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

首先请谈谈，你本次以何种身份前往台湾？是不是第一次踏上台湾领土？对台湾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 我这是第一次踏上台湾领土。本次访问是应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台湾的外交部、文化部以及台湾亚洲精英联合会之邀及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支持下，一行大概五十人左右前往台湾参观大选。这是十二年来，我第一次踏上与中国有关的土地，因此十分惊奇，也非常感动。 在台北能否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在台北及其他多座城市，尤其是晚上华灯初上，看到许许多多繁体中文字的广告牌，非常激动。也有许许多多餐饮业，各中小吃应有尽有，极具中国传统。那里既有中国大陆北方人，也有南方人。所以那里的饮食文化汇聚了中国大江南北，异常丰富。 在那里，我感受到了许多中国大陆所失去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热情的工作人员，他们充满人情味，非常有礼貌。我们如果有需要，如在地铁问路，就会有许多热情的人前来帮忙。台湾的民主化、社会的整体进步以及台湾人的整体文明程度都非常高，在很多地方与欧美的发达国家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请谈谈在台湾选举中感受最深的地方？ 我去了很多的造势现场，也去了蓝绿两营及亲民党的竞选总部，也参加了很多的研讨会并接触了许多战略方面及竞选方面的专家，也接触了许多基层选民。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体会。比如在蔡英文的竞选总部，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人，我一开始对台独的这样一个现场怀有芥蒂。但是在现场，可以感受到气氛十分热烈，而且井井有条。当我走到最前面的时候，绿营的一位老人从口音上发现了我是大陆人，他便向我表示，大陆人，要学会自己做主。对此，我非常感动，认为他道出了民主的真谛。可以看到基层选民的一种心态。特别是在大选结束时，蔡英文在败选后的现场，令人感动。蔡英文在台上讲，我们今天失败了。我们今天可以流眼泪，但是，台湾不能没有反对党。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对于取得胜利的国民党方面的马英九，他也说：我们只能高兴一晚。第二天，我们要重新开始。在蔡英文的现场，我们看到上万民众在暴雨中，眼泪和雨水在一起流淌。我在这一刻想起了西班亚。西班亚首相当时在推动共产党成为反对党时，遭到西班亚一些反共人士的极力反对，所以西班亚共产党的四位律师遭到暗杀。如果当时西共采取暴力手段报复，将令西班亚陷入又一场动荡之中。但是西共却组织了八万人参加的一场无声的送葬仪式，西班亚首相表示，这是多么成熟的反对党。那么，今天我即看到了国民党的胜利，也看到了它的反对党-民进党能够如此理智地展现出的一种态度。看到了台湾的民主在短短十多年中得到如此快的发展。成为华人地区一座民主的灯塔。只有亲身置入其中，才能够发现，中国人其实是能够做成这件事的，即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可以享受民主制度，也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 中国最近不断传出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遭打压的消息，你似乎对此较为悲观，作为一名身在海外的异见人士，你能够为这些人士作些什么？ 台湾的民主化真的令人鼓舞，但是我也发现了另外一面，即台湾的高层人士，他们只顾及自己的选票。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台湾的安全、乃至民主的稳定和发展与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也没有借着台湾的民主来推动大陆的民主。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抓了许多朋友，包括我的基督兄弟朱虞夫。朱虞夫只因写了九句诗获刑七年。最近我看到，欧美的政客在见到习近平的时候，只是强调：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他们很少提到，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中国更是一个世界稳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避免谈及此一话题，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历来就没有支持过中国的民主进程。对此，我一直在批评。我觉得，今天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人权恶化。他们只看自己国家和眼前的利益，而没有把对世界有很大影响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放到他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又名：公务员不应当啦啦队） 华人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君主立宪制的瑞典，国王是被剥夺选举权的，同时也被禁止发表政治言论。为什么每一个瑞典公民都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言论自由，身为一国之尊的国王却不能享有？ 这是因为，瑞典王室是由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代表全体人民。由于王室的光环和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如果国王发表政治言论偏向某一政党，就会严重损害民主政治的公平与公正。所以瑞典人和国王签订了协议，让王室成员享受锦衣玉食，但要求他们严格保持“政治中立”。 多年来笔者在瑞典教育机构任教，耳闻目睹瑞典公立学校实行的“教育政治中立”，为之体会很深。因此，当台湾大选前夕赫然出现这样的消息：“余光中等1709名教授登报支持马英九”，笔者不禁大吃一惊。