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0期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17日   　　 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自律，势必沦为经济的不自由 汪丁丁 　　/     上篇写了互替与互补，这篇转而写这样一个大题目，是否适当？是，所以，我首先讨论经济自由和经济自律。/ 　　多数重要观念，都可以而且必须成对地讨论，否则就说不清楚。这一类道理，最初由老子说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自由与自律，构成了这样一对观念。只谈自由而不谈自律，则自由不成。另一方面，自由与不自由，当然也构成了一对观念。不自由，可以表述为“他律”，从而与“自律”构成需要澄清的一对观念。于是，我们有了三个相互联系的观念。/ 　　视观念为“要素”——elements，从两个到三个，甚或多于三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由一些要素生出了一些“原理”——principles，“三生万物”之理。这篇文章，简单而言就是讨论自由或经济自由的原理。/ 　　一个人的经济生活，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是完全静态从而有严格的逻辑意义的定义：将有限数目的手段配置于无限数目的目标，为了幸福感的最大化。在现实世界里，他的手段，在他某一时期经济生活的开端，也是他的资源禀赋。他在这一时期的开端拥有的全部手段和目标，依照他在这一开端处的价值标准可以排成一个价值序列。许多目标的排序或许要在许多手段之上，否则，若某一目标的价值低于许多手段的价值，要为落实这样的目标而牺牲排序更高的手段吗？这就是一个需要优先回答的问题了。尽管有这类问题，我们却不能将手段与目标完全混为一谈。因为，毕竟，存在一些事物，它们本身就是目标，而且它们一旦被当做实现其它目标的手段就丧失了它们作为目标的价值。/ 　　不论如何，假如某甲知道某乙也有一些手段和目标的价值排序，而且在乙的价值序列里有一些手段或目标的排序比它们在甲的价值序列里低了许多，这意味着甲可以用一些价值较低的手段或目标从乙那里换取上述价值更高的手段或目标。这样的交易还只是潜在的机会，它有待于乙是否知道并愿意从甲愿意在上述交易中放弃的那些手段或目标当中挑选一些比乙在上述交易中放弃的那些手段或目标价值更高的手段或目标。这一类经济活动，首先基于双方自愿，其次增加双方的幸福感，这也就是“交易”的经济学定义。/ 　　现在，假如存在交易机会于甲和乙之间，但受了其他方面的限制，这一潜在交易不能实现，我们就说，甲和乙的交易，或至少关于这一潜在交易，是不自由的。经济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交易的自由。/ 　　妨碍经济自由的，有哪些因素？例如，关于上述的潜在交易，可能存在某丙，以暴力或法律威胁甲或乙，不准许他们从事这项交易。我们说，这时不能交易是因为“他律”。又或者，甲或乙的内心存在某种反对这项交易的行为规范，我们说，这时不能交易是因为“自律”。因为他律而不能自由交易，这是经济不自由的常见情形。/ 　　潜在交易也可能因自律而不能实现。例如转基因食品，各国公众意见纷纭，至少有一些社区，坚决反对销售转基因食品。如果甲和乙的交易机会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那么，在这些社区，他们不能交易的概率就会很高，可能基于他律，也可能基于自律。类似的交易，如狗肉或鲸鱼肉的买卖，人体器官或血液的买卖，色情广告或卖淫，毒品和高利贷，在一些社区可引发强烈反感，从而相关的交易难以实现。在这些情形中，我们其实很难区分他律与自律。如果甲和乙在情感上特别尊重本地的法律，那么，本地社区立法反对甲和乙的某类潜在交易，这样的法，可能会内置为甲和乙的自律。/ 　　上述交易机会之所以难以实现，归根结底是因为在甲和乙的交易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人；在他们的价值序列里，甲和乙的交易如果实现，将产生严重扰动，并且扰动的结果是相当程度地降低了许多人的幸福感。如果甲或乙充分知道这一情形，如果他们的自律较强，则交易不会实现。如果甲或乙不充分知道这一情形，或如果他们自律较弱，则交易可能实现，除非有足够强烈的他律。/ 　　自由是整体的事情。我记得，爱因斯坦在一封私人信件里，表达过这一深刻见解。我的朋友朱苏力，曾讨论过“黄碟案件”——那位农民在自己家里看色情影碟，怎么就被邻居报“案”而且还被拘押了呢？经济自由，不能例外，也是整体的事情。因为上述价值序列的扰动及其后果，关键性地取决于在多数人的价值序列里，自由——自己的和他人的，被排序在什么位置上。/ 　　自由有一种整体性质，还可以用下面的情形来描述：都市交通拥挤，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抢行的汽车互不相让。2011年3月14日《南方人物周刊》专访香港并发表封面文章“香港为什么”——为什么比内地有好得多的交通、住房、医疗和教育？其中，关于交通的报道和分析表明，每一名司机的自律性，是“港人出行自由”的重要前提。可见，自律与自由构成一对辩证统一范畴。/ 　　“自律”和“他律”，我认为没有很好的英译。坚持查找，不妨接受“autonomy”和“heteronomy”，但它们的涵义不如它们在汉语的道德哲学传统里的涵义来得深切。其中，autonomy是“自由”的古代表达，通常译作“自为”。可是，“自为”与“自在”构成另一对重要范畴，它们分别对应着英文里涵义更复杂的单词或短语。由此也可见，自由这一观念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自主决策”（autonomy），其二是“自我节制”（还是autonomy）。