大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上，进行自由和大胆探索与讨论，人们的理性和心智怎么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与成长？一个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人，即使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真理的贡献也远大于不经思考就接受一种正确观点的人。独立而自由的思考习惯，不仅是成就伟大思想家的前提，而且也是普通人的心智得以充分提升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张雪忠在这封长信中说，“在一种普遍的思想压制和精神奴役的社会氛围下，或许仍有可能出现若干伟大的个体思想家，但却不可能出现一个思想活跃、理性发达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思想停滞、理智蒙昧的状态，必然是因为异见思想受到严重的压制。” *张雪忠：马列毛邓也会犯错* 张雪忠在其信的结论部分说：“只要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并不是全知无错的，他们的观点与学说就有错误的可能。退一步来讲，就算他们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真理，对不同观点的压制仍然极有危害。首先，在不允许自由和公开发表不同观点的情况下，人们根本不可能确定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到底是不是真理。在任何可能存在不同观点的问题上，只有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观点，才有最终获知真理的可能。一个只知道自己观点的人，只能是一个知之甚少的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但他却无法肯定不同观点的理由是否更充分”。 *毛派欲“公诉”批毛派* 就在张雪忠写信的同时，中国毛派网上大本营“乌有之乡”网站，发起征集签名活动，希望将批毛知识分子、经济学者茅于轼和军队历史学者辛子陵“绳之以法”。乌有之乡的部分网上签名者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签名，对茅于拭和辛子陵“提起公诉”。据这个网站说，他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签名，将“公诉书”送给了全国人大、北京公安局还有检察院，期望能以法律手段来惩罚这些“汉奸”“卖国贼”，让他们彻底闭嘴。 *乌有之乡：已将茅于轼、辛子陵状告司法部门* “乌有之乡”网站的负责人范景刚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对茅于轼的举报状已经送达北京市公安局。” 乌有之乡的这份“公诉书”说，“茅于轼最近在‘财新网’发表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捏造许多虚构事实，以极其恶毒言语攻击、丑化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该“公诉书”说，茅于轼此文的目的是以造谣诽谤的方式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煽动人民群众颠覆中共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范景刚说，茅于轼的行为触犯了中国法律，其言行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他说：“很明显了，文章中都讲得很清楚了，他是抵触中国的法律的。这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是个政治行动。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
阅读更多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文章揭露毛泽东罪行引起争议扩大，中国毛派组成公诉团计划进行起诉，同时，号召万人网上签名。有学者认为，公诉可能会把问题明朗化，让人看清毛泽东的真实情况。 上个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了一篇名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揭露了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的种种罪行，认为他应该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三千多万人被饿死负责任，还说他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 文中写道：在他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堆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利完全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茅于轼这篇文章历数毛泽东的恶行，众多网民跟贴支持。但文章随后被删除，之后并掀起左右派争辩风波。不少网民认为，毛泽东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坛，剥离神像外衣，接受公正评判，而这个祸国殃民总后台至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 但也有网友认为，茅于轼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共和毛泽东，篡改、捏造和丑化中共的历史。茅于轼的这篇文章是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所以，茅、辛两人都成了毛派批判的对象。 老左派马宾及毛泽东儿媳妇刘思齐、侄女毛小青星期天发起全民公诉茅于轼行动，批评他“恶毒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共历史，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要求全国人大施压司法机关拘捕茅于轼。中国左派舆论据点网站乌有之乡发出了北京、上海、湖南、河南、重庆等省市对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公诉书，将茅于轼列为第一被告，辛子陵是第二被告。 本台记者星期二首先致电茅于轼，但其夫人表示：“联系不上，因为他开会，手机也没带”。 