尽管台湾民主选举日趋理性、成熟与干净，令中国大陆人充满羡慕与向往之心，但很遗憾的是，台湾一些名流、大学校长和教授仍缺少“教育政治中立”的理念。 ◎ “ 教育政治中立”为保障自由平等 瑞典的大选一般是静悄悄的。这个已经有百年民主历史的北欧国家，每次大选时，不过是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临时设置几个党派的选举小屋，贴出各党候选人的照片，播放优美的音乐吸引选民去咨询，完全没有台湾那种嘉年华似的喧嚷与热闹。 在由全体纳税人支持的公立大学和公立高中里，校方必须一视同仁地欢迎各党人士进校演讲宣传，让不同的观点百花齐放，不允许运用权力来为特定政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 作为广义的公务员，瑞典公立大学教授或高中教师虽享有选举权和言论自由，却被禁止在教学中为某党竞选做宣传。在课堂里对学生谈论政治议题时，教师被要求面面俱陈多元政治理念，不容许表达对某党支持或反对的倾向。我和我的教师同行，从不向学生透露自己大选时投谁的票，因为个人政治倾向被认为是私人事务。教师的责任，是培养学生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干扰、独立观察问题的能力。 这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教育政治中立”。这个原则对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师个人政治观点的表达、以及学校开展的政治活动，都做出了一些限制。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中里，法律明文规定必须遵守教育政治中立这一原则。 为什么西方国家会产生这样的法规？追根溯源，“教育政治中立”原则来自民主国家的宪法精神，即不得干预公民的思想自由，不得剥夺公民政治平等的机会。当年，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国民教育因当权者施压，被迫沦为政治工具及政府喉舌，向学生灌输片面的意识形态，结果酿成巨大灾难。二战后，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则备受民主国家重视，他们立法保护教育应具有的独立性，以防止其它价值体系侵害教育领域的政治中立。 台湾是新兴的民主国家，也订立了有关教育政治中立的法规。2009年5月，立法院通过《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要求在公立学校兼任行政职的教师不得参加政治游行集会、不得具名刊登政治连署广告、不得为候选人站台等。2011年6月，行政院会通过《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将一般教师也纳入中立条款。 ◎ “ 天下名器”面对专制才具正当性 打开登报支持马英九的1709名教授的连署名单，台湾各公立大学的名字历历可数。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都有校长或教授参与了这次广告连署。著名诗人余光中勇打头阵，带领诸多名流参加由前行政院长刘玄兆牵头的“马英九学者后援会”。文人学者与党派政客合流，一起为执政党的总统大唱赞歌。 在此之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也曾亲自领军，与87位科学家公布连署声明，力挺民进党的蔡英文。笔者考察过李远哲的这个名单，发现其中也有一些公立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但比较起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敌不过名声响亮的诗人，台湾文化人的魅力似乎远胜于科学家。同时，绿营在野，不像执政的蓝营那样占有国家资源，因此，绿营所能动员连署的公立大学校长和教授，远不如蓝营那样人数众多。 这两军对垒的蓝绿阵营都挟天下之名器，汇集名流，在报纸上聚众叫战，激情演出，煞是好看。这令笔者想起郭沫若剧本中的一句台词：“成了名器的人，我们把他们无可如何。”不知这些德高望重、为人师表的国家栋梁在为某党当“啦啦队”的时候，是否知道文明世界公认的教育政治中立原则，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抑或知道却不在乎？ 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民主的缺陷，即多数人暴政问题。他认为，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应该在多数人权威与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因此，当今欧美国家的公务员都严守政治中立。即使是私立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以及一些不属公务员系统的知识分子，也不肯轻易卷入这一类助选意义上的集体连署，他们看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只愿以个人身份发表自己的政见。 只有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欧美知识分子才会聚众连署，集体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例如，2008年西藏骚乱时，世界三百五十位藏学家及学者联名发表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用武力对付西藏人民，停止压制西藏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去年艾未未被拘禁时，各国艺术家在网站上连署声援艾未未，人数高达十几万。 为什么只有面对专制，这类知识分子的集体连署才具有正当性？因为在专制社会，被压迫者没有基本权利，身为校长和教授的人相对来说要多一点言论自由，所以他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发出声音，体现知识分子在严酷现实中承担责任的勇气。而对自由社会的校长教授来说，他们有义务帮助那些专制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让受迫害的人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必遵守教育政治中立。 ◎ 知识分子是质疑和监督权力的人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政治家是“创造权力的人”，艺术家是“质疑权力的人”。当年，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弗罗斯特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朗诵了他的一首爱国诗歌。此举令诗人的一些崇拜者大感失望：质疑权力的人怎么可以和拥有权力的人出现在同一个讲台上？前年瑞典公主新婚大喜，几十位瑞典顶尖诗人拒绝为婚礼献辞，致使那次征诗活动流产。 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与权势对立的，他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被权势者招降收编，坚持站在体制之外批判、监督体制和权力。而台湾的情况却有点特殊，从长期的威权体制走向民主，获得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台湾人，迅速而公开地表达他们对蓝绿政党的反对和拥护。一些想要保持政治中立的知识分子，其微弱的声音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记得笔者那年在瑞典批评首相，刊登本人犀利文字的报纸，正是那位首相所属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创办。但在台湾，很难看到这一类坚持独立立场的媒体。这是因为，统独是台湾的宿命，在统独的考量之下，知识分子和媒体都难以保持价值中立。再加上台湾旧的文官体系尚未彻底改造，所以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则尚未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无论如何，台湾的民主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相信它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能力。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二月号，发表时题为《公务员不应当啦啦队》

陈弘毅：宪政主义在台湾与香港的实践 进入专题 ： 宪政主义    ● 陈弘毅       宪政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思想，它的规范的内容就是人类社会应该怎样去组织国家和政治生活。宪政主义的精髓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以及权力的行使，以此防止人权受到政权的侵害，确保政权的行使符合人们的利益。宪政主义不只是一个很伟大的，但是很遥远的理想。因为在现代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成功地把宪政主义付诸实践。相对于非宪政主义的国家来说，宪政可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善。从非宪政主义到宪政主义的过渡，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宪政主义可以分为八个层次。第一就是法治原则，就是政府的行为要受到某些基本法律的限制；第二就是宪法的凌驾性，就是宪法要高于一般的法律，修改宪法会比修改一般的法律严谨，宪法要规定政府的组织形态；第三法律一定要符合某些标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就是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法律要清晰明确，法律制定以后一定要公开公布，要有不追溯以往的原则，法律应该有稳定性，并且公正无私；第四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个也是宪政主义的一个元素；第五保障人权；第六司法审查的制度，包括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第七就是民主，就是某些重要的政府职位，必须由民选产生；第八就是要更完备的民主法治体制，总统应该利用普选来产生。把宪政主义分为八个方面，就可以更好地去分析评价是否符合宪政主义的要求、标准。     为了到达宪政主义的目标，宪政主义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两种，第一，法律上的设置，第二政治体制上的设置，两种方法同时使用就产生了现代的宪政主义政体。法律上的设置主要是根据法治原则，包括司法独立原则来进行，政治体制上的设置主要包括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原则来设置。同时使用这两种设置就可以确保人权得到尊重、保障。这就是宪政主义的基本元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的宪政主义改革     　　     1982年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即特别行政区可以设立不同的行政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这个是为了配合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已经开始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而设立的一个规定。     一国两制的准备与实施，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从1984年到1997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199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部基本法的起草从1985年开始1990年完成，当时我是刚刚开始在香港大学教书，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基本法起草的时候解决的法治问题，包括设计一个怎样的政治体制适合将来的特别行政区，也包括怎么样去规定中央政府相对于特别行政区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权力，特别行政区应该有多大的自治权。     