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认可的中国人的贡献。对于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没有了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没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思想）与中国人脑海中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 尽管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游击队或反政府组织给自己打上了毛主义的烙印，但这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更与中国无关。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曾说：“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 现实中，毛泽东所追求的“一大二公”，“消灭三大差别”等理念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毫不影响这些理念的感染力。更有趣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空前缩小的互联网空间里，许多人正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毛泽东的思想，甚至有的还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比如代表web2.0时代对传统商业观念最彻底颠覆的维基百科，因为其“集体创作”“自由”“版权共享”等概念，被称作“数码毛主义”。在西方人观念里，“毛泽东主义”代表着冲破一切先天或后天的不平等，以集体的乌托邦实现彻底的个人解放。 互联网观察家Jaron Lanier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青年文化运动有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方面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热切盼望集体认同。而毛泽东主义之所以在全球化大潮滚滚的今天依然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恰恰因为他是后一种线索最集中的体现。 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分辨出毛的思想在曼哈顿和安第斯山所体现出的不同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 毛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影响：“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这年的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画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旁观着身后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致力于国民的富裕，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帝国一夜之间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资本不是诅咒和驱逐的对象，相反，令多数国家趋之若骛。 在告别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后的中国，他被请下神坛，人们开始崇敬商业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请上神坛——以他最不喜欢的方式——他的画像成为中国汽车司机保平安的护身符；他的颂歌被最俗艳的电子乐包装后再次铺天盖地响彻在各个角落；小到钥匙扣，大到限量发行的金表都曾争先恐后地印上他的头像以促销；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热卖，供着不灭的香火，担任着保佑商人发财的任务。 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完成了拜金时代最彻底的自我反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毛不再继续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元素符号，他一度被遗忘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重新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日渐拉大的分配差距与社会越发严重的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失落的人生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追忆。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纪念堂瞻仰；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号召力，并非仅仅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拥有的超凡个性魅力，还来自他思想和观念的穿透力。“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第三世界部分国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 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是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就埋下了。苏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开化以免国际共运的分裂，但《人民日报》则认为“真理越辩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管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 随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对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则使这两个党在国际共运内部被孤立。 但是，在未获得政权国家的共产党中，毛主义并不缺乏支持者。他们干脆从党内分裂出去，由于他们相信毛的不断革命才“正统”，故在另组共产党时，加上“马列”或“毛主义”，但这些毛派共产党规模小而且边缘化。   “毛主义”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演讲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并谈到了对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但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暴发传播开来。相比苏共历史上有过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权主义，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无疑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毛主义”中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窜连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 “五月风暴”的顶点，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 虽然“五月风暴”中曾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有5人死亡，但它是场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法国学生“要做爱不要作战”，没人打算组织游击队。“五月风暴”使法国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毛泽东主义”也使那些过去仰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 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   当毛主席握住尼克松的手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这次握手导致了世界“毛主义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决定意义的大分裂。 日本赤军骨干坂口宏在其回忆录《浅间山庄》中写道：“收音机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犹如空中爆响了一颗炸弹。” 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苏分裂后，中共将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看成是“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 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在“尼克松”访华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背叛革命”，并开始着手修订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毛主义运动高潮结束。 据一些资料披露，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透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产党，打出反对修正主义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据现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秘鲁光辉道路等组织也曾试图在文革后担当领导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随着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 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义”热情，是伴着青春冲动一起结束的。