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图片截取自英国周刊经济学人文章《习近平培育了一种丑陋的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一种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利益的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学者和理论有大量不同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哈斯 (Ernst Bernard Haas) 认为虽然民族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但一般脱离不了对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识的重视,并由此引发出一些列的意识形态、运动和行为。

近年来,中共大力鼓吹中国民族主义也引起了学界和舆论的担忧。很多学者和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向极端,经济学人则称之为“丑陋的”(ugly)。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又被称之为“小粉红”。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相信中共官方宣传,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爱党)倾向。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也多次发起爱国“猎巫”运动,攻击那些表现的“不爱国”的两岸三地艺人,攻击国内的少数族群,抵制西方产品。在外交上,中国则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战狼外交”。

然而,经济学人等媒体和学术机构也指出当下的中国民族主义现象更像是中共官方操纵的结果,真正的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人数不得而知。这是因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仅出现在网络上,当局则严控民族主义者的线下活动,习近平时代并没有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示威游行,这并不同于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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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茶神书韵、谌青凡等:质疑乔良 支持秦晖

一、回答问题   读者“茶神书韵”和“许良”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若干次了。我们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希望你们去读读相关的解释。 说说中国与中国人民的站起来 茶神书韵 读者留言,原本是和所读具体文章内容 —— 上下呼应的生命互动、后续读者的再互动 …… 。 目前形式,是选网的龙年改创?肢体面貌心肝肺分离?东一件西一句散落四处?     简单,被改创成了繁琐 。 许良 为什么不公布读者的评论?如今中选网也沦为成了宋江,也被皇朝 “ 招安 ”了? 为什么没有公布读者评论?网友的评论为什么不公布出来? 二、读者关注   “ 清华毕业 ” 半年升任副县级引围观争议 逝水年华 文章不错,请继续努力。关注。 明然 看看当前官场滋生的腐败现象很难令人认可:当前选拔干部的组织路线是健康的。在权力制约下的任何行为都敢于蔑视公众舆论,且又打着合理合法的欺骗手段来实现的。毫不奇怪,本文讨论的内容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陈彧:浅谈选举权和选区的问题 迷途汉 选举还是如期举行,候选人还是顺利当选 — 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 “ 这个代表 ” 在当选以后,选民没有办法找到他担当任何 “ 反映问题,回答问题,咨询问题,协助解决问题 ” 的工作,那究竟算神马代表?      我们可以不选举的由 “ 党书记 ” 任意指定一个代表,但起码这个代表要做代表的工作啊。 没有了 “ 代表 ” (接轨说法应该叫议员)真正的岗位负责者,就断绝了国民跟上层的沟通渠道。 于是乎,讨薪不成的,除了忍气吞声的之外,就是跳桥的跟杀老板的 。 沉默很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100 年时间里,要走过三、四代人。领导、专家对缓慢的政治进程能有耐心,某些群体可能被磨掉了性子,但每一代人、每一群人都会如此吗?还有,社会进程也一定会配合领导和专家吗?     不会!!!     历史进程浩浩荡荡,无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 乔良:美元战争还能打多久 人保之友 这位教授肯定是位砖家了,要符合砖家的分析必须让美国实行社会主义才行。众所周知在美国没有我们这里的 “ 人民银行 ” ,政府是无权命令银行印刷多少美元的,这是国际常识。     不知道这位专家对我们近几年来超额发行人民币,造成物价大幅度飙升有何见解?砖家是否知道我们的人民币发行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了呢 ? Sigwell 感觉前后不一致。前面是讲美国靠印钞发世界人民的财,后面又说美国靠打仗促使美元回流,注意,这里的美元是热钱。 茶神书韵 乔文中论,给中国的思考者,有两点触动:     1 、乔文揭示 “ 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流入香港的 2000 多亿投资热钱,在美国的 5 枚精确制导炸弹 “ 误炸 ” 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一个星期之后,该 2000 多亿热钱从香港抽逃,最终也全部流入了美国。 ” 乔生当补充数据来源说明或该数据引用何种公认文献等等,若如是,乔生此论,对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进出口换汇主权国,都有者及其重要的战略参考价值。     