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就是香港民主化问题，基本法的制定其实是宪政主义的一个过程。因为宪政主义其中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一部可以有效规范政府职能的产生、政府权力怎样行使的宪法性文件。基本法就是这样一种文件。它是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是特别行政区相对于其他同级区政府有什么权力，它相对于中央政府有什么权力的关系，还有包括香港的人权保障的制度等等。而民主化问题就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原来殖民地时代，英国统治殖民地是没有任何的民主选举产生立法机关的成员的制度。不单是最高的行政首长港督是由英国派来的英国人，政府的高官都是外国人，立法会当时叫立法局也是由港督来委任的，没有任何香港人选出来的议员，但是在回归过程之中，就要处理这个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会不会有民主，在过渡时期香港是不是要发展民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最后都是肯定的。只是说在过渡时期香港要逐步发展民主。     在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香港由逐步民主化最终实现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所有成员，这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的设计。法制方面它也是符合宪政主义的要求的，包括设立了民权保障制度。还要看回归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即1991年人权法案的制定，因为之前讲宪政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一个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法院有权审查是不是违反法律的规定，关于人权条款的规定，是不是同宪法有相抵触的条款，法院是否可以宣布这些法律条款无效。所以在1991年香港立法局就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它的内容基本上是来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     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香港法院就开始行使一种违宪审查的权力，在一系列的案例里面，香港法院就行使了这个违宪审查权，去审查香港一些本地法是不是违反了这个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一种人权保障的标准。所有香港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从1991年开始建立，在1997年以后，根据基本法香港法院是不是可以继续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这个在1997年的时候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今天，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997年以后，香港的违宪审查制度不单是没有被废止，而且比回归之前更加活跃，发挥的功能效力比回归之前更加强大，法院也同回归之前一样独立。而在违宪审查制度里面它也发挥了重要的维护人权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的宪政主义改革     　　     台湾实施戒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已经决定在台湾进行政治改革。1986年3月蒋经国决定成立一个研究政治改革的小组，到了1986年9月反对国民党的一些人成立了民进党。在当时来说这个是违法的，台湾那时还是实行报禁党禁，还没有什么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等自由。蒋经国不对它进行打压或者监控，然后在1987年7月他就宣布结束从1944年5月以来实施的戒严。开放报禁党禁等等，放宽对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组织政党自由等等限制。所以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突然的自由化，就是公民权利。至少不受当局干预的自由方面得到非常大的逾越。     1998年1月蒋经国去世，由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继任，他当上“总统”后就开始处理民主政治改革的问题。1990年李登辉当选，当时的“国民大会”（以下简称“国大”）里面的成员有850人左右。台湾的“宪法”根据1949年当时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的最高机构是“国大”，但是它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它只是选举“总统”，也有权利修改“宪法”。“国大”原来里有760余人，人是1947年、1948年在大陆选举出来的，一直做到1990年。其他人是在台湾地区选出来的，因为在蒋介石蒋经国执政的时候，他们也修改了这个临时条款，在台湾地区也会选出新的“国大”的代表，新的“立法院”的成员。     “国大”要不要改选，这700多人是不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到他们去世？当时这个问题就提交到法院大法官那里去了。1990年6月21日，大法官会议做出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解释，就是“第261号解释”，因为这次会上基本上取消了“第31号解释”（1949年国民党迁徙台湾，760名“立法委员”当中，有380余名随之前往台湾。