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戴旭：“温战”正酣，中国战略何为？ 进入专题 ： 中国战略    ● 戴旭       世界是“变”的，而且永远在变，作为应变之策的任何一种“战略”，都应该体现“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哲学思想，顺应世界变化的基本规律。“致人而不致于人”是战略的精髓，根 据良好愿望预先设定框架，不管外界情况如何变化也不适时调整的做法是危险的“作茧自缚”，只能导致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一再被动。     　　     从三个世界到三大战场：冷战后世界进入“温战”时代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很多人希望历史大幅度转弯驶向和平。不幸的是，它还是沿着原来的惯性并且加速冲入了战争。美国把苏联垮台当作建立世界帝国的天赐机遇，立即展开 海湾战争，并接着在欧洲拔除最后一个社会主义据点南联盟，然后又以反恐为借口，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夺取前苏联的战略遗产，占领世界战略制高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管齐下，压 缩、包围潜在对手。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军事革命，就是美国在这20年的时间里打出来的。     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写了一本书《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毫不避讳地提出美国统治全球的战略目标。他认为美国的全球利益集中在 三条战线上：一是欧洲战线，斗争焦点在东欧；二是远东战线，斗争焦点分别在日本、中国、朝鲜半岛，最关键区域是韩国、菲律宾、台湾；三是远西战线，战略焦点是阿富汗、伊朗、巴基 斯坦。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利益是确保三条战线同时设法向前推进，美苏竞争的实质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布热津斯基现在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今天美国正是按照多年来的战略导 师布热津斯基为美国设计好的大战略进行布局的：美国锁定对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有潜在挑战能力的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在三大战场腾挪转移，全面推进：在伊斯兰战场，从颠覆、 肢解伊拉克、利比亚、苏丹、也门到现在对叙利亚、伊朗的包围，顺便还纠结着巴基斯坦；俄罗斯方向，在北约东扩的基础上，美国正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进一步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并试 图对俄罗斯新一轮总统选举发起“摧毁性的攻击”；在中国方向，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中国周边“搅得周天寒彻”。     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在国家大战略层面总是一以贯之，今后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中国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思维，事实上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不划阵营不搞对抗。     但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本质，更不可能改变美国称霸全球的一贯战略。埋头于经济建设的中国人，和当年马克斯？韦伯批评过的德国人一样，到处弥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 ，懒洋洋的乐观主义”。     按照两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对今天国际现实进行定性，很容易陷入当前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认识误区。笔者认为，20世纪至今的历史，和以往一样也是一部以战争为主线的历史：在殖民美洲 和亚洲的长期战争基础上进入20世纪，先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俄战争拉开血腥序幕，然后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中叶，中间只有短暂的停歇，接着便是朝鲜战争、越南战 争及其作为大背景的美苏阵营冷战；然后是20世纪末美国以各种理由发动、实质为征服世界的战争。这种战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就在这貌似和平之中，美国有条不紊地实施着“征服”，在民主、自由、人权、反恐的旗号下，导致残酷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这是近代历史上欧洲、中东和东方三大政治力量体系一 盛二衰、一强杀两弱的博弈形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势后的继续。冷战结束，北约不仅没有因为主要对手而消失，反而形成并扩大为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板块，同时力图将 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以及已经在近代史上被敲碎的中国进一步碎片化。这就是美国时而指责伊朗、伊拉克、朝鲜为邪恶轴心，时而把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列为核打击对象的原因；这是 美国不顾严重的金融危机加速研制空天飞机等新一代战略武器，实行“一小时打遍全球”的原因；这又是欧洲一直跟着美国在伊拉克、在巴尔干、阿富汗、利比亚血战，眼下又跟着美国围堵 、制裁并准备进攻伊朗的原因；也是欧洲以防御伊朗导弹为由执意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反华联盟、进行对华空海一体战部署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的这种状况，我称之为“温战”，它既比冷战激烈，又不如热战那样看上去明火执仗、阵线分明，但它依然是一种广义的战争状态，照样会给世界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中国制定 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考虑，就是要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和各国抵制美国独霸世界、实现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如 果要构建当前形势下的利益共同体，在时间要素确定之后，仍然离不开战略的空间要素：敌、我、友。     　　     美国全球战略是打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温战”的基本特点是，美国按照巩固世界帝国的战略目标，率领欧洲盟军，凭借广泛的地区联盟及各地盟军，对美国自己认定的“无赖国家”进行帝王削藩式的依次征服，简而言之可称为 一个帝王与三大战场。     这个“帝王”各方面都居于独步天下的位势。美国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说：“传统上和平的美国，通过规模巨大、难以想象的社会改造，转型，已经从根本上变成一个处于永恒战争状态的斯 巴达国家。”艾森豪威尔当年说美国的危险是出现了一个军工综合体，今天，美国已经是经济、军事、工业技术、资本、政治一体化国家。只有全世界的资源才能支撑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 方式。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全球美国化，美国当下爆发的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凭着它的军事和金融霸主地位挥霍世界财富造成的。所以，美国在世界的扩张和掠夺， 已经不能用普通的政治道德标准去评判它，正如不能用好坏的概念去评论狮子的胃口。     被称为“21世纪的诺查丹玛斯”、预测准确率达85%的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说：“美帝国最少还有500年，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内将陷入危机， 日本将再次崛起为亚洲最强国家。”自我称谓帝国虽然没有出现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但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不宣称保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在这个坚定不移的国家战 略目标下，是美国明确的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就像普遍意义上的“政府”主要靠货币和军队进行实际统治意义，美国今天事实上的帝国地位，也主要依靠世界通用的 美元和全球部署的美军。这也预示着世界将在漫长的时间内处于“温战”状态，除非美国的霸权地位被平衡或颠覆。     在分割欧亚大陆、各个击破的战略意图下，美国征服世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很清晰的。当下，是以立体围堵方式对中国、以战略挤压方式对俄罗斯进行威慑性战略牵制，在一系列军事胜利 的基础上，包围和进攻中东最后的战略孤岛伊朗，并为此扫清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外围，然后再把战略重点逐次转移到中国和俄罗斯。这种态势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打一个（伊朗），夹一个（ 中国），看一个（俄罗斯）。     所以，如果一定要对2012年及未来世界局势作一个预测的话，我认为今年有可能爆发伊朗战争。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终极需要、美欧转嫁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的强烈担心 ，将当今世界和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集结起来；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各政治力量却一盘散沙。一边倒的战略打击态势已经成型。美欧正在酝酿的对伊朗石油禁运，其实就 是宣战令，之前作为序幕的双方间谍战、网络战、暗杀和国家心理战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美、以、伊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前期准备。打掉伊朗，对中国是釜底抽薪，对俄罗斯是唇亡齿寒。 俄罗斯已在一年前做好了“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准备。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需要，巴基斯坦也会有麻烦。美国已经设想了巴基斯坦内乱的场景。美国的战略家一直有一个隐秘的梦想：那就是没收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武库。此举美国还可以一 箭双雕，同时切断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陆地接口及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还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也在美国的强烈关注之中。     在美国战略目标的驱动下，不仅2012年的世界仍将战云密布，未来很多年世界都不可能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作为必须仰望星空的中国学者、军人和外交界，面对这样的现实，应该有一个 清醒的认识。在历史上遭受了陆地帝国、海洋帝国的入侵之后，今天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空天帝国的威胁之中。     　　     美国对中国的C形合围正在收紧并呈立体进攻之势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战争的四个阶段，也可以看作是大国博弈的四个层面。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在前三个层次上都有巨大的进展。这些进展全面体 现在政治高压、经济控制、军事威慑、地缘包围、文化瓦解等各个领域。     美国从冷战年代至今，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利用中国的全面开放，全力实施以“中情局十大诫令”为代表的分化、瓦解、渗透、演变中国的整体战略。