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未普 最近，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华人圈子里，发生了几起文化事件，其一，中国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组织了100个知名作家手抄毛的这篇讲话；其二，央视播出由作家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其三，美国有一位在大陆当过知青的华人作家填词写了一部歌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歌，叫《岁月甘泉》。 这三起文化事件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和堕落。先说这100个知名作家，里面除了少数原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中坚作家。而在思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流向已经逆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不再是政治服务的简单工具，不再把阶级性放在高于人性的位置上，所以那时候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谁知道六四过去23年，中国泛社会精神堕落，道德沉沦，这首先在于这些刻画人心人性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堕落。在那些被出版社邀请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家中，只有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一个人断然拒绝，她说：“我从来没有抄过东西，也不会去抄东西。”这件事在网上引起滔滔议论，网民除了讽刺和斥责那100个作家，也赞扬了王安忆的风骨。 至于央视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知青》，开始几集还没有觉得怎样，越往后播，网上越是舆论哗然，这是典型的为上山下乡运动招魂和为文革贴金的货色。于是忍无可忍的网民发动联署，要求央视停播这套“精神污染”垃圾电视剧。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对一代青年灵与肉的摧残，难道还是什么值得赞美歌颂的事物吗？ 同样的精神扭曲和是非颠倒，在所谓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和曲调里，也集中体现出来。这个由美国华人作家填词和大陆作曲家谱曲的不伦不类的东西，首先从作品名字看，就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和知青的岁月居然是“甘泉”，它甘在哪里？更加上歌词和曲调都塞满了文革年代最流行的火红口号和夸张的感情。这个组歌在美国华人当中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最尖锐的说这是“唱红歌”，因为它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回文革年代演出，说不定还可以成为“革命样板戏”之一。 应该说，无论是国内看《知青》的观众，还是海外听《岁月甘泉》组歌的老知青移民，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人觉得可以满足怀旧心理，那其实是对自己青春的缅怀追思和祭典。就像现在大陆在公园广场里唱红歌的人，他们并非认同红歌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别的曲调能够保留下来，他们只会唱红歌而已。同样，为知青生涯的细节重现而感动的观众，也是因为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青春的全部，生活中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哪怕是苦难，也作为记忆收藏和翻出来回味，这可以理解，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作家，他的精神境界不是煽动大家去怀旧，而应该深刻揭示那个年代的悲剧性，和深刻批判造成那场民族大灾难的内在根源。为何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中国的作家群和知识分子反而整体精神倒退了呢？ 其实答案很明白，他们当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后六四的政治高压和所谓盛世的铜臭物欲中已经被淹没，其实后六四23年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人欲横流、寡廉鲜耻不但见于字里行间，见于银幕荧屏，甚至腐臭到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 作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了望者、批判者，是公义良心的捍卫者，在中国古代所谓“士”这个阶层，以及在毛时代一大批被整肃被流放被判刑的知识分子当中，这都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道统。岂知到了今天，已经风化剥落到接近彻底沉沦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rfa）

王伟光：论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关于民主问题的札记 进入专题 ： 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 王伟光       一、民主政治有鲜明的政治性     　　     民主，无论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生活领域，还是在国际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都是一个极其重大而又敏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一般来说，民主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内涵：     一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政治。民主就是政治，民主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强有力的专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都是基本政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指国家政治制度。     二是作为具体组织形式、机构、机制、操作层面的民主，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运行体制、机构、机制和具体运作程序、原则、规则。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制度、一定的政治、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为什么服务，就从属什么，就具有什么性质。一般说来，它本身没有特定的政治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例如，是议会还是人民代表大会，是总统还是国家主席，并不能说明国家制度的性质。再如，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民主的通常规则，本身不具有明确的政治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     三是作为民主价值观、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民主。如对民主的价值追求、价值判断等价值观，关于民主的理论、观点、认识等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多听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这些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是有意识形态性、阶级性的。同样的民主理论，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观，也可以是工人阶级的民主观。     三种不同的民主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比如社会主义民主，必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具有“公仆意识”、“取消一切特权”等优良的民主作风和民主思想。三者也是相互区别的，第一种、第三种民主的政治属性不能混淆，而第二种的民主则可借鉴，如民主政治的一些具体组织形式、机构、体制、机制，操作原则、程序和规则，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采用，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采用。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原始社会是无阶级社会，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创造了原始的民主议事制度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机制。可以说，这是由原始社会公有制所决定的原始公社内部的民主政治，是原始公社内部最广泛的民主制度。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制度带有极其鲜明的阶级性，奴隶社会的国家政治制度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剥削权，奴隶社会不可能有什么民主政治。但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城邦社会，也产生了一种城邦民主政治，无疑该民主也只是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民主。封建社会是专制制度，是与民主政治根本对立的封建政治制度。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建立了与民主政治根本不同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黑暗的专制独裁制度。     