该380余名“立法委员”的任期，原应于1951年5月届满，但是国民党当局为了政权合法性，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31号解释，让其380余名“立委”继续行使职权），它重新解释：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选，是反映民意、扩宽民主宪政的途径，为适应当前的形式，所有“中央民意机构”中的资深代表应该在1991年12月31日之前终止行使职权，以便进行选举；选出“中央民意机构”的所有成员，以确保“宪政体制”的运作。它说的“中央民意机构”包括“国大”、“立法院”、“监察院”。大法官会议通过这个解释，就是强制规定这些资深代表，这些做了几十年的代表，在1991年12月31日就要停止职权，重新在台湾选出一个全新的“国大”、“立法院”等等，而它的依据就是民主宪政的原则。“国大”这些资深代表最后也愿意同大法官会议合作，没有进行抗争，而是交出他们的职位。     1992年，新的“国大”就要“修宪”，把台湾政治体制重新构造“修宪”规定：到了1996年选举产生的“总统”之后，不再由“国大”来选举，是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选举，所谓“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就是台湾，台湾全体人民选举第三任“总统”。所以有人说1990年在台湾的“修宪”是一场宁静的革命，它没有暴力，没有流血。而且它实际上是一场持续的革命，因为它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一种再造的过程，还包括1992年的第二次“修宪”，1994年的第三次“修宪”等另外几次“修宪”都是。但是1996年选出的第三次的“国大代表”，国民党已经不是占有四分之三的优势，所以1996年以后的“修宪”基本上是国民党同民进党通过谈判协商，达成共识的一种“修宪”，是一种共识政策。     其中还有一个风波，1999年的“修宪”及条款被大法官会议宣布为无效，这个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宪法法院有没有权去判断一个“修宪”本身是不是“违宪”，这个在现代宪法学里面是很重要的课题。印度的最高法院曾经在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判例来确立一个原则，就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架构是不可以通过一般的修宪程序来修改。德国1994年的基本法规定某一些非常重要的宪法里的规定是不可以修改的，所以现在宪法学已经发展出一种原则，关于民主选举的制度是不可以修改的。那么台湾的大法官接受了这些法理，宣布了1999年的“修宪”，由于程序上的瑕疵所以是无效的，这个是2000年3月的大法官会议的第4899号解释。这个解释以后国民党又重新进行“修宪”，2000年的第六次“修宪”基本上实现了原来的被大法官否定的一些内容。最后一次，2005年的“修宪”（第七次修宪），这次“修宪”是非常重大的改变。这次“修宪”有趣的是由“国大”来通过这个“修宪”来废除“国大”，就是“国民会议”通过“修宪”自己废除自己，所以以后就是现在的台湾已经没有“国大”这个机构，所有原来“国大”的权利一方面交给全体的台湾人民，一方面交给“立法院”。所以以后的“修宪”不是由“国大”来做了。以后如果要“修宪”的话由立法院四分之三的成员提出“宪法”受请案，然后以全民公投的形式来投票决定。     大致上来说台湾的大法官进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活跃程度，比香港的法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它通过“违宪审查”废除了很多在国民党所谓威权主义统治，国民党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威权主义统治下的“法律法规”被大法官宣布为“违宪”，很多涉及到政改之后的一些“宪政”的争议，包括涉及到“立法院”同“总统”的权限的界限，政治体制里面的一些争议的问题提交给大法官，大法官都以“宪法解析”的方法来处理，大法官会议的权威也渐渐确立起来，它在台湾受到尊重。“违宪审查制度”是台湾“宪政主义”发展的很重要的指标。     　　     追求政治改革是两地宪政发展的重要元素     　　     最后我讲一个结论。我们看香港、台湾这些宪政上的发展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要了解香港人、台湾人他们的追求什么，他们在参与在面对这些重大的政治法律改革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在香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回归以前，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联合协议之后（《中英联合声明》）到1997之前，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担心和忧虑。他们担心原来在殖民时代建立的法制关于在民权自由的保障在回归之后能不能维持，在人权方面、法制方面担心在回归之后有所倒退。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了一种要求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加强民权保障和发展民主的一种社会运动。基本法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运动的一种回应。香港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跟澳门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比较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之后会发觉，澳门基本法没有规定最重要的实现全民普选、行政长官或立法委员普选等。但是香港基本法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因为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法起草时有这样强烈的民主呼声。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包括全国人大也对香港民主诉求做出了善意的回应。     