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理解和阐释的自由。/ 　　经济自由，按照上述的古典自由主义阐释，包含自主决策与自我节制这两方面的内涵。没有自我节制，经济“自由”的结果之一，是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有毒的食品、服装、住房装修和汽车尾气。然后，不假思索，在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为了补救“自由”市场的问题，我们又启用政府干预机制，广泛地干预市场经济。可是，面对这样众多的毫无自我节制的消费者和厂商，我们需要多么庞大的政府才可能有效地抑制“毒品”损害呢？根据中国最近几年的经验（教训），我推测，我们需要一个庞大到足以扼杀市场经济全部活力的政府。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情形十分荒唐，为了补救市场机制之弊端，我们重建政府机制并容忍它的弊端，当然，我们为庞大的政府支付了庞大的费用，以致，当我们最后估算得失的时候发现，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效益相互冲销，二者的总费用大大超过了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单独存在时的费用之和。这一图景，民众概括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关于市场或政府的有效性，制度学派早有定论。十多年前我在为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撰写的序言里，介绍过关于三种监督方式的产权理论。任何契约，在任何社会里，其有效性无非依赖于三种监督方式以及它们的组合成本是否最低。“第一方”监督就是自我监督（自律），“第二方”监督就是契约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监督（他律），“第三方”监督就是与契约利益无涉的外部人员或机构的监督（他律）。根据这一理论，巴泽尔构想了他的国家学说（钱勇译巴泽尔《国家理论》）。制度经济学的洞见在于，每一具体社会情境里，总存在这三种监督方式的某些组合，使得总的监督成本最小。/ 　　在一个道德完全缺乏自律的社会情境里，第一方监督几乎消失。这时，为了有效地防止有毒产品的蔓延，必须借助于第二方和第三方监督。中国经验（教训）意味着，任一种监督方式存在某些阈值，当这种监督方式弱化到这一阈值之下时，其他两种监督必须支付极高代价，才可能替代这一监督方式。/ 　　仍以都市的交通状况为例，关于北京和香港的马路和汽车的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如何，北京的交通不应比香港的更拥堵。但事实是香港的交通状况比北京的更好，因为香港的司机们普遍比北京的司机们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节制。自由，从来就是整体的性质。/ 　　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自律，势必沦为经济的不自由。为了我们自己和孩子们的基本安全，我们依靠越来越庞大的政府来干预越来越无自律的市场，结果是经济自由的完全消失。因为政府是一种第三方监督机制，它对第一方监督机制的替代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第一方监督弱化到某一阈值之下的时候，第三方监督替代第一方监督的成本可能趋于无穷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必须返回到中央计划时代。/ 　　读者或许认为第二方监督成本较低？我承认这是一个好问题。前苏联解体之后，第三方监督几乎完全消失，只有第一方和第二方监督。我记忆里，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俄罗斯境内，最有效率的银行是黑帮的银行。这就是第二方监督的有效性，黑帮开设银行，你借钱能不还吗？有感于俄罗斯的经验，我当时写过一篇评论中国发展趋势的短文“中国社会的黑帮化”，颇引发了一些朋友的忧思。/ 　　中国社会确实在黑帮化，东北和广东或许更典型，在任何城市，只要你相信警察不会在你呼救时出现，你最好顺带着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在黑帮化的社会里。中国社会黑帮化，不是因为政府缺失，恰好相反，是因为政府不仅存在而且太庞大；惟其太庞大，所以官僚化太严重，以致警察不愿意在办案之后填写那些随时可导致自己奖金扣除的复杂表格。与其让官僚机构的电脑决定扣除自己多少奖金，不如只出勤而不办案。那么，市民的安全呢？对不起，你最好不与任何人结仇，否则，你最好向黑帮求救。/ 　　所以，当政府特别庞大时，你甚至常常要考虑采取暴力手段推翻它，如果你无法承受纳税之痛和迅速攀升的税收负担的话。官僚政治无一例外，希克斯指出，最终会导致自己财政来源的枯竭从而全面瓦解。/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 下一篇： 温州的投降 —从600亿元的乞求演变为国务院中小企业管理局

