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香港 — 广东民主人士近日连续上街举牌，要求释放被当局以“抽逃注册资金”为由刑事拘留的广州民主人士刘远东。这些活动人士先后遭到有关当局的传讯。   截至4月8日，曾积极参与广州街头民主行动的年轻企业家刘远东，因举牌抗议朝鲜“核爆”已被当局关押45天；而北京的袁冬、侯欣、张宝成、马新立4位公民因在西单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也已被关押9天。   聂光、赵海通和贾榀在广州火车站对面天桥呼吁当局释放刘远东(博讯图片/网友提供) x 聂光、赵海通和贾榀在广州火车站对面天桥呼吁当局释放刘远东(博讯图片/网友提供) 星期一，广东民主人士黄文勋、张圣雨、赵海通以及另一位网友，在广州体育中心西地铁站去天河城处，举牌抗议。他们的牌子上写有：“习近平，你敢释放刘远东吗？你敢释放北平四君子吗？你敢停止政治迫害吗？你敢结束独裁专制吗？你敢开放言论自由吗？你敢立即民主宪政吗？”   这4位民主人士举牌抗议的时间不是很长，随后他们把牌子放在地铁站内供行人观看，乘地铁离开，并在地铁里边演讲边把印好的传单发给乘客。   *纷纷遭国保传讯问话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上午拨打黄文勋、张圣雨和赵海通的手机，都无人接听。他们3人目前的情况不明，而他们的朋友估计情况可能不太好。   另外，也在4月8日上午，广州民主人士郭春平和孙德胜到广州天河看守所，各自给刘远东存了100元。随后，他们又在天河看守所门前，举起“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释放刘远东回家！”的牌子，声援刘远东。   郭春平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孙德胜没走出多远，几名广州国保开车从后面追赶上来，没有出具任何证件和手续，将两人抓到车上，强行带到天河区棠下派出所，并以“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对两人传唤问讯，到晚上7点才放人。   *站出来的人多了社会才有改变*   郭春平表示，刘远东作为企业家，本可以过好日子，但是他坚持倡导民主自由，并付出代价，他们作为公民责无旁贷，要站出来声援。   他说：“每一个社会的先期转型，都是有一部分人先站出来，肯定是要面临一定的风险和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作为我个人来说，因为首先你站出来，才能影响你周围的人。站出来的人多了，这个社会也就有改变了。”   另外，深圳网友聂光、新疆网友赵海通和东莞网友贾榀，4月7号在广州火车站对面天桥拉横幅，呼吁当局释放刘远东，停止政治迫害。   聂光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网上看到刘远东的情况，觉得有责任声援他，抗议有关当局对他的政治迫害。   他说：“从网上看到刘远东为中国的民主付出很多，现在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拘留，我觉得有些忿忿不平。我觉得作为公民应当声援一下他，抗议政治迫害。”   东莞网友贾榀星期一便被警方传唤问讯了几个小时，星期二中午又遭问话。记者星期二下午打通他的手机，他告诉记者正在接受警察问话，已经几个小时，不知道什麽时候结束。   在广州从事生物产业的刘远东，今年2月23日与多位民主人士在街头举牌，抗议朝鲜核爆，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罪名为“非法集会和示威游行”。参与举牌的其他人多数也被处以7到15天的行政拘留，不过期满后先后获释。但是，刘远东在行政拘留期满后却被转为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抽逃注册资金罪”。 刘远东被刑拘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不断有人在网上或在街头举牌呼吁释放他。广西南宁的黄雨章和深圳的民主人士余刚3月29日发起声援刘远东、要求当局释放他的签名联署，短短3天就有500多位各界人士签名。 fullrss.net

“我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不断跟踪政治局势的发展。现在应聘市长，只是抓住一个很好的实验机会，也借机表现我对阿纳姆市政府的一种抗议：因为它掌握着共同决定年轻人的现在和未来的权利，却不征求年轻人的意见，”十八岁的大男孩乔卡对荷兰在线说。 这 是个有着巴西母亲和荷兰父亲的、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在同龄人中，用标新立异、积极投入和出口成章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作为荷兰阿纳姆市SGA中学的高三 学生，乔卡（Joca van der Horst）的生活内涵远远超出了学习：担任校刊主编、为全国中学生网站撰写博客、在校园竞选中带领“人与精神”党大造舆论和苦心经营自己的 网站 ……  他的思想和心，早已经飞出了中学校园。 应聘市长 就是这个乔卡，最近又以一个大胆的举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得知现任市长鲍琳∙克里克即将卸任、阿纳姆市公开招聘新市长的消息之后，乔卡立即投寄了一封应聘信： “作为阿纳姆之子，能够参与建设和完善这个城市是件了不得的好事，尤其考虑到当今的决策对未来、对我这一代人即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对于我这个年轻的阿纳姆人来说，这是参与决策过程的一个独特的机会”，在应聘信中，他这样写道。 虽 然市长公民选举曾被提上政治议程，但在荷兰，市长却并非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仅仅是把人选直接内定改成了公开招聘，然后由省长在应聘者中确认候选人，再 经省长和保密委员会商议以及市政委员会推荐，由内务大臣与候选人交谈之后定夺。新任市长最终经女王任命走马上任，并由省长主持就职宣誓典礼。所以，在市长 任命的全过程中，只有公开招聘体现出了民主。 乔卡表示，自己写信应聘的目的之一是要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民主社会中并不民主的市长就任程序： “政府对市长招聘过程是要保密的，除非候选人自己把这个过程对外公开。实际上，我的应聘也是为了把这个程序公之于众，给人们打开一扇门，看到门后所发生的 一切。我会把应聘的整个程序记录下来，发表在我本人的 参选网站 上给大家看。” 抗议 这 次公开招聘阿纳姆市长一共吸引了二十五名应聘者，不出所料， 乔卡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次招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乔卡对荷兰在线说：“一个表现年轻人愿意参与涉及到自己现在和未来的生存环境和生存 条件的决策过程的机会。我这次应聘也是借机表现出我的抗议，抗议现任市府的这种决策方式。我想让大家看到，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政治不闻不问。” 尽管明知道不会成功，但当被问起如果他当选阿纳姆这个拥有约十五万人口的赫尔德兰省首府的市长的话，最关注的会是什么问题时，他不假思索地说： “是教育，绝对是。当然，教育问题涉及到全国性的政策，而荷兰教育政策的发展令人担忧，比如大学助学金就面临消失。作为一市之长，虽然你没能力制定全国性政策，但你可以去海牙中央政府那里游说、做说客。” 具体到阿纳姆市来说，乔卡认为，这个城市目前实施的几个建设项目都耗资巨大，却没有广泛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决定是悄无声息地做出的：“我觉得，市政府在今后的决策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听取大众的意见。” 