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NGO研究所所长。1997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政府管理、公民社会与治理等。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明德公益讲坛发表题为《习李新政与社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移》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启动第二轮改革的宣言书   我是连续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也是我第十一次参加全国两会，这次两会与其它历次两会相比，有一个非常重大，也非常突出的热点就是“习李新政”。那么，作为“习李新政”的标志性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是什么？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人大工作报告，而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注：以下简称“机构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值得认真研究。   我把该方案理解成“习李新政”的改革宣言书。虽然新一届政府起步了，但是没有东西来表明他们的思想，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是前一届政府做的，人大报告也是前一届的，政协也是前一届做的。我在两会期间一直在思考，什么东西是代表新一届政府思路的？“习李新政”的思想在哪里？   后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马凯就机构改革方案做说明，我听到一半就发现有一种新的感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改革方案，实际代表了“习李新政”的基本表达，也是信心的表达。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比它更具有公开性、权威性、战略性、法律性的表达。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表达的机会，也没有非常正式的、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的平台来表达，机构改革方案实际具有很强烈的宣言意义，尽管标题是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可以通过这一方案把握习李新政的基本思想、基本脉络、基本方向和基本目标。   什么是“习李新政”？十八大以后已经很清楚表达出来的就是反腐倡廉，这方面还是有很大成效，比较扎实。我在坐出租车时与司机聊，他们对这一点还蛮有信心，因为高级宾馆没有人去了，地方上也是这样。十八大以后，新政采取了新的举措，一些具体做法不同于已有内容。   第二个方面是机构改革，属于新政比较主体的内容。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并由人大通过，但好像还不够完善，毕竟已经是第七次机构改革，新在哪里？我把它理解成新一轮改革的宣言书。   什么叫新一轮改革？中国到底有几轮改革？我个人理解这是第二轮改革，有人说1992年也算一轮，其实1992年改革是第一轮改革的重新确认，市场在1992年之前受到挫折，1992年重新确认了改革方向，解决的是市场经济建构问题。现在启动的是第二轮，可以明确的说，机构改革方案是第二轮改革的宣言书。在这之前，如果还有其他东西的话，也只能说是前奏。   机构改革方案标志改革回到“小政府、大社会”主线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可以从三个层面解读。首先是机构改革，具体可称之为大部门制改革方案。机构的撤并和整合是一条主线，机构改革方案的两个关键词是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改革之形，那职能转变就是改革之实。   马凯在两会上对改革方案做说明时非常强调职能转变，与历次改革方案相比，职能转变表现出推进政府改革的明确思路和方向。职能转变有四个方面：职能转移、职能下放、职能整合和职能加强，重心放在职能转移。职能转变的核心是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向市场转变；一个是政府向社会转变；一是中央向地方转变。主线实际就是撤、减和小，政府职能在调整过程中能撤就撤、能减就减，能小就小，政府向市场、社会和地方放权和扩权。   因此，此次方案代表了两个调整，一是机构的调整，一是权力的调整。权力调整是有方向的，与历次机构改革很大的不同在于权力走向比较明确。在机构改革方案的10项说明中，前5条都是减少权力。第一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第二是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第三是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第四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第五是减少部门职责交叉。改革方案非常明确的一条主线是政府要小，社会要大，“小政府、大社会”贯穿始终。   此次机构改革方案与历次改革的最大不同不是大部制，将其称为大部门制改革是错的，应该叫大社会制改革方案。改革并不是做大部门，单看某一个部门是变大了，但政府变小了，做大的是社会。职能转变就是缩小政府，社会改革才是机构改革的核心和实质，表面看上去是在调整政府职能，在精简机构，实际是放大了社会。   因此，此次机构改革有明确的顶层思路，这也是与历次机构改革方案的最大不同。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就非常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朝着“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当时海南建省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试验，后来出现很多问题，实际并没有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在中国后来的改革实践中，这六个字慢慢消失，人们慢慢习惯了大政府，不光是习惯了大政府，还觉得大政府恰恰是中国特色之路。甚至有的人说，大政府可以办大事，应对金融危机，应对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并向非洲、拉美一些国家推荐我们的经验。   但是，最近这两年，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回归改革”的新声音。两年前，广东在实践中就非常明确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回归改革的思路。这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中国要回归到改革主流上，回归到“小政府、大社会”的主线上，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推进。