终于，注册学生的课堂报告结束。金融危机以来，北大文凭迅速演变为毕业生求职可以利用的许多相互竞争的“信号”之一，为获得文凭而修的课程，只能占用相当于“文凭信号”对毕业生就业机会总量的“ 边际贡献”所值的时间。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学习成本最低的学生或有时间选修一些与未来求职关系最弱的课程。另一方面，教师的主要兴趣仍由学术文献引导，他们发表论文的冲动，越年轻的，越强烈。CCER的制度安排比较合理，最年轻的教师承担最少的课程。最缺乏发表欲望的，如我这样的教师，又可有两类问学方式，其一可称“为己之学”，其二可称“经世之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互补大于互替。当然，对即将毕业求职或出国“谋生”的学生而言，为己之学未免太奢侈，经世之学未免太宏伟。总之，在这样的知识市场里，教师愿意供给的，与学生只能需求的，似乎有严重分歧，希望这分歧不会导致市场崩溃。 现在我描述今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讲授思路：开端是“寻租”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官僚政治严重程度的表征。第一讲和第二讲，我讲解寻租理论与社会选择原理。第三、四、五讲，学生们的课堂报告十分出色。他们分别研读了21篇多数是晚近发表的论文，平均成绩是B，每位学生的报告和讨论时间大约25分钟。根据这些文献，来自世界各国和各时期的经验研究表明：（1）官商勾结（寻租活动）更可能拖累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在经济起飞的后期（大致就是中国目前的阶段）；（2）这类活动产生的效率损失可以远大于“寻租竞赛”优胜者最终获取的租值，寻租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三十五之间，并且似乎有一条“U”形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监督机制太弱）和末期（官僚化严重），寻租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很高，在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团结一致求发展），这一比例较低。有了这条曲线，当然很糟糕，因为中间阶段不是均衡状态，于是人类社会迟早要陷入寻租的泥潭，也就是革命的前夜；（3）目前，寻租的实证研究受到理论研究不足的严重限制，因为，图洛克及其追随者在1950年代建立“寻租”概念时，不能将“租”概念纳入当时仍在发展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主要由于这一缺陷，所谓“租”，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很难与创新带来的“企业家利润”相区分，另一方面，很难判断寻租导致的（一般均衡）效率损失是否为“非生产性的”。 11月6日，我开始第六讲，主题是“企业家”理论。因为，与“官僚化”相对立的概念，是“企业家才能”。我们判断一套社会制度的好或坏，只能根据它怎样诱导企业家才能在价值创造活动与政治寻租活动之间的分配及其后果。我们不能消灭企业家才能，因为那是天生存蓄在任何人群之内的一种本能（人格心理学研究）。罗素曾预言，如果制度不能充分宣泄人类的这一本能，它可能被这一本能毁灭。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讲，接着这一思路，我介绍“公共选择理论”，并探讨“国家理论”，根据教室里我们的讨论，临时调整我们的思路。结束这学期的课程，通常我需要讲八次。 下一篇： 自由与自律

请网络编辑帮助我统一字号并分出段落，感谢。 讲课和读年轻朋友的文章，感受到强烈的反市场倾向。宏观调控以来中国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似乎还不足以说服这些朋友反思我们和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狂妄理性的致命弱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要让公众（我从不预期那些被官僚政治弱化为“脑残”的政策制定者）懂得“复杂现象”的一般原理，多么艰难。其实，每一个人的脑，包含数百亿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结成的网络，是典型的复杂系统。我们完全可以将脑内的网络类比于工商社会的复杂网络，从而获得一些关于复杂现象的常识。例如，你失眠吗？那么你试图入睡？你努力要让自己入睡却根本不可能。因为，复杂系统犹如大国，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我们祖先早已熟悉的复杂系统第一原理。根据这些常识，……多年来，我借助许多游戏或仿真游戏或脑科学阅读来获取这样的常识。根据这些常识，再设想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得到的那些后果，例如，可接受的自由程度，可接受的物质生活条件，可接受的社会正义与情感生活，诸如此类的可想象的人生。你只要列出这些你想象中希望有的生活，然后，你列出各种可能的社会制度，试试看，你可否离开市场价格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保持现在你享有的生活的百分之一。因为太复杂，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理性调控（还是“烹小鲜”更有效）。我们目睹这些狂妄的政策制定者，自认为代表公众利益，结果却是极大伤害了公众利益（例如通胀与失业）；自认为不必借助新闻自由和民主监督而治理官僚政治的普遍腐败，结果却是极大伤害了共和国的根基以致我们全体前途莫测。复杂社会的原理之二：可能有数百万种小概率事件诱发足令系统崩溃的后果，而且根据上一项原理，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这些小概率事件何时发生或以何种形态发生。