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BBC | 大家谈中国:看“毛泽东旗帜网”被关闭整顿

毛泽东旗帜网网页截图 我是一名90后的在校大学生,对于已经过去了35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不可能有任何感性的认识,不过,我多少还是有从爷爷奶奶辈和爸爸妈妈辈这上两代人中了解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 1957年的反右运动,几百万知识分子和白领被打成“反革命右派”送到劳改场,有的甚至被整死或被枪毙。我有一个亲戚就被打成右派然后在劳改场中被折磨死了。 60年代的大饥荒。对此,中共自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则为人祸造成的大饥荒。那时候全国许多地方尸横遍野,总共饿死了五六千万人。我的天啊!五、六千多万人饿死,就相当于西欧大国英国全国的人都饿死了。真是难以想象!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那时候,小到乡村农民,大到国家主席,都会被批斗直到整死。我有个姨婆,仅仅是个乡镇的小学教师,也被当做“刘少奇的代理人”批斗十几场。我爷爷虽然是个为共党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也免不了被批斗和游街示众,并最后被赶到“五七”干校去住牛棚劳动改造。那时候,爸爸仅仅七、八岁,也和奶奶及两个四到六岁的姑姑一起被当局流放到山沟里去接受“再教育”。 所以,在我心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恐怖、疯狂和血腥的时代。因此,从感情上,我不喜欢“毛泽东旗帜网”一类的极左网站;也反对这个网站的大部分“极左”观点。 前几天,听说此网站被关闭整顿,有点奇怪,于是就点击此网站网址,看看真否。一看果然是事实。然而,这样做我并不认同。因为我记起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所以,我坚决反对当局这种粗暴践踏言论自由的做法。 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无论是什么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是吗?在民主国家中,“毛泽东旗帜网”的同类同志们,即信奉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者,绝对是极少数,但是,他们可以用传媒和网络发表言论,也可以在公众场合里集会发表自己的言论——这样强烈对比,对叫“社会主义”的中共政权,简直是一个讽刺。这叫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甚至连宣传某种社会主义思想的言论自由也没有。 当用暴力或者强权去禁止一种言论时,即使是禁止一种绝对错误的言论,一个社会就处于十分危险之中。因为暴力或者强权今天禁止也许是一种错误的言论,明天就可能禁止统治者所不中听的真理。所以,我认为:假如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1957年把几百万人打成右派进行迫害的“阳谋”;假如有言论自由,就不会60年代的大饥荒;假如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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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萧军对比毛泽东鲁迅:后者“是中国真正的人”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8日 – 09:56 | 1 次阅读 | 已有 1 条评论 萧军 性情豪爽的 萧军 曾说: 鲁迅 是我的父辈, 毛泽东 只能算是我大哥。为什么他对中国现代史上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此相称呢? 毛泽东 对 萧军 的态度经历了利用、改造与打击的过程,而 鲁迅 则是关爱、帮助与鼓励,在萧军的心目中,鲁迅“是中国真正的人”! 萧军(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辽宁锦州人。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吟飞、刘羽捷、刘蔚天、刘毓竹。笔名除“萧军”外,还有酡颜三郎、田军、三郎等。“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知名的左翼作家。 作者:万军 一 既与鲁迅,又与 毛泽东 有过亲密接触的现代作家并不太多,而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萧军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 毛泽东 只能算是我大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孰重孰轻,何以在孤傲的作家眼中如此显明?要破解萧军的这种认识,我们就必须从鲁迅与 毛泽东 如何对待萧军的态度方面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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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毛泽东1971年告诫华国锋:你们要过问军事

1976年华国锋同志就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毛泽东主席握手 毛泽东 找 华国锋 谈话时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原题: 毛泽东 要 华国锋 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1年8月25日, 华国锋 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 毛泽东 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 毛泽东 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 毛泽东 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 周恩来 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 周恩来 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 江青 ,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 江青 ,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 江青 。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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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斯大林如何耍弄“再高明不过”的毛泽东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泽东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毛泽东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 1947 年,毛泽东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还特别叮嘱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外加一本书《中国的黎明》,颂扬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泽东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著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著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著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泽东,让毛泽东知道谁是大老板。 