因此，我说它是“习李新政”关于改革的宣言书。   重点在于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目标是扩权社会   在社会改革方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转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并有战略性部署，叫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核心的原则和目标是扩权社会。社会改革在机构改革方案中实际是一个整体概念和系统思路。多数人看到的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而我看到的实际上是社会改革的部署和框架。   “小政府、大社会”是贯穿机构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思路，社会改革也围绕其展开，包括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又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战略，第一是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第二是建立现代社会的组织体制；第三是实施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政策。   第二，转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所有国家（还不单是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非常核心的环节。怎么转变政府与社会关系？首先是推进政社分开。政社分开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症结。其次，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将政府负责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转变。最后，加大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   第三，发展社会组织，扩权社会。具体表现为健全社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完善社会组织结构，推进社会组织的“一业多会”，推动行业性竞争机制建设，形成行业自立。这些具体的措施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并且明确做出部署，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为什么？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有25个，民政部只是1/25，而社会组织是民政部十多项职能之一，但国务院的改革文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形式通过的文件，相当大篇幅讨论社会组织问题，是不是有点受宠若惊？   在两会分组讨论中，很多委员让我解释什么叫“一业多会”和社会组织形式，好多内容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在两会上去讨论这些问题太具体，这个问题由民政部门邀请几个专家讨论就可以。但是，这也绝对不是随意放在此平台加以讨论，为什么？这是改革的突破口。把社会组织改革放在两会上讨论是另有用心，非常特殊。   具体来看，第一，取消业务主管单位。机构改革文件非常明确指出，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一字一句都是开创性的，业务主管单位的取消据说有的地方在试验，但都带有点违法性质。方案由全国人大通过，就是这句话结束了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这是非常值得深入体会的历史标记。   其中细分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类，听上去好像是社会组织分成了若干部门，但这四大类至少包括了现在登记的社会组织的80%，什么概念？这就叫主流。以前的改革是拿出小部分作为发展重点，现在基本上都纳入，整个体制要全部转换，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二，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方案指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两个提法一个是来自十八大，一个是来自“十二五”规划。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区别于传统的组织，是人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强调人类共同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社会组织，不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指国家、政府相应职能的转换和调整，政府自身的改革包括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之中。   第三，重点培育优先领域的政策。方案规定取消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类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后面又加了一段话，考虑到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的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机构的情况比较复杂，成立这些社会组织，在申请登记前仍需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前一类重点发展，后一类暂时先不重点发展，实际是优先政策的问题。   第四，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政社分开在这个方案中，重点强调行业协会与商会和行政机构脱钩，转变行政化倾向，增强自主性和活力。强调该管的要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实际是把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作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很重要的方面强调。虽然政社分开强调的是行业协会与商会，但实际包括的还有科技类组织、很多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都是政社分开所针对的重要对象。   