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作者： 陳宜中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许纪霖先生，浙江绍兴人，1957年出生於上海。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三年；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歷史学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上海歷史学会副会长。深受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影响，致力於中国现代化的歷史反思，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启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並积极介入当代思想论爭，为大陆著名的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著有《无穷的困惑》、《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化史》(主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等。 此一访谈於2010年5月5日在台北进行，由陈宜中、王超华提问。经陈宜中编辑、校对后，由许纪霖先生修订、確认。 一、1980年代的启蒙及其分裂 王超华(以下简称「王」)：许先生，可否请您先谈谈您的成长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届的？ 许纪霖(以下简称「许」)：我是1957年出生，在上海长大。文革时我是小学生，红小兵。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三年，在上海市郊的东海农场。1978年作为文革后恢復高考的首届大学生，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那时候很特殊，我本科四年毕业后，刚好缺青年教师，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间在职读硕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时，岁数算是比较小的。 许：我们班上，几乎全都是「老三届」，所以我是小字辈。班长与班里年龄最小的相差15岁，他开玩笑地对他说：「我都可以把你生出来了」。我自己观察，「老三届」的话题总是绕不过文革。关於文革，有三个不同的年龄层，其区別在於康有为所说的「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对「老三届」，文革是「所经之事」。对我这个红小兵而言是「所见之事」，因为我没有直接经歷，就算经歷也是很间接的。而对文革后的一代，文革则是「所闻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乡虽然经歷过，但毕竟经歷有限，没有很直接的心理衝撞。我觉得跟「老三届」相比，自己与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亲和性。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最初做的是民主党派研究，大学时代就对这题目感兴趣？ 许：纯属偶然。念大学时，自己乱看书。毕业留校之后，系里要我跟著一个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本身没什么兴趣，但发现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不得了，个个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前半叶的命运，与当代知识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內心之中產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的第一篇稿，写的是黄远生。他是民国初年的名记者，袁世凯称帝时要他帮忙造势。他非常挣扎，写完了又很后悔，因此后来写了《懺悔录》，懺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写了一篇〈从中国的《懺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態人格〉，投给了《读书》杂誌。当时王焱是《读书》的编辑部主任，竟然把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处女作发了出来，给我很大的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写了二、三十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 许多朋友至今还对我说，我的文章里面，还是那些个案做得最好。可能还真是这样。那些个案我称之为「心態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態史研究」提升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从个案出发，提炼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就像以赛亚‧柏林和別尔嘉耶夫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王：您为何认为大学的经歷是最重要的？是有哪些特別印象？ 许：1980年代大学的氛围，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私人空间很少，连谈恋爱都很拘束，与女同学稍为接触多一点，支部书记就会来干预。但是1980年代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竞选人大代表、模擬审判、討论国家大事、上街游行……，热闹极了。1980年代有一种后文革的氛围，文革中的红卫兵精神转化为一种「后理想主义」，从「奉旨造反」转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开放。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大视野、大思路、大气魄，这些都是1980年代人的精神特徵。这种1980年代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可以说我是一个「80年代之子」，至今的思考、写作依然保持著80年代的风格。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比如赫尔岑、屠格涅夫，既有怀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內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信念很简单，为一个简单的主义奋斗，非常有行动力；但他们有力量而没有內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似乎刚好倒过来。像我们这些80年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我们都是行动主义者，总是要有一个信念，都喜欢大问题，具有实践性，而这恐怕都与文革的红卫兵精神有关。而19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一代，书读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国父亲那代，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他们在虚无主义的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 陈：您怎么看1980年代跟文革的关係？ 