1947 年 11 月 30 日 ,毛泽东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 12 月 16 日 ,斯大林办公室给毛泽东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泽东。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泽东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泽东“非常高兴”,“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 3 个月后可以动身’”。 3 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泽东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泽东再向阿洛大大夫提起,说他打算 5 月 4 、 5 号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 5 月 10 日 ,毛泽东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泽东访苏的事。毛泽东着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泽东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泽东大失面子。 7 月 4 日 ,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 10 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 15 日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 14 日,毛泽东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八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十一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 11 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 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 4 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泽东。阿洛夫大夫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的反应:毛泽东挂著一丝微笑听著,嘴里说“好,好。”但他问阿洛夫:“在苏联,他们真的这么看重粮食收获,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阿洛夫说:“我认识毛泽东六年多了,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微笑,他的‘好,好’”,并不表示他真正满意”。毛泽东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 8 月 15 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 9 月 28 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泽东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 斯大林见毛泽东低了头,便放下身段, 10 月 17 日,给毛泽东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泽东十一月底来。毛泽东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中国的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对斯大林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 1949 年 1 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泽东答复“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泽东“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复,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毛泽东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毛泽东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泽东的训”。 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泽东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泽东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 “ 我们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斯大林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泽东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 1 月 14 日,斯大林要毛泽东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等静下来一想,毛泽东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 1 月 17 日,毛泽东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 米高扬在 1 月 30 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泽东“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米高扬到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搬到广州,随同搬去的只有一个外国大使:苏联大使罗申。 2 月 1 、 2 日,毛泽东没有出席跟米高扬的会谈,以示不快。周恩来受命请米高扬解释,米高扬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无害,恰恰相反,还有助于它的发展。”这理由当然说服不了毛泽东。斯大林后来对刘少奇解释,说大使搬去广州是为了收集情报。毛泽东不依不饶,拿罗申出气。罗申被斯大林派到毛泽东的中国来做首任大使时,设宴招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坐在那里“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尽管心怀不满,毛泽东仍让米高扬喜出望外。他对苏联跟蒋介石政府 1945 年签的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协定(这份协定指的是中苏友好协定,协定的内容以雅尔达密约为前提;雅尔达密约即是在签订协定之前的同一年 2 月,由美、英、苏三国首脑所签定,这是一份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而由三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秘密讨论侵害中国主权、瓜分中国领土的一份协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密约内容的制定,全都是由苏联的斯大林一手操办),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说它是“爱国的”。