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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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荐书 2007 年 10 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1.      詹姆斯 . 布坎《真实的亚当 . 斯密》，中信出版社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丁丁评语：这位作者多年沉潜于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之内， 2003 年发表《挤满了天才：苏格兰启蒙运动——爱丁堡的一个瞬间》，展示给读者 1740 年至 1789 年这“挤满了天才的”半个世纪内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的生活与观念。布坎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或许像英国土地贵族们那样有固定的收入，或许像我们周围正日益多起来的那些年轻人一样生活。不论如何，他是财经及公共政策评论名家， 1995 年曾以“经济学的贫困”为题在《繁荣》撰文批判主流经济学。眼下的这本书是他 2006 年的新作，思路与风格完全继承十年前那篇文章。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敢于藐视这位作者的“斯密研究”的功力。我很奇怪，为何中译本标题不翻译英文版副标题“ his life and ideas ”——可直译为“他的生平与观念”。从学术角度看，布坎在这本书里为大众提供了斯密思想的十分周全的概述，并且，最具特色的是，他将斯密的观念尽量忠实地置于斯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随意浏览这本书，你就会被它的叙事风格吸引。这里有许多经过考证的细节，是对两百多年前苏格兰日常生活的描写，它们让你很自然地将斯密理解为一位农业时代的手工业经济学家，对那些手工业劳动者和他们的观察者来说，人际关系、合宜性、道德情操，这些因素远比商品本身更重要。这样，逐渐地，一个真实的斯密呈现出来了。   2.      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丁丁评语：这本书，在王元化现实推荐之后，我已经等待多年了。根据熊十力自述，此书作于 1936 年，有见于当时学生们找不到通俗、严谨、且免于支离片面的佛学词典。全书略分两卷，卷一综述法相体系，卷二综述唯识体系。如此，“佛家哲学方面名词，盖亦大备于唯识、法相诸要典，撮要而释之，则可以读其书而通其学。”以中国学术传统之久远，学术典籍注疏之浩繁，学术与政治关系之曲折，我们当然明白，越是经典著作，越容易流入两极：要么被俗化为“我读《论语》”这类缺乏思想的消费活动，要么被僵化为每一句都包含微言大义但缺乏整体感从而缺乏生命感的经学。唯有熊十力，能以马一浮那样的学养和梁漱溟那样的气魄，突破上述的两极化困境，铸就这本浑然一体的佛家名相通释。我辈生也晚，学也晚，见识这本书更嫌太晚。只引其中一段关于学习方法的文字以餮读者：读佛书，有四要：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烦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会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实。于繁琐名相，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此谓踏实。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凌空者，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此种境地，吾无以名之，强曰凌空。   3.      怀特海《宗教的形成 符号的意义及效果》，周邦宪译，贵州出版集团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丁丁评语：不错，我最喜欢怀特海思想，所以每次有了怀特海的译作，通常是要推荐给《财经》读者的。不同于上一次推荐的怀特海小册子（《思维方式》），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是 1926 年至 1927 年怀特海关于宗教与符号的讲演录。关于“符号”的意义， 1927 年他应邀在弗吉尼亚大学作了三次讲演，是他在哈佛大学很少发表过的观点。第一讲听众尚多，至第三讲只剩下十几人。据贺麟先生回忆，怀特海在哈佛大学的名声就是“听了不懂”——虽然听到他说的词语却听不懂他的意思。国内读者受东方文化传统的熏陶，我认为应比西方读者更容易懂得怀特海的思想。对怀特海的任何文字介绍，都不如直接抄录他的文字那样震撼人心：“你的品格根据你的信仰而得到发展，这是无人能够回避的基本宗教事实。……长远地看，人之品格，人如何驾驭生命，均取决于其内心的信仰。生命首先是一桩基于自身的内在事实，然后方成为一桩外在事实，……宗教，实在是人幽居独处时的经验。人无幽居独处之经验，则无宗教感可言。”要读懂怀特海，我劝读者搁置自己的一切知识，纯以真心去体悟人生。这也是怀特海自己的思想方法。例如，他写道：“凡被普遍争论的东西都是可疑的，而凡是可疑的东西，相对而言都是不重要的……。”你觉得很奇怪吗？搁置一切知识吧。对任何生命而言重要的，首先是具体的生存技能，不是普遍原理。那些能够生存到今天的生命个体，它们必定以那些具体而确切的东西为生命所必须的知识。信仰问题也是如此，当你幽居独处时，你获得的最重要的感受总是特殊的，甚至特殊到了转瞬即逝的程度，从那一瞬间，你感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假如你欣喜若狂地要与朋友们分享你的感受，你非要诉诸文字不可，那么，你将沮丧地发现，任何说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普遍的东西，都变成了可疑的和引起争论的，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你所体验的那一瞬间。       知识与情趣： 1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本刊学术顾问 汪丁丁/文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我们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我们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我们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  十年风雨，放到过去30年的背景中，不过弹指一挥间。  刚刚过去的30年，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过程，故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这一过程的潜在趋势。基于民众在1949-1979期间计划体制之下的生活体验，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潜在趋势，在1979-1989期间的中国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明确地要激发和试图满足每一个卷入市场生活的人的私欲——它在许多方面是阴暗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并因此而使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没有明确界定让谁先富裕起来，但内置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私欲之间的逻辑关系意味着，那些更少限制地追求私欲并懂得借助于他人私欲的人将会先富裕起来。为什么 “剥削有功”？因为剥削者可以极大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故有功于社会整体。  鉴于上述种种，始有《财经》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要引领潮流又要批判社会。我们认为，一个没有批判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演变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同理，一个从不反省的自由社会终将失去自由。  