资产阶级是在专制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新生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资产阶级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受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必然要冲破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治，建立与私有制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从根本制度上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这就发生了以民主制度来代替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资产阶级创造了适应人类历史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资产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     然而，资本主义民主同时具有两重性、两面性。一方面，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有其进步性和革命性，但其进步性和革命性是暂时的、历史的、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相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又有其欺骗性、反动性的一面。资产阶级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少数人的民主，是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前提的民主，是以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利益为条件的民主，因而资产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同时，就具有局限性、有限性、反动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它实行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以表面的全民性作为伪装，掩盖其对多数人实行统治、压迫的阶级实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民主逐渐丧失其进步性和革命性。     当今时代是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博弈的时代，显现出两种历史趋势、前途和命运的反复较量。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同时，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反动性也愈益显现。资本主义在以社会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的同时，资产阶级就造就了它的对立面——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开始孕育否定、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社会主义作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诞生以后，就一直遭到资本主义运用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乃至军事的力量的围攻。     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它战胜封建势力的思想政治武器，它所追求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政治武器的确比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强，这些思想政治武器一度成为向封建专制主义开展斗争的舆论工具。但随着资产阶级上升期的结束，资产阶级在运用民主巩固其经济基础，运用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武器为其存在保驾护航的同时，也运用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武器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起意识形态的进攻，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当然，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社会主义民主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作为新型民主，它还有很多缺憾和不足。在当今时代对民主的选择上，必然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民主政治的生死博弈。     　　     二、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表现为一个过程     　　     2008年爆发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刮起了欧债危机狂潮。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乃至“占领伦敦”运动，导致了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游行活动。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继而转化为意识形态危机。生活在西方的许多人，上至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下至不少平民百姓，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反思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质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说：“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参见：《参考消息》2012年4月3日第10版《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对现行西方民主提出严重质疑，“西方民主真是一个问题”，这不啻对鼓吹西方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说法的一记重棒。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表现为一个一个具体的、特殊的过程，没有抽象的、超历史、超时空、超国情、永恒、静止、普世的民主。所谓民主是具体的，就是说民主是一个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客观社会存在，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美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英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等，没有离开具体民主而单独存在的抽象的、普世的民主。所谓历史的，就是说民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实践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民主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永恒的、固定的、不变的、绝对的民主。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思想，作为从属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程序和规则，都是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特殊国情、一定具体条件的产物，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有一个生成、完善的过程，是与某一具体国家、具体政党、具体阶级、具体人群相伴随的。     每一种具体的民主政治、民主思想、民主形式、程序和规则，都具有其内在的、与其他民主相比较而共同具有的属性。民主是有其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的，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离开具体民主而单独存在的抽象的、超历史、超时空、普世的民主，这就是民主的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个别与普遍的辩证关系问题，我们可以统称之为民主特殊与民主一般。民主特殊，就是指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的民主，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民主等；民主一般，就是指寓于民主特殊之中的民主的共同属性。民主一般只是存在于民主特殊之中，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民主相比较而体现出来的共同的属性，是具体民主的一般表现。从哲学认识论上来讲，民主特殊与民主一般就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个别”与“普遍”的关系问题。所谓民主政治、民主思想、民主规则，都存在于具体的国家、具体的阶级、具体的政党、具体的人群乃至具体的个人之中，离开具体的国家、具体的阶级、具体的政党、具体的人群、具体的个人的所谓民主一般是不单独存在的。这就好比离开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的所谓灵魂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样。     当然，不能因为民主的具体性、特殊性、个别性和历史性而否认不同民主的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我们只是反对把民主一般说成是脱离民主特殊的所谓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普世的民主，并不反对说每个具体的民主都具有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     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时空环境、发展过程，而把某一历史阶段的民主制度作为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民主，把某一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为适用一切国家的民主，是不现实的。