其乐无穷 个性不乏幽默的乔卡对荷兰在线表示，这次应聘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个俏皮的举动，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和死气沉沉的政治增添点生机。虽然知道当选无望， 但他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策划“竞选活动”，制造声势。 他 自己专门设计制作了“竞选”图标和大幅海报招贴画，买来墙纸胶把它们分贴在阿纳姆市的大街小巷 — 尽管这并不是为了拉选票：“张贴招贴画是我策划的整个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知名度。我现在等待的是一封拒绝我前去面谈的书面通知。”按照招聘程 序，每一个被拒绝的人都有权电话询问被拒的原因：“我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权利。我会打电话过去，然后把整个对话录下音，在网上公之于众，”乔卡笑着说。 十八岁的生活 乔卡认为，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奋争的机会，最终以共同利益为中心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想法，不分年龄大小。 在 乔卡眼里，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的理想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他首先应该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他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美的、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拥有自己的自由 空间，被允许外出社交，被允许犯错误和从中汲取教训；他应该有交男女朋友的自由，能够做真实的自己；而且，他还应该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争取实现自己 的梦。” 这个对政治颇感兴趣的男生，他今后是不是打算走上仕途？ “这我还不知道。除了政治，我还很喜欢写作、打网球、玩胶片摄影和搞平面设计，所以我以后会做什么还不一定。暑假过后我将去阿姆斯特丹大学学院就读文理自由学科（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也许，政治学会是我学习的一部分，但它不会是全部。”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NGO研究所所长。1997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政府管理、公民社会与治理等。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明德公益讲坛发表题为《习李新政与社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移》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启动第二轮改革的宣言书   我是连续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也是我第十一次参加全国两会，这次两会与其它历次两会相比，有一个非常重大，也非常突出的热点就是“习李新政”。那么，作为“习李新政”的标志性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是什么？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人大工作报告，而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注：以下简称“机构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值得认真研究。   我把该方案理解成“习李新政”的改革宣言书。虽然新一届政府起步了，但是没有东西来表明他们的思想，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是前一届政府做的，人大报告也是前一届的，政协也是前一届做的。我在两会期间一直在思考，什么东西是代表新一届政府思路的？“习李新政”的思想在哪里？   后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马凯就机构改革方案做说明，我听到一半就发现有一种新的感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改革方案，实际代表了“习李新政”的基本表达，也是信心的表达。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比它更具有公开性、权威性、战略性、法律性的表达。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表达的机会，也没有非常正式的、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的平台来表达，机构改革方案实际具有很强烈的宣言意义，尽管标题是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可以通过这一方案把握习李新政的基本思想、基本脉络、基本方向和基本目标。   什么是“习李新政”？十八大以后已经很清楚表达出来的就是反腐倡廉，这方面还是有很大成效，比较扎实。我在坐出租车时与司机聊，他们对这一点还蛮有信心，因为高级宾馆没有人去了，地方上也是这样。十八大以后，新政采取了新的举措，一些具体做法不同于已有内容。   第二个方面是机构改革，属于新政比较主体的内容。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并由人大通过，但好像还不够完善，毕竟已经是第七次机构改革，新在哪里？我把它理解成新一轮改革的宣言书。   什么叫新一轮改革？中国到底有几轮改革？我个人理解这是第二轮改革，有人说1992年也算一轮，其实1992年改革是第一轮改革的重新确认，市场在1992年之前受到挫折，1992年重新确认了改革方向，解决的是市场经济建构问题。现在启动的是第二轮，可以明确的说，机构改革方案是第二轮改革的宣言书。在这之前，如果还有其他东西的话，也只能说是前奏。   机构改革方案标志改革回到“小政府、大社会”主线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可以从三个层面解读。首先是机构改革，具体可称之为大部门制改革方案。机构的撤并和整合是一条主线，机构改革方案的两个关键词是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改革之形，那职能转变就是改革之实。   马凯在两会上对改革方案做说明时非常强调职能转变，与历次改革方案相比，职能转变表现出推进政府改革的明确思路和方向。职能转变有四个方面：职能转移、职能下放、职能整合和职能加强，重心放在职能转移。职能转变的核心是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向市场转变；一个是政府向社会转变；一是中央向地方转变。主线实际就是撤、减和小，政府职能在调整过程中能撤就撤、能减就减，能小就小，政府向市场、社会和地方放权和扩权。   因此，此次方案代表了两个调整，一是机构的调整，一是权力的调整。权力调整是有方向的，与历次机构改革很大的不同在于权力走向比较明确。在机构改革方案的10项说明中，前5条都是减少权力。