基于这一立场，在市场还很弱小的领域里，我们为它鼓而呼之。例如我们在电信业支持反垄断和自由竞争的运动，我们在医疗卫生领域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的主张，我们在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坚持批评“大政府”及其官僚化倾向，我们抨击劳动力市场极端不发展的状况——这一状况溯源于劳动者自发组织的各种权益协会难以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同时，我们批评政府在最近公布的“劳动合同法”中表现的“反市场”政策——以及若干项“宏观调控”措施。  另一方面，在市场已经占据着主导位置的领域里，我们更多地报道它的弊端并予以批判。例如，我们在金融领域和土地开发等领域批判营私舞弊，揭露黑幕，反对不负责任和无视伦理的自由放任，我们在环境保护、文化遗产、食品安全等问题上主张以更有效的政府监管来弥补企业伦理的普遍缺失。  也是基于这一立场，我们对“大政府”和“大公司”保持着同样的批判态度，因为它们内置了“利维坦”倾向，它们都倾向于垄断——对自由的垄断。并且，我们尤其警惕和批判这两种垄断势力相勾结的倾向。另一方面，我们充分地明白，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得不容忍一个异常庞大的政府。因为转型期内的政府必须部分地履行它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各项职能，同时还必须履行它在新的市场体制下的各项职能。然而，一切政府，内在地具有“利维坦怪兽”冲动，这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 如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趋于腐败”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一样。  事实上，以往十年的中国政府行为大致可分做两阶段，即1998-2003，及2003年以来。  后一阶段，政府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迅速官僚化”——尤其是在市场最可能失灵的领域，例如“教育”和“卫生”，以及所谓“需要宏观经济调控”的诸领域。辨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年大大超过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相应职能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政府行为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其基本模式仍是官僚化的。  与后一阶段相比，在前一阶段，中国政府试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实现职能转换。但是政府官员们的思想方法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陷于旧的计划时代的惯式，他们常常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典型地，曾引发经济学家群体的广泛批评的“粮食政策”，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般而言，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的政府行为，被群众称之为“瞎指挥”。与此同时，腐败，在金融领域、电信领域、石油、铁路、航空、电力以及一切被美其名曰“天然垄断”的领域里，随着权力的扩展和诸如“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而迅速蔓延，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阴暗部分。  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引发的许多深层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是“劳动-资本”关系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运动，劳动者自发组织的维权运动及各地政府对劳动者维权运动所持的负面态度。主要由于各地政府沉迷于早已过时的政治惯式，劳动者维权运动始终处于受压抑状态，并由此导致劳动的要素价格在市场上被普遍低估。相应地，劳动要素被普遍地浪费于所谓“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中。也因此，中国经济结构难以获得“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以往十年，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莫过于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恐怖主义袭击。所谓“文明的冲突”，经这一事件演变成为以族群灭绝为特征的恐怖主义行动，所谓“种族恐怖主义”。这一事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化”和“现代化”所代表的发展道路，迫使人们转而寻找另外的发展道路——更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更能够缓解文明之冲突的发展道路。  以往十年，中国社会经历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应属2003年爆发的SARS流行病及延续至今的可能爆发“禽流感”的持续威胁。这一事件不仅迫使中国政府重新建设全国性的疫病预防体系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非常规机制，而且它迫使每一个中国人重新思考既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地，许多中国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在医药、中西医关系、养生、修身、心理和心性等方面的不健康与不和谐状态。  今天，当市场不仅主导了我们的社会且因它而生的经济发展的冲动正迅速地耗尽我们社会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时，当环境问题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时候，我们鼓吹环境政策、支持环境运动、批判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廉价的工业化政策。  展望中国社会转型的最近的未来，我们相信，中国人均财富的持续增长，必会引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之普遍诉求，从而“教育”和“卫生”必会成为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领域。有鉴于此，在即将实施的“大部门制”改革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反对大政府和大公司在这两大领域内的垄断倾向，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鼓吹民间的自由教育运动和社区卫生运动。  就教育制度而言，如钱穆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曾经实施过的五大类制度，最符合现代教育原则的是“社会自由教育”，或可辅以“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可是关于社会自由教育，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其次，阻力还来自政府官员的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古今中西，教育必须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权利，而后才可能培养具有高远之理想且能从事原创之学术研究和兼济天下之技能的人才。