于是才有了普遍的焦虑感，而这就引出复杂社会的原理之三：虽然无法预测，公众却能感受到危机时刻可能降临，因为弥漫在公众情绪里的普遍的焦虑感。为什么有这样频繁和严重的群体冲突和极端事件？因为，公众感受到普遍的焦虑感。据说，复杂社会还有第四项原理：只要放弃理性控制，来自一切可能方向的“黑天鹅”事件可以相互抵消从而社会得以延续。遗憾的是，我们狂妄的政策制定者们，或许早已知道这一原理，但仍继续丧失理性地试图理性控制我们的社会，直到……。因为（这是中国官僚政治趋于腐败的征兆）每一部门都只要扩张自己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竞争导致各部门的预算扩张冲动。扩张了的预算导致官僚部门在更大范围内控制社会生活（于是我们从放权的过程返回到中央集权的过程），然后产生预算进一步扩张的理由，……。谁能阻止这场疯狂的自杀？谁有能力裁撤80%的官僚机构？并且在这之后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顺便提及，我读了韦森转述的格雷对哈耶克思想的批评，我认为如此的“格雷”简直可等价于“肤浅”。 The establishments of men, like those of every animal, are suggested by nature. . . . [They] arose from successive improvements that were made, without any sense of their general effect; and they bring human affairs to a state of complication, which the greatest reach of capacity with which human nature was ever adorned, could not have projected。这段文字写于1767年，格雷的肤浅批判当然也能应用于佛格森的这一常识判断。可是，哈耶克与佛格森，只不过揭示了被社会主义者忘记的常识。对于复杂现象的基于常识的判断，格雷的批判压根放错了位置。哈耶克1955年在“开罗演讲”里这样感叹： I want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a silent revolution, which during the past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has proceeded in the sanctuaries of the law largely unobserv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revolution has gradually whittled away most of the guarantees of individual liberty for which at one time those people had been willing to fight。感谢邹光昨天送到我信箱里的2011年Caldwell定版《自由宪章》的英文本，我从那里引用了上面的英文段落。这里，哈耶克提醒我们的是什么现象？正是战后在资本主义各国迅速扩展的官僚化过程，当然，这也是目前成为我们社会最大痼疾的“官僚政治”。     下一篇： 教学感受 以及2011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的讲授提纲

在必胜客喝下午茶，有感触。美国教育者担忧的是，两代人教育失败会让我们去医院手术室躺下后发现面对的是三名知识不足的孩子：患者您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手术。刀和麻醉面具向你脸上盖过来，你害怕？    今天我意识到，中国的教育失败不仅让我们面临美国人的恐惧而且还要承受官僚化的后果：患者您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手术。您已经签约，如有任何预料之外的后果，医院和医院主管部门以及国家卫生部……，总之，各级发言人将回答您和家属以及公众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和您一样不会再有说话的机会。刀和麻醉面具向你脸上盖过来，你害怕？还有什么感觉？ 上一篇： 何谓新闻敏感性 —丁丁新作转贴 请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同学阅读 同时研读奈特1942年的论文 下一篇： 市场，价格，理性控制的根本谬误 —写给秋季选课的同学

汪丁丁：何谓“新闻敏感性”  发布日期：2011-11-14 11:22:00 来源：本站          字体： 大   中   小       打印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哲学视角下，新闻不新。你报道了人咬狗，其实，那不过是另一次人咬狗。太阳底下，人常说，没有新鲜事，可是仍有“新闻”，以及对新闻的敏感性。 　　我们关注新闻，一定是关注具体的消息而不是具体消息所属的类。例如，记者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构成新闻要素的，是当选总统的那一具体人物及其公共政策涵义；奥巴马是民主党总统，但因他而生的公共政策涵义，很可能不同于前一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换句话说，新闻之新，在于它的个别性而不在于它的一般性。