2 、乔文道出了 2011 年中外所有明眼人都透视出的金融国际掠夺把戏 “ 像中国这样的美元储备大国要想让手中积累的美元减少贬值带来的损失,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外,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 ” 那么,乔生当尽职尽责,继续论证:中国为何又非以更加疯狂的印钞手段 —— 年年稀释国内储户的人民纸,持续疯狂购买美纸?非要助纣为虐呢?因为,强势美元战略,是美国针对全世界的市场掠夺,而中国助纣为虐的稀释人民币战略呢?却恰是针对自家百姓血汗储蓄的单向室内掠夺。所以,乔生作为研究学者,当立体论证 。   谌青凡 “在美国国内, 70% 左右的就业人口从事的都是金融业或金融服务业。” 这一数据的出处是哪里?不太准确吧。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 “ 站起来了 ” 的历程 钟山灵 好文章!叙述了许多真相,拜读了。 林明理 秦晖教授层层剥笋、鞭辟入里的分析确实发人深省啊。外交 “ 站队 ” 是如此的重要,但是,我们如今的外交却选择与卡扎菲、阿萨德、金氏小朝廷站在一起,羞愧啊。庙堂之高的这一届高官,看来要遗臭万年了。   冯梦云   1, 民族和人民之分在于国藉,并无政党尤其一朝臣民的意义。      2, 站起来!指政治话语权而非领导权和民族和国家意义。      3, 中国自辛亥革命起不是三民主义立国而是国共两党对立开始。中国人始终是炮灰被两党利用。过去用枪,后来用权现在用钱。      4, 从政治权力分析两岸都受大陆核弹威吓何来站起?     总结,中国人民站在屠刀下围覌两党争权 ! 三、 2012 年 1 月 28 日下午至晚间留言(一) 揭露是为了不再受伤害 Kmtwb 希望各位网友在新浪微博加我,标签 “ 选举与治理网 ” 。 KMTWB :关于 “ 香港人是狗 ” 事件的回顾和感受 KMTWB 如果你是那些一脸茫然,面对港人抗议的内地 ” 蝗虫们 ” ,谁能够代表你的愤怒心情,只有孔庆东。 香港人就是这样面对面的对大陆人 ” 唱蝗 ” 。可是大陆人仍然会源源不断的去自由行,去购物,去花钱。 除了有内地人发起抗议行动,尖沙咀昨午亦出现由本港网民举办的快闪唱歌行动,以之宣洩对内地人的不满。数名网民参与社交网站发起的「唱蝗团」,沿广东道唱改编自流行歌的曲目,同时又嚷要求修改《基本法》,禁止双非婴儿取得居港权。 另外,有本港的讨论区发起的「反内地人登报行动」,截至昨日八时为止,有超过一千九百名网民响应,据知已筹得超过十万元。 据苹果日报:持续近一个月的中港骂战,今日再度升温,有内地网民发动今日于港铁车厢内违规进食,已逾六万人响应。本港网民也反击,若目睹内地人于车厢内集体饮食会立即举报。下午网民自组「高登新春唱蝗团」,唱歌讽内地人。早上港铁人多挤逼,暂未见内地人集体进食,但港人「食唔停」。 今早港铁在车站范围增加广播次数,以广东话、英文及普通话劝吁乘客保持清洁,切勿进食等,根据港铁第 556B 章第 27 条列明港铁内禁止饮食,违者罚款 2,000 元。 内地旅客余先生昨日在东铁上表示,来港半个月探亲,行程愉快,未被唤作「蝗虫」,他说:「内地地铁不规管你饮食,大家都习惯在车厢食东西。」由于两地文化不同,余先生的家人在启程前也叮嘱香港通用的规矩,例如不能随地吐痰、乱抛垃圾等。 早上赶上班的路程中,港人汪先生和女友于港铁月台食三文治,他坦言不知道月台不能进食。有本港女士乘搭港铁时取出饼乾进食,记者上前指港铁车厢内不能进食,她连忙向记者道歉,并立即收起馀下饼乾。有港人内地妻子在港铁月台让儿子饮朱古力奶,并扬言:「小朋友未饮完,唔通丢咗佢咩? 港人黄先生今早拿着菠萝油,等出闸才吃包,他说:「内地人唔知规矩,算数啦!但若果好离谱,食到周地都係,就要出声啦!」 港人是狗、双非孕妇是蝗虫等,令中港矛盾加深。今日 300 名内地高中生到港大参观,为 9 月升学做准备,他们有信心将来中港能融和,认为只要对香港有贡献,便有资格留在香港。有港大学生已捐款 200 元,力撑反蝗虫广告;又有港大学生认为普通的磨擦可澹忘,但政府必须定下政策阻止双非人来港产子。 据太阳报:近日网上疯传写有「内地人微博发起,年初五集体在香港东铁进食(已有 6 万人报名参加)」截图,不少港人昨严阵以待六万大军压境,准备随时向港铁职员举报有人违规进食。不过,记者昨午沿东铁线来回数次并在车厢及月台实地视察,都没有发现「集食军」的踪影。 内地人多走避 在人流较多的九龙塘站,虽发现有人违反港铁附例在月台进食麵包及水果,但全属说广东话的人,未有发现响应「集食」行动的内地人,港铁发言人亦指昨日的违规进食举报、口头警告及检控数字与平日相若。从北京来港的李先生表示对「集食」行动不知情,就算知道也不会响应,更指来港就要入乡随俗:「例如我在内地会乱过马路,在香港就要看红绿灯。」 不少本港网民以「蝗虫」形容内地人,「集食」行动无影踪,但约十名港人昨午就响应网上「新春唱蝗团」活动号召,在尖沙咀钟楼集合,沿广东道每经一间名店便以广东话齐唱改编歌《蝗虫天下》,虽然有时不太记得歌词,但只要名店外愈多内地人排队,他们便唱得愈热烈。 除了唱歌,一见到有内地人蹲坐在名店外,他们都会上前问一问:「你知道这是不文明表现吗?」唱了一小时,他们转到旺角行人专用区继续,整个行动中内地人多数走开迴避,未有触发正面冲突。来自东莞的游小姐即使感到不是味儿,也谅解香港网民行动,更不认同孔庆东言论:「内地人和香港人不应对骂。」 孔庆东「狗噏」又拒绝认错,甚至无赖地否认曾说「狗噏论」,有疑似港人昨透过社交网站 Twitter 询问艾未未 ( 专题 ) 意见,他一回应即「寸爆」孔庆东:「香港一国两制,香港人是狗,大陆人也就是狗,同科两支而已。」他更不屑孔庆东不认帐:「叫兽(教授)唤狗狗只是不雅,唤了说没有唤,就是疯了!」 KMTWB 转赠大骂孔庆东的伪道士们 海外华人:香港地铁事件双方当事人都要向孩子道歉 ( 图 ) 近日,在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抛出关于 ” 部分香港人是狗 ” 的一番言路之后,引发了海外华人论坛上最激烈的争论,其势头完全掩盖了毫无新意的 ” 春晚 ( 专题 – 视频 )” ,所有高点击率文帖,几乎都与这件事有关。 毫无疑问,作为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言路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无可否认,他代表了一批大陆人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作为 ” 法律 ” 维护者的香港民众,不但对孔庆东的言论以牙还牙,甚至抛出了 ” 生孩子抢床位;炒高楼价 ” 等不适当的言论。