第五，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在机构改革方案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谈及减少政府审批和资质认证职能时，明确提出有些政府职能可以直接转移给行业协会，这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很少把政府一些职能直接转移给社会组织，而此次明确提到，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订标准，把资质认证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一方面说明政府有些职能可以向社会组织转移，另一方面肯定了一部分社会组织具有公共管理职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直接承接政府职能。   第六，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这说明有些公共服务领域直接可以向社会组织派发，改革方案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可以向社会组织直接开放。   强调公共服务向社会组织开放，实际是要推进其他相关领域社会服务机构的改革。什么样的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这些领域的主要社会服务供给主体是事业单位，方案用了“公平对待”的概念，跟谁公平对待？就是要把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一视同仁。   第七，健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包括治理结构。   第八，明确提出“一业多会”，鼓励竞争。这个提法很有特色的，主要是针对行业协会中的商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引入竞争机制，“一业多会”提法是具有革命性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是“一业一会”，还是“一业多会”的问题，在改革方案中明确给出“一业多会”概念。   未来社会改革面临“三大战役”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社会改革的宣言书，标志着社会改革的一个开端，那么，社会改革的前景是什么？应该经过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走向哪里？   社会改革应该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包括三个大的方面，或者可以说是三大战役。   社会组织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在表明“习李新政”未来执政理念和思路的战略性文件中，之所以有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组织改革方案，是因为社会组织改革是社会改革的第一大概念。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第一大问题，核心问题是双重管理体制。   改革的基本目标通俗说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社会自身组织起来，而不是说政府把社会组织起来，到目前为止，是政府组织了社会。这是社会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或者说是第一大战役。   第二大战役是社会服务体制改革。攻坚阶段应该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改革涉及的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可能经历的时期也更长。   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方案前年已经出台并开始推进。现在要根据整个社会改革的思路重新梳理事业单位的改革思维。从政府的角度说，事业单位改革就是将政府供给服务变为社会供给，将社会服务的垄断变为竞争，最后目标就是把服务还给社会。这一过程说起来非常简单，但又非常痛苦，也会比较漫长和复杂，因为事业单位涉及到的内容太多，清华大学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但没有改革是不可能有中国社会改革的明天的。   第三大战役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环节是改革人民团体体制。人民团体体制是从战争年代开始，党和政府进行社会动员和管控的一种基本体制，通过700多万家，20多个系统的人民团体进行全面社会动员、整合和建构，比如，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妇联是党联系妇女的桥梁和纽带，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桥梁和纽带，科协是党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残联是党联系残疾人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等等。   当人民团体的功能逐渐失灵，又建立起另外一个系统，即维稳体制，进行社会管控。维稳体制就是要力图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政府控制范围内。这几年有的地方尝试建立网络化管理体制，基本目标就是力图让所有社区成员的行为都在政府视野之中。我觉得这是在做一些非常徒劳的事情，花了很大的钱。事实上，这种体制实际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格局，所以要改变这种维稳体制，变维稳为治理，核心是将治理还给社会，治理不是统治，不是管控，是协商。   实现民主化道路而不付出震荡代价 需要依靠社会改革   随着社会改革的逐步推进，会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关键环节。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与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比如人民团体，包括维稳体制。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会逐步带动政治体制改革。   我列举三个方面。第一，政协的改革。事实上，政协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本届政协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社科界小组就明确提出，通过协商体制，通过不同界别，政协有没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领域的前沿，能不能走在中国政治改革前列？政协的改革与前面讲的社会改革关系非常密切，广东从去年就开始推动在地市级政协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我也提案能不能在全国政协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推动界别改革，然后推进协商民主。   第二，人大改革非常核心的环节是推动宪治，人大能不能从立法的形式机构，成为相对独立的立法机构？能不能从依法治国走向依宪治国？