许：像我们这些1980年代人，总是从大处著眼，总是在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胸怀责任感，而且有所行动。1980年代不过是文革年代的世俗版。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时代看作一种红色宗教，类似革命乌托邦的宗教时代，具有一种神圣性，那么1980年代不过是这神圣性的世俗版。80年代去掉了毛的神圣性，但重新赋予启蒙、现代化以某种神魅性。中国真正的世俗化要到1990年代之后才完全展开。在中国，1960-70年代生的人还多少受到1980年代的精神洗礼；但「八十后」一代则完全在1990年代之后的世俗化环境下成长起来，在文化性格上是全新的一代人，与1980年代开始格格不入。这个新，一个是世俗化，另一个就是虚无主义。 陈：您如何看待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及1990年代以后的变化？ 许：傅柯讲过，启蒙是一种態度。1980年代的启蒙，按照汪暉对五四运动的说法，拥有「態度的同一性」。在1980年代，大家对现代性的想像是同一的，这可以用帕森斯关於现代性的三条铁律来形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这就是新的现代性乌托邦，80年代的启蒙阵营是建立在这种共同的现代性想像基础上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分为1980年代、1990年代与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80年代是「启蒙时代」；1990年代是「启蒙后时代」，即所谓later enlightenment；而2000年以来则是「后启蒙时代」，这个「后」是post的意思。1980年代之所以是启蒙时代，乃是有两场运动：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后期的「文化热」，现在被理解为继五四以后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与五四一样，謳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解放，激烈地批判传统，拥抱西方的现代性。它具备启蒙时代一切的特徵，充满著激情、理想与理性，当然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紧张性。 到1990年代，进入了「启蒙后时代」，或者叫「启蒙后期」。80年代启蒙阵营所形成的「態度的同一性」，在市场社会出现之后，逐渐发生了分化，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等。启蒙是一个文化现象，最初是非政治的；启蒙运动的內部混沌一片，包涵著各种主义的元素。欧洲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也是到19世纪经济高速增长、阶级分化的时候，出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化。不过，1990年代的许多基本命题依然是启蒙的延续，依然是一个「启蒙后时代」。 但是200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后启蒙时代」，这个post的意思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启蒙已经过时了，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陈：关於启蒙，在六四之前，就已经有了些不同的意见，像是李泽厚等人认为不需要再谈启蒙了，但王元化仍主张要谈。 许：实际上1989年王元化先生谈启蒙的变与不变，所针对的是林毓生先生。那时候林先生已经看到了启蒙的负面，但国內学者还是认为启蒙是好的。当时他们不赞成林毓生对全盘反传统的分析。一直到1990年代初以后，大家才开始反思，才开始注意到启蒙的负面性。这反思是跟六四有关係的。 陈：林毓生先生所讲的创造性转化，今天有不少人觉得太西化了。但是在1980年代，他的观点却被认为是太反启蒙、太反五四、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太友善。您怎么理解这个反差？ 许：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那些高调反传统的，对传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批传统来批现实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就像文革的时候「批林批孔」也是借批孔而打林一样。但是，1980年代老一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派，像汤一介、庞朴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同情性了解的。他们是一批释古派，通过重新解释传统，將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他们成为1990年代初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声。 儘管1990年代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但是他们仍在启蒙阵营的里面。他们追求现代性这点是不变的，只是要为普遍现代性在中国找到它的特殊表现，即以儒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现代性道路。19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承认普世现代性的；这与近十年出现的以狂批普遍主义为前提的「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特殊」论是很不一样的。 陈：1990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开始是想把文化保守主义或儒家文化跟政治现代性扣起来。但是今天有不少文化民族主义者，却已经不那么想了。 许：1990年代的保守主义是温和的，基本是文化保守主义。余英时认为儒教分两部分：政治儒教已经不適应民主政治，过时了；但心性儒家还有其存在的意义。1990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想把心性儒家与民主政治接轨，即所谓的「老內圣」如何开出「新外王」。 然而，新儒家中的蒋庆是个极端的个案。他从一开始感兴趣的就是政治儒学，不是心性修养的宋明理学，而是汉代董仲舒那套政治意识型態。而且还像康有为那样，企图以儒教立国，要通过国家的行政力量，將读经列入学校的必修课程。至於出版经书的巨额利润，都要归他领导的儒教学会！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转化为政治保守主义的一个例子。 王：您如何评估1980年代的精神遗產？今天一些学术思想的领头人都是1980年代的人，但各自的立场却很不一样。 许：1980年代所留下的，总体来说当然是个启蒙的遗產。这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是个精神性上很核心的东西。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绕不开五四，而討论当代中国问题的也同样绕不开1980年代。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漫长的1980年代和短暂的1990年代。所谓漫长的1980年代，是因为80年代从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直持续到1992年。而1990年代从1992年开始，是个过渡的时代。到1990年代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落幕、启蒙阵营彻底分化，1990年代也结束了。 陈：1989年是个分水岭吗？ 许：1989年当然很重要，但要看从哪个角度。