很多不负责任的媒体,肆意夸大和渲染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不对的。 其实整个事件的核心问题,不是孔庆东的言论,也不是待选特首的声明,而是到底该做如何看待 ” 大陆小孩在香港地铁吃东西 ” 。 为人父母,大概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作为孩子,他们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但他们有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   –   饥饿。不管在哪里,孩子饿了就会要求吃东西,他们不可能会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个地方有这样的规定 ” (孩子)不能在这吃东西 ” 。视频中我们看到了,孩子确实在地铁中吃了东西,也确实将东西掉在地上了(虽然视频中没有任何记录),但孩子的家长在别人劝告下也确实让孩子停止了进食,并且将地上的东西收拾干净。我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了,尽管我为孩子感到委屈。 但地铁事件中的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在地铁员工出现后,事情并没有想我想象的那样解决而是众人继续当着孩子的面大吵大闹,最终将包括孩子在内的人赶下了地铁。现在不用再去判断事件中任何人的对错,我只是想从孩子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 我只是在地铁上吃了些东西,我的行为没有威胁或伤害到任何人,而我却被人在众目睽睽下赶下了地铁,我有什么错?这些大人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 视频中,三个孩子一脸迷茫的表情 我也有孩子,值得庆幸的是我来到的是多伦多。多伦多的地铁肯定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地铁,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任何孩子在地铁上吃东西,绝不会有被赶下车的风险。因为在加拿大,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女儿在多大上学,九点钟上课,她八点半可能还在睡觉,因为我们的公寓下面就直通地铁。 Finch 地铁站在 TTC 区域内是有 Tim   Hortons 的,她可以在那买到她最喜欢的 Double   Double 和 Bingle ,她通常是在地铁上吃这些东西。在她的意识里, ” 早餐就该在地铁上吃,因为我早上的时间真是太宝贵了,而且没有干扰任何人,有什么道理不让我在地铁上喝咖啡呢 ” ?我认为我的女儿无论在行为和心智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和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人一样。 吴思访谈录:何谓公正? 缪一轮 吴思先生说:  “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     一般地说,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动物,尤其是我们人类,初生之时是一定需要他人包括父母的无私的爱的付出的,如果没有这最初的付出,就绝对无法生存,也就不会有其后的任何自己的付出。所以,我认为,,也许,爱,才是众生生存和发展的第一源泉和动力,只有成长到能够独立自主之后,我们才可能去追求、实现、遵循包括公正即 “ 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 在内的其他生存原则 。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 “ 站起来了 ” 的历程 国洪新 孙中山那段说得勉强。     日本那件事,没成功,暂且放下;苏联那件事,恶果在孙活着时就发作了:三一八事件,谁挑起来的?谁是受益者?秦先生既然提及外蒙,为什么又语焉不详了?     正面典型,如果拿吴大帅拒绝苏联提议与孙接受提议相比,就更典型了 。     《阳光》 2012 年第一期 卷首语 我是科学家 只要是宣扬普世价值的,都应该支持。 谁说说这个杂志的背景 和阳光卫视有关吗? 茅于轼: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特权问题 杨柳枝 中国有这么多的美元 , 可是就是买不到美国的高技术和尖端武器 . 由此可见 , 茅于轼不是有意为华尔街说话 , 就是太书生气了。 茅于轼的观点是很正确的 , 但是房子限购措施当下还是需要的 , 否则国家会乱 . 没有房子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普通劳工阶层 甚至城市高收入者一致对高房价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 形势如同火山 , 不可掉以轻心 . 等到真正市场化了 , 就不会限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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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拉里•戴蒙德:中国会在未来20年民主化吗?

