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最近，很多关注中国政情，尤其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发展与转型的人们， 这当然包括但不局限于所谓民运人士们，都在谈论解放军空军中将刘 亚洲在凤凰周刊上接受的访问。 老实说，《凤凰周刊》并没有太隐晦他们在采编这篇专访时的初衷， 那就是无聊的“美国威胁，美国陷入泥淖，中国崛起，中国称霸世界” 的那套很符合现今不少中国人口味的东西。我阅读了《西部论》，也 全文看过凤凰周刊的进万字的专访，发现刘亚洲的回答却与凤凰周刊...

一 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但代价却是极其巨大而沉重的。如贫富的空前悬殊，社会的极度不空，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等等。   文化荒芜、思想贫困、制度落后、政治野蛮、道德崩溃等等几个方面相互作用，让社会在丛林化的道路上狂奔而去，让中国越来越成为不适合好人、正人和大人居住的地方。   在很多人那里，金钱利益成了最高的标准，物质享受成了唯一的追求，为此可以泯灭良知、不择手段，为此可以让自己变成衣冠禽兽甚至禽兽不如 —-人一旦堕落起来，其贪婪奸诈下流恶毒，确非一般禽兽所能及。真可谓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人不人，鬼不鬼！   学习西方，没有把西方的制度优势和政治文明的学到手，反而把西方社会中种种 不良的、“三俗”的东西变本加厉地学来了， 把西方文化中神本主义的蒙昧和利己主义的低俗 变本加厉地学来了。一句话：把人家的精华扔把了，把人家的垃圾收来了。   二 民主启蒙的历史已经一百多年了，又经历过文革那种极权主义的蹂躏，多数中国人不会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对民主的优势，对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会没有一定的认识。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纵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洗脑，效果毕竟有限。   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学不到手，最根本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学习民主的内在动力和追求民主的道德勇气，他们的政治道德和学术良知已经被特权、被物欲、被一己私利彻底蒙蔽了。   民主启蒙不是不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仅此，虽有效，很有限。因为民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需要追求者具备相当的利他、奉献和牺牲精神，而这正是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者和品行不良者最为匮乏的东西。   此辈即使知道于民于国“民主是个好东西”，也不会奋起追求，不敢付诸实践，甚至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而反对民主。其中个别人即使某种情况下阴差阳错投身民主队伍，于民主事业未必有利，反而可能有害，比如对民主团体的道义形象造成伤害和破坏。古今中外无数事实一再证明，小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会把大事好事干小了干坏了。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人物，需要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仁人志士，一批以说真话、求真理、做实事为己任的真人和实干家。 当今中国，这样遮奢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太稀缺了。   三 当今中国，便是敢说真话、敢于亮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观点者也是极少数一小撮，刘亚洲将军则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发表于最新一期《凤凰周刊》、题为《西部论》的专访中，刘亚洲直言不讳地说：   “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刘亚洲进一步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上述言论，都很精彩，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环境的恶劣， 刘亚洲将军有着清醒的认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忧国忧民、敢说真话的勇气，堪称体制内的异数。我想提醒一下 刘亚洲将军的是：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 民主自由的启蒙很重要， 中华文化的启蒙和道德良知的建设更重要，这是制度优化的文化基础和道德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民主就学不到手（百年风雨百年血泪已为此作出历史性的证明。）“ 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这一判断，只怕要落空。   没有一定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本土文化的支撑，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没有儒家，纵然侥幸民主了，也会是劣质的； 万一出现了变局，只怕伟大无缘，混乱有余，大乱难免。   四 马列主义败坏有余建设不足，自由主义及基督教的蒙昧主义都胜任不了道德建设的重任。（民主制度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一定的侧面作用，但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道德资源有限，不足以为民主追求提供内在力量。至于基督教，由于违反科学常识和缺乏科学精神，上帝信仰将会越来越象征化和娱乐化，其真实性、可信度将随着科学的加速发展而全面丧失。）   在中国，只有儒家文化才是这一任务的最佳执行者，也只有建立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基础上的民主，才能优质 —-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民主。只有在仁本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民主建设才能够顺利进行，才可以学到西方民主真正的精华而去除其不足和弊端。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和儒家不可或缺，民主应该成为现代儒家的政治追求。不要民主、不能融摄民主的儒家，是落后、过时、“非礼”、不义的。当然，民主也不是儒家最高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儒家人格理想是成徳成圣，政治理想是王道太平。民主，仅是新王道政治的初级阶段。   至于刘亚洲在《西部论》中说：“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此言大错，是不了解儒学所致。儒家在政治上是民本主义，即使在君主时代，也应坚持“民重君轻”的原则，对民众保持相当的尊重，不能“独尊皇权”，进入民主时代，更应重民意尊民权了。义者宜也，“礼，时为大”，与时俱进乃是礼的重要精神。关此，东海《大良知学》早有透彻的阐述，兹不赘。   拙著 《大良知学》（已出）及《论语点睛》、《儒家雄起来》（待出）等，把儒家文化的精华和道德良知的奥秘深入浅出也传达出来了， 不失为良好的儒学启蒙书和政治指导书，值得 包括刘亚洲在内的有志之士以及众多 儒学门外汉好好学习。 2010-8-8 东海儒者余樟法  