这也是人大提出来的，在人大讨论中提出的一个命题。   第三，党自身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已经迈出一定的步伐。江泽民在任时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推进共产党自身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向全民党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并没有到位。怎样突破阶级政党的最后一个界限，走向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党？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社会改革会形成一种格局，推进政治体制中一些很关键很核心的问题。   如果能够实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和现代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目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公民社会，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包含几个基本前提：首先，在法治国家、有限政府、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建构，包括大量多元的社会组织。其次，在精神文明层面上，可以称之为美好社会。最后，公民社会的第三个面向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公民和组织之间有各种各样对话、协商和表达的空间，能够形成共识，能够影响公民权利，能够表达一种力量，制衡政府权力。公民社会从哪里来？公民社会的建构来自于社会改革。   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并展现在面前。我们曾经从改革一开始就遇到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就是民主化道路，在未来社会改革的建构过程中，好像能够跨过去。中国可以不用付出巨大的社会震荡代价，走向一种现代政治，依靠什么？依靠社会改革，依靠公民社会。这个憧憬不是来自于简单的梦想，而是来自于具有现实性、操作性和一定法律效力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白衬衫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缅两国目前的状态说明，一个民族的主体想要什么，最后得到的就会是什么，而且不可能只收获花朵不收获荆棘。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缅甸的民主化道路，一开头设定的目标就不同。缅甸的反对派要求的是结束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化，20余年间这个方向性目标一直未曾改变；而由中国政府推动并得到人民积极响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于中共是种危机推进型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摆脱危机并为其专制统治注入新的生机，于人民是要改善生活。最后中共达到了目的，并兑现了邓小平承诺的一半：少数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成为“待富者”。   *“苏联教训”使中共加强构筑专制铁篱* “8888民主运动”之后，危机意识驱使缅甸军政府做了一些渐进的政治改良。次年中国发生的“八九民主运动”，当然也让中国政府看到了危机，但与缅甸军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完全不同，中共政府是加强修补专制铁篱： 一是逐步强化党的控制。在赵紫阳时期已经实施的政企分开，一律退回到“党领导一切”。到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外企、私企纷纷建立了党支部，各级人大一把手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兼任。二是加强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中国成为对互联网监控技术最有“贡献”的国家。三是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尤其是严控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以避免再次出现以学生为主体的1989年民主运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点，即对西方民主的批判。这一批判在80年代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遭到强烈抵制后，曾经暂时消停。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官方理论界先是称，“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继而于2005年反对西方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阴谋；再到2011年3月吴邦国公开宣示“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最后演变成习近平坚决“不走西方邪路”的“三个自信”，以及对“文革”、“大跃进”、“反右”的肯定（“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应该说，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源自其道路选择。它最初的改革动力就是为了挽救党的统治。既然经济改革使中共摆脱了毛式“文革”带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那么，任何政治改革只会对中共的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构成挑战，只能对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的核心利益产生威胁。因此，胡温十年期间，既是政府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动摇的时期，也是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的时期。在江朱时期建立的维稳体制得到充分完善，秘密警察、线人制度成为中共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更是成为中共时时念叨的经文。 如果说，缅甸军政府自“8888民主运动”之后，应对危机的措施是逐步为缅甸实行民主化建构制度条件，如多党制、制订宪法、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最后得以“脱军装”的形式安全退出政坛，中共做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反，除了死守一党专制之外，不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热”帮助中共摆脱国际孤立困境* 迫使缅甸军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的制裁孤立。