第一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第二是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第三是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第四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第五是减少部门职责交叉。改革方案非常明确的一条主线是政府要小，社会要大，“小政府、大社会”贯穿始终。   此次机构改革方案与历次改革的最大不同不是大部制，将其称为大部门制改革是错的，应该叫大社会制改革方案。改革并不是做大部门，单看某一个部门是变大了，但政府变小了，做大的是社会。职能转变就是缩小政府，社会改革才是机构改革的核心和实质，表面看上去是在调整政府职能，在精简机构，实际是放大了社会。   因此，此次机构改革有明确的顶层思路，这也是与历次机构改革方案的最大不同。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就非常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朝着“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当时海南建省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试验，后来出现很多问题，实际并没有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在中国后来的改革实践中，这六个字慢慢消失，人们慢慢习惯了大政府，不光是习惯了大政府，还觉得大政府恰恰是中国特色之路。甚至有的人说，大政府可以办大事，应对金融危机，应对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并向非洲、拉美一些国家推荐我们的经验。   但是，最近这两年，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回归改革”的新声音。两年前，广东在实践中就非常明确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回归改革的思路。这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中国要回归到改革主流上，回归到“小政府、大社会”的主线上，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推进。因此，我说它是“习李新政”关于改革的宣言书。   重点在于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目标是扩权社会   在社会改革方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转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并有战略性部署，叫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核心的原则和目标是扩权社会。社会改革在机构改革方案中实际是一个整体概念和系统思路。多数人看到的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而我看到的实际上是社会改革的部署和框架。   “小政府、大社会”是贯穿机构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思路，社会改革也围绕其展开，包括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又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战略，第一是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第二是建立现代社会的组织体制；第三是实施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政策。   第二，转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所有国家（还不单是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非常核心的环节。怎么转变政府与社会关系？首先是推进政社分开。政社分开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症结。其次，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将政府负责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转变。最后，加大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   第三，发展社会组织，扩权社会。具体表现为健全社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完善社会组织结构，推进社会组织的“一业多会”，推动行业性竞争机制建设，形成行业自立。这些具体的措施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并且明确做出部署，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为什么？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有25个，民政部只是1/25，而社会组织是民政部十多项职能之一，但国务院的改革文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形式通过的文件，相当大篇幅讨论社会组织问题，是不是有点受宠若惊？   在两会分组讨论中，很多委员让我解释什么叫“一业多会”和社会组织形式，好多内容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在两会上去讨论这些问题太具体，这个问题由民政部门邀请几个专家讨论就可以。但是，这也绝对不是随意放在此平台加以讨论，为什么？这是改革的突破口。把社会组织改革放在两会上讨论是另有用心，非常特殊。   具体来看，第一，取消业务主管单位。机构改革文件非常明确指出，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一字一句都是开创性的，业务主管单位的取消据说有的地方在试验，但都带有点违法性质。方案由全国人大通过，就是这句话结束了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这是非常值得深入体会的历史标记。   其中细分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类，听上去好像是社会组织分成了若干部门，但这四大类至少包括了现在登记的社会组织的80%，什么概念？这就叫主流。以前的改革是拿出小部分作为发展重点，现在基本上都纳入，整个体制要全部转换，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二，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方案指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两个提法一个是来自十八大，一个是来自“十二五”规划。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区别于传统的组织，是人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强调人类共同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社会组织，不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指国家、政府相应职能的转换和调整，政府自身的改革包括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之中。   