它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然后贼喊捉贼式 地组织“亚洲北约”；率领工业化国家对中国武器禁运和高技术封锁；撬走中国周边的卫星国；干涉台湾、西藏、新疆等地区内政，支持民族分裂势力，悄然完成对中国的C形地缘包围。2010 年2月，美国发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4月，美国公开宣布实施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空海一体战。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一起公布了未来十年的美国军事战略，宣布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策略，改为打赢一场战争，同时在另一场战争中破坏干扰敌人的行动，并强调中国应被特殊盯防。这说明美国已经开始进 行调动、部署军事力量等“伐兵”阶段的战略威慑。     美国调动了以技术工业体系、美元金融体系、军事力量和地区战略联盟为核心的硬实力；以贸易、汇率，自由、民主、人权的文化体系和附着其上的宗教元素等软实力，并以上述两种实力的 运用为“巧实力”，合围中国。     　　     中国追求和平不能无底线让步     　　     前不久，《环球时报》在北京举办了以“世界变局？中国战略”为主题的年会。著名理论家郑必坚先生做了《寻找利益交汇点，构建经济共同体——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主旨发言。郑先生说 ，现在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就在他畅想“人类共同利益”的时候，美国政府智囊兰德公司2011年10月 份公开发表一个《对华冲突》报告，提出为防止未来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应准备“相互确保经济摧毁”，因为“这两个经济体之间以及它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 任何时期”。该报告还建议美国“威胁运用核武器”。美国2012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日前在CBS辩论节目中说：“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扳倒中国。” 显然，美国战略家并不认为美国离不开中国，也根本没有与中国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意思。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从鸦片战争打响的那一天就开始了，而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多极化，除了中国是弱者，其他欧美俄日列强实力相当。但是，那时的全球化和多极化给中国和世 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了吗？     20世纪至今的历史已作了血淋淋的回答。这种多极化随着二战的结束被美苏两极化代替。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进入的是单极化状态，美国迄今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维持这种一极压制、领 导多极的政治生态。     在这种政治形态下展现的所谓经济全球化，实际是世界经济生产大分工：美、欧、日凭借多年工业化的基础，靠技术和资本获利，总体上相当于世界资本家的角色；中东、俄罗斯、巴西、澳 大利亚凭借上天的恩赐，以出卖矿产资源为主，相当于世界大地主的角色；而印度、非洲、中国及亚洲的一些小国，基本上可以看作给上述两类“经济共同体”打工的工人和农民，处在全球 生产食物链最低端，工作辛苦，环境恶劣，而收获微薄，既受制于技术和资金，又受制于矿产原料，自己让出全部市场却还要依赖它们的“市场”。这本质上是以经济形式进行着的国家斗争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为了维护这种食利性的经济形态，美国、欧洲和日本统一步调，对中国禁止出售先进技术和武器；而矿石和石油跨国组织则联合盘剥中国 。美国更利用其世界霸主地位，享用并巧妙劫取中国外汇。     德国19世纪战略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一书中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 使斗争变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 来。”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这段历史性论述的现实意义。     郑必坚先生的“战略”视角只突出经济，这难免会造成其他方面的思维死角。社会是一个综合系统，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在它之上有政治，在它之下有军事，在它之外有外交，在它之 内有文化。只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很容易陷入以无底线让步追求和平共处的认识误区。宋朝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在澶渊之盟带来长时段的边疆安宁之后，统治者不仅在经济繁荣中安于 现状，反而迷信以金钱换和平的万能魅力。北宋神宗年间，西夏屡次寇边，朝廷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当时的边将说：“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 益令玩视，愈亵国威。”由经济到政治再到外交和军事，是一条直线。只有思维混乱的人才在这些看似孤立的概念中纠缠不清。     　　     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机会可能并不太多     　　     透过所谓全球化的纷乱世象可以看到，历史并没有中断。西方列强仍然横行于世，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中华民族遭受欺压、威胁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是中华民族在当代最大的历史机遇。靠着这一思想武器，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近30年，美国抢夺世界要地的过程中，中国聚精会神搞建 设，积累了资金，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这是中国抓住的第二次历史机遇。但是，由于政治衔接问题，中国并没有在这两个机遇中完成工业现代化，没有足以和美欧老列强“竞逐富强”的国家 体力。在技术决定社会变革的根本规律面前，财富数字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笔者一直以来痛批“GDP”主义的原因。小平同志提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本意是解放思想 ，结果却成为各行各业急功近利的尚方宝剑，这给国家的吏治、道德、思想、文化、环境及经济领域的几乎一切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美国正是看到中国的这一根本性缺点，所以，加速对中国构筑包围圈，同时准备策动中国内部动乱。以历史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很类似于甲午战争前后的整体形态。     20世纪40年代，感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个以 “自存自强”为最高目的的“战国策派”，致力于从“现时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处境出发唤醒国民。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林 同济说：“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即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分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另一个代表人 物何永佶形象地将当时中国比做一条金鱼，别国早已对它垂涎三尺，日本更张开血盆大口欲以吞噬。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然而，国人犹浑噩如梦，以为现在仍是“金鱼缸”的政治，而不知早 已变为“大海洋”的政治了。“战国策派”那时已经意识到：强势的西方文化正在主导全球。从拿破仑的统治到一战，是西方文化的“战国时期”的序幕，20世纪则将成为真正战国的世纪。 “各个大陆将被孤注一掷主要的世界权力中心将随意处置较小的国家——它们的领土、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人民文明可以尊重追求这一切的愿望，但是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事实的真 相”。彼时今日，何其相似！     当代中国战略家李际均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当代思想家何新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强盛的中国，但也是一个问题丛生的中国。中国要么走向民族及文化复兴而成为世 界核心强国，要么就是因为内外压力而分裂解体——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会可能并不太多了。笔者对世界变局观察的一家之言，并不是鼓动国人重树对抗思维，而是希望对我们所处 的时代有一个真实、清醒的认识，以知己知彼，从容应对。     　　     2012：中国国家战略如何规划？     　　     郑必坚先生还提出2012年应该是“战略规划年”。笔者对郑先生的忧国情怀十分敬重，但对于“战略规划”仍想商榷几句：战略规划是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早就应该进行；战略规划的起点 应该是国家利益，终点是更大的国家利益。从来没有高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共同利益。     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要想构建利益共同体，必须对现在世界各大国的利益有一个基本分析。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国家，才可能寻找到利益汇合点；根据利益的重叠程度，才能构建利益共同体 。而对于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冲突的国家，则需要分析利益冲突点，能避免则避免，不能避免则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纵横捭阖才是真正的“战略”。中国固然不应该采取冷 战思维，但也没必要不合时宜地固守不结盟原则，战略之魂在于“战胜”，战胜之道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和平求不来，买不到，但和棋却可以通过博弈、运筹来实现。     以当下的国际现实论，美国的国家战略是清晰的：率领西方国家，包围分割世界财富和资源最集中的欧亚大陆，压制其他大国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维持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以 美国核心的世界政治体系。故美、欧、日是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共同体，而中、俄、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则是美国内定的利益冲突集团。在大幅度削弱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同时，美国未来10 年的战略重点是削弱、压制中国发展。当前，美国正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收紧C形地缘包围，加大经济抽空中国的力度。     在这种大势下，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表白不愿意对抗，不做美国的敌人，都是自作多情。中国应该正视这一现实，调动全部的战略智慧予以破解，而不是幻想通过退让获得暂时的安定。毛泽 东早就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经验，也是世界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中国对美国必须放弃幻想，确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发展思路，力争和平，不怕对 抗。     郑必坚先生所说的和所有国家寻找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他以前说的和平崛起，只能是一种外交政策宣示，对内没有任何战略指导性。和平崛起和构建经济共同体，是愿望，是目标 ，如何和平崛起、如何构建利益共同体才是战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但这种和平发展和近代史上一样是在一个充满战争风险的时代进行的，仍然可能被内忧外 患的合力所中断。对和平的执著追求，不应该以放弃思想上的警觉意识为前提。中国要有为和平不惜一战的气概和准备，有备才可无患，敢战方能言和。笔者相信，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科学理解和全面发展，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理论有利于我们破解新的时代难题。中华民族有着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中国有着无数智慧的头脑和英雄的人民， 走过可歌可泣悲壮历程的中国人，不仅可以化解一切危机，还可以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进入专题： 中国战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612.html    