从世俗化的角度说，1992年比1989年更重要。以思想界来说，1989-92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彷徨期，是1980年代通向1990年代的歷史桥樑。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出现之后，中国整个都变了。整个知识界也开始分化。在1980年代，启蒙是非常混沌的，还没有被主义化，它仍是一种態度。1990年代中期以降，可以看到各路人马已经开始主义化，打什么旗子都已经很清楚了。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逐渐在自由、公正、民主这些议题上，形成自己明確的理论立场。这就是我称为1990年代中期「启蒙的分裂」。 陈：您曾经分析过19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爭，特別是两造的自由观、公正观、民主观。如今，您怎么看？ 许：我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从理论角度而言，是新左派大胜，自由派大败。为什么这样说？汪暉如今已经国际化了，国外都想听听来自中国的不同声音。但自由派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当然，这其中有很大的竞爭不平等，因为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下，新左派的声音基本可以畅行无阻。你看看，「乌有之乡」网站多么囂张，至今活得好好的；而自由派的网站一个个被查禁，已经所剩无几。新左派的声音在中国「政治正確」，可以无限放大。尤其是这十年新左派向右转之后，更是如此，可以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些主流体制的权威刊物上。 10年来，自由派的言论空间被大大压缩，宪政民主不准提，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能讲。於是自由派主动放弃了理论战场，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去爭取「微观维权」。不与论敌在大的问题上纠缠，而是针对具体的、特殊的微观事件，点点滴滴爭取人权。有点像胡適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这样的策略改变，一方面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宏观理论上自由派更加苍白。 王：您意思是说整个自由派都是一样吗？ 许：原来思想界的启蒙知识分子，许多都转移到公共媒体。不过，除了秦暉、于建嶸、孙立平等个別几位，大部分人的传媒影响力也已经减弱了。因为新崛起一批传媒的意见领袖，比如韩寒、梁文道等，他们虽然不是学院中人，但更年轻，更熟悉媒体和网路的话语风格，其舆论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原来的启蒙知识分子。 二、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 陈：您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从「文明崛起」的视野，质疑种种主流的「中国崛起」言说之不足。您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许：中国的崛起，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是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我的看法是：30年来的中国，仅仅实现了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资料，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歷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歷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於：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並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並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於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眾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 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確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华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巔峰，以至於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將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 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隨著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於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復、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隱藏著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標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標、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所急乃是儘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爭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因此，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30年，虽然文明梦的內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標始终一以贯之。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型態掛帅，寧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標。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隨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標，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爭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型態。