1997年之后香港基本法的情况，我觉得是相当理想的。虽然有不同的意见，香港的政治也分化为两派，就像台湾分化为蓝绿。香港的政治也分化为一方面所谓泛民主派，一方面是所谓的“爱国爱港”人士两大派。     台湾情况怎么样呢？台湾的“宪政”改革主要就是针对国民党威权主义一种反应，就是说那时人们就是不满意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威权主义统治。虽然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台湾的人民还是追求政治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追求政治改革是台湾地区宪政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元素或者主题。     香港或台湾两地我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宪政主义实践都是有相当的成绩的。无论是从选举方面来看，从不同政党的竞争情况来看，从分权制制衡的情况来看，从人权保障情况来看，从公民社会包括传媒的情况来看，都可以反映出台湾地区同香港都是根据宪政主义的原理，建立了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有了法制保障，公民社会、传媒等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去维护这种符合民主宪政精神的政治法律的制度。          作者简介：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前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进入专题： 宪政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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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拉伯世界中，妇女权益所获得的进步是因为从上到下的倡导，而不是从下到上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女权是精英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是总统夫人的爱好，然而，一只手给出去的东西总会通过另一只手拿回来的。” 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阿拉伯革命，对于两国女性来说可谓喜忧参半   阿斯玛.马哈弗兹，一名埃及的激进主义者，回忆起今年年初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抗议活动时提到，“我们所有人都在那里，一起抗议，帮忙搬运尸体。我们做了很多通常是男人们做的事。男女之间没有区别。”尽管一些男性叫她让开，其他则给她们撑起了保护伞。 在突尼斯，一名名为莉娜.本.莫海妮的激进主义者，周游全国，并将其所见所闻都记录在她的博客“一名突尼西亚女孩”上。除了拍摄尸体和受伤者的照片之外，还有她跟其他男性抗议者一起在突尼斯卡斯巴静坐的照片。塔瓦库.卡曼，今年十月初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曾是也门民主示威活动中的领头人，曾在萨那大学前露营数月，要求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下台。在阿拉伯的春天中，阿拉伯的女性们已经使她们自己的存在意义非凡。 在阿拉伯世界中，女性的地位长期令人堪忧。在2002年出版的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中，妇女权利的缺乏便是报告中的三因素之一，同缺乏政治自由以及教育落后一起严重阻碍着地区发展。在起义早期人们疾呼民主，几乎没有特别提到妇女权益。但是现在，宪法将被重写，在埃及和突尼斯，很多妇女革命是极其先进的，她们希望迎来自己的解放。 在埃及，女性的抗议活动并无不罕见。在1919年，在开罗戴着面纱的女性走上街头抗议英国的统治，要求独立。在1957年，埃及成为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妇女当选议会的国家，而只是在之前的一年女性获得投票权。在伽马.阿布德拉.那色统治期间，作为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一部分，鼓励女孩子们上学，规劝妇女们加入工作行列。20世纪70年代，在安瓦尔.沙达特的统治下和他的妻子杰汉的鼓励下，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权益。但是自从那时候开始，保守宗教组织日益增长的势力使妇女权益停滞不前。 如今，埃及的女性可以在外面工作，上学并且接受高等教育，拥有自由投票权并且在历次选举中都有女性参选。但是能读会写的女性却只占到58%，同时，只有23%的工作人员是女性。国家的法律更是参差不齐。国家的宪法根据性别区别对待。到相关的政府人员面前，丈夫顷刻之间便可以跟妻子离婚，但是女性必须通过漫长的法院程序来做同样的事情。 相比之下，突尼斯的妇女地位在阿拉伯世界中可谓无与伦比。多亏了哈比伯.布尔吉巴，现代突尼斯的创建人，他取消了一夫多妻制，承认妇女平等的离婚权以及堕胎合法化。齐纳•阿比丁•本•阿里，被倒戈的独裁者，继续着布尔吉巴的事业，继续扩展女性的家长权、离异权和对子女的监护权并且促进女性教育以及提高女性雇佣率。在1960年，将近一半的女性20岁的时候便结婚了。到2004年为止，年龄在15岁到19岁之间的女孩只有3%结婚。在突尼斯，现在能读会写的女性已经超过70%，尽管只有27%的劳动者是女性。同埃及只有2/5的比例相比，在突尼斯，女性几乎占到了大学学生中的2/3。 对于本.阿里先生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对于穆巴拉克先生来说，保卫女性权益是向西方国家示好的有利工具。这为镇压他们的伊斯兰对手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他们的妻子——特别是苏珊.穆巴拉克——热衷于推进女权运动。穆巴拉克夫人推行新法，禁止女性生殖器切割并且允许女性成为法官。这些法律至今仍存，但是，由于它们与前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多少有些变质。