太子党不是政党之党，而是朋党之党。太子党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指的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和力量的总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太子党内部又可分为支持民主，改革和自由的偏右太子党，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有政界的俞正声，王岐山，军界的刘亚洲，张又侠，学界的胡德平，赵雁南等等。还有一派就是象薄熙来这样，打着毛旗，喜欢折腾，对外主张强硬，对内主张以暴制暴的造反有理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军界的张海阳，商界的王军等等。 胡温这次打击的主要是以薄熙来为首的极左，有人也称为新左派的太子党政治势力，薄的倒台，加速了太子党内部的分化。其中最明显就是太子习近平的政治立场的变化和转变，大家应该还清楚地记得去年习近平还亲自去重庆肯定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在各种场合宣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习近平把自己错误的放到了偏左的阵营里，这才是胡温极为忌惮和担心的，他们担心习上台后便会被薄所控制，胁天子以令诸侯，被迫实行二次文革，否定改革，导致中国社会倒退，这才是胡温在退休之前必须要拿下薄熙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习近平主张严惩薄熙来，支持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已经把自己重新定位于偏右的太子党阵营中，习站到了改革派胡温的阵营中，习的转变，加速了太子党内部的分裂，以习马首是瞻的新一代太子党成员例如刘源，刘亚洲等等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对待薄王动乱一案上，太子党成员也被要求站队表立场，最近中共党刊《求是》杂志4月16日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题为“增强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的文章。刘亚洲的这篇文章显示中国军方红二代在薄熙来事件有了初步定论之后，高调向中央表忠心的表现。所以说，倒薄事件也可以说是一次改革路线之争事件，要不然你也不会看到近期的中央改革政策频频出台了。

荣剑：重庆红色之困 ——回望重庆之二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薄熙来    ● 荣剑       重庆“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中国西南一隅狂飙突进，不仅让人联想丰富，引发各种记忆，而且也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据说最大一次的红歌会，聚集人数有十万人以上，书记市长领头，各套班子倾巢出动，红旗招展，红装在身，红歌嘹亮，会场一片红海洋，此等场景，大概只有在文革时代毛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才会有。局长出走领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依旧组织红歌团远赴香江演唱，真不知香港人民在目睹聆听重庆红歌表演之后，会有何种感受。          红色中国这个词汇，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也曾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心生恐惧。在冷战和铁幕时代，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及对革命、战争、暴力和鲜血的赞美。文革终止后，人们在反省毛时代的制度弊端时，也会反省在红色名义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如人们在反省自由时会说：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认知红色主导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冷静反省。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在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记忆淡化，文革渐行渐远，外部世界已经不在乎我们的红色输出，倒是我们在担心东欧的颜色革命会蔓延进来。这个时候，重庆以公权力的巨大优势，以运动化的方式，大规模推行“唱红”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构成中国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寓意深远，自然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和重庆“打黑”一样，“唱红”一出场即引起巨大争议，毁誉不断，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人事变局，重庆长期坚持其“唱红”做法应无异议。现在人们在看，这场超大型的红色秀是以正剧落幕呢？还是以闹剧收场？          赋予色彩以政治正统的意义，由此确认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夏商周三代往上，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后来经传中的一个普遍说法：“改正朔，易服色”。《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这里提到的“易服色”，是指车马、祭牲、旌旄、服饰必须具有该朝代的法定色彩。到战国时，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其中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大盛，为统治者所信服。《吕氏春秋》根据该学说 ，认为黄帝时土气胜，其色尚黄，到大禹时木气胜其色尚青，再后来就是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朝代更替本质上是“五德”循环轮替，易服色也就意味着朝代更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认为秦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是因为秦乃水德之始，压制了周的火德，故决定易服色为黑，以接续“夏德”。刘邦立汉，他本人及手下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不是贩夫走卒，就是屠狗要饭，稍好些也不过是“吏椽”或“狱椽”，就是在衙门或监狱看门而已。这等身份要继承秦帝国的庞大遗产，显然难以服众。为解决法统问题，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搬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汉是延续周德，改正朔易服色就必须延续周制，故色尚赤，以取代秦的黑色。曹魏篡汉，魏文帝曹丕对“五德始终”说已不信，知道那是糊弄百姓的鬼话，但从寻求魏的正统性出发，仍有必要讲究服色配置。儒生再次出来立功，这回是攀上远祖，认为曹魏继汉乃是土德所致，接续的是唐虞，比秦汉都要正统得多，土德尚黄，以黄色为曹魏底色。魏晋南北朝以后，玄学横流，佛学昌盛，儒学道统中断，到宋理学再次复兴儒学时，儒学的基本说法就开始改变，充满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再也上不了朝廷台面，易服色也就不再和改正朔挂在一起，诸如黑白青色在皇家的色彩谱系中被淘汰，惟独黄色因其黄金般的华贵而成为皇帝独有的色彩。黄袍加身，那是天子专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除此之外，其它色彩恢复其世俗本性，不再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红色和革命相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受苏俄革命影响之后，掀起红色崇拜。欧洲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崇尚暴力，崇尚流血，使红色成为暴力美学的主要色彩。苏联十月革命则将红色进一步上升到革命合法性的高度，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军队称为红军，对敌实行的暴力镇压称为红色恐怖。在红色的名义下，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敌关系也由此经纬分明，简单易辨，凡是主张红色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否则，都是敌人。红色同时也是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苏俄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红色歌曲，意义明确，歌颂斗争。唱着这样的歌，热血沸腾，慷慨赴死，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暴力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红色总动员，极其有效，能够迅速凝聚士气，划清敌友，鼓舞斗志，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用红色叙事囊括一切革命教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斗争哲学，使之简易明白，通俗易懂，进而所向披靡。革命成功之后，红色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确认，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执政党法统的象征，谁占据红色资源，谁就占据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到了文革时期，红色崇拜在中国更是达到高潮，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红卫兵，红海洋，最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千秋万代红下去，永不变色。红色对于中国的意义，达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包括苏俄时期，也绝无仅有。          文革时期的红色专政，使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执政党实际上也是深受其害，大批高级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有毛和“四人帮”一伙，愿意以红色名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但这套路线和做法，在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信用，失去人心。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宣告毛的红色法统破产，依靠革命叙事建构起来的执政党合法性，已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否则，只能被人民唾弃。