总之，专业新闻记者务求敏锐感受的，是报道对象包含的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新闻，显著地不同于理论，后者，是关于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陈述。 　　普利策曾经描述过，编辑部里每天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他应选择哪些？怎样节选？怎样核实？首先，新闻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二者之间常有冲突，故而必须权衡取舍。其次，视角的正确性和公正性，二者之间也常有冲突，也必须权衡取舍。 　　上述权衡取舍，正是一名优秀记者的职能。因为，关于任一事件的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的报道，总涉及无穷多的细节。在新闻报道的时间限制下，关于情境和人物的无数细节，必须被舍弃。虽然，报道必须有细节，因为报道对象必须呈现为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 　　正是在这里，我可以引入“新闻敏感性”这一术语。它首先是一种能力，一种足以将优秀记者与普通记者区分开来的能力。其次，它是一种判断力，即在给定的时间限制下，为了把握和呈现报道对象在无数可能的个别、特殊、具体当中最需要披露给公众的那些个别、特殊、具体，而权衡并决定细节的取舍。故而，第三，这种判断力的养成，要求一名记者对他所处的特定社会的演化过程的整体性质有足够深切的感悟。否则，他如何能够在特定事件发生时，立即知道“最需要披露给公众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里要引用我概括之后并在课堂上反复引用的怀特海命题：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并且，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 　　所以，术业有专攻。新闻记者有分工，不同的记者在同一领域内，对重要性的感受可有重大差异。 　　遵照分工和专业化原则，新闻竞争可以（但不必）将那些在任一特定领域内对重要性不很敏感的记者驱逐到其他领域并在那里谋求自己的竞争优势。新闻竞争不必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读者未必仅仅关注各领域内的重要性感受，他们或许愿意为诸如花边新闻和街谈巷议这类消息付费呢。在都市里，报社将严肃新闻与娱乐消息捆绑在一起销售，或许更具竞争优势。当然，也因此，记者也分若干档次。以我所见，主要因为新闻权利的严重缺失，许多地方报纸都已沦为“娱乐小报”，严肃新闻刊物和优秀新闻记者寥若晨星，这真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令人遗憾的事情之一。 　　在当代中国，就最近和未来几年而言，我们可以列出最重要的领域及其重要性：（1）经济领域——关于劳动、土地、住房、自然资源、货币、汇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本问题相关；（2）公共卫生领域——关于医保、医院、医疗等关键性服务的公共政策，与经济问题相关；（3）政治和法律——劳资谈判与劳工自由结社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新闻自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4）社会领域——生育、抚养、家庭问题、底层社会、文化遗产、绿色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权利；（5）国际关系——主要由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方面构成的博弈格局的变动，以及超越策略博弈，在人类前途与世界秩序等根本问题上的长期对外政策的具体化和清晰化。 　　以上所列，完全没有包括诸如经济增长率和企业竞争力这样的议题。因为，新闻，尤其是严肃新闻，必须时刻把握住公共政策的基础问题，而不是在因果关系的最肤浅层次上观察和报道企业绩效或其他经济指标。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越是敏锐，就越要涉及广泛社会现象由以决定的因果链条或因果网络的深层结构。 　　新闻敏感性的另一涵义，是对于潜在于旧秩序之内或刚刚涌现出来的新秩序的敏感性。在这一方面，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堪称典范。 　　新的秩序从旧秩序之内涌现出来的过程，根据“复杂现象”理论，我们知道，充满着不确定性，可称为“机缘”，金岳霖先生所谓“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此，具有新闻敏感性的记者群体，有时足以促成社会演化多种力量的聚合。典型地，在关键时刻的敏感事件的新闻报道，足以引发“社会运动”。每一场社会运动的结局，或多或少改变着社会演化的路径。 　　也因此，一个人若要对涌现出来的新秩序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就要对通常压抑着新秩序的旧的秩序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或视角。旧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构成一个社会的主流。对主流社会恒持批判态度的人，我们称为“知识分子”。难怪，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里，严肃新闻记者群体往往就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子集。 　　