这是很不幸的，方田.班德然，阿拉伯妇女联盟的领导者说，“这些不是苏珊娜.穆巴拉克自己的法律。她只能在完成过程中给与小小的推动，但是具体的工作还需要我们进行。”在埃及，很多人已经对妇女权益这几个字产生怀疑，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的产物。在丢弃与穆巴拉克时期有任何联系的一切事物的努力中，激进主义者担心妇女权益将遭受打击。 自从一月份那个振奋人心的日子以来，在埃及，认为妇女应该将革命事业留给男人的声音不断增长。在三月国际妇女节的游行中，男人们就叫嚣着让游行队伍中的妇女回家喂孩子。在警察驱散游行队伍的时候，也告诉她们，他们没有时间来理会这种集会。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内阁中妇女的人数已经从四个降到一个。在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更是没有一个妇女成员，尽管很多女性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埃及总理以萨姆.莎拉夫，邀请一部分妇女进行会谈并且讨论他们的忧虑，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退步   更加令人忧心的是埃及军事集团统治者的态度。3月9日，受够了改革的缓慢步伐之后，抗议者们回到解放广场重申他们对自由、公平和平等的要求。部队瓦解了游行队伍之后，逮捕了很多抗议者，其中包括至少18名女性。在拘押期间，女性抗议者们被毒打、被用卖淫罪威胁而且还强迫进行“贞洁检查”。起先，部队否认他们曾强迫她们进行过此项检查。然而，在五月份的时候，一名上将承认为了确保妇女们以后不会说出她们被士兵强暴的事实，他们确实这样做过。“那些被羁押的女孩子们不像你的女儿或者我的，”他解释到，“这些女孩子们曾经在解放广场上和男性抗议者们一起在帐篷中露营。” 突尼斯的妇女们从未遭受过这样的虐待。在这点上已经比埃及强很多，在革命之后，到现在为止，她们的法律地位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她们还是很担心。突尼斯大学法学专家，穆娜.德雷迪说，对于突尼斯妇女们来说，如何保住自己的权益才是问题，而不是如何赢得新的权益。她们很不安的看着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因为在伊拉克人民推翻暴君的统治以后，似乎对妇女权益的进步并无多大帮助。 尽管妇女们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恐怖统治之下已经遭受了很多痛苦，但是她们一直都可以出外工作、走在街上的时候也不用蒙面纱并且可以上学。随着宗教组织影响力的增加，伊拉克的部分地区的社会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在复兴社会党统治的前几年中，宣布妇女拥有平等的法律权益并且要求广大的女性参加扫盲班（尽管其中一些被其保守的家庭成员阻止）。由于萨达姆拉拢伊斯兰以及部落团体以便从政治上提升自我，从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妇女地位持续恶化，同时西方国家的入侵似乎已经导致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恶化。2009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报告所采访到的妇女中，自从2003年以来，半数多被强迫离开家园，或者是因为暴动，或者是为了找工作。几乎4/5的女性在高中或者大学阶段辍学。在家带孩子的妇女中，40%的人提到她们待在家里是因为她们的孩子不能去学校，男孩子们不能上学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是女孩子们则是因为“昂贵的学费”，或者家人不允许。 为了确保妇女地位不后退并且确保她们在革命后的新政治环境中扮演适当的角色，突尼斯正在使用法律武器。十月份参加新宪法大会选举的党派必须将妇女包括在他们的选举名单上，否则，他们将不能参加此次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这必定能推进妇女地位的改善，但是在100多个参加选举的党派中，大多数只能获得一个候选人资格（通常都是男性）。只有一个大型组织，民主现代主义，它是几个党派的联合，许诺会将妇女放在部分名单的前面。 埃及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2009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在人民大会的518个坐席中，必须有64个是留给女性的。自从革命以来，这项配额便被废除，除了让其他人满意之外也出于为一些女性的考虑。且不管对错与否，那些通过配额系统任命的女性都被当作穆巴拉克先生的傀儡。 在11月份的选举中，70%的国会成员会从党派名单中选中，这些名单中必须含有至少一名女性。据一名政府发言人所说，这意味着在新的议会中妇女将至少占到29%的坐席。至于得到这个数据的方法却很不清楚。即使女性可以出现在党派名单中，但是也没有下发任何的文件说明她们应该担任何种职务。很多人担心她们会被安排微不足道的职位，这样的话，她们的存在便没什么意义。 纳兹拉女权研究所主管莫子.哈森承认老的配额体系很糟糕。纳兹拉女权研究所是开罗的一个研究妇女权利的组织，其成员中很多是穆斯林女性。“他把女性们置于一个没有任何相关工作经验的位置。只有那些有钱人可以做到。这让大家对妇女们没有好感。”她承认，在新名单体系下，妇女们不愿意赢得很多坐席。她强调，但是最好在议会中安排十名工作努力并且值得这一切的女性，而不是那些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哈森女士还建议女性国会成员应该向这个国家证明她们自己，尝试着参与健康和经济委员会，而不只是专门针对女性的部门，让那些以男性为主的场所中能听到女性的观点。希望至少有一个女性可以完全的采纳那个建议。波塞纳.卡玛哦，前任电视节目主持人，四月的时候宣布她将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竞选总统的女性。由于她没有相关的经验，这场竞选注定要失败，但是她至少证明了，在这片土地上，女人也可以在争夺这个最高职位。   伊斯兰是敌还是友   奇怪的是，新的平衡法好像更加有利于伊斯兰党派。突尼斯的主要伊斯兰组织那达党（觉醒的意思）是唯一可以在所有选区囊括男女候选人的党派。小点的党派会挣扎着将女性放在他们的名单上，因为没有她们，他们将会被取消资格。