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

自由亚洲|胡少江:习近平的危险征途

两周前,沈大伟教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即将瓦解”的文章,称“结束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戏已经开始”,并且认为“习近平鲁莽的政策正在将中国带入崩溃的边缘”。沈大伟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政治分析家的激烈争论。其实,沈的文章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主要不在于文章的观点,而在于沈大伟本人关于中共前途的观点的急剧变化。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沈大伟历来被划入亲北京的阵营。他曾经发表文章,论证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调适性”和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政府在各级官员中大张旗鼓地“打虎拍蝇”的时刻,在常人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权力日益巩固的时刻,这位历来亲中共的美国学者,突然认为习近平正在带领他的党和国家走向覆灭。正是他的剧烈的观点改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沈大伟试图从多个角度论证他的观点,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精英们大量逃离中国;习近平在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不得不全面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体制内官员们对习近平政策的违心应付和消极抵抗;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加剧了党内派系之间的争斗,从而进一步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中国经济正陷入系统性的危机,且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推行的“党国制度”,肯定是一种违反现代文明的制度,是一种与争取自由权利的人性背道而驰的制度。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只要看看中国的执政者是多么辛苦地警惕和镇压来自民间的不同政治观点,看看他们是如何不惜成本地对媒体、学校、意识形态,以及全社会进行处心积虑控制,就不难看出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制度是如何的不得人心。这样的制度被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所取代是迟早的事情。至于这种变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发生,则有多种可能性。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执政党越是顽强愚蠢的反抗,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就会越大,老百姓为转型所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习近平上台以来进一步集中权力、进一步压缩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拒绝宪政的鲁莽政策,正在将中国继续引入这种高成本的转变轨道。习近平正在不惜代价地证明,他要充当挽救一个走向没落的集权制度的英勇“男儿”。他可能还为此充满了使命感。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知深浅、一味蛮干的鲁夫,与其他那些志大才疏的“太子”们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会在乎习近平个人正在走向一条危险的政治旅途;但是,他正在将中国带入一条危险的旅途,这一点许多推崇他的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危险在于,他最终将成为一个既没有民间拥戴者,又没有政治盟友的孤家寡人。他的反腐口号是得到民间的欢呼的,但是这种欢呼更多的是出自于民众对腐败官员的仇恨和对现有制度的嘲弄。当最终的刺激成为过去,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执政党的反腐只不过是另一场的权力场游戏的时候,民间的欢呼将会消失,反腐的舞台上将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对习近平更危险的是,他已经成为了腐败官员的“头号公敌”;腐败的官员则是这个制度的主体;而习近平却坚持在维护这个制度的前提下反对腐败。正因为如此,假如习近平真的有反腐动机而又想维护这个制度,他是在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如果习近平的反腐真的是权力游戏,由于他触动面已经超过了他能控制的范围,官员们先是消极等待,继而群起反击的可能性极大。总之,习近平正走在危险的征途上。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不足为道;他正在加速这个党的灭亡,这个党的灭亡也是人心所向。但是,在执政党灭亡的过程中,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拒绝任何可以替代的政治力量,从而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危途。我想,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们“看衰中国”的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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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裴敏欣:美政商学界看中国走势