黄埔江畔的外滩仍带着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最近,美国知名政经杂志《大西洋月刊》网站转载了该刊合作伙伴《民主》杂志的长文《为什么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将在一代人时间向民主转型》。 戴蒙德认为,相较目前正在进行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转型,未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更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的在东亚展开,而东亚国家有更好的机会,建立更加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戴蒙德甚至断言,在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面临着民主化的全新机会,甚至可能比阿拉伯世界更快。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严防茉莉花革命波及中国,对大批异议者和激进知识分子、维权律师等进行了预防性抓捕、失踪和重判,一时间,风声鹤唳。 年底,知名博客作家韩寒发表了论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三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的悲观,但坚称将致力于争取基本自由权利。 随后,对韩寒文章讨论进入了口水战和抹黑阶段,但公众对民主化、政治转型的期待和迷惘更加显著,网民们忙于对中共18大后政治形态的猜想,甚至亲官方的《环球时报》也不再像传统官媒一般,对敏感话题保持沉默,而是以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立场,主动参与讨论和“舆论引导”。 以上种种,显示虽被打压,但技术的进步和政治讨论的深入,却使民主化转型问题,越来越广泛地进入中文公共空间,政治民主化以及其条件,路径等种种话题已经成为愿意严肃思考中国命运的难以不重视的话题。 拉里•戴蒙德-是美国政治学家,是《民主》杂志的创始共同主编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政治转型和民主化问题的知名学者。本期《上海视窗》将介绍戴蒙德关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预测分析,提供公众参考。 戴蒙德的文章首先分析了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诸国的民主前景,文章尤其对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进行了分析。 文章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化已经具备基本条件。目前,目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仅略微超过马来西亚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但仍在迅速上升,已经接近了韩国民主化时期(1987-88)的人均年收入水平。 政治学者亨利罗文预测,即使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5%的速度递增,到了202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阿根廷在2007年(约15,000美元,也相当于目前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水平)。 而且,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放缓至每年6%,中国仍然会在2020年之前达到年收入13,000美元的水平。这相当于匈牙利在1990年,墨西哥在2000年,两国开始向民主过渡进程时的人均收入水平。 除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外,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和随着收入上升带来的信息自由传播,也将日益增加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动力。 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就认为,随着两岸更多交流,从两岸三通到卫星电视的落地,目前台湾激烈的政治民主实践,台湾的种种政治新闻,将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转型提供额外的刺激和促进。 戴蒙德承认,罗文的预测有些机械主义,似乎经济增长将顺理成章地给中国带来逐步而平稳的政治民主化,但事实上,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更可能是突然而有破坏性的。 目前,中共的领导层并无意启动认真的导向选举民主政治改革,这正是几十年前,台湾的国民党蒋经国时代所做的。让北京的统治者心惊肉跳并引以为鉴的,是戈尔巴乔夫启动的,并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公开性改革。 通过将权力分散到各个部门和省份,以及种种的利益团体,中国政治领导人忙于做各种投资和开支的日常决策,冻结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可能。 正如福山在《民主》杂志上的文章所注意到的,目前表现出色的中共政制,一个重大缺憾是缺乏适应性。这个政权的专长是快速经济发展,而其僵化是潜在的致命缺陷。日积月累的腐败,例行公事的滥用权力,不假思索地抑制意见表达,公民的不满正在累积。 目前,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每年数万起,称得上此起彼伏,互联网上,虽有严密的管制,但不满和颠覆性的言论,在中文网上仍然随处可见。 如裴敏欣所声称,中国政府的强大力量是一种假象,它其缺乏弹性,由于腐败,官商勾结,犯罪行为,并限制自由表达的挫折感上升,很有可能,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发性危机的很有可转成政治崩溃。 此外,福山认为,中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快速老龄化,和男女比率失调问题,将恶化未来的中国经济表现。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后停止增长,并开始回落,城市化显著放缓,教育的增长到了极限,高校毕业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提供的白领就业机会,但蓝领工人却日益短缺。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企业将不得不支付迅速上升的工资,随着越来越多人退休,养老保险,福利,医疗融资将给企业和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压力。