邓小平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为执政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彻底否定文革，摈弃以斗争暴力为核心诉求的红色传统，在理论上提倡依法治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应当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执政党一个新的法统，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上，执政党近三十年来的稳定执政，就在于它初步满足了这些要求，为中国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清算，但并不是彻底的清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主要还是顾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统一，该决议在涉及毛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错误时，虽然基本否定，但还是留有许多尾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毛的错误和所谓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党内元老黄克诚专门写过文章，谈把毛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单独撇出来的意义。邓小平也说过几回，强调不能砍旗，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这个基调下，社会上对文革和毛更深入的批评声音很难正常表达出来。巴金在8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这个意义深远的主张在执政党内石沉大海，从未得到有效回应。执政党承认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是一个浩劫，但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的相关研究一直予以限制，不让往深里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毛的错误及其根源只能限于执政党相关决议，按所谓“三七开”的标准来评价功过是非。可以这么说，清算文革，检讨毛的错误，从80年代起，执政党就没有做好功课，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虽然毛的思想在最近30年里一直被供在理论案头，但其影响力用他自己的一句牢骚话说，大概真的不出北京城。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处在失效状态，干的和说的不一样，“打左灯，向右转”，唱共产主义高调，干资本主义实事。邓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猫论”的升级版，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讲经济时用右手出牌，讲立场时用左手出牌。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路线，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符合实用理性，搁置意识形态争议，放手发展经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现实生活有进步，口头上说些“政治正确”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左右逢源，看似灵活机动，其实矛盾冲突的根子还在,集中表现在，右有正当性，却缺乏左的正统性。这些年来，左右之争不绝，原因就在于左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改革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取代毛的正统性。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使得思想冲突不断，不争论类似鸵鸟政策，无法彻底终止价值信仰上的分歧。重庆“唱红”异军突起，毫不掩饰其左的价值倾向，也应置于这个背景下来认识。          左的思潮重新崛起，是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后所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80年代，文革和极左势力虽然未被彻底清算，但声名已经狼藉，正当性不复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顶左的帽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变化，学界形成“新左派”，已不羞于和左的名号为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左翼传统。起初羞羞答答，后来大张旗鼓，从“鞍钢宪法”到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新左”诠释，别有一番新意。现在更是进了一步，以60年为时间单位，算总账，把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之功记在前30年的制度配置上，提出“中国模式”，以中国经验对抗普世价值。和“新左”隐晦的学术面孔不同的是，党内“老左”一出场即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掩饰自己的身份，匿名撰写多篇“万言书”，从改革纲领到具体政策，全盘否定邓小平路线，把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种用毛左法统公开挑战改革法统的做法，执政党居然从未予以回击，听之任之。2000年，党的前任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意图向社会民主迈步，在党内“老左”万言书的狙击下，只迈出半步便不敢往前。党内“老左”掌握毛的法统，对执政党实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底线。在“新左”和“老左”的呼应下，民间逐步形成民粹主义的“毛左”，以“乌有之乡”为代表，态度更加极端，公开要求恢复文革路线，把打到“四人帮”称之为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公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言辞之大胆激烈，不仅完全超乎现行法律，也超乎执政党现有的政治伦理。“毛左”思想领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高树毛的旗帜，以极左理论劫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以红色话语刺激民意，动员民粹。因此，言辞虽然极端，却毫无政治风险，近年来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实际上已形成政党雏形，一旦时机成熟，恐怕还会造出更大声势。          左的思潮的大规模回潮，有多重原因，除了80年代执政党清算文革不力留下后患之外，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近20年来，国民经济总量有了巨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和垄断社会主要资源，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毫无保障，以至社会危机浮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在缺乏制度有效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人们怀念毛时代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左派思潮重新崛起创造了民意基础。左派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见识，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左右之争的根源是利益分裂、阶层分裂和族群分裂。从当下的社会构成来看，工农弱势群体，左翼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资源的人群，的确构成了左派的社会基础，对于这批人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如何表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左派阵营的三股势力，学界“新左”，政界“老左”和民间“毛左”，虽然话语方式不一样，但价值取向一致，都是力求抓住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让左派欢欣鼓舞，左的资源不再分散四处，各自为战，而是得到制度整合。左派教授去重庆任职，红色网友去重庆朝圣，执政党高官纷纷前去背书，重庆俨然已有革命延安风采。对于左派来说，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符合底层群体利益，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重庆的价值导向，即红色资源的再开发。福利主义战略在任何制度下都可实行，惟独中国的红色传统是毛奠定的革命正统，已荒废时日，有待重新振兴。重庆“唱红”显然是红色传统再次复兴的重要举措，大规模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唱红方式，也极其符合历史上红色动员的传统做法，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革命正统标准，参与其间，身受革命教育，延续革命法统。          重庆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推广“唱红”运动时，其政治远见应该远远超于乌有之乡所看到的那些范围，大概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声势这些外在效果。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他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切身的感受，对于毛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和做法，私下里也未必不会有批判和反思。在他以前的政治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和左的人物与事件有过什么特别关联。这回以异乎寻常的做法，主动以左派救世主形象出场，一手“唱红”，一手“打黑”，即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意图高远的政治家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基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判断，选择打左灯，向左转，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战略选择了。他实际诉诸了两方面力量，一是来自于民间左派阵营的各种力量，包括新左老左和毛左，和他们形成互动格局，相互支持。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那些意气相投者或利益相关者。这10年来，在执政党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已是常态，对于左派彻底否定改革路线的各种言论，听之任之，纵容不管；相反，对于右派言论则是严防死守，不得出格。国民待遇不一样，是因为左的正统性在执政党内依旧保留着，毛的至尊地位还被供着，左的话语即使充满文革腔调，那也是一个祖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价值取向一致，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大目标下，左派不分激进与温和，不分党内和党外，已形成一股合力。“重庆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借助的就是这个力量。打民生牌召唤民意，“唱红”掌握革命法统，“打黑”两者兼具，三者的共同目的是最大范围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势在必行的政治突破，以便在最高权力的更新换代中掌握主动权。          “重庆模式”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正面临重要关口，路径选择、结构调整和人事更替交错在一起，充满机遇，时不我待。所谓“地利”，重庆虽偏于西南一隅，但此地自己做主，随心所欲，动静做大了，可影响全局。所谓“人和”，用“唱红”整合红色资源，动员民粹，抓意识形态主导力量，重新型塑党内法统。如果没有局长出走事件，占据如此有利条件，加之上下呼应，内外结合，重庆这位政治强人应能按其意愿，上位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看起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个政治强人的无奈出局，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信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重庆模式”的正当性也将遭到根本置疑。