但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不仅成功地重返国际社会，还成了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切得益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美国立刻宣布对华实施经济与军事制裁。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提出，以公开投票方式，实施全球制裁中国。投票结果是213票赞同，23票弃权，2票反对。其中两张反对票中就有巴基斯坦一票。巴基斯坦官方专家称：“我们以昂贵代价换来了与中国的永久友谊，……那是一笔我们之间巨大深厚友谊的财富积累”。讲求实际的日本，当时虽然追随西方七国对北京实施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但到1990年7月11日，就宣布恢复对中国的政府贷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邓小平不愧为富有统治经验的党魁，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之后，再次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国的发展大计。从此以后，跨国公司相继登陆中国，并自觉承担了为中国游说本国政府的责任。比如，美国众多跨国公司先是为中国游说“最惠国待遇”；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则视中国需要，随时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实施各种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总之，中国用订单外交稳住了欧盟，用援助与投资（资源外交）拉拢了非洲及一些拉美国家，用开放市场吸引了全球500家跨国公司中的大部分。这种与各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决定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国政府获得的这种极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缅甸都无法相比。我在“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一文里，对此有过详细分析：“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企业界的‘政商结合’。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美国、欧盟等国学会了在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共处’”。 国际文化帮闲为中国政府“贡献”了一项“瑰宝”。美国高盛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明的“北京共识”（2004年），成为中国新左派等文化帮闲鼓吹“中国模式”的理论先导，北京一度还梦想向外推出“中国模式”，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外国人预测中国将于2025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时，中共当然以为“红色江山”可以永固，要求其实行断送自身“核心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难成气候* 1989年的六四运动未能为后来的中国反对运动留下思想遗产、组织及领导人这三种资源。本世纪初开始的维权活动，起点与主诉是维护经济权利，方式是“脱敏化操作”（即不碰政治、六四、法轮功等一切敏感问题），这种以避险为手段的维权方式，最后结果是既未能避险，也限制了活动的高度。其间原因，当然首先与中共的残酷打压有关，更深层次的内部因素则只能留待参与者们自己思考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即以部分“异议者”为主体的合作派、和解派。这些人成员重叠，分兵突进，某一时期的主诉是“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合作对象是数次口头上表达要政治改革并向往普世价值的温家宝总理；另一时期则以“政治和解”为主诉，并称是学习波兰经验。其实，在波兰、捷克与匈牙利这几个民主化最成功的国家都实行了“除垢法”，并对共产党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要求社会成员为当年的合作行为忏悔。对这些中欧国家的社会清理过程，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却把它解释成“和解”过程，其提出之时正值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专制高墙垒得越来越结实，民间反抗遭到的镇压越来越残酷之际，反抗者莫说无法集结，就连呻吟（提出控诉）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在这时提出“和解”，并展示子虚乌有的“暴力革命”图景，吓唬全社会而非统治者，无非是要反抗者引颈就戳，这些反常识的知识“异议”者的出现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甚至“精神领袖”，是将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 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 。 fullrss.net

维权网选举观察工作室 （ 2013 ． 4 ） 天津下辛庄村选举血案正在审理中。 血案中的三名死者——村长黄双来，他的弟弟黄恩兵、姑父徐世忠，是本来的施暴者。 2012 年村长换届选举期间，村民王复春竞选村长，并和近 600 名村民联名，向上级举报黄双来腐败，而下辛庄村全部人口也仅 1000 多。于是，黄双来和他的亲戚，纠集了一批人，对王复春和他的家人，进行暴力打压。王家人报案，没有结果。终于，在黄和他的人第三次夜晚闯入王家的时候，遭到了王家人和其他村民的反抗。冲突结果，施暴者成了死难者，黄和他的两个亲戚，重伤不治身亡。在网上，有人把这个事件，称为“农民抗暴，处决恶霸村官黄双来”。 而天津公诉机关对案件的定性，是被告王复春等人“聚众斗殴”。如同当下中国的许多事件，官方和民间的看法截然相反。 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放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状况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个事件，会有更深层的认识。 要知道，发生选举血案的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下辛庄村，在官方宣传中，竟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先争优”模范村。