中国政府还必须处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挫折感,房地产和金融的稳定也是一大问题,在这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稳定将是越来越困难的挑战。 事实上,中共面临的是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经典冲突。如果经济没有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没有继续增长,党的统治就会面临挑战。而这一切的发生可能并不是渐进的,而是某种突发的致命危机。 目前,中共体制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现政权能够稳定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矛盾在于,如果目前的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延续下去,经济发展带来的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则迟早会动员起来,要求民主,终结目前的体制。 戴蒙德说,他曾一度怀疑,是否这种分析有些过分乐观了,“也许,中国的民主进程,将还得等到25年或者30年后。” 现在,他认为,由于目前的体制无法提供开放的、负责的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的统治,或者将使这一进程加快。戴蒙德说,“我怀疑中共统治的结束会来得更早,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不幸的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将很可能接续的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威权主义政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很可能如此。金额能将导致某种国家主义的军事统治,向外挑衅,以激发民众效忠。 不过,戴蒙德认为,未来中国可能的军人统治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因为军人政府难以应付社会的快速现代化,社会网络化,以及中产阶级国家必然出现的复杂的经济社会挑战。 无论未来具体发展如何,戴蒙德相信,中国不可能一面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收入水平上升、社会分化,却不经历和面对韩国和台湾曾有过的那种的民主变革的压力。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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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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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台将给鹰派力量更多发言权

  揭开“皇太子”神秘面纱 对于即将在情人节那天在白宫会见奥巴马总统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外界似乎知之甚少。他即将进行的美国访问应该是对其接班人地位的确认。本台特约评论员林和立为您揭开这位“皇太子”的神秘面纱。   58岁的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10月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到明年3月,还将继续接过国家主席一职的接力棒。和大多数被指定为接班人的中国领导干部一样,习近平以行事谨慎见长,而且在高层内部不会引起争议。这位 “习公子”,–人们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是中共前高官、前副总理习仲勋的长子–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人们对于他的观点并不是很了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主管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的,尽管他也经常和外国高官会面,但在这种场合下,他一般都是照着外交部准备好的稿子念。 “不会出错的人”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在最近谈到习近平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骆家辉也承认,对于习近平和胡锦涛之间到底有何不同,美国几乎一无所知。他说:”我们对于习了解得的确不多。”根据”维基解密”(Wikileaks)透露的消息,2009年,一些认识习近平的学者对美国前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Beatrice Camp)表示,这位接班人最大的强项就是”无为”。一位老学者指出,当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时,就是看中他是一个完美的折衷性人选。这位学者说:”习被选中就是因为他谨小慎微,他总是抱着手臂坐在最后的角落里。他不会犯错误。” 然而,有时候一不留神,习近平还是会表现出来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或者说,他至少比较偏向于采取一些策略来稳固中国的”准超级大国”地位。2009年,这位国家副主席在访问墨西哥期间会见当地华侨的时候,曾经间接地对美国进行攻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同年年底,习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强硬态度,因为他坚持一定要会见日本天皇,但根据日本的外事礼仪,要求天皇接见是必须提前至少两个月申请的。习近平最终当然是如愿见到了天皇,但是日本媒体对此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 习近平09年访日资料照片 从那之后,习近平的公众形象,尤其在外交领域中,表现得越来越圆滑,拿捏得也越来越精到。