民生经济尚可进行，其绩效的总体评价早晚也会到来，最后必将拷问国家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打黑”模式基本瓦解，其合法性荡然无存，执法违法的相关当事人和机构必将接受法律审判；“唱红”则是处境尴尬，欲罢还休，大规模的红歌会已经休克，以前说出去的大话要费劲再收回来，重庆卫视更是在活受罪，财政一旦断粮，肯定打回原形，再和广告过不去就是关门歇业。由此看来，重庆这幕大剧难以为继，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内在注定，从其开始起的一系列诸多做法，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法律，违背社会普遍正义，甚至违背人之常情。从根本上看，是以毛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法统违背由邓开创、由广大人民实行的改革法统。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迄今围绕“重庆模式”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法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诸如是坚持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导向、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回到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不同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重庆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超越了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人们透过重庆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做法，其实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不同走向。究竟是以毛以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继续作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还是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重新建构符合宪政民主的历史价值观，可能是比经济路径选择更重要的选择。如何认识中国红色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思维，如何认识和清算文革历史，如何认识和评价毛的政治错误，都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而有待解决的急迫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给出正确的结论，左右之争仍将长期存在，并将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社会分裂，各种红色动员活动还会一再出现，重庆的红色之困也将持续地成为中国之困。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6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冯筱才：身份、仪式与政治——1956年后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 进入专题 ： 思想改造 社会主义 身份 仪式    ● 冯筱才       摘 要：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全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他们继续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被迫接受持续的思想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资本家身份成为一种政治运用的工具，通过身份定义与再定义，那些被改造对象陷于不安全的状态，改造也有了持续的合法性。为完成改造任务，工商界人士被卷入频繁的政治学习运动中，但学习多表现为一种仪式化过程，政治表态比内心认同更受当局重视，强制合法性认同也藉以建立。这种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不但反映出政策的内在矛盾，亦与后来时势的动荡变化紧密相联。     关键词： 思想改造； 社会主义； 身份； 仪式； 政治文化          1956 年，对中国私营工商业来说，是其企业产权全面变更的一年。1 月，北京市率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各地纷纷跟进，至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化”的过程。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业主可按月领取定息，但失去对其企业的支配权。然而，吊诡的是，尽管企业已经社会主义化，数百万的业主仍继续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被迫接受持续的思想改造。     目前学术界对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知识分子群体，尤其聚焦于建国初期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思想改造”不仅是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行动，其对象至少还包括广大的“资产阶级分子”，而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更从 1956 年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之后。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改造的形式主义色彩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更浓。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学界较多地关注企业产权的消失过程，对此后工商业者的遭遇变化缺乏研究。为何中共在 1956 年公私合营完成后，仍坚持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改造的政策？ 个人认为这与中共实用主义考量有关。学界多认为 1978 年后中国政治开始呈现出典型的实用主义特色，笔者认为这种新政治传统，也许可以追溯至更早，1950 年代，在意识形态宣传高涨的背后，我们仍可发现实用主义的内核。1956 年后中共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种实用主义政治，与仪式化的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便构成这场持续二十余年涉及无数人命运的日常改造生活。本文将通过研究这一改造的实际过程，来考察 1956 年后中共对私改造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而分析 1950 年代中叶后其政治文化的相关特点。          一 “资本家”身份与思想改造          马克思主义把“资本家”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人。1956 年以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但当局认为前私营工商业者的资本家帽子仍不能摘掉。其理由是一方面由于这些人还领取“剥削性质”的定息，另一方面，他们身上仍存在许多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矛盾的“消极性”，故思想改造便极为必要。不过，从政策实际变化来看，资本家身份不能取消无疑有更复杂的实际背景。     1956 年 9 月，国务院对私改造办公室回答地方政策咨询时曾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要求改变阶级成份时，原则上宜在彻底改变资本家所有制的时候，一道解决，过早改变资本家的阶级成分，不但将会引起资产阶级内部的被动不安，而且不利于当前对资本家的教育改造工作的进行。因此，工商业者的身份问题实际上是牵涉到政治全局的一个安排。1958 年底，湖北省委统战部在该省统战工作会议上，对为何不能同意“资产阶级分子”摘帽要求，曾提出一个较系统的解释，他们认为至少有 4 点好处： 1、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改造，保持我们政治上的主动，以便更好地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 2、有利国内外的影响，可以壮大我们，孤立敌人； 3、照顾他们的生活，使其安心改造； 4、保持对立面，使全民引起警惕。     这 4 点理由，从政治上来看，主要就是想通过限制工商业者的平等政治权利，以保留一个阶级“对立面”。在统战思想上，当局也是将所谓“资产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来加以考虑，其人数据说有 3 000 万以上，且集中于大中城市，于政治经济及文化上都有重要影响。在这个结构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视为是其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则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言人”，那么“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便是经济上的社会基础了。因此，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便不仅仅牵涉到他们的政治地位，亦是解决非“工农联盟”人士政治认同或“使用安全”的一个战略性安排。     所谓“使用安全”，主要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当局在现实上仍必须充分利用那些被改造阶层的专业才能与技术，其实，这也是中国“和平改造”的一个重要背景。但这些人 1949 年前多接受过一定教育，甚至有留学经历，与前政权或其“反动社会基础”有联系，因此，如何在发挥其专长的同时又避免“政治危险”，便成为统战工作的难题。1957 年 5 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亦承认“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但基于安全性考量，毛表示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改造他们。是故，“反右”开始后，针对章乃器等人认为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都有两面性，官方进行了全面批判。     其实，无论是对被改造者，还是执行改造任务的基层干部，资产阶级身份都不纯粹是一个思想意识的问题，而是与实际的经济利益以及各种待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在 1956 年后便成为一个歧视性政治身份，在资源缺乏的情形下，基层单位干部便很容易将戴着这些帽子的职员划入另类，给他们不公平的待遇。1962 年 10 月，广东省委统战部便发现该省不少地区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生活待遇上，存在着歧视的现象，对国家定量配给的商品，少给或不给。医疗方面的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当局曾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资金在 1 000 元以上的，基本自理。工会会籍是另外一个焦点的问题。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后，全国总工会曾认为工商业者在放弃了定息以后，可以加入工会。但中共高层经济主管官员则更多地考虑工商业者加入工会给政府可能带来的包袱。因此，1956 年底，陈云表示不同意所有工商业者在放弃定息后可被吸收入工会，只能个别解决。在当时，工会会员并非一个空头的名义，而是有具体经济甚至政治待遇的差别。当时的工会会员证，其实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政治身份证明，重要的是，这种证明的效力有时会影响到所有家庭成员。这种基层实际，与当局的一些政策表态相差甚远。     资本家的身份无法更换，也可能会给过去的私营工商业者带来消极的影响，这当然会影响到发挥他们的特长与技术。因此，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过程中，中共也会不断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立场进行排队，即按左( 进步) 、中( 中间) 、右( 落后) 来区分不同的人员，这种排队的结果实际上决定了被改造者的内部差异，部分进步分子可能获得改变身份的机会，但同时部分落后分子也可能受到严厉惩罚。