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保守主义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跃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给国际共运，特别是国际共运中的毛派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门格斯在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转向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寻求支持。而现在，他们好像都回到了过去的阵线，甚至倒向更为激进的派别”。 门格斯继续解释道：“许多共产党组织依然活跃，但隐蔽在反全球化联盟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认为，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印度共产党（毛派）、朝鲜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到底是哪些党派在背后援助RIM和ICMLPO这两个国际性的毛派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增加。以ICMLPO为例，在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时候，参加ICMLPO的政党为21个，到第七届世界大会时，达到了27个之多。 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的毛派组织与其他左翼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各国的内政问题上，各政党似乎都学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在发达国家或其它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毛派政党坚持“群众路线”，支持劳工权益，甚至与其它左翼政党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产党，都是当地左翼执政联盟中的一员。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毛派政党，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农村统治时，也开始学会与政府打交道。长期坚持斗争的尼泊尔毛派于今年6月开始与政府展开艰难的合作，而印度、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国的毛派组织都于更早的时候不同程度地与当局妥协，以谋求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 而在欠发达国家，毛派政党——更多的是毛派游击队，则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的思想，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与当局分庭抗礼。典型代表为：哥伦比亚依靠毒品生产和走私为生的毛派游击队；掌握尼泊尔农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产党；乃至更为赫赫有名的秘鲁“光辉道路”——红旗派游击队。 发达国家的毛派政党并不急于实现“武装革命”，这与“斗争环境”有关——很难拥有“根据地”并实现“武装革命”。但发达国家的毛派知识分子也没闲着，互联网时代终于给了他们实现建立自己根据地的理想。毛主义者纷纷在互联网设置论坛和网站，系统地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ICMLPO的官方网站列出了参与其会议的政党名单和会议报告，而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的网站则丰富得多，甚至还提供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下载，并不时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美国的另一个毛派组织——国际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则忙于展开批判好莱坞电影的专项斗争。在他们的网页上，从《虫虫特工队》到《独立日》都在“揭批”的范围之内，他们毫不讳言这是在效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来自大学校园的国际毛主义者运动的理论家们坚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进”很多，所以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独立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欺凌攻打地球人情节是“资产阶级的造谣”，“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帮助地球人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这样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现：“世界革命”的核心与“新社会的曙光”将出现于中亚——中东地区，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毛主义”最令人惊奇的复兴，是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崛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实现“毛主义”理想的信心，与石油价格一起猛涨。委内瑞拉在石油涨价的这些美好时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超过十万家，占成年人总数的10％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查韦斯在2005年召开的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要建立起“21世纪社会主义”。概言之，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渐企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摆脱市场交换、改代议制民主为直接民主、用军民一体化改造军队——查韦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儿和水”。   延伸阅读： 秘鲁的 “ 光辉道路 ”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1.html 复活的印度毛派：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8.html 星条旗下的 “ 东方红 ”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4.html   （黄章晋，《凤凰周刊》执行主编；欧阳斌，《凤凰周刊》记者；胡贲，时政记者，现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原文链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7.html ）。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 奥斯陆文学屋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科幻收藏，并带我去看：在一间大教室一样的房间里，藏有三千五百多册科幻书。奥斯陆文学屋的负责人阿斯拉克告诉我，这些书是他的好友特朗·奥格里姆（Tron Ogrim）捐赠的。他已在二零零七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奥格里姆是挪威毛泽东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的领袖。而阿斯拉克本人，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三年，也担任了该党的负责人。但这个党后来蜕变为社会革命党，与中国不再有联系。阿斯拉克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称奥格里姆是他的导师。 关于国际毛主义运动，如今在中国，可能只有在“乌有之乡”等少数网站上才能查到——那是上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所在。至今，国际毛主义运动仍然存在，据说成员组织分布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尤其是在菲律宾及南亚的孟加拉、尼伯尔、印度等有较大影响。   从小喜读美国科幻杂志 阿斯拉克对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幻作家十分热情，让工作人员打印了一份详细的介绍给我。根据这份介绍，奥格里姆成长在奥斯陆东部郊区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营养生理学家，父亲是物理学家，他们给了儿子很强的文化和政治养分。在三十年代，奥格里姆的父亲就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活跃分子，父母还都是二战时期挪威地下抵抗活动的骨干。 奥格里姆后来还经常热情地谈到他那参加过救世军的祖父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祖母，她与家庭脱离关系成为救世军的“难民营姐妹”。奥格姆从小时起，便是个无神论者。他从父亲的书架上找科学、政治和文学书读，特别喜欢读美国的科学幻想杂志。他说：“我的儿童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思。” 一九六一年，社会主义人民党在挪威创办，抗议挪威加入北约。奥格里姆在这一年加入该党时才十三岁。两年后，该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创办，奥格里姆成了其成员。那时，他对中国对苏联的批判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支持产生了兴趣。