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眾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用的世俗目標，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捨弃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士‧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復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復站在尚未经歷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敘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隨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爭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上，却前仆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於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式富强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墮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內含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歷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內在衝突、相互斗爭的过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歷史內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於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內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墮於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內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 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迷信物质力量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薰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陈：您所谓「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具体包括了哪些维度？ 许：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內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標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內含了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歷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產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內，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歷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財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並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仰仗各种现代神话，其实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內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野蛮性，並非自现代性而始；然而，现代性一方面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登峰造极，另一面却是野蛮的空前(未必)绝后。文明提供的技术手段使得暴力和杀人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电影《阿凡达》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的对抗。现代性承认了人性的世俗欲望无限膨胀的正当性，而当今世界各种利益政治的斗爭，最终乃是人性中的欲望衝突。霍布斯对现代人性的认识虽然冷酷，却是一针见血：贪婪和虚妄。人类的虚妄发展到现代，莫过於此。当各种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学)崩溃之后，各种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识型態充斥人间，並且都以某种貌似崇高的名义施行暴力。现代性的野蛮性不是一种外在之物，而就內在於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它成为现代乌托邦的內在一部分。暴力不仅施行於人的肉体，而且摧残人的灵魂；前者比较容易察觉，而柔性的强制性力量——通常表现为流行的意识型態话语——作为傅柯所说的话语权力却无所不在。现代文明的野蛮，说到底，乃是一种心魔。与野蛮的搏斗，是现代文明內部的战斗，是一场人性的自我搏杀。无论歷史如何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心魔的斗爭，是一场人类永恆的战爭。 陈：若说野蛮就內在於现代性，內在於现代文明，那么，「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或「普世意义上的文明中国」如何超越这种困境？ 许：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30年迅速崛起的奇蹟，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如今这个全球化的现代性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现代人为现世享乐主义激励，不相信来世，不恐惧地狱，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见的欲望满足。古代人、中世纪人对自然与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节制。现代人活得太囂张，肆无忌惮。地球总有一天会毁於人类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偶然失误。古老的玛雅文明曾经预言2012年是世界与人类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后的审判也好，抑或弥赛亚时刻也好，都有一个对现世有所制约的神圣(或恐怖)的终端，让人懂得审慎、畏惧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现代人，特別是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奥运会，世博会倒数计时，还是个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买车、买房、晋升的幸福倒数计时，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时刻」。一旦来临，即陷入虚无。人们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无限迴圈，生死轮回，永无尽头。这，难道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宿命？ 现代性靠什么与內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著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產著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歷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源远流长的人文与宗教传统之所以仍有意义，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產机制之上的。