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导师,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是斯大林同志的信徒,随时准备接受指示。可是米高扬也告诉斯大林:“毛泽东的这些话并不真代表他这个人,也不代表他对自己的真实看法。”那时南斯拉夫的铁托由于表现出太多的独立性刚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毛泽东竭力表示他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在米高扬面前批南斯拉夫,甚至还引用斯大林远在 1925 年对南斯拉大民族主义的批评。米高扬向毛泽东提起亚洲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马上提出成立“亚洲情报局”。斯大林在这之前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只有欧洲的共产党,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示意亚洲共产党可以有另外一个组织。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他计划好了亚洲情报局的成员,列举了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等,一旦在中国掌权后,立刻可以干起来。米高扬建议考虑成立以毛泽东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一开始只包括三个成员:中国、日本、朝鲜,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比毛泽东期待的范围小得多。 米高扬同毛泽东讨论势力范围的第二天,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发出强烈暗示:你的野心不要太大了!具体方式是命令毛泽东逮捕为毛泽东到处游说的斯特朗的美国同事李敦白。斯大林说他俩是美国间谍网成员,《真理报》公布了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的消息。毛泽东按斯大林的意思逮捕了在西柏坡工作的李敦白。在苏联,随着斯特朗进监狱的还有曾风云一时的鲍罗廷。斯特朗请他帮忙在苏联出版她颂扬毛泽东的书,鲍罗廷为之奔走。现在他也跟着倒楣,刑讯逼问要他交代跟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并不紧张。他领会到了斯大林对他的警告,但更多地看到斯大林的主动让步:东亚可以给你,不要把手伸到美国、欧洲去。此时的王明,自知没法子扳倒毛泽东,转而对毛泽东极尽恭维之能事,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仅是东亚,甚至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王明搔到了毛泽东的痒处,在 1949 年 3 月 13 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浮想联翩: “ 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毛泽东做的梦,是在与斯大林瓜分世界了。 刘少奇这年夏天访问苏联,委婉地想让斯大林把建立东亚情报局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刘少奇问斯大林中国是否应该加入那个只有欧洲国家参加的“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答道:“我认为没必要,中国应当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这似乎是确认毛泽东在东亚的领袖地位,但其实不然,斯大林紧接着又说:“苏联横跨欧亚大陆,也将参加这个联盟。”苏联一进来,毛泽东还有什么领袖可当呢?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斯大林继续用抓人来向毛泽东发警告。刘少奇在莫斯科时,阿洛夫大夫进了监狱。克格勃头子阿巴库莫夫亲自审问他跟“美国、日本间谍”毛泽东的关系。苏联人特地找到为刘少奇做翻译的师哲,叫他揭发阿洛夫。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告诉毛泽东,他在整毛泽东的“黑材料”,要毛泽东收敛他的野心。在毛泽东那里工作过的苏联人后来都死得不明不白:阿洛夫不久坐飞机出了事;米大夫在陪同毛泽东访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鲍罗廷 1951 年死于酷刑之下;驻延安的孙平 1953 年去世,据他的儿子、奥林匹克举重冠军、苏联解体后的总统候选人尤利 • 乌拉索夫说,孙平是被克格勃的贝利亚 ) 用缓慢释放毒性的毒药毒死的。…… 羽翼已丰的毛泽东也不示弱。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订于 1949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这是毛泽东通向世界舞台的跳板。斯大林对大会召开事先点了头,但过后又想不开了,或者改地方开。刘少奇写信给苏联人说:“会议仍应如期在中国召开。它的筹备工作不应停止,开会地点亦不应改变。”刘许诺说,大会只作一般的号召,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意思是毛泽东不会藉开会之机建立海外关系网。 大会如期开幕,刘少奇在会上大谈“毛泽东的道路”,一次也没提斯大林或者苏联的榜样:“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这些地区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谁要想回避它谁就将犯错误。”毛泽东还违反了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诺言。 11 月 23 日,刘少奇向大会宣布将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毛泽东我行我素,斯大林又能拿他怎么样?当苏联代表索洛维约夫指责刘少奇的讲话“极左”时,斯大林反过来骂索洛维约夫是“工贼”,要他向毛泽东作检查。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检查会,第一次听苏联高级官员当着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面向他道歉。毛泽东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请斯大林原谅索洛维约夫。但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眼前的让步预示着新的暴风雨的来临,他也很清楚斯大林不可能像开除铁托那样对付他。毛泽东拥有中国,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极大增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分量。 在毛泽东夺取了大陆政权后,本来要乘势获得斯大林的奖赏,但遗憾的是,在划分势力范围方面,毛泽东没有获得更多的权益,斯大林只是把越共交给了他。斯大林是一举三得:既让毛泽东高兴一点,又能在亚洲有效地扩展共产主义阵营,援助越南的巨大费用自然也由中国负担。而越共领袖胡志明十分亲华,在中国住过多年,去过延安,说一口地道的中文。毛泽东一直在出资、出力支援他。尽管他与中共关系非同一般,为了体现大老板的地位,斯大林还是要由自己亲自把越共分配给毛泽东。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把胡志明召到莫斯科,对胡说援越由毛泽东负责。胡志明成为共产党领袖中唯一跟毛泽东会谈的人,还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回到中国。自此,越南问题毛泽东事必躬亲,大至战略计划,小到战场细节,首先是把越共的根据地与中国连成一气,就像当年中共打通苏联一样。