即使是已经拥有一名女性领导者的民进党在33人的名单中也只有三名女性。 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保守的说，在埃及的新国会中，兄弟会可能是最有势力的团体，他们必须回应他们的选民。自从革命以来，这个组织已经更加接近女性并且接受她们，例如，有一名妇女可能会参加总统竞选。但是担忧仍然存在，如果兄弟会竞选成功的话，他们可能会尝试推行更加严厉并且具有歧视性的法律。 近来的民意调查表明多于60%的埃及选民认为应该将伊斯兰教教法作为本国的法源，同时，几乎1/4的选民则表示应该推行多源法律。如果穆斯林兄弟赢得选举，他们不太可能会推行伊斯兰法的沙特释义版，但是大家会对他们进行密切的观察，观察他们是否会让埃及的法律体系对妇女更加的严厉。 记者萨黑拉•阿敏，在二月份辞职前，一直在国营尼罗河电视台担任副主管，她提到要求兄弟会改变他们的立场。阿敏女士正在制作关于穆斯林姐妹分会的纪录片，这支兄弟会的女性分会通过妇女们在时代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埃及流行党派的一个年轻兄弟分支中。满足于在伊斯兰教法中记录的权力，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平等的。“他们是争论的一部分，这些男人们跟男孩子们一样热烈。”马哈弗兹女士承认。“我并不担心穆斯林兄弟们，特别是年轻的这一支，”她断言。“我们都将成为这个决定的一部分。” 但是很多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已经战斗了几十年的人，仍然对他们予以怀疑。法提玛.卡法吉，支持议会的人民社会联盟创始人，便对兄弟会及他们的姐妹会表示怀疑。卡法吉女士说，穆斯林姐妹听命于她们的兄弟，并且他们所有的领导者都是男性。她对兄弟会强调的所谓传统以及女性的家庭角色很是恼火，并且指出：“对女性的歧视便是从家里开始的。” 突尼斯的妇女们也有类似的担忧。那达党的领导人理查德.甘奴赤已经对突尼斯人民的个人权利自由和一夫多妻的禁令进行了多次抨击。现在他许诺，他的党派将“保卫突尼斯妇女所获得的成果”并且公开说明不会触及妇女权利。然而，一些人担心，这种言辞只不过是为了迎合中立派和西方国家。当突尼斯女权主义者，拉佳.萨拉马在一月份要求国家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制定新法，而不是以伊斯兰教教法为基础的时候，他便威胁要在首都巴斯基广场将她吊死，人们猜想甘奴赤先生的真正想法已经在那个时候表露无遗。 即使甘奴赤先生的温和语句确实很真诚，但是妇女们仍然对那达党和其更加极端主义的成分表示担忧。一名记者同时也是博客使用者，艾玛.本.杰玛说，“或许领导者们很有远见吧，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普通百姓。”接着，她又补充道，没人知道谁会接替甘奴赤先生。“这是那达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保证未来。” 法国所坚持的绝对世俗主义，即引进政教分离的构想，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对妇女权益有所保护有所之外，其他则没什么实际意义。宪法律师德雷迪并不对此买账：“当一个国家没有牵涉进任何宗教的时候，它的国度便是对伊斯兰教徒自由开放的。”但是她并没有很担心这对妇女权益所构成的威胁：“妇女们出现在突尼斯的每个角落。我认为你们没有办法限制她们。”     从头开始   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并不是针对女权的。事实上，涉及最深的是对观念的不满。对于马哈福兹女士而言，这涉及到全体埃及人民的人权问题：“如果我继任了那个位子，我会保证妇女权益的。”另一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萨利.佐尼也对此表示认同。她提到，社会已经如此的支离破碎，再增加女性和其他所有人的对立面已经毫无意义。 是时候让我们为大家的自由站出来了，而不是只对女性的自由。 另一方面，那些为女权战斗了数十年的人对推迟斗争表示担忧。这里我们要提到一名年轻的埃及抗议者巴德兰女士，她说，“他们提到当民主和平等到手的时候，他们会惠及广大的女性。他们认为现在专注于女权会将革命理想过早断送。”对此，她并不认可他们的观点。“是时候做点改变了。” 然而像她一样的激进主义者很难代表大多数阿拉伯女性的心声。在阿拉伯世界中，妇女权益所获得的进步是因为从上到下的倡导，而不是从下到上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女权是精英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是总统夫人的爱好，然而，一只手给出去的东西总会通过另一只手拿回来的。近来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决定允许妇女们参与市政选举投票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酋长的坚持下，科威特已经任命了一位妇女议员，但是议会却通过另一种方式削尖女性权力，例如在科威特大学进行隔离。 妇女权益已经变成了一个触动公众的问题。所推选的很多女性候选人比起广大妇女的利益，她们更关心怎样喂养自己的孩子，是否能让他们去诊所或者他们是否可以上学。在今日的埃及和突尼斯那些要求变革的呼声大多数来自非政府组织工作者、老兵、律师、学者和政治家。但是他们的声音也影响了很多的女性抗议者，她们中成千上万的人走出来要求结束老的生活方式。 于是，让埃及和突尼斯的新政府在开始的时候就意识到妇女地位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起草新宪法的时候，便是一个给妇女权利更加宽泛解释的绝佳机会。如果现在不改变旧法，那么要等到下次机会的出现将会是很多年。“我们现在提心吊胆的，”哈森女士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她认为改变势在必行。   (本文选自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原文链接：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2256 。译文链接： http :// www . ecocn . org / article -1898-1.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