辛子陵告诉本台记者：“毛左派对中央是一肚子气，但是中央是不敢反，但是骂我们这些老教授无权无势，想怎么骂怎么骂。为什么对中央一肚子气，因为中央有一个决议，毛泽东思想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从中国的一些媒体可以看出一些来，但是他不敢说就是了，声讨中央、起诉中央那警察不是早抄他们了，起诉茅于轼，起诉辛子陵这个事没危险，他敢签名，其实我看了一下他的签名名单，好多是失业工人，下岗工人，还有就是离退休比较早的一些工人。” 公诉团表示，茅于轼的文章同美帝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共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公诉书中附带了万人签名，包括老干部、普通民众，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和电视剧《毛岸英》剧组的一些人。 公诉团表示，他们将在6月15日把公诉书上交中国人大。学者贺卫方表示，这未尝不是件好事，法庭就可以提供一个公开的平台，大家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我们的现代历史，有一种法律上的争辩，那么大家的相关的证据能够提出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告诉本台记者：“现在茅于轼写出了历史真实，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近年来，唱红歌的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最近在《中央电视台》不断播出这样的节目，歌颂毛泽东的，比如像东方红，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大救星毛泽东，这样的歌我以为不会再唱了，但是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茅于轼说的是很好的。” 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二署名纪晓华的评论表示，“毛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估计高层不会干这种蠢事，将两人拘捕，引发另一场风波。 其实，在文革之后的四千高干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就有不少老干部声讨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 方毅则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 评论表示，但是，官方从政治角度出发，还是坚持维护毛泽东形象，因为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党、给国家抹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论今天中國人褒贬不一的激烈，恐怕没有能超过对毛澤東的评价。歧见深过代沟，见仁见智对峙。除了史实暧昧不明之外，亲历者的个人爱憎，常常掺入其中。褒贬历史，先得弄清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好话、坏话，都属于感情话，在哲学上，叫做价值判断，属于主观范畴，允许各执己见。但探求真相、假相，才是探求理性，哲学上，叫事实判断。史实是个客观的、唯一的，不能不归依，不能不服膺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评论毛澤東所依据的，应当是史实真相；官方论定，或民间争拗，都不足以左右史实。早年所谓治史的黨性原则，更不应左右史实。说白了，所谓黨性原则，就是想让历史按黨性原则来发生，可能么？ 评论对象不能不是人，因而，人性的利己性，也就成了评论对象。我不会因为革命领袖成为公共决策者，成为政治人，就认为他改变了凡人的经济人本性，不再趋利避害，不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布坎南早就告诉我，不能说，一个人在市场中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到了官场，就会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指望人性随场合而彻底改变，那是儒家学说的理想，是无法被验证的空想，也是中國人对每代领袖的幼稚奢望。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都会选择趋利避害，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这是指公共决策方面，不是仅指政治人会贪渎无度。领袖自身利益，可能会背离国家公共利益，才会有分权、制衡、限任、轮替和监督、弹劾的必要。这样评论革命领袖，才不至于有失公允。 毛澤東去世时，8亿人如丧考妣。此前唐山大地震有逾24万人丧命，没有哀悼仪式，甚至没人知晓真相。民众似乎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化批邓斗争”。当年举国哀悼毛澤東时，亿万民众真的泪雨滂沱。人们觉得大地震死人再多，也无法与毛澤東的逝世相比。那年月，为革命牺牲光荣。奉献生命，会受表彰、庆贺。“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的口号，喊得民众已麻木于死人。然而，毛澤東的噩耗，却是晴天霹雳！民众有天柱将顷、从此无处寄生的哀哀无助，我身边不断有人昏厥在默哀队伍中，被抬出去急救。 那年头，教堂弥撒或清真礼拜，统统被禁，早请示、晚汇报是唯一的类宗教仪式_____ 多年的造神、拜神运动，早已超过“举天下以奉一人”（黄宗羲语）的历朝历代，将毛澤東塑造为“比天大比地大”“比爹亲比娘亲”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亿万民众，则编成班、排、连、营，以读他的书、听他的话、做他的好战士为天职，以当他的红卫兵、红小兵为荣，以每天围绕太阳运转的“向日葵”自喻____太阳陨落了，向日葵还怎么活？ 教皇死了，另选一个罢了，全球信众“情绪稳定”，没觉得是世界末日。失去了毛澤東，中國民众却感到天塌地陷、百身难赎。由此可见，中國人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与迷信，非同一般宗教。 当然了，今天看来，当时的举国震惊、悲痛，也有其建立在虚妄上的真实：“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个人威信上”（鄧小平语）。大地震死伤众多，民众还能“化悲痛为力量”。 而毛澤東一人离世，民众只能哀痛，没有力量能改变什么。然而人亡政变，此后中國的转向，证明革命领袖的去世，是个“改朝换代”的拐点；也证明民众的悲痛，正是哀哀无助、无计可施的表现。