中国国内通向越南的公路于 1950 年 8 月完工。接着帮胡志明打赢了“边界战役”,中国援助从此源源而至。正是因为背靠中国,越共才得以打了 25 年的仗,先赶走了法国人,再赶走了美国人。 毛泽东不久就开始“毛化”越南,搞毛泽东式土改斗地主,中国顾问甚至坐在台上宣判越南本地人死刑。毛泽东式土改为越南人所深恶痛绝,好些越共领导人强烈反对,就是胡志明也进行了抵制。 1950 年 9 月间,毛泽东暂缓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以便集中精力打朝鲜战争。 20 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被沿着北纬 38 度线一分为二,南边驻扎美国军队,北边驻扎苏联军队。 1949 年 3 月,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韩国。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泽东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泽东说朝鲜“最好是在 1950 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泽东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这时候,毛泽东的意思还是秘密派兵进去,乔装成朝鲜人,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访苏期间毛泽东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泽东设想: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泽东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泽东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泽东,毛泽东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里说:共产党面对一个绝无仅有、而且转瞬即逝的良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军事强国部刚刚战败,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应当害怕这一前景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害怕”,“如果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与其几年后打,不如现在就打”。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 金日成入侵韩国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韩国。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泽东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泽东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韩国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泽东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讨论作战方案。 1950 年 5 月 13 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泽东处,向毛泽东宣布斯大林同意了。当晚 11 点半,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回话:“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15 日,毛泽东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 38 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 6 月 25 日 ,朝鲜的军队越过 38 度线,侵入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27 日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 8 月初,朝鲜军攻占了 90% 的韩国。美军增援迅速赶到, 9 月 15 日 在 38 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 29 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 10 月 1 日 ,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先推卸责任说:“我现在远离莫斯科在度假,跟朝鲜的事有点隔膜。”接着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的话,您应该起码派 5 、 6 个师向 38 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依照斯大林的命令“诞生”的。 毛泽东马上作出反应。 10 月 2 日凌晨二时,他要派到中朝边界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毛泽东在临战前,才召开政治局会议,想听听同事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政治局不是做决定的机构,而是为他提参考意见的智囊团和他决定的执行者。这次,他特别要求智囊们畅所欲言,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绝大部分人反对出兵,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对声音最高的是林彪。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半个是周恩来。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四十比一,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知道,他也曾为此多少天睡不着觉。毁了中国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最终把赌注押在美国不可能打到中国本土来。 10 月 2 日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斯大林讨价还价。毛泽东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斯大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中国出兵“多半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泽东怕斯大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 10 月 5 日 ,联合国军队推进到了朝鲜北部,斯大林对毛泽东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泽东那封“暂不出兵”的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 5 、 6 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这里的“中国领导同志”显而易见是指毛泽东,提醒毛泽东朝鲜战争是他最先积极要打的。 毛泽东只是想抬高身价。