他与学校同学一起，很快开始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希望青年联盟成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这一想法当时很吸引人。在一九六九年，毛主席的“小红书”在挪威售出了两万六千册。   挪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使自己的乌托邦思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甚至变成现实可能，奥格姆展现了作为空想思想家的超凡魅力。他参加辩论，举行演讲，大量写作，很快，他被认为是毛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理论家。信奉毛主义的人在一九六八年后，在新的年轻左派中占了统治地位。在一九六九年，青年联盟从它的母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中独立出来，建立新的马列共产党。在一九七三年，工人共产党（马列）成立。从一九六七到一九八四，奥格里姆一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核心。 挪威的毛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是西方世界此类运动最强大的。在这十年的中期，整个挪威的毛主义运动，拥有五千名成员，其中三千人是工人共产党，都是“干部”，他们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政治运动上。工人共产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阶级斗争》，它在一九七七后成为日报，当时，党员们一年就汇集了两千五百万挪威克朗（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用作出版资金；它有自己的出版社“十月”，有二十多个书店，分布在全国；还有录音公司，以及几个政治前线和组织；他们主导了大学社团。在五月一日示威游行中，毛主义者的动员力是社会民主党的两倍。 的确，挪威毛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回国后，在《人民日报》资料库中，也查到了有关报道。比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阶级斗争》报发表社论，欢呼毛选第五卷挪威文版出版。社论说，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便不可能清算现代修正主义，并为建立一个列宁式的新的革命政党打下基础。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挪威的阶级斗争，在挪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过程中，奥格里姆扮演着思想理论家和机构创始人的角色，他创办了《阶级斗争》报、十月出版社和录音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从儿时起，他就是个书虫，他很早就从中校辍学了，因为他的目标是一天要读一本书，学校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些经历加上他的个人魅力和知识积累，奥格里姆在新一代作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今天，毛主义者的在挪威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影响，仍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毛主义运动的相对成功，特别是他们在文化领域和大学的影响，在挪威历史和公共讨论中得到关注。一个原因可能是挪威的毛主义者，尽管代表的是输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并且主要从学生极端分子中吸收力量，他们却尽量与挪威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毛主义者就是实践导向的，总是寻找一条“动员群众”的道路。在六十年代，他们是越南抗争活动的领导力量；在七十年代早期，他们参与并支持了冲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非法罢工；七十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推行一个所谓的“党的无产阶级化运动”：使一千名党员放弃他们的研究活动或者白领工作，而去到产业界打工。虽然大多数干部在几年后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域，但它给了毛主义者以经验，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几百名留下来的人，变成了高调的工会活动家和领导人。尽管如此，毛主义者从未在挪威工人阶级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对于人民来说，它仍然基本上活跃于高等教育界。但是这种极端的职业实践可能使得毛主义者比起其他西方的毛主义者更严肃、更有经验、更有组织性。 奥格里姆对于发展毛主义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推行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总是致力“把事情搞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奥格姆自己在酿酒业工作数年，成了工会的代表。   从乌托邦走向敌托邦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成功，演变为了宗派主义，最后，导致了全面失败。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中，工人共产党仅得百分之零点四的选票，这对毛主义运动是重大打击。奥格里姆用极左方式进行回应，他发表了一篇内容紊乱的左倾机会主义文章。在其中，他宣扬党的无产阶级化，并宣称世界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挪威将被苏联占领。以前的关于挪威革命的乌托邦式表述，现在被第三次世界即将来临的敌乌托邦预言代替了。新的宣示赋予党一个新的任务，要求它在迎接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加强力量，但像大多数人看到的那样，它与挪威现实社会的大部分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党进入了极度宗派化阶段。它为抵抗苏联占领挪威做准备，党员纷纷使用化名，党的三分之一的基地秘密化了，党在全国探挖洞广积粮，还对被认为是“卖国贼”的其他左翼党进行监视。后来，奥格里姆回忆这场运动，说，“这的确是我的风格。在坏的一面，尤其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使得国际毛主义运动以及工人共产党走向衰落（虽然这个党一直正式存在到二零零七年）。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文革中最显赫的领袖，其中一人是毛泽东的妻子，被作为国家的叛徒逮捕了。这是对文革的一次尖锐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含蓄批评。几周后，毛泽东曾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灯塔的阿尔巴尼亚马列主义者，随着中国人一起破灭了。在此基础上国际毛主义运动迎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危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马列主义受到争论，有了不同的意见和中心。不久，工人共产党也遇到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危机，《阶级斗争》报和十月出版社几乎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奥格里姆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或启示性的宗教》（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承认党对于中国和毛泽东曾经批评得太少（他写道：“我们是中国的应声虫。”），并认为现在到了开展符合挪威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时候。但这本书来得太迟了，奥格里姆仍坚持他的信念：毛主义是科学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斯大林百分之七十是好的，百分之三十是坏的。他仍然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实验”。奥格里姆不能挽救这场他曾倾力倡导的运动，他自己成了他想要改变的思想的囚徒。几年后，这个党失掉了几千名成员，大多数欧洲毛主义党作鸟兽散，这也是挪威毛主义运动的衰落。   留下的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奥格里姆离开了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随后脱离了该党。他呆在了政治的外围，却开始了记者、演说家和作家的新生涯，特别是投身于新技术领域。他写了三本科幻小说，还开设了可能是挪威的第一个博客，在上面谈论他喜欢的话题。他说：“我是个松鼠！我找到了一个洞，在那里，我把我写的关于计算机、未来、学校、政治、经济、艺术和所有的一切放进去。” 的确，奥格里姆似乎对一切感兴趣，他不停阅读，并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喜欢的书单，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弗兰德斯语和世界语的书籍，从分类上有诗、犯罪小说、语言史以及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书单包括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他称这个目录是他的自传。 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说：“他去世时留下了巨大的藏书。他的科幻书如今被奥斯陆文学屋编目并陈列。这当然是对所有科幻爱好者的一份大礼，但它也是对我们所有想要了解而不是评判革命精神以及奥格姆试图创造的乌托邦梦的人的礼物。” 这次奥斯陆文学屋在挪威外交部赞助下举办中国文学周，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毛泽东的讨论，请了汪晖等人来演讲。他们赞扬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始于一九七二年向美国打开大门。 阿斯拉克担任了主持，他回忆他小时候，父母都是左翼运动人士，他睡在床上，一睁眼，看到墙上贴的毛泽东的画像，百感交集。 我谈到了中国科幻，称中国宇航界考虑在太空中建立党支部，阿斯拉克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之后，他与我热烈谈论奥格里姆。 如今的挪威，成为了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达到四万美元；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它还是世界上有名的福利国家，几乎与人们“生老病死”有关的一切费用，政府都“承包”了。不少去访问挪威的中国人，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天堂”。   （韩松，科幻作家。原文链接： http://www.guokr.com/blog/75870/ ）