当年，民众待宰羔羊般举国大恸的潜意识，其实，就是我当时不敢说出来的预感：有大事要发生，但不辨祸福！已有史料披露，毛澤東自己曾预料会身后大乱，甚至会发生内战。看来，他既清醒，又高估了自己______明白自己留下了烂摊子，高估了追随者的力量。 百姓只能悲痛。国家是祸是福，只能由他身边早就暗中较量的接班人，用秘密的非常手段来解决。庆幸的是，领袖的亲信被逮捕，他的“继续革命”被废止，从此，中國告别严酷整肃与贫困禁欲，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不用假设，领袖如健在，“继续革命”无法终结，苦日子还得过着。而他刚一过世，便“乾坤始转，乾坤初转（胡耀邦语），”国家走出危机，民众走向自由。今天，解读8亿人为毛澤東逝世泪雨倾盆，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命运的哀痛和担忧。革命專政体制下，人民是那样无助，除了担忧苦难再降临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真实的悲痛，难道不是建立在虚妄甚至欺骗上？林彪身败的代价，早已是毛澤東名裂，文革破产。早在当年，我们这些红卫兵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愚弄了：怀疑毛主席把权争说成是革命，举大旗，斗政敌。领袖死后的政变，戳穿了革命对革命者的恫吓：什么不继续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呀；什么不反修防修，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同样褪色的，还有唱了几十年的红歌，还有红歌灌输给红卫兵的信条：什么“大救星”呀，“北斗星”呀。以为离开了毛主席，中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等等。当然，由于大旗不倒、刀子未丢，许多人至今没有这些反省与彻悟。但是，14亿人同时体验的历史真实过程，没法抹去，没法推翻：没有了毛澤東，，国家命运才发生了转折；不搞革命了，人民才不再吃苦受罪了。难道，我们的真实经历不是这样的吗？不这样解释，又怎么能解释，官方和民众一致把1976年当作大悲大喜的一年？ 毋庸置疑，国家兴衰系于一人，一人决定全民祸福，就是个革命專政甚至领袖專政的体制。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唐、宋的温和專制，还是明、清的严酷專制，历代王朝都是如此，中國社会有着專制主义的深厚传统。唯一令人困惑的是，革命领袖專政，盛行于“人民共和国”内几十年，发生于亚洲最早推翻帝制，创建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几十年后。以革命的名义，重演中國政治传统：只凭“最高指示”，革命领袖就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彪语）。这一切，能延续至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0世纪70年代，不能不令人大惑，也不能不成为中國历史上一段惊人定格。 希腊王氅下战将阿喀琉斯，虽然骁勇善战，但始终困惑与特洛伊打仗，不过是希腊王争夺海伦的个人恩怨。也由此，他质疑战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阿喀琉斯一样。尽管革命领袖声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我们这些曾经冲锋陷阵的红卫兵，也已困惑与质疑：毛澤東是为个人權位，而策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公共权力握于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公权私用，是專政体制的弊病。个人进退荣辱，置于国家、民族兴衰、祸福之上，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弊病。检验任何个人、黨派执政为公还是为私，有着最简便的测试剂，就是看他们是否宣称非我莫属，舍我其谁。凡是宣称替天行道，当仁不让的，就已露出破绽。只有那些功成身退、随时让贤，抱有成功不必在我心态的，才叫执政为公。倘若革命领袖能学华盛顿、林肯那样，以身作则，功成身退，就不会后来的大跃进与文革。由于把个人进退、得失，置于黨和国利益之上，革命领袖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对于自身也就苍白无力。 今天听音乐剧 中的唱句，不免还让我感慨：“举国哭得昏天黑地”， “没有了他，我们该如何生活？”“毕竟一切都已结束”。“傻瓜们，你们还蒙在鼓里”，“其实你让你的人民很失望”-，等等____当然，艾薇塔（庇隆夫人）民望甚高，而江青一向名声不好，相似的，只是这两对夫妻之间的相互提携和相互辅佐的执政方式。毛澤東去世15年后的一天，毛的旗帜仍然高举，毛被当成“刀子”（毛澤東语）也没有丢，而国人皆曰该杀的被判死缓的毛夫人，却自杀在浴室里。历史的荒诞性，一时使我倍感突兀。我觉得事理被中國人撕裂得太过扭曲：一对夫妻，志同道合，共执权杖，咋结局就有了天壤之别呢？谁都知道，江青是想接班的。如果不是被抓，也可能就接了班。江青深得“继续革命”真传，并效忠至死。她的名言是：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然而，在捍卫革命旗帜的政治策略下，江青替丈夫担了罪责，成了民愤的宣泄口。中國传统文化的“君贤臣佞”、“夫贤妇佞”和“女人祸水”、“内宠乱国”的现代版本，报复到了这个激烈反传统的女性身上。事理似乎对江青不公，她在丈夫死后，不得不做了维护丈夫形像的替罪羊，而且，至今也没得到谁的同情。我这么说，不是替江青而是替女性说话。她当年被领袖当成夺权工具，后来又被当成泄愤工具。除了她自己骄横跋扈、伤人过多的因素外，男权化政治文化对女性的不公，难道不是明摆着吗？这里，不仅有丈夫做事不敢承担的问题，更有后继者不敢担责历史真相的问题：不但把领袖的责任转移至林彪、江青身上，还透过批判追随者来转移愤怒，继续维护领袖的旗帜。 总之，都是辅佐丈夫执政，江青的命运惨过艾薇塔许多。我认为中國有超过 剧情的悲剧题材，相信也有人有创作灵感。但是，怕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安德鲁韦伯那样的才华，而是这段历史并未解密，对已有史料的评价也犹抱琵琶：不能秉笔直书。反正，我每听到 的上述唱句，就有“栏杆拍遍，无人会意”的遗憾，但也仅此而已。如前所述，千夫所指“女人祸水”、“内宠乱国”，是古老政治文化的积淀，也是男权社会的蛮横 1967年6月，武斗就在我家房顶上打着。我们用桌子顶着门，毯子蒙着窗户，全家藏在屋里瑟瑟发抖。没多少文化的母亲悲愤莫名，开始骂“江青这个婊子”：刚批完《海瑞罢官》，谁还敢骂皇帝呢？中國有两千年帝国传统，專制、獨裁的实质，就是：“朕即国家”，区别仅在于，是李家的天下呢，还是朱家的天下。别忘了，我们还批判过“林家父子的封建王朝”呢。