在人民网天津视窗 2011 年 8 月 18 日 对该村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 （村党支部）“狠抓民主建设，构建村务管理新格局。村党支部注重发扬民主，在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上，及时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会议，请党员群众提意见、出主意，真正做到了群策群力。健全完善了村干部学习、廉政、财务、奖惩等规章制度，使村各项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土地二次流转、农业大棚的承包以及示范小城镇建设等问题上，均严格按照‘六步决策法’执行，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近年来，村民对两委班子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升，无一人因为纠纷而上访，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 而现实却是，村民对村委会财务混乱、集体土地等资源被私吞，等等问题，一直意见极大，他们要求村务公开、核对集体账务，近 600 名村民联名举报村长黄双来、村党支部书记王立达等村干部。在举报信中，村民们“强烈要求改组村委会，反对独裁专制，实行村务公开”。 在官方的宣传中，下辛庄村“村民互帮、妯娌团结、邻里和睦已成为时尚，全村讲卫生、讲文明、讲礼仪已蔚然成风。” 而选举血案中的两方，死者黄双来的舅舅 曹德金，也是被告 王复春的姑父。王复春曾当面质问黄双来：黄的舅舅曹德金承包村里的土地种树，为什么每亩地租金只有区区 10 块钱？随后，王复春被曹德金等人暴打。 可以看出，官方宣传中的农村基层民主状况，与现实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而下辛庄村的选举血案，撕破了官方虚构出来的美丽画卷。 倒退的农村基层民主 下辛庄的选举血案，是在普遍背景下的一个特殊案例。 案件反映出来的农村土地问题、村务专制、财务混乱、干部腐败，在当前中国农村是有普遍性的。这些矛盾最后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选举。村民要通过选举，获得村务的管理权，清查历史债务；而现任村干部，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就要控制选举，压制村民的诉求，维护已经获得的权力和利益，保证自己的安全。选举是一个解决矛盾和诉求的出口，也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所在。在广东的“乌坎事件”中，村民也是由土地维权而要求民主选举，事态的演化遵循同样的逻辑和路径，就是经济问题最终要通过政治渠道来解决。 下辛庄村选举血案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结果超出了一般情况。在当前中国农村的政治背景下，一般情况是农民的民主诉求被有效的压制，农民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进行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上访。在广东乌坎事件中，村民的维权行动获得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迫使更高层政府介入，民主选举才得以进行，这是一个特例。而天津下辛庄的维权村民没有得到强大的外部支持，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又求告无门，而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选举冲突转化成流血事件，结果施暴者付出了生命代价。天津下辛庄选举血案和广东乌坎事件，虽然都是特殊案例，但它们发生的背景是共同的、普遍的。 这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农村基层民主的倒退。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端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广西农民自发成立了第一个村委会。 1987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1998 年正式实施。到今天，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已经走过了 30 年历程。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曾经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很多人抱以期望，以为可以由此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在经过了一番喧嚣之后，今天我们发现，农村基层民主徒留形式，实际的民主状况已经倒退。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只是在农村政治生活中，增加了选举这道程序，而与之相配套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没有真正实现。在下辛庄村，村民们在对村长黄双来的举报信中说，“无论村里任何大小事情，不管是不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情，从未向村民公示，更没有与村民商议，其行为严重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遇有重大事情从未招投标，也没召集村民代表及村民开会，在其当政的这一段期间，完全是自己做主、独断专行、严重违法违纪。” 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充满了各种乱象，贿选盛行。在下辛庄村，村民们反映，黄双来能够当选村长，是因为他给了每个 投他票的人 100 块钱。而在有些地方，当选村长的贿金甚至达到上百万元。 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主任，为什么变得如此炙手可热？这是因为农村城镇化中的土地流转，使村长这个位置具有了巨大的含金量。 农村城镇化中村委会的角色 在法律上，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并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但在农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村委会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代表，夹在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地方政府要求它作为圈地的有力执行者，而农民希望它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政府圈地严重侵害农民利益时，村委会就成为两者之间激烈冲突的地带。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极力操控村委会的选举，要使符合自己要求的人当选。