在去年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习近平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心。而本月早些时候,习在北京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探讨两国双边关系的时候,也表示:”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重大和敏感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本着互相尊重的精神,谨慎处理。”他还补充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两国关系再度产生严重的冲突和争吵”。 拥有来自解放军高层的坚实后盾 对习近平外交和安全政策起关键作用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最亲信的顾问当中,有不少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事实上,习的主要权力基础,应该说是建立在军界,而不是党政机构内部。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在2007年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他主要都是在地方任职。而解放军高层则是由许多高干子弟构成,他们的父母不是老将军就是党内高层老干部。西方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专家猜测,在少将级别以上的高级军官当中,有大约100名都是高干子弟。习近平与这些”公子将军”的关系据说十分密切。 在过去几年中,解放军高层一直提倡一种所谓”鹰派”的外交路线,他们的立场比外交官要更加强硬。举个例子,他们指定了中国一些与邻国产生领土争议的地区,比如南海和钓鱼岛,认为这些地区牵扯到”核心国家利益”。在官方媒体发表的文章和评论当中,解放军的战略研究专家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做好在高科技条件下应对地区战争的准备,并赢得这些战争。甚至还有声音呼吁中国对越南和菲律宾这样的小国进行一定的惩罚性军事打击,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接连与中国发生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冲突。 2010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的三位副主席之一,这也要归功于他在军方高层内的亲密朋友对其的支持。今年10月,在中共十八大上,69岁的胡锦涛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是他可能会效仿自己的前任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上继续留任至少两到三年的时间。然而,习近平显然不乐意胡锦涛逗留太久,假如他拥有军界高层的支持,就可以对胡锦涛施压,使其在十八大的时候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也一并交出。 中国航母“瓦良格”号 习将给”鹰派”势力更多发挥余地? 作为对这种大力支持的回报,习近平很有可能会让军方高层在国家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发言权。此外,习近平深知,在共产主义信仰名存实亡的时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共产党维持自己合法性所剩无几的支柱之一。中国通过大力研发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秀肌肉”,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当中,激起了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情愫。 鉴于在即将进行的访美之旅中,习近平仍然是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人的身份到访白宫,因此他应该会延续自己一贯的礼貌外交辞令。但是假如这两个处在战略竞争之中的大国围绕人民币汇率以及南海冲突等问题继续发生冲突的话,那么作为 “总司令”的习近平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强大军事实力的代言人,这将会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安和焦虑。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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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驳《房宁:我们不能迷信改革——苏联解体教训》

作者: 陈尉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关于苏联,我曾写过两篇很浅显的文章,不敢说是学术钻研,也算是一些认识体会吧。今天看到房宁的文章,本可以一笑了之,但是鉴于其发布平台的影响力及国人认识水平的限制,我还是想再说几句,这不是商榷,而是对其文章一些观点的驳斥,有些观点根本不需要商榷,只是希望不要贻笑于大方之家。 一、 历史不可认识论 文中开篇就来了一段看似很哲很深的文字,最后得出结论——“历史并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需要时机。” 而这段文字针对的问题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一个访谈的开始放一段如此有思想、有哲理的话,作者是要干什么呢?历史有时候是不可以认识,难道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不可认识的?可是后文作者又都回答了呀。 