帝国的法统，“忠君”就是“报国”，不忠于皇帝，就是不忠于国家；批评朝廷，就是批评了国家。虽有“文死谏”的道统，但忠于道统而忤逆法统的臣属，往往下场不妙。專制法统，移植入革命專政文化，演化出忠于领袖，就是忠于革命；批评领袖，也就是批评了黨和国家的默契。明明站不住理，但就是形成为潜规则。这个潜规则，钳制我们已久。事过32年了，谁也不敢如实地批评毛澤東。为什么？因为毛“就是我们革命的皇帝（刘少奇语）”。我写这篇短文，也大伤脑筋，生怕惹祸上身。为什么？因为评价毛澤東会触碰潜规则。 。革命领袖，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谈论历史，“批评不灭”（单少杰语），可以说，是个适用于任何历史人物的公理。但革命的政治遗产，仍在继承。黨的治理合法性基础，仍需巩固。以黨治国的干部训政制度，沿用至今。革命话语解读的核心价值体系，框架仍在。所有这些，都需要在道统、法统上，维护革命领袖的旗帜不倒，用以维持治理架构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起码。需要淡化30多年来反复涌动的反省和清理。虽然，这是个高难度动作，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随着社会心理的世俗化，淡化对毛澤東的批评，也基本做到了。这么做的代价，其实也不小。首先是尘封档案，推迟真相的解密，加上“不争论”，刻意不再讨论历史。尤其是，不再反省、检讨毛澤東晚年的错误。这样一来，也就迁就了稳定预期与当前利益，搁置了经验总结与长谋远虑。理论困惑无法破解，历史经验无从借鉴，政治制度变革也一推再推。而且，我们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被消解。能够占据的道德制高点，被无奈地放弃。 当然，作为权宜之计，某种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之间背离的方略，并不是不能暂行。对革命时代的某些政治遗产，明保暗弃，或明褒暗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这些，甚至可载入政治史并作为特例来研究：一方面，大力纠左，推行曾被毛澤東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革命的政治遗产与话语体系，不被颠覆，不致于引致全盘否定，带来不必要的危机。为什么，因为领袖个人，还不同于制度；个人不如制度重要。个人可以批评，制度不能不要。而且，即便批评个人，也不可能把帐都算在一个人头上。成败，是大家一起经历的；所以，一路走来，革命是一起革的，错误是一起犯的，责任也得一起承担。互相之间，有了类似“斯德哥尔摩情结”。再说，毛澤東的主导作用太大，“过大而不能倒”，大家全被他们罩住了。对于当年直至现在的许多事，同路人无法恭维，又不能冒犯。批评他，就得批评自己，谅解他，也是谅解自己，维护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尽管如此，这道理、那道理，但终究，还得服从一个大道理；就是：任何人，即便是毛澤東，谁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不是吗？ 来源：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509419.html 作者:杨连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4) 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0)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0) 神话的破灭——真相毛泽东 (42)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5)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4) 毛老人家误人不浅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毛泽东罪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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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揭秘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如何得以保留和发展 (2011-05-23 22:49:0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838e201017tui.html 今天（1月15日），从网上看到一篇新闻《最后的人民公社分红金额太大找警察护驾》，介绍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为该乡6个自然村村民分发人均6000元红利的事，这个红利高出全国农民收入近一倍，而且红利还不包括社员平时已经享受到的各方面的社会福利，更不包括生产、生活资料费用，是纯粹用于个人消费的钱。作为晋州人，我为家乡人民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取得的巨大成功感到由衷的赞叹。 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它和南街村、华西村等保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的乡村一样，其迅速发展、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昭示着中国三农问题的光明前景。 但是，周家庄的成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实事求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顶住了来自上级领导的重重压力，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当年担任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雷金河，怎么也想不通，新中国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有什么错？共同富裕的人民公社有什么错？况且，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人民公社已经具备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十分适合社会化的大生产，如果分田单干必然是对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许多的公社顶不住压力，纷纷解体，周家庄怎么办？