如果说圈地还是地方政府的集体意志，那么在圈地过程中，官员私人也要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要选择那些能够向他们输送利益的人，为自己开辟寻租渠道。 在天津下辛庄村，黄双来显然是一个符合地方政府和官员需要的对象。黄是商人，他 1980 年 18 岁时离开下辛庄，在外面干过多种生意，贩鱼、开饭店、开锅炉厂，在天津和江苏做房地产生意，他在江苏沭阳县的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有 6000 万，还经营一家窗业公司。在成为村长前，黄就已经是一个富翁，还当上了天津北辰区和江苏省宿迁市两地的政协委员。从他的背景中不难想象，他十分善于同官员打交道。 2006 年，黄双来回下辛庄定居，没有宅基地，就在村西南一处鱼塘里填土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挨着别墅的十几亩土地也被黄双来包下，出价 5 万元一亩，当时的土地承包价是每亩每年 500 元。时值下辛庄村委会换届选举，黄参加了竞选。村民讲，“镇里组织选了 3 次，黄双来还是没选上”。可见，黄早已是地方政府属意的人选。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不仅资本攀附权力，权力也会主动笼络资本，两者天然结盟。到 2009 年选举时，黄终于成为村长。村民说，每个投他票的人都得了 100 块钱。在这次选举中，黄双来仅以几票之差胜过王复春。 黄双来当村长后，下辛庄开始土地流转。 2007 年，下辛庄所在的双街镇被选为天津市第 2 批示范小城镇建设试点。 镇政府规划下辛庄所在的北运河以西地区，建设 3 万亩设施农业区，建大棚生产花卉、果蔬。 下辛庄有 3000 多亩农地，都是上好的耕地，每亩地能产 1000 斤粮食。土地流转出去后，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再种粮，每年得到的是每亩 600 元的流转费收入。 流转出去的土地，一部分建起了大棚，据说效益并不好，就又卖了出去。大部分土地种了树，还有的土地撂了荒。这些土地就成为村委会竞选中的焦点议题。 村里出现过大字报，要求村委会说清楚那些种了树的土地承包给了谁，承包价是多少。而村长竞选人王复春，被村里人认为是这些大字报的制造者，他也曾当面质问过黄双来。因此，他也就成了黄要打击的重点。 这样，土地流转中的利益纠纷，使村委会选举具有了浓烈的火药味，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 显然，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代表，既是地方政府圈地的执行者，它自身也拥有巨大的寻租空间和机会。近年来，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村长腐败高发。即使民选出来的村长，置身于官民冲突的压力和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最后也往往会走到农民利益的对立面。如果他要坚持维护农民利益，那么他就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遭到人身和生命威胁，不要说开展工作了，就是人身安全都会失去保障。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他无法兑现竞选时对村民的承诺，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也会对他失望。当年，湖北枝江的农民维权代表吕邦列，当选村长后不到一年，就在巨大的压力和打击下辞职。 因为说到底，虽然名义上叫村民自治，但主导权仍然在地方政府手里。即使在程序上进行了村委会选举，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基层农村在根本上没有民主自治。 农村自治中地方政府的角色 一个村庄虽小，也不简单。在一些村庄，会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各种势力的交错。而在大多数时候，农民如同散沙。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本身是一种好的制度，但现在，恰恰是地方政府自身，在破坏这种制度。 在农村基层民主自治中，政府本来应该扮演的是引导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它充当了操控者和干预者。因为它要与民争利，就要把村民自治组织搞成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地方政府的这种作为，直接激化了基层社会矛盾，并制造出恶势力。农村恶霸本身并不可怕，严重的是恶霸背后有官方撑腰，官霸结合。 下辛庄选举血案的发生，地方政府负有极大的责任。当村民们向上级举报村长黄双来后，官方不仅没有及时地回应和处理，而且，黄某获知了内部消息，促使他对举报者打击报复。黄某纠集一批人，持续恐吓、殴打王复春及其家人，在这个过程中王家人多次报案，警方都没有及时干预和处理。在案发当晚，对王家人的报案，当地警方也没有及时出警，制止事态的发展。在矛盾从发生到激化的过程中，只要官方在任何一个环节能够公正处理，都可以避免血案的发生。可以说，正是官方的不公正，造成了血案的发生。 围绕着村委会的选举，地方政府要培植为它圈地的执行人，官员要扶持能够向其输送利益的合作者，并与他们扶植的腐败恶势力结成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保护恶势力也就成了保护他们自己。官方的作为破坏了基层民主自治，制造和激化了基层社会矛盾。所以，从根本上来看，天津下辛庄村的选举血案，是官方造成的。 发端于 1980 年代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是农民尝试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探索。政府一度顺应农民的要求，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社会也曾抱以极大的期望。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基层民主的道路已经被官方堵死。 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行，不仅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也可以使政府获得民意支持。官方扼杀了基层民主，也堵塞了社会平稳过渡的道路，不断蓄积的基层矛盾，终将把球踢给中央政府。