第三，重点培育优先领域的政策。方案规定取消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类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后面又加了一段话，考虑到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的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机构的情况比较复杂，成立这些社会组织，在申请登记前仍需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前一类重点发展，后一类暂时先不重点发展，实际是优先政策的问题。   第四，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政社分开在这个方案中，重点强调行业协会与商会和行政机构脱钩，转变行政化倾向，增强自主性和活力。强调该管的要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实际是把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作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很重要的方面强调。虽然政社分开强调的是行业协会与商会，但实际包括的还有科技类组织、很多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都是政社分开所针对的重要对象。   第五，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在机构改革方案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谈及减少政府审批和资质认证职能时，明确提出有些政府职能可以直接转移给行业协会，这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很少把政府一些职能直接转移给社会组织，而此次明确提到，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订标准，把资质认证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一方面说明政府有些职能可以向社会组织转移，另一方面肯定了一部分社会组织具有公共管理职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直接承接政府职能。   第六，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这说明有些公共服务领域直接可以向社会组织派发，改革方案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可以向社会组织直接开放。   强调公共服务向社会组织开放，实际是要推进其他相关领域社会服务机构的改革。什么样的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这些领域的主要社会服务供给主体是事业单位，方案用了“公平对待”的概念，跟谁公平对待？就是要把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一视同仁。   第七，健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包括治理结构。   第八，明确提出“一业多会”，鼓励竞争。这个提法很有特色的，主要是针对行业协会中的商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引入竞争机制，“一业多会”提法是具有革命性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是“一业一会”，还是“一业多会”的问题，在改革方案中明确给出“一业多会”概念。   未来社会改革面临“三大战役”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社会改革的宣言书，标志着社会改革的一个开端，那么，社会改革的前景是什么？应该经过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走向哪里？   社会改革应该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包括三个大的方面，或者可以说是三大战役。   社会组织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在表明“习李新政”未来执政理念和思路的战略性文件中，之所以有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组织改革方案，是因为社会组织改革是社会改革的第一大概念。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第一大问题，核心问题是双重管理体制。   改革的基本目标通俗说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社会自身组织起来，而不是说政府把社会组织起来，到目前为止，是政府组织了社会。这是社会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或者说是第一大战役。   第二大战役是社会服务体制改革。攻坚阶段应该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改革涉及的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可能经历的时期也更长。   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方案前年已经出台并开始推进。现在要根据整个社会改革的思路重新梳理事业单位的改革思维。从政府的角度说，事业单位改革就是将政府供给服务变为社会供给，将社会服务的垄断变为竞争，最后目标就是把服务还给社会。这一过程说起来非常简单，但又非常痛苦，也会比较漫长和复杂，因为事业单位涉及到的内容太多，清华大学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但没有改革是不可能有中国社会改革的明天的。   第三大战役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环节是改革人民团体体制。人民团体体制是从战争年代开始，党和政府进行社会动员和管控的一种基本体制，通过700多万家，20多个系统的人民团体进行全面社会动员、整合和建构，比如，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妇联是党联系妇女的桥梁和纽带，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桥梁和纽带，科协是党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残联是党联系残疾人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等等。   当人民团体的功能逐渐失灵，又建立起另外一个系统，即维稳体制，进行社会管控。维稳体制就是要力图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政府控制范围内。这几年有的地方尝试建立网络化管理体制，基本目标就是力图让所有社区成员的行为都在政府视野之中。我觉得这是在做一些非常徒劳的事情，花了很大的钱。