雷金河这位老共产党员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党一贯讲实事求是，为什么在解散人民公社问题上就不能实事求是呢？就不能尊重群众的愿望非要搞“一刀切呢”？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 今年66岁刘建中亲自参加了1982年征求群众意见的讨论，至今记忆尤新。要想把这个家业毁了除非把我撤了。雷金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开始了他的顽强的力争。先是拖，拖不过。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 拖不下去了，雷金河开始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解放后雷金河是晋州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领导了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并任党委书记。他还是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且由于周家庄人民公社早就是河北的先进典型，也认识了不少上级领导。另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的资本。他三进北京，向当年的老首长陈述乡亲们的愿望，但中央领导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让他“再观察一下。”后来，还是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才最终“换汤不换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但省里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把公社的名称改成乡。 近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在不断发展扩大。 周家庄执行政策不搞“一刀切”。他们允许社员单干，允许个人从事非公经济活动。但目前单干的只有两三户，当初搞单干的人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非公经济人员仅占全乡5%。这些非公经济农民须每年向公社交纳1500多元公积金，因为他们享受着公社的许多福利。 周家庄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冀中大地，成为中国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尽管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多年来周家庄象河南的南街村一样被禁止在公开媒体上亮相宣传，但是这里依然吸引了全国广大农民的目光，并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赞誉。 实践证明，周家庄道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是中国亿万农民的梦想和期盼。让我们看看当年冒险支持雷金河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是怎样评价周家庄和雷金河的，并让我们用他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周家庄是第一批成立的人民公社,雷金河同志是带头羊,有名的“老坚决”。周家庄实践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按劳分配使个人所得增加了,公共积累增加了,共同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增加了。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个人所得的部分逐渐增加,集体福利的增加幅度也越来越大,使两万人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百仞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谁也不能设想:人民今日取得政权,明天就实现“按需分配”。谁也不能设想，等到生产力大发展之后，忽然来一个“按需分配”。共产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公有制的道路,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它不是空想,它是由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周家庄坚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重点在于教育干部，在于不断改造干部思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雷金河和他领导的班子,不论在住房,分配等任何细事上,不许高于群众,干部的待遇不许超过人民个人收入水平;群众的住房好了,学校、幼儿园、群众娱乐场所搞好了,乡政府的办公室仍然是半个世纪前的旧平房,旧桌椅板凳。不论任何人到周家庄考察访问,都以饺子小米粥招待,概不摆席。 用“解雇相威胁”，用“金钱为诱饵”，用“激发个人利己主义为经典”,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配奴隶的办法。用这种观点观察公有制生产体系,当然不可能懂得“个人之所无,正是众人之所有”,当然是看不出光明的前景。然而成千上万的先烈,确实与剥削阶级留下的传统思想完全决裂为共产主义献身了,王铁人式的英雄们确实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贡献了一切。我们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创造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就是在这种精神下,使落后的设备焕发出不可想象的作用的。革命的人民思想是可以摆脱旧思想束缚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威力是无法衡量的。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文/忠言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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