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客

这几天，累的跟只狗似的。周末也没休息，为了赚钱，周六进世博会表演了一场，稻粱谋，没办法。干的就是以下这个活，这个IPR2是欧盟和中国合作成立，是为推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估计以后等到中国要去欧盟成立这种组织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到位了，经济估计也够强大了。   （IPR2将出席今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本次活动旨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重要性的意识。活动将在主题为“智慧欧洲”的欧盟馆举行，包括一项国际相关的议题——如何在展会中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   模拟法庭 ：在2010上海世博会现场，比利时-欧盟馆，IPR2将支持一次模拟法庭活动，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专家就同一侵权案例，分别采用欧洲和中国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模拟执法程序。案例的准备将于模拟法庭活动推出的前一天在同济大学进行，届时角色和任务都将给出，参与的团队和律师也将就位。作为中方主审法官出席的是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蒋志培先生，作为欧方主审法官的则是Klaus Grabinsky先生。活动将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来展现现实中的侵权案例，提供一个比较中国和欧洲之间在程序和实务操作上的异同的机会）。 http://www.ipr2.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catid=79:upcoming-events-cn&id=1175:ipr22010–201094&Itemid=171   做被告是比较适合我的，侥幸，赢得这个模拟诉讼。要是真的，估计钱还要多些，毕竟律师费和表演费是不同的。不过，欧洲律师和法官的雄辩、细致确实值得学习，我不敢像培鸿老兄那么说，制度一样，会做得比他们都好，呵呵。至少，这帮同行都念到博士。（不是中国的博士），这也算在报酬之外，另外有些收获。   周日去了杭州，见识颇多，一，有的亿万富翁生活太不健康。二，杭州的出租车管理是怪胎，每天大白天4/5点钟交接，这个时候都打不到的，提前交接罚款，晚了交接也罚款。三，杭州环城东路上有个楼盘叫唐宁街8号。    

斯伟江 2010-09-06 08:31:19 北大的周其仁教授为王敏正市长写的《市长经济学》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序言，序言的最后，画龙点晴般地指出：“这就是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虽然经济规律——一个个社会成员各自的运动原理——对谁都有意义，但对于政府中掌权的人却格外有意义。合法强制力赋予他们拥有“摆布棋盘上各个棋子”的权力，但如果他们自以为是，不把经济规律当回事，那么，结果就不但可能如斯密预言的那样，下棋下得很艰苦，而且还可能如本书预言的那样，‘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秉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敏正市长才在完成市长的公务之余，为天下的市长们写下了这样一本经济学”。 （相关文章详见：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 经济学教授眼中看到的是经济规律，律师眼中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方面。毋庸讳言，王敏正市长写的《市长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后两者估计王敏正市长也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估计也只能在本市内部消化，因此，市长经济学的着眼点也是在市长两字。如周教授文章中说，地方政府现在就类似一个公司，“地方政府常常还更像一个个公司——直接配置资源、决定项目、执行投资、获取税收以外的经济收益”。市长显然就是公司的总经理，书记是董事长，原本地位超脱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变成CEO呢？道理很简单，有刺激和鞭策。 刺激，首先就是升迁。一个不想继续升迁的官员是不正常的，虽然陶渊明这种隐逸山林的，据说也是因为仕途不顺，所谓诗必穷后工。各地考核官员是不是能员的第一大指标就是，GDP数字，本人在听取区长在人大代表会上汇报时，耳朵出茧子的就是数字，增长多少！ 其次，各种资源分配是符合人性的，人都是自信的，尤其是官员，当大手一挥，某地的房子马上能消失，变成一个工业园，或者高楼林立；当很多商人为着官员手中的资源，围着官员转时，当手中资源越来越多，官员颇会为类似上帝般的自得。电影《三峡好人》中镇委书记一个电话能让桥上的灯亮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注解。可以说，市长也有企业家精神，希望“公司”越做越大。 鞭策，让市长成为CEO的刺激政策的反面就是鞭策，别人因为GDP升迁了，你却仍在原地踏步；别人因为发展而商人朋友多多，办个事情非常方便，甚至可以帮助自己升迁，而你却无处伸手。当别人官员因为发展而修路绣楼，下属也因此可以自肥，你却被下属怨恨。有点“贤内助”，一样会鞭策市长，让其跟其他市长看起，这种鞭策似乎更容易打动市长，去搞他的经济学。 市长经济学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一旦失败了，买单的是老百姓，而不是市长自己。市长只要不受贿触犯刑律，他最多付出的是政治前途，但仍不失各种待遇。很多情况下，只有失败不是在任上，市长其实根本就不必付出什么，一样该升就升。而真正的私营企业家，其付出的是，自己的信誉和之前积累的全部资产。 王敏正市长在书中说的市长经济学，‘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这样大权力的一个市长，市民居然没有直选的机会，也没有有效的制约其财政支出的办法，这种刺激与鞭策都与利害关系人无关，这恐怕才是目前难以言明的恐惧！在现行制度下，天下的其他市长是否会买这本《市场经济学》，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笔者期待市长经济学在我国早日破产，真正的市场经济学早日全面确立，而敏正市长等，能早日关到“制度制约”的笼子里，不再有那种动辄影响数百万人的权力，这样，才不会不务正业地写一本立意在“市长”二字的什么经济学，选民可不喜欢这种事情，要写书，选下去后再写罢。【21世纪网】本文网址：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6/3MMDAwMDE5NTk3MA.html?source=hp&position=column