这种排队的机制，给处于被改造状态的原私营工商业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成为一种政治表现激励机制。从材料来看，通常各单位排队的结果大致上都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所谓随大流”的中间派往往占大多数，如 1957 年济南工商系统 6 个部门政治思想排队的结果显示，“进步分子”占资产阶级分子总人数的 18%，“落后分子”占 22%，中间派则占 60%。这种排队政策，其实也是将“资产阶级分子”的身份进行再定义，当局也用各派比例数字的变化，来证明改造的效果，或改造必要性及合理性。     当然，不论是改造也好，排队也好，对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措施都与形势发展密切相关。1956 年后，各地陆续出现“地下工厂”以及自营工业，中共在“反右”后将这些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漫延，因此，对资本家改造的必要性更加强调。“四清”运动开始，中共对资产阶级分子干部和核心分子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成为运动靶子。这种针对“代表性人士”的批判，也意味着中共统战政策开始有了大转折，即不再对“代表人士”保护过关，而是将他们置于批判台上，进行“残酷斗争”。到 1965 年初开始，当局更开始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反资产阶级宣传，揭露“资本家罪恶史”。其实，这也是后来对资本家进行大抄家与大批斗的前兆。          二 仪式： 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如何进行？          思想改造，首先就得开会。开会，对于一个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政体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参与行为。然而就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实来看，开会往往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政治过程。这一点在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过程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中共在刚刚开始发动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时，曾特别强调需要遵循自愿原则。1956 年 3 月 27日，全国政协发布“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决定强调“参加学习与否，必须按照自愿原则”、“必须贯彻自由思考、自由辩论的教学方法”。但各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却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决议去做。10 月，全国政协就发现各地在组织学习中便出现一些强迫性的做法，如“生硬地检查思想，甚至变相地形成审查历史”，有的则是通过着重培养典型，组织典型发言，在学员中造成必须批判自己才能过关的氛围。有的地方则采取订“学习公约”，“当众提保证”等办法，造成紧张气氛，亦有举行竞赛，评选学习模范者。对于地方当局来说，快速将上级布置的政治学习的任务完成，尤其在数字上实现突破，是获得政绩同时减轻工作负担的重要途径，因此统战部门所批评的要求过高、过急，欲将思想改造“毕其功于一役”等问题，便无法根本解决。     其实，中共的统战政策自身也常随着形势发生变化，如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上述自愿、自觉的原则便基本上无人再提，随后发生的工商界整风运动，搬用“大跃进”方式，以揭发批判、向党交心、订立自我改造规划等浮夸形式为主要内容。基层将整风反右当成是强制的群众运动推行，有的地方连续“搞了 10 日 10 夜”，大字报的数量成为运动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实际上右派早已内定，因此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将内定工商界右派分子“合法化生产”出来的一种过程，政治仪式色彩十足。这种过程在政治学习班最为明显。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时称： “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然而这种要求基层很难做到，尤其在变化的形势下，基层单位没有办法花费巨大成本来执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工作，因此，为应付上级要求，必然会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采取能够短期看到实际成效的办法。举办政治学习班，便成为一条捷径。据称从1956 到1957 年，全国有5 万多工商业者参加了短期讲习班，接受“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120 余万人参加各种业余政治理论学习。政治学习班成为中共基层实行对资思想改造的最重要途径。     这种政治学习班举办相当频繁，举办单位不一，其对象亦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决定，自然其目的也各异。如 1965 年下半年，上海市闸北、卢湾、长宁、南市 4 个区工商行政税务部门为了“突出政治”集中个体商贩，举办政治学习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其用意显与商贩征税有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比今昔、“揭盖子”( 即揭露行业黑幕) 、议是非、立方向等方法，一方面向他们灌输“劳动人民翻身作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道理，一方面启发他们明白“阶级斗争”的事实，克服“严重自发倾向”，为时一个半月到二个月，上海市人委称“效果很好”。次年 3 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税务局也宣布要在办学习班的基础上，加强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组织和带领工商业者学习毛主席著作，促使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器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对于被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言，他们在改造中的表现直接关系着他们今后的命运。因此，很多人都会在接受改造中发表违心的但是符合改造要求的言论。他们不仅按照党的要求进行“深入”的自我谴责，也时不时地批判他人以表示自己思想的进步。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曾在报纸发表文章，通过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甚至说： “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 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     然而，这种个人反省和谴责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也只有当事人本人才清楚。相反，对别人的批评则可能因为良心的不安而有些反悔的举动，从中更可以看出被改造者的言不由衷。如，上海市交通电工器材采购供应站周廉清认为自己揭发右派王载非的大字报语气过于厉害，因此将大字报稿子给王载非看，以求得其谅解。这类情况并非个案，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也曾提出要严厉批判工商界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温情主义”，以及“明斗暗睦”( 表面斗争背地道歉)。     1958 年工商界整风运动中，当局要求工商界人士都向党交心。很多被改造者在“交心”过程中都避实就虚。如上海市商业一局统战部就提到纺织品站顾问陈钟平脱离实际，在向党交心中，不主动，只是夸夸其谈，避免暴露自己思想。上海市交通电工器材采购供应站干部奚生源亦被批“交心条文多，其实质分析批判少，甚至有的不符合逻辑”。从某种方面说，“交心”要交得透的重点在于通过交心表明你的政治态度，以示效忠。倘若仅仅就事论事，不论你反省的多么深刻，都不会被认为交心交得彻底。     也正因为此，陈叔通在 1960 年 2 月民建、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大书一副对联，称： 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盛丕华和许涤新都强调立场问题。盛认为： “立场与认识是分不开的，既要站稳立场，还要提高认识”。许则称“对工商界来说，立场是决定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立场变了，思想意识，看问题的观点方法也就会改变”。这无异于将思想问题转化成为教条性的路线问题了。     工商业者除了会配合当局来进行“改造表演”之外，亦有被改造者会采用消极办法来抵制改造学习，这也使得所谓“仪式化”变得更加空洞。对大多数原私营工商业者来说，对公私合营后的“继续改造”都产生厌倦与反感，不过一些人也明白改造无终日，也不愿意多暴露思想，宁可“少说话，多干活”，参加时事座谈会也先写发言稿，再照本宣读。1964 年，太原市委在民建、工商联举办了一期学习班。对改造抵触不满者便称“工商联是思想公司，政协是改造铺子，来了就是讨苦吃”。1962 年 9 月，中共上海市广告公司营业部支部委员会在一份关于私方人员改造工作的情况报告中，介绍了私方人员“假改造”的种种表现，如以“识相点”、“两凑凑”、“适可而止”、“见风使舵，投党所好”、“适者生存”、“识时务者为俊杰”等观念，作为抵制自我改造的办法。这种“顺时而变”的态度，亦反映了私营工商业者在压力下渐渐发展出仪式化的政治表演策略。     就连一些老年工商业者亦渐渐学会如何在政治学习班中采取适当方案来规避政治风险。调查发现，有不少政治学习小组在没有干部没有骨干参加的情况下专谈“二经三道”——即谈吃经、白相经，谈养生之道、生财之道( 发家史) 和旧的一套处世哲学之道。他们标榜在小组中不谈国家大事，只谈生活小事，在政治上是不犯错误的。          三 实用主义政治： 资本家思想改造的背后          1956 年，当全国都在宣传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完成时，其实在许多地方，原企业内部产权关系仍未真正理清，清产核资、生产改组与人事安排等均有待落实。为了让企业能够尽快顺利过渡，原业主的配合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中共以承诺定息的原因暂时保留资本家的身份，但给予适当安排与照顾，可以让他们更有效地为新企业工作，减少生产与经营管理方面的阻力。官方的宣传中也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目标定为“逐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这种实际的考虑，到 1959 年 7 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仍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是次会议仍规定对私改造必须“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工作或劳动实践为基础”。不过，此时我们已经很少在官方报道中看到要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提法。不过，中共高层的统战逻辑，基层干部们未必能充分理解。因此，在 1961 年城市人口精简过程中，许多地方都将资产阶级分子先列入被精简人员名单。甚至一些“代表性人士”( 主要是工商联、民建组织的委员) 也被劝退休。     对此，中央统战部与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各地摸清工商业者技术业务能力底细，对有业务经验与技术专长者，必须要对他们安排使用。同时要求各地“不要把民主人士和资方人员当包袱精简推出去”。“工作需要”与“技术专长”也是后来处理“代表性人士”退休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曾被认为是中共一大发明。中共吸取苏联的教训，采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来处理私人工商业，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在后斯大林时代欲创造国际共产主义的新经验，在理论及实践上超越苏联的一种尝试。因此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完成后，中共曾邀请许多国际友人来参观其对资改造的成功经验。