“一个被反复言说、乐此不疲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历史”之伟岸超越和难以捉摸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从妖魔化向学术化转变，而2004年台岛掀起的“毛泽东语录热”，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出“左派”的价值冲动，又有“右派”的防身之术。 从“妖魔”到“人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向学术化转变，以《匪情研究》改刊名为《中国大陆研究》为其标志。最明显的现象是台湾各研究性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的相关主题不断增加，笔者看到的博士论文就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比较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革”起因之研究》等等。 说起台湾的“毛泽东研究”，不能不提起王振辉这个名字。王振辉从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以后，就选择了“毛泽东研究”为主攻方向。数十年前的台湾，如果不是在尖端的研究部门，选这个方向可以说不仅是“冷僻”，而且甚至是“孤立”。（台湾爱国人士在总统府前挥舞着五星红旗） 令人感慨的是，王振辉身处一个教会学校——台中的静宜大学，关于毛泽东的资料并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和思想，写出详细的几卷著作，然后自己筹款印刷发行。打开《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等近百万字计的研究成果，其细腻的史料梳理，严谨立论分析和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竞使人甚至怀疑这不可能出自台湾学者之手。 这个时候，社会上比较学术化的研究作品也陆续出版，更多的是台湾学术界对毛泽东的评价直言不讳。但应看到，此时的“批判”与20年前的“丑化”绝不能混为一谈。 其中，台湾大学历史系童长义博士翻译的日本产经新闻社编辑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征。这些来自日文的相关报道和时事评论，是从 1998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秘闻》为题的连载文章，从该书的第一部“四人帮垮台”、第二部“炮打司令部”一直讲到第六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属通俗性的历史读物，但书后附有详细的年表、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据说，类似这样的书非常抢手，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印刷了。 但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的毛泽东研究著作。 韦政通先生早年得到劳思光教授的启蒙，又受到牟宗三先生影响，立志向学。1958年由徐复观先生大力举荐，以著作检定方式获教师资格，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等书凡31种。可以说，韦政通是并非科班出身却实现了超过科班的成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的人。是不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与毛泽东的教育理念存在着暗合之处呢?仔细想来，这倒好像未必没有一点道理。 韦政通教授的两部毛泽东研究的著作，是1999年9月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2001年8月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据韦教授自述，这前一本书是受到弗罗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一书的影响，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毛泽东，最后作者给出一个相对中性、但又明显感叹的学术断语：“‘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也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的时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 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未来，其影响力势必仍将持续。” 而后一本书可以看作前一本书的空间展开，也可以看成是史实验证。无论怎么说，后者比前者都要宽阔得多。 2004年，台湾开始出现“毛泽东语录热” 其实早在1974年“文革”期间，台湾就暗地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只是只能在极小范围“内部阅览”。与此相对应的是，公开出版物则有王国琛所著《毛泽东语录的透视》一书，该书简约，共计22章，采取边引证边“批判”的形式。 但20年以后，《毛泽东语录》居然在台湾各大书店公开“隆重”登场，媒体为此喧闹了好一阵子。笔者也亲眼见到，在台大对面著名的“诚品书店”里，火红的《毛泽东语录》就摆在进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上。 笔者有幸与此书的策划者和发行人长谈了一个下午。那是一个挺帅气的小伙子，大名杨一峰。 杨一峰很健谈。虽然对于《毛泽东语录》的策划，他三缄其口，但也看得出其中不乏成功的得意。话题转向了对毛泽东的看法。说来话就长了：杨一峰的父亲属于台湾公款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是个信仰坚定的国民党员。后来杨一峰也到了美国。他父亲毕业后坚决要回台湾，以“报效党国”，但作为中学生的杨一峰则不想回去。经过妥协，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读完大学。这样的经历使杨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各色”：“政府”越不让听什么，他就专门“偷听敌台广播”。由于掌握英、日两种语言，可知的世界大得多。“这样，我成了一个典型的‘叛逆者’”，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那时官方总说毛泽东如何如何地坏，而我却在想：既然那么坏，怎么能打败老蒋而占领大陆呢?” 于是有一阵子，杨一峰专读台湾禁书，什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都是英文版，逐渐变成了一个“左派”的崇拜者。 杨一峰现在是一个小型出版社的小老板，自己当自己的家，在其办公室最明显的地方，摆放着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照片。杨一峰向我透露，他的出版社之所以叫做“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思是以东方的视角观察国际事务的文化机构，公司标志则是一只圆睁着的大眼睛，杨一峰特意告诉我，：那可是一只 ‘左眼’哦!” 这本《毛泽东语录》，大陆版中原“再版前言”被删除，代之以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所撰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导读”。扉页上印着庄重的小字：“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台版《毛泽东语录》除了照录了原版的全部内容，还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毛泽东的著作，最后附上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1967～1969指示”两部分内容。看得出来，这样的编排是花了心思的。 杨照的书序正题是：“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分为三部分。“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是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 杨照认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 话挑明了，杨照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是靠着这三条，打败了老蒋，影响了世界。今天要与大陆打交道，要认识、探触到毛泽东性格下的中国现实：“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回过头读读《毛语录》，理解《毛语录》的内容，及其语言与权力的策略”。 可见，台湾版《毛语录》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价值冲动，也有“右派”的防身之术。据说台湾版《毛语录》卖得不错，问杨一峰究竟卖了多少，他说这是“商业秘密”。但我看去年年底已是第五次印刷，私下估计不会少于5000～6000册。要知道，这在台湾出版界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重新评价的“人物” 或许由于身份和影响的考虑，与台湾业内精英谈论毛泽东总感觉有一点“约束”。