事实上，这种体制实际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格局，所以要改变这种维稳体制，变维稳为治理，核心是将治理还给社会，治理不是统治，不是管控，是协商。   实现民主化道路而不付出震荡代价 需要依靠社会改革   随着社会改革的逐步推进，会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关键环节。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与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比如人民团体，包括维稳体制。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会逐步带动政治体制改革。   我列举三个方面。第一，政协的改革。事实上，政协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本届政协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社科界小组就明确提出，通过协商体制，通过不同界别，政协有没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领域的前沿，能不能走在中国政治改革前列？政协的改革与前面讲的社会改革关系非常密切，广东从去年就开始推动在地市级政协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我也提案能不能在全国政协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推动界别改革，然后推进协商民主。   第二，人大改革非常核心的环节是推动宪治，人大能不能从立法的形式机构，成为相对独立的立法机构？能不能从依法治国走向依宪治国？这也是人大提出来的，在人大讨论中提出的一个命题。   第三，党自身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已经迈出一定的步伐。江泽民在任时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推进共产党自身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向全民党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并没有到位。怎样突破阶级政党的最后一个界限，走向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党？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社会改革会形成一种格局，推进政治体制中一些很关键很核心的问题。   如果能够实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和现代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目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公民社会，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包含几个基本前提：首先，在法治国家、有限政府、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建构，包括大量多元的社会组织。其次，在精神文明层面上，可以称之为美好社会。最后，公民社会的第三个面向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公民和组织之间有各种各样对话、协商和表达的空间，能够形成共识，能够影响公民权利，能够表达一种力量，制衡政府权力。公民社会从哪里来？公民社会的建构来自于社会改革。   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并展现在面前。我们曾经从改革一开始就遇到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就是民主化道路，在未来社会改革的建构过程中，好像能够跨过去。中国可以不用付出巨大的社会震荡代价，走向一种现代政治，依靠什么？依靠社会改革，依靠公民社会。这个憧憬不是来自于简单的梦想，而是来自于具有现实性、操作性和一定法律效力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白衬衫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缅两国目前的状态说明，一个民族的主体想要什么，最后得到的就会是什么，而且不可能只收获花朵不收获荆棘。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缅甸的民主化道路，一开头设定的目标就不同。缅甸的反对派要求的是结束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化，20余年间这个方向性目标一直未曾改变；而由中国政府推动并得到人民积极响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于中共是种危机推进型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摆脱危机并为其专制统治注入新的生机，于人民是要改善生活。最后中共达到了目的，并兑现了邓小平承诺的一半：少数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成为“待富者”。   *“苏联教训”使中共加强构筑专制铁篱* “8888民主运动”之后，危机意识驱使缅甸军政府做了一些渐进的政治改良。次年中国发生的“八九民主运动”，当然也让中国政府看到了危机，但与缅甸军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完全不同，中共政府是加强修补专制铁篱： 一是逐步强化党的控制。在赵紫阳时期已经实施的政企分开，一律退回到“党领导一切”。到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外企、私企纷纷建立了党支部，各级人大一把手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兼任。二是加强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中国成为对互联网监控技术最有“贡献”的国家。三是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尤其是严控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以避免再次出现以学生为主体的1989年民主运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点，即对西方民主的批判。这一批判在80年代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遭到强烈抵制后，曾经暂时消停。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官方理论界先是称，“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继而于2005年反对西方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阴谋；再到2011年3月吴邦国公开宣示“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最后演变成习近平坚决“不走西方邪路”的“三个自信”，以及对“文革”、“大跃进”、“反右”的肯定（“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应该说，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源自其道路选择。