华盛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GW)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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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沈大伟:我为何对中共的执政前景不乐观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在中国也颇有名气。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著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介绍过他;今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研究人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戴维·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沈大伟教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辩论,这篇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共产党可能遭遇的覆灭“也许会是漫长、混乱、暴力的”。有些专家赞同他的观点,即在中国那有序而繁荣的面具下,掩盖着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也有人认为,与沈大伟的看法相比,中共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坚挺。在本次采访中,沈大伟回答了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问题: 问:几年前,你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书,强调了中国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其问题,比如腐败和受到削弱的权威等等。对于中共继续掌权的长期前景,你做出的最新评估显得黯淡了许多。是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Courtesy of David Shambaugh 沈大伟 相关文章 “习大大”与中国人的领袖崇拜 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生存愈发艰难 党报推出习近平“四个全面”理论 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 习近平反腐,更反“山头主义” 中国毛派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卫士 答:我那本关于共产党的书完成于2007年,在2008年出版。出版年份很重要。正如你所说,当时我重点对中共采取的一些“调适”措施进行了分析,中共采用这些措施来实现合法化、重新制度化,并进行自救。我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调适的原因——这主要是中国研究苏联和其他列宁主义国家的崩溃的结果,而且也因为我研究的那段期间,中国最高领导层有人推动这些措施,特别是主席和党总书记江泽民,以及他的盟友、副主席曾庆红,他们研究苏联倒台教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共必须采取有所改变的积极领导方式。所以,这本书侧重在中共当时进行的“调适”上。但别忘了书名中的另一个词:“收缩”。这个词很重要,我当时说,一党列宁主义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都会在后期出现收缩状态,这是正常的、自然的,一向如此,现在我也仍然这样认为。而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收缩,延缓不可避免的衰落?基本而言,他们可以采取被动和防御性的做法——进行压迫式的统治——也可以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你可以非常精确地说出逆转的时——2009年9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第二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党的建设”,它做出了非常进步的“决定”,基本上就是把曾庆红和党过去8年采取的所有措施纳入制度。当时我住在北京,在看到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心想,“太棒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前一年的春夏,西藏和新疆爆发骚乱期间,中共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所以,我猜测,这个会议的文件是前几年改革工作的某种总结,必须发布出来,因为它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近一年,而且对中共而言,要改弦易辙,转向严厉的压迫式统治,并放弃积极的政治改革,这样的事情毕竟难以宣诸于口。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对于他们改弦易辙的原因,我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党总书记胡锦涛不必再应付曾庆红了,而一些强大的、可以在控制过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机构聚到一起——宣传部门、国内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有企业,我称他们为“铁四角”——说服了胡锦涛,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不过在中国政界,用官僚因素来进行解释通常是很重要的。这里面还关系到巨额资金,由于采取压制措施,这些官僚机构的预算都出现激增。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共的统治战略和战术,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纯粹是因为中国和中共发生了转变!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都不会坚持那些已经失去实证基础的论点。其实在过去五年中,我一直在就这个变化公开发言、教学、发表文章。如果中共能回到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会是第一个鼓掌的人。中共不是没有选择。打压可能是它的“默认模式”,但这不是唯一选择。它还可以采取开放姿态,主动管控政治变革。