普遍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一切国度、一切阶级、一切政党、一切群众的民主制度是不存在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离开了具体土壤、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条件、具体的过程，橘就不是橘，而为枳了。美式民主是根据美国国情、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和美国资产阶级要求，以及美国人民可接受程度，在美国民族解放和独立战争以来所逐步形成的以两党议会制为特点的民主，不要说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不同，就连与同是资本主义的英式民主也不同。英式民主是君主立宪式民主政治，是英国资产阶级不彻底革命的妥协的历史产物。英式民主政治与美式民主政治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们也是不尽相同的。当然，无论美式民主与英式民主，它们都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共性。所以，把某一特定条件下的民主说成是完全绝对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适用于一切，是不现实的。任何特定条件下的民主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需要在新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的必要性。     如果把具体民主抽象成一般民主原则套用一切、剪裁一切，不过是玩弄抽象的民主概念，把自家民主强加于别国而已。一些西方政治家、理论家把美式民主、西式民主说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拿着民主大棒，在全世界到处挥舞。在美国政客看来，美式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全世界的样板，在全世界到处推销，企图把它硬套给一些它认为不满意的国家，当作打人的狼牙棒到处敲打与他们不同的国家。看谁不顺眼，就采取双重标准，凡是它不满意的国家，它就给人家扣上“专制”、“独裁”、“邪恶”的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比如，对俄罗斯的大选，他们竭力捣乱破坏，对普京当选，他们怒火燃烧。而对自己任意干涉别国内政，蛮横地制裁、勒索他国，甚至武装入侵他国的暴力行为，则披上输入“普世民主”的外衣。     实际上，这次金融风暴已经让许多西方人开始觉醒，开始反思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有人就形象地把西方民主称之为金钱民主，认为“金钱是民主的母乳”，一语道破了西方民主的实质。据埃菲社2012年1月27日报道，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一些知名学者认为：“欧洲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而且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现在已经威胁到了人权和政治权。”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2011年12月对法国《论坛报》记者说：“选举改变不了什么。……在这个逐渐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无论身在哪个阵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假装还控制着局面。解决问题的希望只可能来自那些明白问题本质的人。”（参见：《参考消息》2012年4月3日第10版《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在这里，思考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西方民主有什么弊端？西方民主是不是像有人所鼓吹的那样是“普世的、完美的、永恒的民主”？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带不来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民主是人们所需要的吗？可见，具体到被称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西式民主，也是一个势必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产物。     　　     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资产阶级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同于封建专制的，优于历史上其他阶级政体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该民主的特点，一是结束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封建专制统治，带有鲜明的反对封建专制的特性；二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三是相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以往阶级社会形态来说，赋予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以较多的自由、平等、人权，如承认每一位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这只是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范围和限度内；四是形成了与其民主政治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民主理论，以及一整套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民主政治都要成熟的民主形式、程序、规则，为今后更先进、更合理、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理论、形式、程序、规则提供了前提和资以借鉴的经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民主的长处。然而，任何历史阶段的民主、任何剥削阶级的民主，都有其历史的和剥削阶级的局限性。利益起决定性作用。任何时代的剥削阶级都是少数人，该剥削阶级所创造的民主必然首先服从于并服务于该少数阶级的利益，是少数阶级的民主，这是毋庸置疑的铁定事实。当然，在满足、维护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的同时，为了保证该阶级少数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会兼顾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需求，相比它之前的剥削阶级来说，会给予其他阶级、阶层以较多宽限和较为广泛的民主。资产阶级在实施民主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并丢弃专政。民主与专政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民主就有专政，强化民主的同时也要强化专政，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民主，就要建立和保持强大的专政工具，资本主义民主是在强力专政基础上实现的民主。     资本主义民主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为了能够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阶层，资产阶级更需要借助民主的大旗，把他们所主张的民主说成是全民民主、普世民主，给其他阶级许诺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早期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民主具有革命性的同时，亦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资产阶级民主自我标榜为全民民主，但其实质和最终目的是为少数剥削阶级的民主，披着民主外衣，打出普世的标牌，在形式上做更多的民主文章，有很强的两面性。当然，资本主义民主也不完全都是骗人的，的确较以往的剥削阶级来说，会给予其他阶级较多的民主要求，满足较多的民主诉求。然而，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没落而越来越少，欺骗性越来越大，形式上的民主越来越多会增加其反动性。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三个重要区别：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真正多数人的民主，是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阶级多数人的民主；二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实行民主的同时亦实现专政，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即人民民主专政；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公开宣称自己是绝大多数人的人民民主，不排除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而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把自己的民主伪称为“全民的”、“普世的”民主。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采用资产阶级上升期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理论武器，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而推动中国走向独立、解放、富强的强国之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进步的，其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武器唤起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此前赴后继。