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我们实在没理由继续假装天真，把西方当做财富英雄甚至道德英雄予以崇拜、信赖。我们必须再一次睁眼看世界，对西方种族、社会形成客观、真实的了解。在中国一厢情愿的“和平崛起”过程中，西方做出任何反应，我们都不要感到震惊。

这篇发表于《新苏黎士报》（9月16日）的文章写道，”在中国，9月18日是回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暴行的重要日子。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仪式。……可是，仪式并非仅仅’来自上头’的规定。当博客主在网上论坛写进反对昔日的侵略者日本的民族主义煽动性文字时，他们是在自愿地支持政府。” 作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很长时期并不是激励爱国主义的源泉。在人民共和国的头30年，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几乎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在毛领导下，全国对这场可怕战争的诸多方面更是保持沉默。无处不在的是（宣传）共产党人针对内外敌人必然胜利的目的论，首先是针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人。在沈阳，很长时间只有一块纪念碑回忆这个’满洲事件’，到了90年代中期，人们才在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每年一次拉警报、按汽车喇叭纪念耻辱。1999年在沈阳开放的纪念馆因此也就成了全国记忆文化的代表，揭示了当代中国普遍的历史观。 “1978年之后的改革和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才迫使政府和公众转向20世纪降临亚洲的最严重战争创伤。传奇般的标兵雷锋、光辉灿烂的长征以及一系列共产党神话虽然长期是意识形态的楷模，却从此几乎不能再将民众凝聚起来。北京的理论家们开始寻找新的粘合剂，让分崩离析的社会团结起来，同时使之遗忘’新中国’的黑暗篇章。” 文章接着写道，”随着一场探讨20多年前事件的学术讨论受到政治制裁，也就发出了历史政治转折的信号。第一批文件汇编公布后，与政治方针保持一致的学术文章迅速跟上，打开了面向大众的通俗故事的闸门，伴以新建的纪念馆、故事片、肥皂剧、网页和微博客。对抗战的回忆上升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动力，呈现出与那些导致1989年对抗的内部力量相抗衡的爱国主义另一极，从此要将任何分裂主义都窒息在萌芽之中。 被操纵的回忆阻碍清理历史 “要想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对那场战争的回忆比30、40年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也就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大气候。在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寻找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希望减少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的影响，以及合并台湾的愿望，是导致这种历史政治转变方向的核心因素，。将中国人民当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加以表现的主意，也就从而产生，时间正是人民共和国作为被认真对待的大国重返世界舞台之际。” 作者指出，”从欧洲来看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和中国势不两立的立场，随着被操纵的对战争的回忆而产生。……尽管东京和北京之间的骇浪大概已经和缓一些，但是，对于日本占领的回忆至今不只是服务于纪念蒙难者。因为，一个变成被政治利用的自我怜悯的乏味回忆，也在中国阻碍着人们对战争进行适当的清理。” 摘译：林泉 责编：乐然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北京学者： 在舆论不当引导下 日开拓团石碑成为 民族主义发泄目标 （2011-08-09）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日防卫白皮书又渲染”中国威胁论” [中国早点] 特首选举的三条战线 [金融风暴] 标普：美国信用可能再降级 [国庆2011] [社论]传承与发扬新加坡精神 ● 于泽远 北京报道 黑龙江省方正县近日拆除了饱受指责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但仍有舆论对方正县穷追猛打，要求该县向公众道歉。北京有关学者指出，方正县的做法并无大过，希望舆论、尤其是传统媒体不要在情绪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这名供职于北京某知名大学但希望匿名的教授昨天对本报说，方正县为日本投降后死于该县的日本人建一座名录墙，原本是一件展示中国人文明宽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有益事情，结果在某些舆论的不当引导下，变成了某些人发泄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目标。 本月初，有人通过微博指方正县花费50万（人民币，下同，约10万新元）“为侵华日军立碑”，很快在网络上给方正县招来一片谴责谩骂。方正县随后解释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有5000多名日本开拓团成员因疾病、饥饿死在当地，1963年，中国总理周恩来批准为这些日本亡者修建了公墓，如今方正县为公墓立一块名录墙，除“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外，也是为了“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 方正县解释未能 平息舆论质疑 但方正县的解释未能平息舆论的质疑，一些网络和传统媒体指日本开拓团成员也是侵略者，为他们立碑就是有损民族大义，“出卖尊严”。8月4日，5个愤怒的网民从中国各地专程跑到方正县，用铁锤对名录墙敲打一番，然后泼上油漆。 虽然中央电视台认为5个网民对“名录墙”的暴力行为“不应提倡”，但这5人的行动得到众多网民的支持。当“五壮士”到达北京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有人给他们每人颁发2000元奖金。 上述北京某知名大学的教授在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说，1945年8月，聚集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成员主要是日本农民，而且以老幼妇孺为多。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是在日本投降后等待遣返的非军事人员，他们投降了，即使是军队，也还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何况他们不是军人。日本军国主义把这些日本穷人弄到中国，他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些人中有5000多人病死在方正，方正人民为他们修建公墓和立名录墙，是人道主义的体现。现在弄成这样，对战争遗孤的后裔并不公正，对方正县政府也不公正。 他指出，在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媒体没有把方正县立“名录墙”的原因讲清楚，方正县也没有讲清楚。事实上，死在方正县的日本人不是一般的开拓团团民，他们是在投降后返回日本的途中死在这里。方正县为他们建个公墓，甚至立个碑，并不为过，完全扯不上什么“为侵略者立碑”。如果把这些事实讲清楚，相信很多民众能够理解方正县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