按照歷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產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作出反应，產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繆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爭。对於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態度。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陳宜中的最新更新：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下） / 2012-01-02 18:00 / 评论数( 0 )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中） / 2012-01-02 17:51 / 评论数( 0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四） / 2011-12-26 15:00 / 评论数( 6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三） / 2011-12-26 14:58 / 评论数( 1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二） / 2011-12-26 14:53 / 评论数( 0 )

随着示威人群的壮大，要求未经选举的 统治者 打包滚蛋的压力越来越大。 … 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 民族主义 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 …

核心提示：哪些冲突状况在2012年最有恶化的危险？当《外交政策》杂志请国际危机研究组织评估来年可能会爆发哪些人为灾难时，我们集思广益，列出了有必要予以特别关注的10个危机地区。 原文： Next Year's Wars——Ten conflicts to watch in 2012 时间：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作者：LOUISE ARBOUR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和校对 【原文配图】 哪些冲突状况在2012年最有恶化的危险？当《外交政策》杂志请国际危机研究组织评估来年可能会爆发哪些人为灾难时，我们集思广益，列出了有必要予以特别关注的10个危机地区。 我们承认，所有的名单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我们希望至少能达到一个目的：这可能会让人们开始谈论这些问题。为什么苏丹肯定会出现比例可怕的危机？又或者哪些是欧洲已经遗忘了的冲突，例如北高加索或者阿塞拜疆？你看，我们还没有包括一些深陷麻烦，却奇怪地没有太多报道的地方，如墨西哥和北尼日利亚。我们还没有列上金正日去世后的朝鲜半岛的严阵以待的对峙。 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前景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特别列入了两个也值得我们注意的国家，并谨慎地认为对这两个国家而言，2012年或许会带来好兆头。 叙利亚 叙利亚国内外的许多人现在指望其政权立即垮台，设想从此以后便万事大吉。但现实可能与此截然不同。随着叙利亚以及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的势力与叙政权形成直接对立，许多人希望流血僵局最终能够结束。在叙政权最近几个月来实施了可怕的暴行之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可能会下台。但是不管他的下台现在看起来有多么难以避免，后阿萨德时期的最初阶段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 一方面，受情绪支配的民众两极分化——尤其是在阿拉维派教徒群体的周围——使得政权的支持者变得愈加顽固，坚信”不杀人就会被人杀”，而他们对于阿萨德一旦下台自己可能招致大规模报复的担心又是十分实际的。另一方面，相关各方在叙利亚局势中战略利益的上升已经加剧了地区和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竞争。各方现在都把这场危机看作是一个着力左右地区均势的历史机遇。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复杂局面中，首当其冲的跨国担忧无疑是黎巴嫩：阿萨德的下台越是迫在眉睫，真主党——以及它在德黑兰的幕后支持者——就越是会把叙利亚危机看作是专为置它们于死地的生死搏斗，它们选择孤注一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彻底转移外界注意力的风险也会越大。用”火药桶”一词不足以形容局势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中止、甚至提前断送成功实现过渡的可能。 伊朗/以色列 即便伊朗和以色列设法以某种方式安全绕过叙利亚危机的暗礁，两国在核问题上的敌对也可能会使它们走上歧途。尽管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四周的战争叫嚣在临近2011年底时有所加剧，但一些人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伊朗和以色列糟糕透顶的国家关系长期趋势的延续。 不过，有两个因素可能使2012年成为形势趋于恶化的转折点。首先，最近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表述非常明白：报告也许没能有效地提出关于德黑兰有意制造核武器的新证据，但它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伊朗对于与这个国际机构展开合作的困惑和不甘。其次，美国大选将迫使美国更多地把精力从支持以色列转向国内议程，从而大致形成一个有利于以色列采取行动的环境，并可能带来若干意想不到、无意识——并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后果。 阿富汗 国际社会长达10年的大规模安全、发展和人道援助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阿富汗。过去一年中安全状况的恶化以及原先稳定的省份也变得叛乱四起就是明证。2011年，单是首都咯布尔就发生了接二连三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包括自2001年以来市内伤亡最惨重的袭击，对驻喀布尔的外国使团、英国文化协会及美国大使馆的多次袭击，以及前总统兼首席和谈代表布尔汉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的惨遭暗杀。随着许多重要省份定于2012年初被移交给装备简陋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明年的前景毫无光明可言。 阻碍阿富汗实现和平——或者至少是稳定——的一连串障碍到现在为止都是似曾相识的。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 ）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法，通过命令来治理国家。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在大部分地区形同虚设，甚至难觅踪影，要不就是腐败丛生，以至于阿富汗人不愿与它们有任何瓜葛。