犹如选战，国美控制权的争夺总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意外，不管是黄光裕妻子的二审改判（事实上，这种案子二审很少有意外改判），还是陈晓和黄光裕文宣战，都是高手捉笔，来来往往，甚是精彩。作为无利害关系的看客，笔者已经籍此赚了不少稿费，本文算是致敬黄光裕和陈晓了，没有这两个商战对手，就没有这国美世纪大战。 说到这一回，黄光裕在狱中写出《我的道歉和感谢》，据说是律师代笔，律师如以中国明清师爷比，都堪称刀笔吏。号称笔下能害人，能活人，在当世，与时俱进，慢慢做政客的做政客，做不了政客的国度，就做商人的代言人，除了能把黄的妻子从狱中救出，又能写出如此生动的道歉加感谢信，黄的律师，可谓文武双全，建议组织部多加考察。 应该说，黄光裕的信中，道歉部分感情真挚，对父母，对孩子，那是天性，想必要是自己写，必定是泪满衣襟的。对爱过自己和帮助过自己的人道歉，也是该的，中国人嘛，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自己犯错，身处狱中，辜负情意，岂能不抱歉？对社会中以曾经的首富黄为榜样的年轻人抱歉，其实，倒不必太抱歉，因为，榜样一直在改变，黄光裕倒了，有唐骏，唐骏倒了，有李一道长，李一道长倒了，释永信大师还屹立在东方呢，任志强、王石不也还在，要什么类型就有什么类型。据说任是高干，王是白手起家，偶像品种齐全，至今不缺货，所以，这点黄倒不必自责。 再说黄的感谢，当然，感谢国家先，不管是世界冠军周洋，还是阶下之囚。国家无比强大，同时又无比仁慈，这种能让之生则生，让之死就死的大神，焉能不感谢。用语，“非常感谢国家和政府，在我接受刑事调查后，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国美，帮助企业恢复了正常运转，这是对我本人和国美最大的关怀”！ 其实，在我国，国家就是政府，代笔人这里用词有点啰嗦，至于国家做了些什么，尽了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国美，笔者尚没有看到。国家如果依法行事，黄也不必感谢，国家如果非法保护国美，黄也不敢透露谢意。但据陈晓说，这是他和管理团队的功劳，黄祭出国家来，倚天一出，谁与争锋，估计陈晓也不敢和国家争功。 其次，黄的感谢信中对管理团队、员工（似乎应该不包括陈晓，否则，和以前发的信相矛盾），消费者、海内外股东等对黄和国美的支持。这里，最大的亮点是，黄是把国美和自己捆在一起的，其实，黄和国美的关系有两个，历史上，黄是国美的创始人，有感情；现实上，黄是国美的大股东，尽管不是控股股东，正在争夺中。 以感情而言，黄可以说，我和国美如何如何，类似，我和前妻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从现实说，黄只能说，作为国美的大股东，感谢大家对国美的关照。因此说，感谢的段落里，黄仍是以国美的主人自居，打的牌充满自信。似乎不把现在的实际控制人陈晓放在眼中，陈是否会抓狂，难说，当然，这个文宣不好做，别人在狱中写封信，又感谢国家，感谢了全社会，你再反驳似乎不够明智。 当然，陈晓也可以借目前在国美的控制地位，搞一次感谢全社会的家电优惠大赠送，让在狱中的黄光裕看看，到底谁是国美的主人！ 在信的最后，黄光裕写道，“我相信，我有新的开始……”笔者当然相信黄光裕这样的人才一定会有新的开始，但是，如果黄9月一旦暂时失去对国美的控制权，我估计，新的开始大概是一场新持久战的开始！ 商场如战场！【21世纪网】本文网址：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7/2NMDAwMDE5NjI2NA.html?source=hp&position=column