故而，教育之自由化是当务之急，教育成果之考核应退居次要或以“官督民办”方式实施。  就卫生和医疗制度而言，我们一再呼吁，现阶段，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市场主导的”或“官督民办的”，而不应是“政府主导的”或“官办的”。我们主张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制度——以医护人员为收益中心，逐步取消行政化的收益管理，逐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1）鼓励尽量多样化的消费者维权组织，（2）保护为消费者维权组织提供咨询的医疗专家的独立性，（3）资助或鼓励更加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包括本土的和西方的医药研发以及本土的和西方的养生实践。  作为“结语”，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处方。我们努力做的，不过是坚持《财经》的根本立场，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独立运用我们的判断能力以构成最符合我们根本立场的见解。我们相信，这是《财经》与中国社会在它们共同的演化中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 / 下一篇： 旧评重温 —转贴丁丁2007年10月发表的一组书评

中国政府的官僚们，从不担心每日每周发布的数以百计或许根本无法实施的红头文件是否落实，当然，也就不必担心落实文件可能产生的无数恶劣后果。例如，北京的官僚们发布过“不准外来务工人员在地下室居住”的红头文件并激发政协委员们的批评，以及同样停留在文件上的各种被广泛报道的活动。事实呢？无数务工人员，甚至越来越密集地在地下室居住，因为房租越来越贵。但是，恶法之恶，就在于只要发布了让全体公民感到难以遵守的法律，那么，一旦官僚们需要“寻租”，他们可以随意追查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因为，全体公民早已被恶法置于不合法状态之中了。所以，一套一套不可实施或荒唐的法律以远比西方各国更快的速度发布着，日益将全体公民陷于不合法状态。又例如，知识产权保护法，在中国最为严厉，以致没有谁相信它可能实施。但是为什么要成为最严厉的？是为了使享有知识产权解释与司法权的政府部门的“掠夺之手”有最大和最广泛的寻租机会。现在，我们看到，政府要来控制教育权了，下面的报道意味着，将来，不要说“孟母堂”不合法，任何民间教育都会被置于不合法状态。因为，国家规定了教育质量标准！荒唐吧？居然侈谈教育的质量的“标准”？教育质量、奶粉、渤海石油、……,这一次，名曰“本科教育工程”，似乎教育部是要制造“原子弹”或任何一件军事武器。基地、211、985、长江学者、跨世纪、五个一、百人计划、千人计划、……，诸如此类的“工程”，不是社会办教育，而是政府垄断教育。然后呢，然后我们能看到一些结果，至少看到以往十年“教育工程”的结果：学术腐败，学者腐败，以致我们的学生也要腐败——可是我们怎么能怪学生腐败呢？如果我们只认为官僚们在“忽悠”我们，骗着让纳税人为他们的私人意图付费，那我们就太天真了。官僚化，这一过程的要害在于：官僚们的行为始终遵循着一套隐秘计划（共谋），旨在确立并且扩张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他们从来不声明这一计划，他们不搞“阳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参与这一隐秘计划。他们能公开说的只是：我们永远做人民公仆。其实呢，“人民”，正落入他们设置的陷阱里，永远无法逃脱。   建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 2011年09月06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0期 作者：霍文琦 浏览： 10 次 我要评论 字号: 大 中 小 　 　本报讯（记者霍文琦）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全面贯彻落实，迎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9月1—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京举办系列学术研讨会。 　　9月1日召开的建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学术研讨会发布了论坛主题报告《关于建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工作机制的建议》，该报告认为，21世纪以来，世界教育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目标的时代，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成为当前很多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主要内容。 　　报告显示，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制定了很多教育标准，并鼓励各国开发可以测量符合国际定义、标准、目的或目标的高质量教育的指标体系。面对这样的国际趋势，我国也在抓紧调研，为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做准备。今年7月1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了《本科教学工程实施意见》，正式启动了“本科教学工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刘贵芹透露，教育部、财政部将在“十二五”期间启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育部将制定约100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如果高校相关专业不能达到标准将停止招生。/     / 下一篇： 丁丁旧作 －－－2008年纪念财经杂志创刊十周年文选跋

  秦晓：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5月18日 09:33 　 　　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 　　本文论述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而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特征。但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使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成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 　　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 　　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 　　这种体制既有“东亚模式”的影响，也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 　　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展的结果。 　　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 　　概括地讲，内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因素。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 　　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而政府的职能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userLink+” “; $(‘miniAd’).show(); } }, on Failure: function(){} }}); } showMiniAd(); 分享到搜狐微博 下一篇： 转贴 薛兆丰文章－－－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