说达里语的少数民族对于与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塔里班叛军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仍然抱有怀疑。而塔里班得到了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的支持。藏身于奎达的塔里班领导层似乎推断他们已经胜利在望了，认为他们只需等到美国预定的2014年撤军之后就可以大显身手。 巴基斯坦 在整个2011年中，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11月份北约对巴士兵的致命但明显的误炸使两国糟糕的关系差点演变成公开的敌对。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但也由于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武装分子的支持，伊斯兰堡与喀布尔的关系也充满了争执。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在与印度亲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两国正走向贸易关系的正常化。然而这一进程仍然受制于军方对达瓦慈善会之类好战组织的持续支持。达瓦慈善会以前的名字叫虔诚军，2008年的孟买袭击就出自该组织之手。未来再次发生恐怖袭击可能会导致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敌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 不过，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还根本谈不上稳固，军方仍然控制着重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时常破坏、甚至主宰整个国家，对自由派政治人物的暴力袭击动摇着人们对于国家能劫后余生的些许信心。不过仍然存在某种希望，因为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缺乏民众支持，可能赢得2013年大选的两大政党，执政的PPP和反对党PML-N（前提是民主进程不受到军方的扰乱）拥有把国家重新拉回温和立场的能力和政治意愿。 也门 也门处在国家陷入彻底崩溃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实现权力和平交接的节骨眼上。迫于国际社会和地区各方日益上升的压力，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终于在11月23日签署了权力移交协议。根据该协议，他立即把重要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并计划在定于2月21日提前举行的选举之后正式离职。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它离解决也门的问题还差得很远。 许多挑战依然存在，包括让权力移交协议的签署各方负起履行协议的责任，大力处理尚未解决的政治包容和司法问题，改善严峻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等。此外，也门互不服气的武装力量中心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萨利赫家族与变节的将军阿里·穆赫辛·艾哈迈尔以及颇有势力的艾哈迈尔部落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化解，可能成为未来暴力活动的潜在起爆点。权力过渡第一阶段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任务将是如何确保实现持久停火，从城市中心撤走所有军队和部落武装，以及开始对军队和安全部队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国际上的参与各方也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对萨利赫及其家属威胁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起到了一些作用，让一些强硬派们愿意坐下来谈判。现在，签署了协议之后，要实施就需要对各方就施加压力：一方面是萨利赫，另一方面是对反对的诸党及其关联者。现在，外界的支持集中到了副总统阿比德·拉布·曼苏尔·哈迪周围。根据协议，他将成为2月份选举中各方一致同意的候选人。作为一个相对中立的人物，哈迪可能会促进一定程度的妥协和安全。 也门前途的不确定性还会因为南方激进分子和胡西反叛组织的存在而加剧，其中南方激进分子的要求不尽相同，有人要求立即独立，有人则呼吁建立南北联邦，而胡西叛军则寻求提升本部族的权利，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而且，当政治家们在萨那谈判的同时，政府军和地方部落却还在阿比扬省的阿拉伯半岛继续打击基地组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争夺也门的斗争在2012年还将持续很久。 中亚 该地区多个国家的生存将听天由命：它们的基础设施几近崩溃，政治体系被腐败侵蚀殆尽，公共服务形同虚设。尤其需要指出的，塔吉克斯坦现在面临着地方和外部叛乱所带来的不断加剧的安全威胁，而它自身对这些威胁几乎无还手之力。雪上加霜的是，它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陷入空前的低点，两国长期存在的水资源争端解决无望，偶尔爆发的致命的边界事件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暴力。 至于乌兹别克斯坦，华盛顿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塔什干向阿富汗驻军运送后勤给养，但是该国政权的残暴本性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合作伙伴，而且最终还会成为一个极靠不住的伙伴。已经发生了至少一起针对乌境内运送美国物资的铁路线的袭击。鉴于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看上去每况愈下，华盛顿可能会觉得别无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看来美国充其量不过是”逃出火坑，又进油锅”。 还有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如果不采取迅速、认真和彻底的措施来处理2010年南方种族大屠杀所造成的破坏，这个国家就存在爆发另一轮大规模暴力活动的风险。奥什市的极端民族主义市长梅利斯·梅尔扎克马托（Melis Myrzakmatov）在2012年无疑将会继续向中央政府发出警告。他在过去曾经宣称比什凯克的政令不适用于这个南方城市，而现在则在明目张胆考虑建立一支独立于内务部的市警察部队，毫无疑问，在2012年它将继续向中央政府叫板。 布隆迪 2000年的阿鲁沙共识曾终止了内战。但随着阿鲁沙共识的终结，加上2010年选举遭到抵制之后出现的政治气候恶化直接导致了暴力和动荡的升级，布琼布拉政府发出的安民告示听起来空洞无物。和平协议的要素正在被一个个地摧毁。自2010年选举以来，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心照不宣的斗争，以及政府变本加厉的压迫，正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独立媒体受到当局骚扰，当局涉嫌雇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暗杀。与此同时，国家腐败日益严重，政府治理指标触目惊心，随着生活条件由于基本日用品价格的上涨而恶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扭转这些趋势，布隆迪在2012年可能会重新滑向内战。 刚果民主共和国 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再次当选总统并已宣誓就职，但是这不大可能令他的政敌满意，尤其是反对派候选人艾蒂安·齐塞克迪（Etienne Tshisekedi）的支持者。