二、对苏联模式的认识 房宁这样解读苏联模式:“要说苏联模式解体,就要说到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从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高度的动员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面对这自称是政治学家的人对苏联模式的解读,我很忧伤,仰望半天星空也没有看见星星,却仿佛面前站着个猩猩。一个政治学家眼里的苏联模式竟然没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只有经济,这难道是政治家的自嘲吗?可是从文中完全看不出他在自嘲,他十二万分肯定以及一定。 一个政治家,可以忽视政治谈苏联,这真的是个奇迹,更加奇葩的是他竟然还对着凤凰历史向全世界宣告,这真是一位伟大的自信的政治家。 三、对苏联解体的认识 房宁认为,苏联解体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有关,“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这一点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在说出原因之前,房宁自己说了“我认为不是单一原因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是复杂的。也许20年前的人们并不这样看,可能强调某一方面多一些,但我现在觉得20年来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更倾向于从多个角度看苏联解体,一定说哪个就是主要原因,这似乎有简单化的嫌疑。‘主要原因’也是从那个角度上看。” 房宁也确实提到了另外一些原因,例如苏联的政治交接、老人政治,而苏联模式对民众政治上无情的剥夺与屠杀经济上的剥削却一句也没有说,他是提到了古拉格群岛,但是并不是苏联政府对待人民时说的,而是知识分子对抗苏联政府时说的,说到苏联模式和苏联的解体竟然可以如此忽视人民的遭遇和想法,以政治交接问题和老人政治来总结苏联政治的问题,一般的政治学家一定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苏联解体一定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心声,但是房宁却做到了绕过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主义来谈苏联解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四、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认识 房宁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还面临着困境,他没有政治基础,他是局外人,根本无力去左右苏联体制,···于是只有标新立异···”这是我见过的对戈尔巴乔夫最有喜感的解说,我不太理解的地方比较多: 首先,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政治基础,从何谈起?按照苏联的政治交班模式,没有政治基础怎么可能上台,最起码也要有军队支持。再者,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众望所归的结果,无论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希望他当选,这样还不算政治基础。戈氏还是从基层走上去的,群众基础也很深厚。可见作者的说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房宁还说戈氏是标新立异寻求党外支持,我看是房宁本人标新立异。那个时侯苏联的党外支持能够有多给力?而对戈氏的改革用标新立异来形容我真是无法忍受,我觉得标新立异这个词都不会爽的。戈氏改革的前奏是结束了冷战,这对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福音;戈氏改推行开公开性政策,首先在机关报逐渐放开言论。让报纸媒体说真话,让人民开始说真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随后举行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戈氏这些行动确实很新,但是绝对是“标新立异”这个词无法承受之重,这些可是苏联宪法早就规定了的。 对于一个自称是政治学家的人来说,说出下面这段话可能只需要勇气了,因为他跟智商和常识以及专业素质没有关系: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肯定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也不批判他了,也不替他辩护,这种今天批判和辩护都没太大意义。有人说不怪戈尔巴乔夫,有人 说怪戈尔巴乔夫,我们要尊重基本的事实,苏联就是在他手里毁掉的。至于他是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人们当然可以去讨论,但是我想从制度上来揭示,因为我是政 治学家,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可能和别人看的不一样。当然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也很重要,但老人政治是个很具体而直接的问题,对老人政治最后的反动, 使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 这应该是我今年读到的最雷人的话了,官员们说的那些算什么啊,毕竟都没什么水平,别人也没有自称很有文化,但是这个房宁就不同了,本着雷死人不偿命的宗旨,他成功了。 关于戈尔巴乔夫我想再说几句,因为这些都是前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 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戈氏搞垮了苏联,是戈氏让他们的祖国崩溃,都很仇恨他,因此当戈氏试图从政的时候遭遇惨败。但是,最新的民意统计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戈氏的改革,他们认为是戈氏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在俄罗斯国家公墓,叶利钦墓地对面有很大一块预留的墓地,那是墓地最好的位置,而他的主人就是房宁所谓的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戈尔巴乔夫。