诚然,如果他们尝试那么做,也仍然不能保证能够控制这个过程,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下台,就像苏联那样。因此,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要么通过压制来自取灭亡,要么采取开放姿态,但这样也可能导致自己的覆灭。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放松了压制,也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中共。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出血,到了他们可能无法扭转或阻止的地步。而这也就是精英大批离开,经济中的系统性陷阱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导致公众对这个政权不满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污染无处不在,以及工资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停滞不前。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和《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标题相比,我对于中共收缩、衰落的这个漫长过程的看法,要更加细腻微妙一些。问: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习近平有什么方面最出乎你的意料?当时,你曾判断他很可能因为竞争对手和党内元老的影响而受到束缚。这一点似乎并未成真,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答:实际上,在大多数方面,习近平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十八大的时候,我是少数几个撰文指出以下观点的观察者之一:我们不应该指望习近平展开改革,而且2009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很可能会愈演愈烈。我想,事实正在证明我当时的判断基本准确。不过,习近平的确有一个方面出乎了我的预料,那就是他巩固自身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的速度。与多数观察中国的人士预计的一样,我本来认为会有一个两到三年的缓慢的权力巩固过程。真实情况显然与之不符。然而,就像我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写到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混淆习近平个人权力的巩固与党的总体生命力,甚或是混淆这种巩固与他个人对权力的掌控。在我看来,这两者都相当脆弱。问:你提出,习近平决心不去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但他还是可能最后产生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效果。可以解释一下其中的理由吗?在我们的观念里,戈尔巴乔夫是一位较为开明的领导人,不管怎么说,他开辟了政治松绑的道路,而习近平似乎很反对这样做。那么,这两位领导人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怎样的重合呢?答:我的文章里在这方面的看法相当地简单:习近平之所以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深恶痛绝,而且毫无兴趣进行类似的改革,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措施会导致党和国家的崩溃。我的看法是,通过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进行严厉的压制活动,他或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我认为,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将习近平拿来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比照。两人殊途同归。问:当评价中共对民众及党内上下的掌控在不断减弱的时候,你写到了自己的一次参会经历。会议无聊至极,而体制内学者似乎跟你一样厌倦。不过,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他们肯定也这么机械吧?党正在传播一些较为宏大的概念,尤其是在习近平治下,它们难道不会对许多人产生某种向心力吗?比如,党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给中国带来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进而让国家变得繁荣富强。答:我在文章结尾说的是:“未来,中国观察人士应该关注这个政权实施控制的工具和那些被指派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我们应该拭目以待,有一天,这个政权的宣传机构和内部安全机器在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时开始松懈——或者他们开始认同异见人士。”我说的是未来这个政权的执行机构在执行命令时变得松懈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说宣传机构、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监控人员以及公共和国家安全机构现在已经如此。迄今为止,这些执行机构没有表现出松懈或公民不服从的迹象。你指的似乎是我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他们“机器人”般的行为——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是否比胡锦涛统治时期更加明显。是的,我认为确实如此,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并于2013年夏天发起群众路线活动以来,在更加因循守旧的方向上发生了一次质变。我每年参加好几次这样的会议——2014年参加了五次,其中三次是中央党机关主办——多年来也一直如此,这对我观察中共“知识分子”和干部长期的行为变化特别有利。我从2009年到2010年都住在中国。除了“民族复兴”的说法,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口号,以及你所说的“更为宏大的概念”,引起了全体民众的共鸣。