后来，毛在中国搞个人崇拜时，为了唯我独尊，独断专行，在排除异己时，竟然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充当这类棍子。直到目前，这种充当棍子的人，在中华大地上，依然比比皆是，人数极其众多。这是由于这些人全部不明真相、事实和真理的缘故，大多数中国人充当 …

过去一个月，中国大部分地区飘着雨，也飘着“冤雪”和暴力。各地挤占湖泊和河道加剧洪水肆虐、7000多只化工桶畅游美丽的松花江、湖南长沙某国税局办公室被遥控炸弹袭击、100多名在西安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殴打、湖北某政法部门副厅级官员的太太因上访“被错打”、湖北孝感法官上访被免职、新闻记者被通缉或殴打、足球场上球员和球迷袭击裁判…… 这一连串的事件既不偶然也不陌生。近几年，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再加上缺乏解决利益冲突的合理渠道，中国社会的暴力倾向有加剧的趋势，这其中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暴力。不得不说，在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的确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要加快步伐。 按照中国官方的表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如果将上述的一连串事件对号入座的话，我们不由得感叹从“暴力”到“和谐”确实任重道远。但这并不是懈怠的理由，至少不能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就可以化解暴力实现和谐；也不能一味追求短期的、表面的和形式上的和谐，因为“被和谐”将激发暴力而不是相反，依靠恫吓、谎言和畸形的经济繁荣维持的社会均衡是不稳固的。 其实，“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主要内容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已经是上下四方的共识（中国官方表述也将其列在第一条）。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其核心都是让公众有机会限制政府，减少利益冲突引发的暴力现象。对于民主来说，尽管民主制度也会带来诸如示威游行等无序现象，但这并不属于暴力，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依靠暴力就能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民主博弈的失败一方选择服从暂时的失败，并期待在下一次博弈中获得胜利，而不是失败了就诉诸暴力。 对于法治来说，它和民主是相得益彰的，而且许多经济学家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法治可以是独立于公民社会和民主的约束政府的方式。正如清华大学钱颍一教授所说，在法治框架下，法律通过政府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但同时法律也约束政府；法治并不等于“以法治国”，“以法治国”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是政府自己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治下的政府是在法律之下，受法律约束。换句话说，法治可以约束来自政府的“暴力倾向”。 当然，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人都相信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力。但是，只有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政府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主导的经济增长），才会助推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形成。在市场经济下，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交易对象的扩展，形成了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群体，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需要共同遴选的第三方──政府来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这时候民主制度便浮出水面。同时，为了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也为了避免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通过劫富济贫的再分配破坏产权和经济增长，还需要引入法治。 暂且抛开先要民主还是先要法治的争论，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的建设，都不能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变革，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变革。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如果不同利益群体坚持“反求诸宪法”和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了追求双赢的结果，也许政府就会做出妥协，从而避免将冲突引向暴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媒体和公共舆论的支持。另外，经济危机也可以是一个助推剂，它迫使政府不得不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以维持经济增长，并最终维持社会稳定。当然，建立在经济危机基础上的民主和法治也是不稳固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讨论只是基于各国发展历程的不完全经验总结，不能和中国的现状一一对应。要承认，无论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存在暴力冲突，而且暴力冲突也不能单纯地通过民主和法治来解决（比如宗教和种族冲突）。但至少目前，中国政府要想办法解决暴力蔓延的不和谐局面，向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和谐社会靠拢。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模式的思考 洪海按：就该这样思考中国民主的出路——冷静、理性、客观、辨证、深刻、细致，有经验、有教训，既充满理想化的色彩，又认识到严酷的现实性，有智慧、有谋略，有近忧、有远虑，有定论、有弹性，有历史的使命感、有现实的责任感……牛克思先生对中国民主的出路做了明白清晰的思考，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 要知道，被奴驭的老百姓如果害怕革命，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奴驭老百姓的统治者如果不思改良，就不得不面对革命！