然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已将世界殖民地分割完毕的世界格局，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走资本主义民主强国之路。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像革命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那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结果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下半途而废。蒋介石集团自称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但他所推行的独裁统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愈加国之不国、民不聊生，把旧中国进一步引向内战与黑暗，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和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民主纲领，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首先，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而不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其次，它是以工农联合为基础，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人士在内的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要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而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新民主主义民主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广泛的民主。新民主主义民主还要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张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民主主张既继承了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又超越和发展了孙中山旧民主主义思想；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既是对新民主主义民主的继承，又是新民主主义民主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提出并设计的，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它有机地包括两个方面：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少数人民的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新民主主义民主的实质就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程序和规则，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观点。新民主主义民主与我们党进一步要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新民主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和准备，社会主义民主是新民主主义民主的继续和进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有助于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实现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必须建立和实行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体制、民主法治、民主形式、民主规则和程序；以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党成功地领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成功地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广泛、更先进的民主，但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并无现成模式可供借鉴，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也经过了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我国目前实行的民主政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封建主义遗毒深远的国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度也走过一段弯路，如“文化大革命”对民主与法制的破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确立相一致，党领导人民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民主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民主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糟粕，继承新民主主义民主的优秀传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是未来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直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民主；是适合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民主，是与该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包括一切爱国的阶级、阶层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是以中国特殊历史形成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本特征的民主；是对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民主。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变来的，发扬人民民主、肃清封建主义影响格外重要；又由于中国正处于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影响下，一方面防止西方民主的侵入，另一方面也有向西方民主学习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建立、逐步完善、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已经创造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但距离应实现的目标尚很远，需要共同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不要一切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做法，又不要脱离现阶段国情而超越时代，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而放弃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努力，不能为今天我们的民主尚待完善而自我否定、自我矮化，更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说成是千年文明而主张全盘接受，实行民主西方化。当然，也不能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推进、不断完善。须知，资本主义的民主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构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开始，刚刚开始的新生事物尽管不完美，但它的未来永远是光明的、美好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进入专题： 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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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北京高校有五大广为人知的造反派领袖，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如今的他们是否反思当年的所为了呢？ 　　一、北大之聂元梓 　　来自河南、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中共建政后，在哈尔滨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1959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1月，与一中共老干部再婚，但受政治影响，婚姻持续不到一年。 　　1966年5月初，在康生的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发了全国性的造反运动，文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聂元梓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并在当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的接见。 　　同年11月，聂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1967年，又组织“除隐患战斗队”，诬陷彭真、朱德等人，并炮打邓小平，称邓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在北大的长子邓朴方也遭到了聂的迫害。 　　聂的所为得到了毛的赏识。