如果我们承认卡尔·博兰尼的考证，那么，市场经济嵌入于它由之而生的那个特定社会，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特征。“大变形”发生，因为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反过来吞噬孕育市场的那个社会及其价值观，谓之“市场社会”——正在转型的和已进入稳态的。市场社会的类型学不能取代我们对每一具体的社会及其结构的理解。有许多不同的市场社会，恰如有许多不同的市场经济。 　　社会甲和社会乙之间，有何差异？在每一个人的感受中，首先是结构差异。例如，中国和美国，上层建筑的结构有重要差异，而且较之于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甚至更显著。结构，可以表达为一些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两个社会之间，要素是可以比较的，只要我们将每一社会的要素与其他社会的要素并为一个集合。物质生活方式、社会情感方式、核心价值与精神生活方式，可以是要素的若干类别。怎样发现一个社会的全部要素？依赖于社会成员关于特定社会里的各种重要性的感受，以及研究者关于社会成员的重要性感受的感受能力，从而，能否发现这些要素，还依赖于研究者的社会调查与感受能力。不论如何，有了要素的集合，根据要素之间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界定不同的社会结构。 　　其次，只要社会在不断地演化，则在每一个结构之内，必然有一些冲突，也就是难以被既有关系完全协调的一些要素。正是这些冲突，驱动着社会演化。阶级斗争学说，或许因偏激而远离真相；但社会内在的紧张关系推动社会的演化，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演化的假说相比，是一个更正确的假说。 　　新的秩序，往往借助于旧秩序的内在冲突而形成并获得发展的机缘。故而，对新秩序的敏感性，与对旧秩序内在冲突的敏感性密切相关或显著地正向关联。 　　浏览思想史，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现象，即生活于旧秩序核心位置的社会成员，反而比处于边缘的社会成员更敏锐地感受到旧秩序的内在冲突。虽然，边缘对核心始终保持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因此，社会变革的力量可能来自底层，更可能来自上层。变革能否生效，或许依赖于这两种力量交汇而成的博弈格局。新闻，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往往转化为激进的暴力革命，与教育和重要性感受的表达方式之不成熟密切相关。 　　这就将我的叙述引到了新闻敏感性的第三方面，即表达方式的敏感性。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仅对特定社会及特定情境的重要性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不仅对潜在于旧秩序的新秩序的要素有敏锐的感受能力，而且，或许这是最关键的品质，可以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将自己感受到的重要性呈现给大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至关重要。 　　文字不同于言语。我们，以及哺乳动物，能够借助言语表达的许多情感，无法借助文字表达。中国的文字，原本嵌入于情境之内。离开具体情境，文字的涵义便消失许多，如果不是消失殆尽的话。经典的例子，见于《庄子》描写的一个情境，颜回试图对孔子解释“坐忘”。现代读者若不能获得一些修身感悟，哪里可能懂得这段对话呢？西方文字，或许因为是拼音文字，原本并不嵌入于情境之内，因此，以西文可以表达更抽象的内容。上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文逐渐受西文的影响，语法日益严格，表达趋于抽象。这里所谓“抽象”，即文字离开言语所发生的具体情境越来越远，终于不能复归“个别”情境，从而获得了“一般性”。其实，这一抽象化的文字趋势，远自汉代已经开始。或许这是文字系统演化的趋势，自周至汉，许慎归类为“六书”的文字，多半已是形声和转注的结果，其数目极大地超过了指事和象形的原初字符。 　　可是，脱离了具体情境，文字如何表达心灵感受？这是表达方式的现代困境。可能弥补的，是关于细节的描写，这些细节描写主要是情感的。换句话说，现代表达的困境，在于遗失了原初情境的现代文字试图寻找自己的故乡。 　　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与知识分子常属一类，对主流社会的病症有足够深切的洞悉。他又与一般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为他的职能，是面向大众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情境并务求避免偏见。惟其充分地警惕自己和他人的偏见，他才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能力。 　　综合上述，基于深层结构理解的重要性感受能力和基于大众心理与常识的文字表达能力，以捕捉到的细节来呈现重要性，就是所谓“新闻敏感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下一篇： 将来培养新闻发言人就是一个产业 并且向发言人的推销保险也是一个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