投票过程存在严重的缺陷，有报道说有些选票被提前做了手脚、选民受到恐吓、局部地区发生暴力活动、组织工作普遍不力以及选举结果遭到篡改等。选举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中也被安插了忠于卡比拉的人，从而使他们的仲裁在愤怒的反对派眼中变得毫无价值。如果立法机构的选举结果同样遭到篡改，那么在其后的5年内反对派可能会被边缘化。 选举上出现的对立只是更大的趋势的表现。卡比拉在执政的五年中在国家机构中塞满了自己的亲信，让反对党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方式加以反对。国际各方悄悄地退出了刚果局势，援助国如美国和英国，和欧盟一起都不怎么参与，对于制衡卡比拉巩固权力几乎都无作为。 要求国际仲裁的呼声在金沙萨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首都得不到回应，刚果（金）的选举当局对于挽救选举结果的信誉似乎无能为力。卡比拉的非法举动不仅威胁到了刚果的和平和稳定。国际上对选举舞弊行径的默不作声，以及地区领袖的默许，给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主带来了不详预兆。如果非洲联盟能够像对待政变那样义愤填膺地斥责选举作弊该有多好，这两者毕竟都是违宪的政府更替手法，那样政客们至少会在作弊之前有所顾忌。 肯尼亚/索马里 要判断肯尼亚最近在索马里南部发动的军事战役将会成功地打败索马里青年党，还是会最终沦为一场持久的混战，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个好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过去10年中的一段时间里控制了索马里南部的大多地区。不过，既然肯尼亚将参加非洲联盟在索马里的行动，看起来它会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肯尼亚在索南部长期驻军可能会非常不受欢迎，而且其国内动荡的危险也是实实在在的。在10月中旬战役发动之后，索马里青年党立即扬言报复。对这种恐怖行动的可能性切不可掉以轻心，内罗毕已是风声鹤唳。10月末，索马里青年党在内罗毕对肯尼亚、而非西方目标发动了两起手榴弹袭击。一名肯尼亚的青年党人因此而被监禁。从那之后在索马里边界出现了好几起事件。 肯尼亚国内有相当多的索马里人以及分布更广的穆斯林人口，这些人大多对政府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持批评态度，对于政府加入西方主导的反恐斗争更是深恶痛绝。军事行动很可能会加剧肯尼亚业已存在的极端化倾向，尤其是如果军事行动进展不顺利，平民伤亡上升的话。 为应对索马里青年党的袭击威胁，肯尼亚政府在索马里人聚居的地区发动了大扫荡，旨在铲除该组织的支持者。尽管警察和安全机构大多表现出克制，东北边境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在指责军方滥用武力。真正的考验将会出现在索马里青年党在肯尼亚成功实施重大袭击之后。人们担心这会引发对肯境内索马里族人的严厉镇压，从而对族群关系以及社会的凝聚与和谐带来严重后果。特别是在今年的大选之前，这是出现了广为蔓延的种族暴力的2007年大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 委内瑞拉 尽管几乎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但委内瑞拉是西半球凶杀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是柬埔寨的两倍、墨西哥的三倍。即便在乌戈·查韦斯掌权之前，凶杀率就出现了上升势头。但是在他执政的12年中，凶杀率更是大幅飙升，案件数目从1998年的4550起上升到去年的17600起。受害者基本上是贫穷的年轻男子——他们会因为像手机那样的小物品、被卷入团伙间的枪战或是因为成为安全部队非法杀戮的对象而丧命。 刑事暴力尚未渗透到国家的政界。但是明年总统选举之前显露的征兆却是不详的。执政当局为了它所说的”保卫革命”，已经把地方民兵武装了起来。到目前为止它还未着手处理安全部队内部的腐败以及它们与犯罪活动的牵连。获得武器易如反掌。据说在这个人口仅2900万的国家里散落着1200多万件武器。犯法可以不受惩罚是造成暴力横行的主要动因，司法独立因为政府的持续打击而遭到侵蚀。根据某些估计，只有不到1/10的警方调查最终会导致对嫌疑人的逮捕。 还不清楚谁会站出来与查韦斯竞争总统职位，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大的政治空间能够让候选人竞选公职。但是在总统患病加剧了原本就很严重的不确定性，他与某些反对派领导人不共戴天，以及委内瑞拉社会两极分化、军事化和缺乏可靠的制度化冲突解决机制的情况下，新的一年可能会被证明是极具考验性的。 现在再来看看好消息。下面两个国家的2012年看起来将相对光明一些。 突尼斯 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运动党在10月选举中的获胜是民主的胜利。当然，没人会低估这个国家将面临的重大挑战。暴力的威胁持续存在，不管是来自一心想败坏复兴运动党名誉的奸细，还是来自被边缘化了的较为激进的”萨拉菲”派圣战分子，或者是来自该国内陆劳工阶层聚居的城镇——自从总统本·阿里下台以来，这些城镇基本上被忽略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治安状况持续恶化。旧政权在政府部门及制宪议会中的残余势力尽管薄弱，但也仍然扮演着捣乱者的角色。与此同时，新的商业精英似乎只是继承了他们前辈的糟糕做法。新政府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不要再对权力过渡的细节——例如总理的权限、制宪改革以及新的选举等——争吵不休，而应该把精力集中到挽救国家经济下滑和着手解决腐败和失业问题上面来。 尽管如此，在举行了阿拉伯之春后的第一场自由的差额选举——而且是以相对透明的方式和在人们热情参与的气氛下举行的——以后，突尼斯人显然已经有了许多值得骄傲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国家的相对稳定和明显进步可以成为整个地区的指路明灯，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缅甸 政府的改革诺言正在兑现：军方已经离开了政坛前沿；反对派首要人物昂山素季获释，正在与政府最高层进行接触并计划参加选举；其他许多政治犯也获得了自由；议会里的一些较为热烈的辩论场景由电视台进行转播；一些先前被禁的网站已经解禁。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面临着在2012年继续保持积极走向的重大机遇。 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需要对此有所反应，与缅甸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并取消适得其反的制裁措施——这些制裁不仅没能减弱军政权对权力的把持，反而造成了对平民的损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2月初对缅甸的访问是在正确的时间采取的正确行动，但这还不够。接下来需要等待缅甸政权采取的重大措施包括：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通过削弱新闻检查制度的新媒体法，并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停火协议。达成停火将是朝着结束军队在这些边境地区冲突中的暴行迈出的关键一步。 LOUISE ARBOUR 系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国际危机研究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相关阅读： 《金融时报》中国：新的”世界警察”？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