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 10 月 8 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斯大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泽东发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泽东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有他的用心,让林彪对斯大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 10 月 10 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斯大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斯大林也不松口。最后,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说:中国不必出兵。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斯大林说:“算了吧!”斯大林这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明知毛泽东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泽东马上就不争了,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10 月 13 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 中国大陆,就这样在 1950 年 10 月 19 日 被毛泽东投进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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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无法变形成民主伟人的毛泽东

最近,我将毛泽东当年论及宪法作用的一段话贴在微博上,引起W友们很大反响,其中当然少不了毛粉们的质疑与反击。 我引的是毛泽东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讲话:“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趕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毛粉们的反击以“龙凤呈祥@LFCXCX ” 的言论为代表,“她”认为中华儿女任何人都无资格指责伟人毛泽东,因为毛“开国有功”,“给了每个中国人以尊严”。这类言论既缺乏事实支撑,因为毛统治下的中国人是跪在地上为臣为奴,毫无尊严;不能批评伟人纯系愚者之见。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本朝太祖爷毛泽东不管做过多少恶,说过多少荒唐的话,反正不能批评,只能崇拜。如此见识,不理也罢。 但毛粉们的质疑有点意思,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毛会说这样肆无忌惮的话。这种不相信暗含的心理值得分析。这些毛粉们之所以选择不相信,是因为他们觉得英明领袖哪能说出这样无视法治的话?于是他们要求别人提供出处。不过,毛粉们要求的这出处是有“讲究”的,海外的网站信息不可靠,人家引证的也不行,必须要官方以某号文件形式正式颁布才算数。世人皆知中国是世界上“国家机密”最多的国度,《保密法》虽然载有绝密级30年、机密级20年的保密期限,但中共很少照此办理,所以毛粉们希望作者自证的要求几乎不可达到。 其实,上述说法是有来源的,现在网络上这段类似的话有1954与1961两个版本,其中对宪法作用的贬斥相同。其中1954年版本,文革时流传一本《毛主席内部文稿》中载有,我小时读过。而同一内容的话讲两次,或者出于某目的将当年的旧文旧信翻出来下发,这也是毛的习惯性做法。比如1969年召开九大时,为打击林彪,毛拿出矫情镇物之功夫,将为一大堆“写给江青同志的信”(其中包括自己兼具虎性与猴性的性格自况)与《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照》的旧诗与拿来下发,表明自己对局势洞若观火,但“乱云飞渡仍从容”。最重要的是,毛藐视资产阶级法律的看法早在1949年2月就已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昭告天下,也完全符合他一贯的做法。 毛粉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毛泽东自从得国之后,说话做事大多是为所欲为。这种为所欲为,在当年中国闭关锁国、充斥愚民之时,被认为是气吞山河之领袖气概。比如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属贫穷落后之国,但国人硬被毛教育成自以为肩负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时代重任;毛当时信口开河无论说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如闻纶音,他用过的物品均成为“圣物”,比如当时全国都举行过迎芒果庆典,就因那芒果是东南亚某国领导人送给毛,毛转手一下御赐给省级领导,就成了各省人民集体游行迎接的圣物;毛在《念奴娇·鸟儿问答》里一句“不须放屁”,竟然引发了中共大诗人袁水拍的一篇屁颂,将这四个字说成“中国历史上从来无人敢以‘屁 ’入诗,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方有此气概”。毛泽东将首开中美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视为朋友,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毛为表示其不忘旧友,在接见尼克松女儿茱莉夫妇时,不仅仍然称他为总统,还轻蔑地对其女儿女婿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并邀请尼克松再次访华。从这些事情可见毛那种“当今天下任我行”的性格。 在毛泽东眼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更是无一不被打上资产阶级文化的标签,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他不止一次自鸣得意的自诩“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1970的12月10日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也说了这句意在标榜自己敢于藐视一切法律规则的话。但那天的翻译不了解这句歇后语,译成了“孤独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孤独地踽踽行走。”有人将毛曾说过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话编在一道,比如“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不要考试,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武斗有两个好处”,“欢迎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均收录于内。其中有些当年被中共当作圣谕让全国人民学习过,“欢迎日本皇军侵略中国”那条,因为与毛对谈的黑田寿男等人回去向媒体公布了这次谈话,日本60岁以上的左派人尽皆知,我求证过。 毛泽东自况为“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终其一生,他以此为骄傲。但他死之后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与各种颜色革命之后,已经唾弃毛的众多好学生如波尔布特、卡扎菲之流。但不在人世的毛泽东却被毛粉们当作一个政治变形金刚,希望将毛这位“秦始皇”包装成一个常用常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偶象,塑造成反贪反腐、代表底层阶级的伟大领袖。但观毛一生行状,无论怎样包装,都没法成为现代文明社会认可的“民主伟人”,于是自欺欺人成了毛粉们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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