而近年,俄罗斯民间正在开展一个叫“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活动,而官方则在2011年3月份向其颁发圣安德鲁勋章,为了表彰戈尔巴乔夫在国家艰难时刻作出的贡献。很显然,国家艰难时刻就是指苏联解体,贡献就是改革,所以官方充分肯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以才会给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 再看房宁的说法,我觉得完全是其臆造出来的。 五、关于斯大林 斯大林是明君还是暴君中国人没有发言权,俄罗斯人有,历史有。 历史上,斯大林屠杀了很多的苏联人,二战也跟他有关。俄罗斯已经多次开会,早就要彻底清算斯大林的余孽,所以房宁援引斯大林的话说苏联模式是完美的简直就是个屁。 六、关于苏联的知识分子 这部分房宁轻描淡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既没有说清楚苏联政府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也没有说清楚知识分子如何反抗极权,不痛不痒,误导性极强,建议阅读《俄国思想家》、《苏联的心灵》、《捍卫记忆》和索尔仁尼琴的书。 “知识分子揭露和鞭挞主要是社会的弊端,但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看似很有道理,但这是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观点。一个人民连畜生都不如的祖国,对于一个人民来说有意义吗?或许对于许多苏联人民来说,苏联这个国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可以肆意地摧残和蹂躏自己。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祖国垮台,可是谁愿意被专制虐待呢?当祖国成为一个杀人机器的时候,沉默就是绥靖,而这时祖国已经丧失了意义,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六、关于苏联解体的教训 “苏联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让我们知道了很多: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起码的,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很最重要的问题。” 这段话或许是这位政治学界要告诉世人的,也就是说前面的扯淡都是为这个蛋的出场做铺垫的,或许我对前面的扯淡太认真了,但是我对后面这个其实更加认真,因为这个其实不仅是在误导人的思想,更是在误导一个国家的前途。 首先,这些话本身就是矛盾的,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显然改革开放包含在内,但是紧跟着就说“们不能迷信改革”,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当然这属于政治素质不过硬,政治觉悟不高的原因,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原谅不原谅,那是党的事情,与我无关。 其次,房宁一边说我们不能迷信改革,又说在于怎么改,这不是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吗?严重怀疑作者的逻辑思维水平,如此混乱还能做政治学家,看来政治学界真是无人了。 第三,房宁说改革是有风险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又有问题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很最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这句话有问题是因为,改革一定不会比现在坏,所以改革的风险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我们来说,改革只有好处不会有坏处。比如我们现在就在一个粪坑里吃屎,而进行改革的话可能吃到饭,房宁所谓的风险也就是可能改革后还是屎,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成功,我们都可以吃饭了,那是好事;如果失败了,我们还是吃屎,但是以前也是吃屎啊,更何况换个口味也算进步哇。当然,对于那些喜欢吃屎并且已经爱上现在这种屎的口味的人来说这是不适用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吃屎也会吃腻,希望换口味。 七、结语:做一个不撒谎的人真的很难吗? 苏联解体已经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说得清楚的,但是总有那么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人们搞得不明真相,而我希望上面这些东西可以让人们看的清楚点,至少不模糊吧。 我从未奢求所有人都说真话,因为我知道说真话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从来就反对人们说谎话,特别是像这种当中14亿中国人和70亿地球人说这种丢人现眼、不负责任的话,这是在伤害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是在对人类犯罪。 你可以不说真话,但你一定不要说假话,因为你可以选择沉默,谨以此献给所有盼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人。 【本文原创首发立方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l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431440&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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