在中国与我交流过的人里,根本没人被宣传系统提出的大量口号所“鼓舞”,虽然许多口号据称来自习近平本人。民族振兴的叙事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我要提醒你,自清代以来,几乎每一位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习近平——都强调了这个文化基因。因此,这并不是习近平特有的。重新强大起来,在世界上获得尊重,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最强烈的渴望。人们似乎还非常反感围绕习近平建立的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集体决策和协商一致的惯例的打破。自从毛泽东时代完结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努力建立和维护这种惯例。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异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以及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你也写到了这一点。你为什么觉得这最终会让中国共产党自食其果?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或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答:请看我之前的回复,我提到了打压行动对体制造成的压力,以及密切关注这些领域打压行动的执行机构的必要性。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的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就目前来看,就像你一样,我发现我所说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但现实就是如此。问:如果中共选择一条政治自由化的道路,结果可能会怎样?你说这是习近平避免垮台的最大希望,而且他可以恢复对更大的参与度和开放度的尝试,就像江泽民甚至胡锦涛执政时那样。但中共领导人似乎确信,政治自由化会激发一些社会需求和压力,让自己走向灭亡。所以说,如果实施政治自由化,他们注定在劫难逃吗,而如果不实施政治自由化,是否也是同样的结局?答:回顾一下中共2000年到2008年在做些什么。可以想象,中共可以带领中国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强政治开放和改革,同时不会失去控制和权力。根据我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了解,我认为与他们现在正在实施的默认的打压选项相比,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虽然这一点也并不确定。因此,我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实际上,我非常怀疑它能否实现,原因是习近平、刘云山——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人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式。不过,我要指出,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一系列开放和封闭的循环(中国人常说的放和收)。正常情况下,开放阶段会持续五到六年,封闭阶段会持续两到三年。我们目前在一个“封闭”阶段的第七年。乐观人士会说,我们早就应该迎来一个开放期了!我想要保持乐观,但遗憾的是,我的分析判断却让人难以乐观。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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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张伦:柴静的热闹、两会的荒唐与中共的危殆

两会召开,这中国特有的政治例会,与往年相比,没任何特别引人之处,但召开前后的几个事件,倒给今年的两会涂上些特殊的色彩,显出庞然大物的中国的种种吊诡,暗示着其未来的某些走向。柴静不“静”会议召开前几天,柴静这位以“静”为名的原央视记者,用她花了一年时间自费制作的有关环保的小片,闹出个世界范围也少见的大热闹:两三天内,几亿人热议,批评,赞扬,辱骂,各成阵垒;尔后,官方一道令下,片子被禁,一切又归沉静。还没等认为此片是帮助维稳的一方的网民就有关此片出台的背景、动机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论证,官方已经用其行动来给柴静“平反”:柴静的片子对稳定、对党国不利。正如笔者在另一篇分析柴片的文章中提及,此片造成的现象的意涵之深刻,不体现在那些赞扬上,——这在许多国家都很正常,而恰恰是表现在其引发的种种批评上。一些对柴静的批评来自这些批评者对国家现政权采取的一种整体——极权主义的视角,而忽略了权力集团和机制内部的不同派系、部门以及许多具体官员对这样一个片子上所可能具有的不同态度。这是该片能出台且得到某种支持,最终又被禁止的复杂的原因。在当下,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公众议论绝对是政治性的,已经超出治污的“正能量”文宣能允许的尺度;更麻烦的是,片子在官方某些人看来,会构成对“中国模式”成就的一个间接的批贬且易引发社会抗议。禁就成为必然。在笔者看来,“穹顶”一片具有较强的中产阶级文化特色,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形成的中产阶级参与意识的一个宣言式的展现。而那些批评甚至是围剿之所以如此强烈,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分化,共识的丧失,价值的破碎。穹顶之下,同呼吸却并不常共命运,在这个“同呼吸,共(雾霾)命运”问题上意见相左就成必然。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看,有的人士会讨厌柴片宣传公民社会、市场、新闻监督、法治等价值;出自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有人反感、愤怒柴片将西方视为治污的范式和参照;浸于民粹主义的情绪,一些人在柴本人身上宣泄对这时代一切成功人士的憎恨;在受打压的某些民主派人士看来,柴没有对污染的制度原因做更直接的揭露,对权力暧昧,且因受到某些官方媒体的支持而在道义上可疑;对利益集团,柴片伤及其利益,自然该遭到各种绞杀……官方可以再一次得意其力量:靠一道命令遏制住一个涉及民族命运和各方利益的广泛的讨论,但显然,所有柴片本身以及围绕柴片所展示的各种问题却绝无法通过一道禁令而消失,它们继续在那里发酵、演变,无声地形塑着国家的未来,也决定着这靠禁令来限制讨论的权力的可能的命运。