仔细揣摩，其实这种情况的存在，与其说是由于“禁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而之所以需要谨慎，我想大概是因为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陈永发院士，是专攻中共党史的台湾顶级学者。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时师从Lymanvan Slyke教授，博士论文《Making Revolute 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1936-1945》（《制造革命：1936一1945年华东共产主义运动》），曾获得1986年加州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的最佳著作奖；后来又与英国学者Gregor Benton合著《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道德经济与中国革命》）等书；近年他煌煌数百万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更以翔实的史料和中肯的评述，受到海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 陈院士以稳健和谦虚著称，在我们闲谈时涉及到毛泽东的定位，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个‘人物’!”我想这里的“人物”二字分量很重。 在严谨的历史学家眼中的“人物”显然与常人不尽相同，那将意味着这样的角色尽管难免随着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解释”。但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则是，他已经属于那些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类，在历史的系谱中被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 作为历史学家，陈永发院士的研究视角是复原具体的政治过程，试图在政治事件的细节中展示宏观的历史主题。当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简约地说是觉得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识形态倾向的装饰、掩盖和曲解。比如，为什么毛泽东竟然可能在短短20几年时间内聚集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无论就国民党内部的知识教养，还是就共产党高层的文化素质而言，毛泽东只是其中众多的优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用什么办法，在结果的角度上拔地而起，非常耀眼地凸显出来?在这其中必有奥妙。所以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时期，探讨毛泽东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就形成了他那本关于延安政治运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赘言，在此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同专题研究还没有涉及到这样微观的层次。 一次在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许倬云院士请教中国先秦思想特质问题的时候，偶尔把话题转向了毛泽东。这位著名的资深历史学家平静地说，“就像拿破仑一样，每过10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就要‘翻个个’。” 我理解的许院士的深意是一个被反复言说、乐此不疲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历史”之伟岸超越和难以捉摸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大家之席论，四两拨千钧。尽管许院士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对商周史更是大家，但看来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三个字，无论是个人，还是指精神，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原文链接： http://news.qq.com/a/20100729/001738.htm ） 【返回目录】 【兴】 7-5 潘卡•米什拉：毛主义对全球穷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毛主义可能会减少到近乎毫无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在世界上许多角落，毛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2008年，我在北京见到了小说家余华，他那时候刚从尼泊尔回来。在那里，毛泽东的思想激励革命者们推翻了君主制。作为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和很多他的同龄人一样，他对毛有着极端复杂的看法，而令他惊讶的是，当他听到尼泊尔毛主义者们高唱他年轻时所熟悉的歌曲时，他从未想过他此生会再次听到（那些歌曲）。 实际上，尼泊尔毛主义者的胜利，只是毛泽东“归来”的标志之一。在印度中部，一些武装团体自豪地称呼他们自己为“毛主义者”，他们控制了一个广大的区域。这片区域资源丰富，印度政府试图保持这里的安全，但却遭到毛主义的激烈抵制。根据《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一个报告，像丰田和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巨头都非常依赖这里的矿产资源开发。 似乎是不肯落后于国外的毛主义者，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精心调动人们对毛泽东依旧含混的记忆。通过短信发送毛语录； 在国有的电视台和电台上广播“红歌”；薄熙来，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党委书记，正在领导一场意想不到的毛主义复兴运动。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新闻界更多地是宣称马克思的回归，而不是毛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预期了资本过多积累的问题，并观察到了浮躁而投机的投资者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参差不齐：在造就富人的同时，造就了更多的穷人。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和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游击战争的蓝图，对于许多贫穷国家的人来说更加直接有效。 人们乐于简单地妖魔化毛泽东，或者谴责今天的毛派同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队和红色高棉一样罪恶。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造成的暴力损害的规模相当于过去的两个世纪建立国家的过程期间所有其他灾难的总和，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付出了可怕的成本。仅在上个世纪中，在亚洲的广大地区，从土耳其和伊朗到印度尼西亚和台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死于政治冲突、饥饿和残酷的剥削。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去洗白它们国父的劣迹。然而，领导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国父们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几乎没有人会被苏加诺的书籍激励，或者像纳赛尔及真纳那样，被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所激励。所以，对毛的谴责并不能解释其在国内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近求助于毛，一点都不奇怪，正如他们同时也将孔子作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加以征引。向毛求助，是权宜民粹主义（expedient populism）的范例，不安的统治阶级屡试不爽。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毛泽东和姚明、李娜一样，只是不具刺激性的符号。然而，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有一个危险得多的毛。对于他们来说，毛并不是饱受争议和批评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正如余华在即将完成的一本书中所写：“毛泽东在中国所做的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保持着活力，如同在肥沃土壤中的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 在毛灾难性的统治之前，他就已经发展出了这些易于传播的思想。事实上，他为革命前的中国遭受的疾患开出了药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论游击战（On Guerrilla Warfare”（1937）、疑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和“论持久战”（1938），这些理论，使他在面对竞争对手时赢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将中国内地的封建精英和半殖民地沿海城市中的资本家视为敌人，然后成功地动员“人民”军队击败了他们。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农业国家，总是比古典的、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得到外国援助的渺小精英，统治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近半个世纪前，越南和古巴的民族主义团体成功地实现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包围着城市的农村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鲜的土壤。 