一個不讀歷史的社會是多麼恐怖。最近戴卓爾夫人的檔案解封，內容談及就香港與中共談判，一些本土派攻擊司徒華為首的民主派當年打着「民主回歸」的旗號，「出賣」了香港。 正如筆者舊文〈 泛民內鬥二部曲：反蝗與反反蝗 〉所說，泛民互相傾軋，遭重重打擊後，不少本已受人民力量激進思想影響的青年，民主信仰出現真空，極左轉極右，本土派應運而生。 本應香港獨立，或者回歸英國統治，是個人政治信仰，立場上無可非議之處，不過一些本土青年為了正當化自己的信仰，嘗試從扭曲香港過去的歷史面貌，便是在刪改港人共有的記憶遺產，便不能不出言制止。 不少本土派的首要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泛民主派，而且對之攻擊之猛烈，毫不亞於中共報章，而泛民主派最大的歷史罪名，莫過於「民主回歸」送香港入中共的虎穴之中。 只不過從二〇一三年的角度，去刁難一九八二年的人，刪去當時香港的政治社會脈絡是絕不公允。在八二年前的十多年光景之間，香港又到底處於甚麼的狀態，港人處於一個怎樣的心理境況？八十年代前的殖民地政府首腦絕大部份都是英國人，香港的經濟命脈，還是牢牢掌控於與殖民地政府關係親密的英資財閥之下，發出遠東商業帝國的餘暉。政商之間，基本上是以大部份普羅市民不諳的英語維繫的，縱使七十年代香港的社運和學運界發起中文運動爭取了中文成為法定語言，英語作為統治階級的語言地位是超然的，也是要投身管治階層的必要條件。外國人以外語壟斷的官商統治系統，如果今天的以港人文化為宗的本土派回到過去，會站在社會運動的一邊還是統治階級的一邊呢？ 八二年前在殖民地互相較勁的國共之爭已經逐漸式微，取而代之是火紅年代的學運和社會運動。一九七二年的保衛釣魚台示威，被警察以警棍追打至頭破血流的情景在上一輩社運人口中還是歷歷在目，一九八〇年國際政治刊物《新政治家》踢爆殖民地政府政治部轄下的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對眾多學生組織和壓力團體進行滲透、監控、輿論戰抹黑等工作，當中包括學聯、教協、香港觀察社等。加上了惡名昭著的《公安條例》，免經審訊便可遞解出境的權力，還有六六、六七年的兩場大規模暴動（六六暴動和香港反英獨立運動，詳見拙文〈 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 〉），廉政公署成立前後的警隊貪污風氣和官警衝突，英殖時代的香港，絕不是八、九十後想像的花花世界。 殖民地年代種族階級觀念分明，深層的種族主義無處不在，政治社會風氣保守抑壓，殖民地彌漫着的，是一片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氣味。香港人對殖民管治的普遍心理在呂大樂的《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有深刻的描寫，他們對殖民地政府有一種故意的疏離和區隔，一些人甚至有潛在的抗拒。這種抗拒背後的基礎，自然要追溯自自身的歷史文化身份，結果中國國族身份便成為一個正當理由。這跟今天的本土派舉起龍獅旗的英殖身份，抗衡中共的國族主義一樣。但當年尋找中國國族身份也分成兩大宗派，火紅年代的大專的「認中關社」，便分成了全盤接受中共政權的「國粹派」，以及有批判精神的中國國族主義「社會派」，其中社會派內的眾多人物後來成為本土派的口中，中了「大中華情花毒」的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的中國國族主義，以何俊仁為例，可追溯自錢穆、牟宗三、徐復觀、司馬長風等的反共國族主義思想，四九年大陸變色紛紛南來避秦的中華傳統旗手這一套「花果飄零」精神，便受美國大力支援促成新亞書院的誕生，也成為新亞校友劉細良的〈 花果飄零—殖民地的文化認同 〉故事。這種批判思辯精神的反共國族主義，成為排拒中共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武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精神來源，「民主回歸」的理論基礎。然而本土派挾英殖身份抗共，當中不見對英殖時代的公正評價，盲目把英國統治寫成美麗的神話，不尊重歷史事實，未有批判精神，比泛民的反共國族主義相形見拙，吹捧陳雲的仇恨民粹理論，甚至落得跟當年支持四人幫的國粹派同一層次。 然而這種「民主回歸」的想法對英國與中共的談判有多大的影響？當時的民調清楚反映大部份人都希望維持現狀。不論是他們根本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也好（有某些極端的本土派論者真的相信「大中華主義」是泛民對港人洗腦的結果）、恐共心理也好，還是基於政治冷感的保守態度也好，「民主回歸」並非主流意見，更非戴卓爾考慮的因素。 相反，戴卓爾夫人諮詢的港人對象，在八二年的三次會談中顯示得十分清楚，行政局非官守謝員、工商界代表、包玉剛。在檔案之中可以看到，前兩者對倫敦與北京的會談中完全被動，只跟隨戴卓爾夫人的鼻子行事，除了包玉剛外。船王包玉剛在七八年返大陸營商時已經與鄧小平建立私人關係，鄧告訴他中共會在九七年接管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地契可以延續至九七以後，包玉剛迅速棄船登岸，大規發展房地產事業，收購九龍倉，成功於世界航運業式微之時延續其商業帝國。包玉剛更於香港前途談判中充當鄧小平的傳話人，對戴揆說若果香港經濟出現動盪，中共可以趁低吸納，買起香港資產。 戴卓爾夫人堅持兩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英國擁有香港及九龍主權，直至駐華大使柯利達告訴她九龍和新界的邊界只是一街之隔，而鄧小平早已決定九七年接管香港原則不會退讓。其實早在戴卓爾夫人訪問大陸之前，香港的前途已成定局。而英方也在八一年修訂國籍法，褫奪了港人公民身份，餘下要做的便是確保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以及英陸的良好商貿關係，這一基本方針直到六四事件後大幅改變，已是後話。香港的社會領袖除了移民海外，就只有中共統戰之下委任成《基本法》諮委、草委的工商界和「民主回歸」的民主派在九七前後力爭民主政制以保障港人的自由和人權鬥法，在六四後遠赴美國國會爭取關注，甚至要求重訂聯合聲明。民主派這算是將香港人送入虎穴嗎？ 然而新一代以九十年代彭定康正值大力量推動民主，提拔華人出任政府首腦，英資撒離香港令社會向上流動速度前所未有的快，他們把依稀記得已經大幅去殖的殖民地美好生活體驗，加上一些專欄作家幾篇偏頗的諷刺文章，來對比大陸近年的急速崛起沒有如所料的給予香港繁榮安定，反而強大的經濟向心力把有把香港本土文化和英國人遺下的制度吞噬之跡象，中共隨着經濟改革會促成的政治改革仍沒發生，但香港人的危機感已頻臨崩潰，本土派舉起英殖象徵的龍獅旗而興起並非偶然，但香港以及民主派的困局也非主觀意志所能改變。 筆者不敢說以上對歷史的分析及見解都是沒有錯誤的，它畢竟只是眾多切入面之一，不過我們在責難上一代人時，不能永遠只站在自己處境和感受，就像筆者的一篇文〈 愛民主的香港人，你和你的祖父輩們 〉提出，不剖析當時的時局和那一代人的處境，便施以道德審判，往往變成這一代罵老一代，呂大樂叫舉龍獅旗的人要面對殖民時期的不公，反遭狠批的失語情況。這反映不僅是香港不同世代的思想文化斷層，而且更反映了整個港人的歷史記憶原來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給扭曲和刪改，事實本是可以為自己說話，而非為某特定政治立場服務，但當社會都不認真對待歷史，這些人便放棄了記憶的權力。這種權力今天雖可為本土派利用，但明天更可以為統治者刪編。 可能有些會認為在facebook加入一個以香港歷史為名的page分享香港的舊照片，繞過閱讀那些認真的香港歷史研究著作，便滿以為已經充份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他們然後便可把自己對美好殖民地年代的想像，都投射在那些facebook上的舊照片上，大讚以前中環的殖民地建築多麼的美。然而呂大樂在那時社會商討拆卸舊香港會時，便引述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這樣說：「以建築藝術角度看，該建築物或有其價值，但論政治因素，則該座大樓應盡快消失，而且愈早愈好。」 戴卓爾夫人的外交檔案解封，引起全球廣泛報導，我在想有沒有可能三十年後一個以曾蔭權命名的基金會會將他一〇年峰迴路轉的政改決策過程的檔案解封，引起香港市民議論。這個想法當然是痴人說夢，特區政府在沒有《檔案法》的約束下，每天在幹銷毀香港社會公有的歷史文獻這種合法罪行，而最嚴重的，大部份香港人根本毫不關心。 貝加爾 原文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