1968年11月，聂当选为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然而，第二年，随着政治使命的完结，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次年，在其要求下，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文革结束后，聂元梓于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并于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不过次年，她就被允许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目前，她一个人居住在北京亲戚家的一幢楼房的单元房里，靠微薄的低保生活，身患多种疾病。 　　对于文革以及自己当年的所为，聂元梓曾表示不堪回首，承认自己写第一张大字报是错误的，但在风烛残年之际，她却公开要求为自己平反，言称自己无罪，并认为自己对国家有所贡献。可惜，这个要求迄今没有实现。 　　二、清华之蒯大富 　　1945年出生在江苏的蒯大富，于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其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又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工作组被撤之后，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之后，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还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方式丑化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在内的一百多名中共高层领导，此图流传甚广。同年12月，蒯大富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面授下，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来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 　　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4月20日，蒯大富当上了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6月，积极参与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活动，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并接受批斗。7月，参与打倒徐向前；10月，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造成了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北大、北师大也随即效仿。后在毛的批评干预下，各大高校武斗停止。 　　同聂元梓一样，被利用完的蒯大赋予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蒯大富被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88年结婚。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一家公司工作；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一家网络公司任总经理。2011年，曾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 　　对于文革，蒯大富表示：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他还天真的认为，文革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他还认为：“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 　　三、北京航空学院之韩爱晶 　　与蒯大富同年出生在江苏的韩爱晶受家庭影响，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异常活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据说，他曾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了28个昼夜。 　　为了扩大影响，韩爱晶率先将矛头对准了刘少奇，并在1967年7月26日，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此外，他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并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 　　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这成为王力一伙构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期间，韩爱晶在叶群、戚本禹的授意下，掀起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行动，印制了大批诬陷传单和文章56万多份，在全市、全国散发。韩爱晶等还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7月，韩爱晶带头开始批斗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小将们强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在遭到拒绝后，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德怀的严重伤病，会上继续对其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 　　同年10月，为控制北航，韩爱晶在掀起武斗的同时，还构陷中共北航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并下令将其“隔离审查”，对其进行毒打等。后在毛的严厉批评下，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 　　1969年11月，韩爱晶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1987年，韩爱晶出狱，被安排到湖南省株洲市一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入一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韩爱晶内退，其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对于当年的行为，尤其是毒打彭德怀的恶行，韩爱晶表示“悔恨”，但他仍反问道：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确，这值得每个人深思。 　　四、北京师范大学之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加入中共。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师大政教系学习。 　　1966年，在北大的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谭厚兰在北师大最先响应，并在校内贴出首张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因此受到批斗。工作组被毛下令撤走后，谭厚兰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同年，在康生的亲自授意下，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来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她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并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彻底破坏了孔府、孔林、书国故址等古迹。此外，他们还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还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 　　1967年，谭厚兰在江青的授意下，掀起了炮打谭震林的运动。同年她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据说，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 　　1968年7月，谭厚兰与其他几位学生领袖在被毛严厉批评后，中止了其政治生命，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谭厚兰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监狱中，她诚心忏悔，并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允许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1月，谭厚兰去世，终年45岁，一生未婚。 　　五、北京地质学院之王大宾 　　出生在四川的王大宾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共。文革爆发后，王大宾正值毕业前夕，他狂热地投入了这场运动中，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在此期间，王大宾担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 　　1968年毛泽东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刑9年，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他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返回成都后的王大宾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1985年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1989年后，他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对于过去岁月所做的一切，王大宾表示悔恨，认为自己给人民造成了损失。 　　当年的五位叱吒风云的学生造反派领袖，在岁月走过时，才发现自己所处的是怎样荒唐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这样的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