对于这些扩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毛主义不再无关紧要，而是重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理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在这里，印度政府冷酷无情地把该地区巨大的矿产资源向私营和跨国公司开放的行为，诱发了毛派的叛乱，在那些认为每个人都会热爱自由民主和iPad的小资眼里，用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唱衰当地“买办”和帝国主义者的印度毛派看起来可怜得要死。但是，那里的毛派，虽然有些腐败和野蛮，但是已经在数百万土著人民（Adivasis人）中间站稳了脚跟。这些土著居民脆弱的自给自足经济已经被跨国巨头和它们在印度的代理人破坏。 印度作家沙什安克•科拉指出了毛派在Adivasis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些毛派分子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毛主义的思想，把毛派的追随者推入与被剥夺进行绝望斗争的状态。”科拉写道，“采矿和重工业使得Adivasis人流离失所，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工作机会。他们只能加入庞大的民工海洋，陷入贫困，接受那些过度劳累却只能获得最低薪水的职位。” 人们不知道毛派叛乱将会何时结束。在过去的10年里，印度准军事部队试图镇压毛派叛乱，并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尼泊尔的毛派在推翻君主制后，参与了选举。印度毛派短时间内不会放弃武装抵抗。 印度政府或许会发现永远不可能在军事上压倒他们。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流向他们的可能性比流向那些美国中西部后工业城市更难以想象。科拉写道，“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可能向人民提供剩余价值，Adivasis毛主义者将永远成为工厂中的无产阶级”。一个漫长和血腥的僵局正在招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毛主义可能会减少到近乎毫无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在世界上许多角落，毛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powerzhang　编译） （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英国《卫报》撰稿人。）

“正是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研究的多方面展开，毛泽东的国际威望提高，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才促成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潮。” 国外毛泽东研究，最早始自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译介，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引发了美国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兴趣，而后研究扩展到西欧和加拿大，80年代后扩展至澳大利亚。根据研究的深入程度、研究的规模，大体以三大事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为标志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各自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研究前奏或理论准备阶段 国外最早介绍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应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在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宣传和介绍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1927年5月号的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又在该杂志6月12日的英文版将该文刊发了出来1并评论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21936年第18期刊登了由毛泽东执笔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7年第9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9年第4期刊登了《论新阶段》等。l934年8月前后，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取名《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公开出版毛泽东文集，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3这些宣传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内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成为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前奏。 在西方，以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代表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来到中国，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业绩，开了西方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先河。1929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江西苏区的初创时期，她冲破了国民党对新闻的封锁，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这是西方记者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时期红军战斗情况最早的作品。 1936年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并生活三个多月，他把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记写成通讯、报道等，刊发在当时美国纽约的《美亚》、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等杂志上，在西方引起轰动。1937年10月斯诺将他在陕北的访问记等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被译成20余种文字，向外界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彻底批驳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的谣言，成为世界了解、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最具影响的窗口。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延安之后，于1940年1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了《1939年同毛泽东的谈话》，介绍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国际问题”等思想。 《红星照耀中国》的确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4它吸引西方许多新闻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报道，写下了《续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波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根瑟·斯坦因）、《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福尔曼）、《早晨的洪流》（韩素音）等著作。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会谈。随后，美国记者爱波斯坦写成《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纽约下午报》，时值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此文在西方引起很大影响。另外根瑟·斯坦因写成《毛泽东会见记》两篇、斯特朗写成《毛泽东访问记》，三人的文章都编入《毛泽东印象记》5在西方发表，扩大了毛泽东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通过斯特朗的报道，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很快传到西方。1947年斯特朗根据她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写成《毛泽东的思想》，6发表在纽约的《美亚》杂志上，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7 1948年，美国“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用一定篇幅论述了“毛泽东的兴起”，他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很特殊的”，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这些报道和著作，扩大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在国统区以至国外的影响，同时为西方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研究展开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成功访问苏联，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度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苏共就开始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译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对《实践论》进行全面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国内公开发表后，得到苏联理论界普遍的肯定性评论；l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当时的苏联学者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52年苏联开始陆续翻译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4卷。 