据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文辉在《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10 日发表的文章，苏联、波兰、匈牙利、印度等国都曾有代表团到重庆工商政治学校访问，学员们告诉代表： 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适当安排，目前生活无问题，而且有美好的前途，因此，热爱共产党，热爱企业”。这种宣传文章不仅出现在公开的报道中，对资改造的主管官员在内部讲话中也再三指出： 资产阶级较长时间存在，对加强国内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利的。     1957 年 4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先后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期间中共曾安排他与一些“红色资本家”会面，这些被改造过的资本家给伏氏留下深刻印象，他对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政策给予很高评价，称中国的对资改造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中共“天才地解决了一项最艰难的革命任务，并且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这种评价当然成为中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证言。     尽管国内外环境对中共的对资改造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毛泽东个人态度也起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1950 年中期以后，毛泽东越来越趋向于根据“即时性”权力政治的目标来对国家政策发表指导性意见，不大在乎自己说法的前后统一性，讲话基调亦根据时势需要不断调整，短期实用主义色彩甚浓。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当然会给具体行政执行部门带来很大的困扰。1953 年后中共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统战政策，就是这样随着毛泽东意见的转移而不断调整。作为当时的统战工作行政最高主管，李维汉更加注意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一致性，试图按照中央部署在一定时间内将资产阶级消灭。但是，依据现在的史料来看，毛泽东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期限的。所以在“消灭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上，李维汉并没有准确领悟毛泽东的的意见，这也导致 1962 年后统战政策的大反复，并对数百万资产阶级分子的命运带来深远的影响。     1958 年 6 月，李维汉起草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 草稿) 》，提到要在五年内或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大约 114 万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与政治改造。从 1959 年起，让具备条件的人分期分批摘去帽子，加入工会。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审读过程中，认为这个草稿对形势和任务估计急了一些，对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够，最后提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没有写上“消灭资产阶级”这一条，并将有关工商业者摘帽子的内容全部删除。到 1962 年 9 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指出资产阶级有一个“大反复”，声称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在会上也受到批判。1964 年 12 月，李被撤除统战部长一职。李后来在回忆中承认，虽然自己“尽量跟”，但感到自己是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为什么毛泽东对维持一个资产阶级那么有兴趣？ 可能是与他对党内权力斗争的思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资产阶级被消灭掉了，那么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也无从谈起。因此，为了能够让党内斗争能够“合理”地发动起来，“阶级斗争”便成为其一大法宝。但当党内斗争告一段落，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看法便有了新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69 年 5 月，毛同意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转发落实对资产阶级政策的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政策材料。该份材料的主旨就是表示要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即使对其中极少数反动分子，在斗争的同时也应“给予出路”。同时文件提出要将那些“不够资本家的”的人划出来。这个文件给许多资本家带来了摘帽子的希望，各地基层单位也以此为契机对资本家职员进行身份甄别，一些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被“带进来”的小商小贩，或小业主，被摘去了资本家的帽子。          四 结 论          目前学术界对 1949 年后中共政治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其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乌托邦理想主义等，最新的研究也在探讨中共如何运用文化符号来建构其政治统治。本文则想将重心转向其实用主义的一面，通过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观察从中央到基层政治运作的机制。资本家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与中共经济政策有关，后者与文化教育政策有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管制容易理解，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工商业者既然失去了其企业产权，为何还要接受没有终点的“改造”？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1956 年后，中共或毛泽东实际上是在刻意维持一个“资产阶级”，以配合其政治需求，工具性目的至为明显。     在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资本家的身份成为一种运用的工具，通过身份定义与再定义，让那些被改造对象陷于不安全的状态，被迫接受改造。其实这也是赋予其改造以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正因为存在资产阶级分子，阶级矛盾继续存在，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继续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便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反复确定被改造者的政治位置，并决定其不同的政治待遇——政治排队，也是对被改造者身份进行再定义的过程，同时变化的排队结果，也能说明政治改造的必要性。     为了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工商界人士被卷入频繁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在这种政治学习过程中，仪式则成为一种强制的合法性认同的机制。当政治学习与教育仪式化之后，究竟受教育者是否能从内心接受说教便不再重要，过程中的表态比内心认同更受当局重视。通过这种表态，中共能够建立一套强制性认同，并进而将其统治及政策合法化。有经验的被改造者，亦明白当局需要的其实是他们的仪式化效忠表演，而不是对某种理论的真正的理解与接受。政治教育仪式化的结果，便是大多数人都愈来愈犬儒化，当内心世界与公开表态发生冲突时，人们的意识其实也陷入分裂。所以，这些学习过程都是仪式性的。仪式过程的不配合者，便往往容易让自己被贴上不良的政治身份标签。     这种身份工具化与政治仪式化，亦反映出中共的实用主义政治文化，其背后都与各方实际的现实考虑有关，而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改造程序，来让资本家们接受某种系统化的教条说法。1956 年后中共在对待资产阶级分子的统战和消灭资产阶级政策之间变化不定，都与一定的经济目标、合法性需要有关，对资改造不同的变化脉络亦反映出高层领导人的权力企图。资产阶级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到后来已经不是由唯物主义经济论能够决定的，而成为一种带有主观唯心论色彩的“政治问题”。到 1964 年之后，中共的对内统战政策实际上已趋于瓦解，“文革”的巨大风暴已经在奔袭而来。          来源: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思想改造 社会主义 身份 仪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090.html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三、谈“占领华尔街”，谈新左派：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政见CNPolitics】201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占领全世界，法国也有这个运动的分支吧？   　　【潘鸣啸】也有。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在马德里开始占领，他们用的名词是indignados，从一个法国人的书里拿来的，意思是“愤慨的”。那本书的作者是94岁的法国人StephaneHessel，书名叫《你们要愤慨！（Indignez-vous！）》。他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参加了抵抗德国侵略法国的游击队，也参加了一些政治谈判和讨论，参与写了一个大纲，商讨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纲影响了之后的法国历史。比如说，法国要采取较高的社会福利，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后来这个人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编写。   　　他现在老了，还非常有精神，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短小，但一下子卖了一百万册，我自己也买了。他在里面说，现在很多人太容易接受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金融领导一切，几个在华尔街搞股票的人就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样不行，我们要愤慨，要改变这个制度。   　　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现在欧洲有金融危机，这些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应该愤慨。后来这个运动扩展到了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美国，再加上华尔街代表了全世界金融的力量，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皆知了。   　　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解决危机的理论，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状况，就要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忍受”，所以我很赞同这场运动。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如果政治有它的神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让社会和谐。如果你让一部分特权阶级决定一切，这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民主的。现在好像民主国家也不民主了，因为人们没有决定权，而是由一些有钱的金融公司来决定。