如果老百姓自己都反对革命，统治者就永远不会进行改良。”“老百姓应该用革命逼迫统治者改良，而统治者应该用改良叫老百姓放弃革命。”“害怕革命的改良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抛弃改良的革命必定给中国带来另一个专制。”“政治体制转型完全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做不到一滴血都不流。”这些话说得多经典啊！ 群众的普遍反抗是需要强大的正义力量唤起和支撑的，专制势力也要在不断的打击和重创下才能削弱和衰亡。因此，我们目前特别需要做的正是这件头等大事——唤起民众，反抗专制！国内的革命条件就是要在日益加剧的大规模的普遍反抗中逐步成熟，独裁政府也只有在不断升级的革命斗争中才可能崩溃。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从多角度、全方位创造革命条件，加剧民众反抗，加速红色王朝崩溃。 一、后 6•4 时代民主运动的特点 以 1989 年 4 月 15 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引发了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悼念活动，由于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大学生持同情态度，使得中央政治局在如何处置这次悼念活动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警察和学生的肢体冲突又导致了学生情绪的激化，为了支持前期游行的学生，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虽然 4 月 26 日 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措词强烈的社论谴责学生们的行动，但是这种语言上的恐吓不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行动，反而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直到 5 月 17 日 共产党才决定对北京市实行戒严，学生们的游行整整开展一个月的时间，游行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成为超过 100 万人的大游行。 6•4 事件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其《 6•4 日记》中说它给国家造成的影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有鉴于此，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加强了防备心理。他们总结了 6•4 事件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变成一场全国性民主运动的教训，认为要防止类似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重演，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党内团结，面对群体性事件不能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二是密切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切实做到防微杜渐，坚决把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李鹏在其《 6•4 日记》里总结道：“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共产党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幌子，加大了对民运人士的打击力度，使得 6•4 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严酷的寒冬。 统治者态度的变化无疑会对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6•4 民主运动至今已经 21 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共产党再没有放下过端在他们手里的武器，他们对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要想重新出现 6•4 时期那种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 2009 年全国 100 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了 10 万起，最终也没有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全民性民主运动的原因。这就是后 6•4 时代民主运动面临的新局面。针对这个新的局面，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最终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这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每一个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重视。 二、世界上民主转型模式探讨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化的实现模式，无外乎以下几种： 1. 像英国那样的妥协型，这种类型的政治体制转型有其先天的条件。历史上英国的国王势力并不像亚洲国王那么强大，他只不过是众多贵族中势力最大的一个贵族，其它贵族的势力虽然不如国王，但是他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拥有可供自己调动的军队，因此英国的国王并不是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的，国王可能很容易压服某一个贵族，但是却没有能力压服团结起来的贵族。在国王和贵族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国王必须适时妥协，否则就有可能被联合起来的贵族废黜。正是在这种王权与贵族力量相对均衡的斗争中，英国在 1215 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档《大宪章》，为日后导致英国政治体制彻底转型的光荣革命奠定了基础。 2. 像美国那样的智能型。美国的独立战争发生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将近 100 年，那时既有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现实样板可供参考，又有鲁索、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巨著可供指导，美国雄心勃勃的开国元勋们抛弃了自己的私利，用先进的政治理念规划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国家。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