美国在1950-1954年间掀起反共逆流，推行麦卡锡主义，同时驻新中国的外交官或受到清洗、或遭解雇或被指控为间谍；文化界人士费正清、史沫特莱、斯诺等因同情中国共产党或客观评价中国问题而受到麦卡锡的迫害，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及毛泽东研究一度陷入低迷状态。1958年以后，官方逐渐转为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并且为研究机构提供专项基金，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才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 此时期欧美毛泽东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弗罗芒坦于1949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的龙》、罗伯特·佩恩1950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史华慈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费正清、K.布兰特、史华兹195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史华兹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提出了“Maoism”（毛主义）这一专有名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利用中共历史文献来阐明“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特点，这两本书被公认为西方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著作。 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情况：1949年10月法国的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法译本，1950年美英差不多同时出版了《讲话》英译本。中国出版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影响了欧美国家，1954年英国翻译出版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9年冰岛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两种英文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1年12月，美国的鲍德·考普顿编译了《毛的中国：1942年至1944年整风文件汇编》，收入毛泽东著作6篇，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20世纪60、70年代：热潮形成阶段   前苏联东欧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深受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影响。由于当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东欧国家由20世纪50年代肯定和颂扬毛泽东转为批判“毛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1968年V.G.格尔布拉斯的《毛的假社会主义》、1970年康斯坦丁诺夫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编写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1年科尔巴什写的《毛泽东主义的经济理论》、1972年鲁缅采夫写的《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1974年苏联、保、匈、波、东德、蒙古等国学者合写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上的敌人》、1975年G.吉尔金诺夫的《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1977年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论文集《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以及1979年由苏联、东欧和古巴等共同参与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等。他们全面地歪曲和攻击毛泽东思想，内容充斥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华宣传。 攻击和丑化毛泽东的传记性著作有：1962年匈牙利的乔治·帕洛克兹·哈尔瓦思写的《毛泽东：蓝蚁国王》、1971年匈牙利的乔治·厄本的《毛主席的奇迹》、1976年弗拉基米洛夫的《毛泽东的政治传记》等，由于缺乏客观性而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原南斯拉夫学者德鲁罗维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一书中肯定中国武装革命胜利的经验，肯定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他在书的序言中指出，与马克思预见的不同，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毛泽东的功绩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毛泽东的著作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策略思想。南斯拉夫哲学家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所著《马克思主义史》从1961年到1978年先后出版五版，“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一章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挫败了美国对华“遏制”和“封锁”的反华政策，同时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欧美有识之士认识到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要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为与中国和平相处而斗争等。20世纪70年代中美邦交逐步正常化，欧美学术界更是把中国问题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等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开始获得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高潮时期。美国很多大学设有中国研究机构，学术界荟萃了诸如费正清、卡尔·魏特夫、斯图尔特·施拉姆、罗斯·特里尔、史华慈、陈志让、A·科恩、F·韦克曼等一大批学者，他们借助于1960年创刊的《中国季刊》杂志为阵地，就“毛主义”的本质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展开了两次大的论战，形成了可喜的理论成果。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右派”学者卡尔·魏特夫首先挑起，他针对史华慈1951年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的“毛主义”概念，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或者说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毛主义”的传说》中，提出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都是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没有什么独创性，从而形成了“莫斯科中心论”或“阴谋论”的观点；史华慈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进行反击，指出他使用“毛主义”这一概念，强调了毛泽东的独创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与独创性的革命战略的胜利。此后双方为驳倒对方又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论战，形成了以下理论成果：《“毛主义”的“传说”或“传说的传说”——魏特夫复本杰明·史华慈教授的评述》、《“毛主义”的实质》（亨里克·夏德马的评论）、《魏特夫教授的评述》。 1976年在《近代中国》杂志上，欧美学者中爆发了“左翼”和“自由派”之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次论战。“左翼”的主要代表是理查德·佩弗和安德鲁·沃尔德等，“自由派”的主要代表是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以及施拉姆等。