两会的荒唐其实,如要更好地应对这种社会分化的状况,除应给各种不同意见以表达的空间和渠道外,最重要的恰恰是亟需设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代表机制,让其成为真正的不同社会利益的代表,通过协商、辩难、民主程序就些重大课题达成某种国家共识,促成有民意基础的国家政策的形成并监督相关国家机构加以落实。两会这种机制,原则上应起到这种作用。而遗憾的是,本应是国家最重要、最严肃的会议却因体制的原因成为某种荒唐、可笑、滑稽的集体表演。代表怎样当上的代表,如何代表,不去代表或不敢代表,……都是一笔责任不清的糊涂账。有些代表装摸做样,小心翼翼地在党的精神划定的限制下提些无伤大雅、模林两可的提议,虽不能说对社会无益,却很难说有助于什么根本问题的解决。因赏赐而得的荣誉头衔,代表们既不必对选民负责也可以不对国家负责。更有甚者,一些达官显贵把两会变成个人不知羞惭的表演、捞取合法资源的舞台,变成为个人或集团谋取声名利益,进行公关辩护的手段。这种趋向近些年尤其明显。领导们的国事报告永远是高票通过,其施政无人问责。人们对两会冷漠,因知道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望;人们又被迫关心,盖因这又是人们借此猜测、捕捉中国政策和人士变动的仅有的窗口。从官方媒体(“2015年两会女神精选:李小琳干练周涛宋祖英大气”见“中国网”……)到大众网络(“他们能证明:这是有史以来最严肃的一届大会”,微信、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组讽刺照片,……),两会越来越成为某种好莱坞式趣闻、饭后茶余大众笑料的来源。年年会议期间,一些不学无术、逻辑不清、欠缺常识、被利益官位冲昏了头脑的委员代表和官员们发出的各种“雷人雷语”,完全脱离民众的感受,其荒诞、愚蛮、傲慢,超出想象,令人瞠目。在许多国家,议会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审核国家预算,把住纳税人所付出的税款的流向。本届会议传出的一个新闻就是某代表透露国家预算1500页,进场才拿到,15分钟后表决!再没有什么比这个细节更让人明了花瓶两会的无聊和荒谬。这一切导致两会不仅没有很好地起到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作用,政权的合法性赤字伴着各种危机而日积月累。中共的存亡两会期间,一篇3月6日刊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有关中共政权已开始其溃亡进程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这篇文章虽不如柴静片子传播那样广泛,但在中国精英层引起的反应及后续影响却不容忽视。其实,这篇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撰写的文章所引用的依据,多是被人们所熟知的。但由这样一位中国官方眼里对华的“温和派”,长期游走中美之间中方的座上宾来说出这番话,对某些人造成的震动可想而知。如果说围绕柴静片子出现的种种显示着发展的危机,社会的分化、不满和躁动,那么沈大伟的文章则显示外界对中国看法也在发生着某种重大变化。中共股的预期价值看贬。从此,不管官方如何以强制的手段消除柴片和沈文在国内网络上的流传,但它们提出的问题相信已深深地嵌入人们的脑海。有关中国未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共的存亡”已经破题,且将会随着各种有关危机、反腐、改革的进退等问题的讨论而不断地被人们记起,成为一种思考的变量和设想中可能的剧情。反腐与国家改造柴片、两会、沈文,三者看上去内容似没什么特别的连带,事实上却是有其内在的因果。某种意义上讲,恰是两会的荒唐以及人们对其的冷漠,造成柴片的热闹,沈文论证的基础。国家政治改造上的阙如,显然,是这些问题的症结。沈大伟在文中认为,作为中共的掌门习近平在许多方面的施政举措事实上已经失败。不过,我们这里还是想提及的是:习的反腐还是赢得了相当的民心尤其是中下层的某些支持,也成为其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的利器。但这种反腐的效应在快速递减;指向也主要是针对过去,做的是打扫除的活计;赢得的赞赏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带有某种解气宣泄的成分。而在如何面对未来上,赢得赞赏的举措乏善可陈;依法治国、经济领域的改革等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基本停滞甚至有倒退的迹象。——且不讲几年来滥抓维权人士,就是此次两会期间,竟也还抓了三八妇女节抗议对女性骚扰的几位女权主义者!毫无疑问,只有在平反过去国家造成的重大冤假错案、恢复社会正义上有所作为,在面对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制度改造上有新的重大进展,——不是那种谁也做不明白的“中国梦”,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社会矛盾才能有望缓解。而恰在这方面,人们却看不到什么令人鼓舞的迹象。相反,一种文革式的氛围却在蔓延,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雾霾外,又给人加上一层沉重的心理、精神上的雾霾。中国人在各种雾霾中困惑、焦虑地眺望着未来。更大的灾难终将到来!还是,可以消弭和避免?也许,中共的命运、雾霾及其它重大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会的种种荒唐能否消除。2015年的春天,柴静的片子、乏味的两会、沈大伟的文章,都在引发着人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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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东步亮:陳定定對沈大偉的反駁同樣無力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日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中國即將崩潰》,預測中共已經步入生命最後階段。被列為美國「知華派」學者前三名、一直被中國高級智囊機構奉為座上賓、深受中共官方「信任」的沈大偉,過去一直不贊成「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此次突然方向發生360度大轉彎,發表此番觀點,令人頗為不解和愕然,因而在中國國內和美國都引起了很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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