它最初的改革动力就是为了挽救党的统治。既然经济改革使中共摆脱了毛式“文革”带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那么，任何政治改革只会对中共的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构成挑战，只能对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的核心利益产生威胁。因此，胡温十年期间，既是政府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动摇的时期，也是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的时期。在江朱时期建立的维稳体制得到充分完善，秘密警察、线人制度成为中共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更是成为中共时时念叨的经文。 如果说，缅甸军政府自“8888民主运动”之后，应对危机的措施是逐步为缅甸实行民主化建构制度条件，如多党制、制订宪法、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最后得以“脱军装”的形式安全退出政坛，中共做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反，除了死守一党专制之外，不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热”帮助中共摆脱国际孤立困境* 迫使缅甸军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的制裁孤立。但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不仅成功地重返国际社会，还成了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切得益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美国立刻宣布对华实施经济与军事制裁。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提出，以公开投票方式，实施全球制裁中国。投票结果是213票赞同，23票弃权，2票反对。其中两张反对票中就有巴基斯坦一票。巴基斯坦官方专家称：“我们以昂贵代价换来了与中国的永久友谊，……那是一笔我们之间巨大深厚友谊的财富积累”。讲求实际的日本，当时虽然追随西方七国对北京实施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但到1990年7月11日，就宣布恢复对中国的政府贷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邓小平不愧为富有统治经验的党魁，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之后，再次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国的发展大计。从此以后，跨国公司相继登陆中国，并自觉承担了为中国游说本国政府的责任。比如，美国众多跨国公司先是为中国游说“最惠国待遇”；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则视中国需要，随时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实施各种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总之，中国用订单外交稳住了欧盟，用援助与投资（资源外交）拉拢了非洲及一些拉美国家，用开放市场吸引了全球500家跨国公司中的大部分。这种与各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决定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国政府获得的这种极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缅甸都无法相比。我在“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一文里，对此有过详细分析：“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企业界的‘政商结合’。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美国、欧盟等国学会了在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共处’”。 国际文化帮闲为中国政府“贡献”了一项“瑰宝”。美国高盛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明的“北京共识”（2004年），成为中国新左派等文化帮闲鼓吹“中国模式”的理论先导，北京一度还梦想向外推出“中国模式”，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外国人预测中国将于2025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时，中共当然以为“红色江山”可以永固，要求其实行断送自身“核心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难成气候* 1989年的六四运动未能为后来的中国反对运动留下思想遗产、组织及领导人这三种资源。本世纪初开始的维权活动，起点与主诉是维护经济权利，方式是“脱敏化操作”（即不碰政治、六四、法轮功等一切敏感问题），这种以避险为手段的维权方式，最后结果是既未能避险，也限制了活动的高度。其间原因，当然首先与中共的残酷打压有关，更深层次的内部因素则只能留待参与者们自己思考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即以部分“异议者”为主体的合作派、和解派。这些人成员重叠，分兵突进，某一时期的主诉是“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合作对象是数次口头上表达要政治改革并向往普世价值的温家宝总理；另一时期则以“政治和解”为主诉，并称是学习波兰经验。其实，在波兰、捷克与匈牙利这几个民主化最成功的国家都实行了“除垢法”，并对共产党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要求社会成员为当年的合作行为忏悔。对这些中欧国家的社会清理过程，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却把它解释成“和解”过程，其提出之时正值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专制高墙垒得越来越结实，民间反抗遭到的镇压越来越残酷之际，反抗者莫说无法集结，就连呻吟（提出控诉）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在这时提出“和解”，并展示子虚乌有的“暴力革命”图景，吓唬全社会而非统治者，无非是要反抗者引颈就戳，这些反常识的知识“异议”者的出现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甚至“精神领袖”，是将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 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 。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