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应该找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大是全世界的倾向，要反思为什么，可以有什么办法。   　　有一些很具体的办法，比如法国政府主张对全部的国际金融贸易扣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劳动者没有得到什么保护，而资产阶级什么保护都有。以前要把钱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很麻烦，现在只要用电脑，几秒钟就可以把很大数额的钱汇出国。   　　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世界比较公平。那么多有钱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有所贡献，去承担一些经济责任。另外，现在也有一种矛盾：虚拟经济和实业经济太不平衡，金融引导一切。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东西，电脑里有一个虚拟的空间，可是电脑本身还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制造的。那么这些制造的东西也需要有人做，需要工程师和工人。   　　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管理。现在也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G20、IMF、联合国，它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自己也是左派，现在中国有一批人号称“新左派”，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关注？比如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   　　【潘鸣啸】我在巴黎的时候做过一项工作：介绍中国最近几年的思想辩论，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   　　我不同意这些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跨国公司如果对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当地政府同意甚至参与了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他们却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不一定要反对，也可以赞扬，但他们好像把这一点给完全忽视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力，他们看东西是有一个盲点的。   　 　四、谈中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政治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您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潘鸣啸】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特别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不到档案是非常麻烦的。研究中国的政治，除了档案，还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你只能从外面看一些现象，比如说某个领导没有参加什么会，然后分析觉得有问题。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猜想。   　　【政见CNPolitics】您跟体制内的学者打过交道吗？他们可能能有一些渠道拿到内部资料。   　　【潘鸣啸】当然他们的渠道会多一点，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越是体制内，就越是不肯跟我见面。比如说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是帮了忙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想联系他们见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回应。我觉得很可惜，我很想和那些人谈话，不只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资料，也是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在尽量做好事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知道的多，觉得跟外国人打交道太敏感了。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说，您是做历史研究的，不能预言未来。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单纯是为了搞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为了影响现在的事情呢？   　　【潘鸣啸】当然还是要影响现在的事情。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也得分情况。你要先弄清楚历史事实，怎么评价，有什么教训，这就是当代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历史有规律存在吗？从以前的东西里能总结出来规律吗？   　　【潘鸣啸】问题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能有试验。比如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大试验，并且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能有同样的试验再次发生。即使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但是那么多的因素已经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了。历史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试验、再试验，就可以接近事实了。可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规律的，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当然，不能预言未来，因为太多的因素在变。   　　在这个方面，我跟一些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西方的历史，根本不能给我们太多经验。我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辩论，他也很反对中国社会现在的腐败现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学学西方呢？当然学习西方不能完全地解决，但是可以基本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有监督。一个人有权力没有监督，他会很容易就往坏的方面去了。怎么监督呢？新闻媒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个部分。   　　【政见CNPolitics】那您觉得，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可以为朝鲜提供借鉴吗？   　　【潘鸣啸】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朝鲜旅游。他们觉得这是一趟“穿越”到过去的旅游，是一次时间上的旅游。那里像过去的中国，但是比毛泽东时代更厉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共产主义朝廷，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如果马克思能看到这件事，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我觉得它跟中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领导阶层真的是一小部分，一个家族，和一部分的特权阶层，其他的人很穷，没有什么权力。有人饿死，有人在喝洋酒，过很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总是需要解决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朝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平壤的法国人，他说那边的情况是领导层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也在改变，比如在边境搞一些特区，搞一些赌钱的地方，可以赚一些外汇。可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很难说。而且他们新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世袭的继承方法，真的令人很担心。   　　【政见CNPolitics】现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多，您觉得现有的这些研究足够吗？   　　【潘鸣啸】还是有一些盲点，因为有一些禁区，所以你的研究总是很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虽然你可以掌握很多资料，你知道大概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对策。可是你看到了问题、想到了解决办法，那么有没有政治的意志来执行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呢？   　　【潘鸣啸】非常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发达了，赶上西方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变化太慢。这些不平衡，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大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一般来说，中国人是很实事求是的，虽然有过一段时期比较狂热。我希望中国政府的领导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比较理性的政策。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潘鸣啸】长期地讲，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经济变化，应该有能力去促进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太盲目的乐观。因为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因为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变动，这些利益都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要反对这些逻辑，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要怎么解决，当然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没有您非常欣赏的人？   　　【潘鸣啸】我觉得现在西方缺少一些掌握中国整体情况的学者。美国的学术界非常专业化，有一些人是某一个很小的领域的专家，可是他不懂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很少有掌握了全面情况的西方学者。至于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也只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些人，我比较赞同。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态度，我比较认同徐友渔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我跟秦晖比较接近，他掌握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公平问题。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学术上，我觉得我和不少中国学者有相似的观点。而事实上，我和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完）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作者：潘鸣啸 方可成 王磬，原载: 《政见》201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