论战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左翼”不同意“自由派”的“异端论”，佩弗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是对马列主义的背离，而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自由派”学者施瓦茨、施拉姆、迈斯纳等更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性（区别），比如认为马克思更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毛泽东则更接近“唯意志论”8。 通过论辩产生了以下主要理论成果：佩弗：《马列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和马克思》、安德鲁·沃尔德：《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革》、史华慈：《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个答复》、施拉姆：《对佩弗—沃尔德在中国研究中的“革命”的一些看法》、金思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形式》等。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其他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2年）与《毛泽东》（1966年）、麦克法夸尔：《毛统治下的中国》（1966年）、陈志让：《毛泽东》（1969年）、迪克·威尔逊：《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1977年）、J.B.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79年）、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1979年）。其中施拉姆的《毛泽东》在出版后10年间再版8次。 60年代到70年代，欧美各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理论成果日趋增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包括美国的阿瑟·科恩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格拉伯曼1968年出版的《毛泽东——辩证法大师》、法国米歇尔·卢瓦1971年发表的《〈实践论〉法文版前言》、美国弗赖伯格197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美国霍勒布尼奇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等。这些作品，主要从毛泽东哲学的辩证的方法、认识论、军事哲学的价值和贡献方面比较公正地、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毛泽东研究的成果有：1973年施拉姆编译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书中收入了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1年的谈话与书信；1974年施拉姆编纂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由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布朗大学翻译了一套英文毛泽东著作的多卷本。1979年3月在德国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七卷本，其中第1卷包括1949-1955年间的文章，第2卷包括1956-1957年间的文章，第3-6卷是1958-1976年间的文章，第7卷是评论文章汇编。   四、20世纪80年代至今：反思转折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改善后，苏东的毛泽东研究愈来愈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前苏联的米哈尔·格鲁贝1981年出版的《毛泽东的遗产》、原南斯拉夫的M.彼得洛维奇1982年撰写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肯定了它们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P·西米奇1986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则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1992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2、3期合刊上刊登了科瓦廖夫所写《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1993年《新时代》杂志发表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的《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等。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总结和评价，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公开了更多的史料，新出版了毛泽东的各种著作，西方学者据此开始反思过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深入了。 这一时期主要理论成果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0年）、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年）、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1982年）、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个初步的再评价》（1984年）及《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982年）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1986年）、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5-1965）、（1966-1982）等，澳大利亚的格雷姆·扬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解放前的版本的注释》（1981年）和《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90年）、雷蒙德·F·怀利所著《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求（1935-1945）》（1980年）、S·利斯所著《毛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1981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1984年）、泰维斯所著《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1984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K.盖公尔所著《毛主义的形成》（1990年）、H.齐克所著《毛主义的兴与衰》（1990年）。 90年代以后，麦克法夸尔相继出版了《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7年）、《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悖论》（1999年）。另外他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部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广泛的专著，全书共分三卷，一百多万字，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由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并于1988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已于1997年出版，但尚未出现中文译本。2006年8月，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中，他与沈迈克教授（瑞典隆德大学）以近800页的篇幅，再度深入探讨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耶鲁大学历史系史景迁教授写的英文版《毛泽东传》，目前尚无中文版译出。 综观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成熟程度关系极为密切。正是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研究的多方面展开，毛泽东的国际威望提高，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才促成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潮。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理论成果，为我们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提供了平台。 注释： 125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第15页、第26页。 3韩荣璋、肖德才等：《毛泽东思想研究五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4费正清语。转引自韩荣璋、肖德才等：《毛泽东思想研究五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页。 6斯特朗：《毛泽东的思想》，孟展译，光华书屋印行，1947年4月。 7陈裕平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10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辑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贾金玲，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原文链接： http://www.cctb.net/llyj/lldt/hwzg/201105/t20110526_281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