  如果说中国的红人，佛家的一哥是永信禅师，道教界一哥是李一道长的话，当下商界最火爆的是喋血双雄，黄光裕和陈晓，这几天，他们俩牢牢地占据了商业媒体的头条，招数迭出，合纵连横，从文宣战到法律战，从民族品牌到服务全体股东，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商战，笔者看到的却是民主启蒙。   现代公司的设计架构就是民主和法治的结合，首先，公司章程就是宪法，一切按章程办事。其次，股东大会相当于全体有选票的选民，董事会相当于内阁，总经理相当于总理，董事长相当于国家元首。法律既规定，选民多数决定谁可以组阁，同时，有规定了少数股东的查账权、分红权等受法律保护，多数人的暴政不得进行。这就是通过立宪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现代公司一旦上市，就容易变得股权分散，和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不一样，有限责任公司是小国寡民，可以关起门来自己玩。不过现代公司制的参照体是英国的议会制，而不是美国的总统制。因为，公司董事长不是股东大会直接选举的，而是股东大会多数决定董事会，董事会多数决定董事长。相当于股东大会多数决定内阁（董事会）人选，黄光裕、陈晓争夺的就是组阁权，一旦有组阁权，就有权决定董事长，总经理人选。黄光裕的核心要求就是让陈晓不当董事长，让自己人组阁。   由于黄光裕为筹措资金上市，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一股独大，即议会中经选举取得的多数席位，只能靠多党组阁才能获得多数，如英国当前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阁，（德国也一样），那么，双方都需要争取一些小党支持自己，因此，各自发动了文宣战，以取得各自宣传对象的支持。从黄光裕打的民族品牌，其争取的对象可能是散户，个体，毕竟资本没有国界，而散户才或许买这个所谓的民族牌的账，其得罪的是外资股东。而陈晓的对象显然是手握较多股权的外资，强调全民政府，为全体股东服务。这既符合现代公司理念，也讨好大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黄光裕打的第二张牌是诉诸道义，道陈晓辜负嘱托，忘恩负义，强调中国人的忠字，别小看这个忠字，东方民族对愚忠的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哪怕这个人是违反了国法。君不见，人家说陈希同的秘书自杀，是条汉子，而不会说，他这样是包庇坏人。黄光裕的这张牌，在网络上赢得了大量支持。现代公司最大的发展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了分离，所谓的经理革命。因为，现代经济中的规模经营，已经让所有权制的只是不能适应，要求专业化、技术化和经验化的集中管理，慢慢的，经理层就掌握了公司的实权。投资人的实力在减弱。这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每个政权要有效管理，都离不开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有其自身利益，一旦选民无法控制，官僚机构就会为自我利益服务，因此，说陈晓一定为全体股东服务，也未必，其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虽然他也是小股东，他与贝恩资本订立的如果陈晓出局就要赔24亿的协议，也难逃为自己谋利的指责。犹如政治家说，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说他没私利，恐怕他真的成了神，好在世上已经没了神。知道这道理的人恐怕不少！   公司政治中和国家一样也需要外力制衡，如果国家政治形成僵局，如美国选举中布什和戈尔之间的僵局，就需要外在的法院来裁决，这就是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可惜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令人诟病。国美控制权争夺战进行下去，恐怕不会离开外在的诉讼，现在的终止合作合同等事情已经产生，好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规则已经比较发达，因此，不太可能因股东大会的事项而在香港争讼，而往往在规则比较模糊的大陆，容易会产生诉讼，目的是希望法院能偏向自己。杜鹃出狱已经让人猜疑，以中国司法目前的声誉，不管左倾还是右袒，都难免被解读为法院被谁搞定。要是在香港，未必就会这么说，这一点在民主社会尤其重要，一个司法没有信誉，就会变成政治工具。失利的股东不服，只能走上街头。轻则如台湾，重症病人则是泰国的红衫、黄衫。民主政治要是没有完善的外力制约，失败的民主或许会令人怀念威权的秩序。   公司的创立人往往不愿自动交出控制权，如同毛主席在林彪时提出的，毛的头衔之一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不满地说，缔造者就不能是指挥者吗？缔造者往往想维持指挥者的角色，如黄光裕总是想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然而，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上市取得大把现金，别人就要求你让出点股权，一来一去，对公司的控制能力就多少会被削弱，再遇上什么风吹草动，有实力者如管理层伺机而起，联合其他诸侯，“宫廷革命”也就不意外了。   黄、陈大战只是发生在上市公司层面的控制权争夺，已经看得令人眼花缭乱，要是争夺一个国家控制权呢？可能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也可能极为简单。如枪杆子里出政权，规则很简单，武无第二，谁输了谁下台，此所谓砍人头。要是如上市公司一般走议会政治，看股权，“数人头”，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既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有要有公平的外力制衡，以免一方用不法手段要挟（台湾话说法走奥步），这中不砍人头数人头讲规则的现代文明做法，才是国人需要从国美大战中学习的。   如果说现代公司制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那国有公司呢？董事长是组织部任命，通过唯一股东（或者绝对控股股东）选任的董事会这个橡皮图章认可，这简直是后现代政治模式了！  

请阅读全文： http://blog.caing.com/article/8659/     谢：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中国有一天是要搞革命的，整个社会都会出现大的波动。中国核心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是政府本身的问题，它体现和暴露在房地产泡沫和灰色收入上。所以最根本上，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制，你不能靠泡沫来发展经济。太多的钱集中在政府手里是不好的。   　谢：数据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数据都不准，不可信，你看最近发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明显不可能嘛！   　　所以观察中国经济，就要自己辛苦一点去了解真实情况，去地方看，看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家企业，它哪怕只做一种产品，只要它是面向全国销售的，那么你就能通过它看到整个中国经济。而地方政府是横向跟整个面互动的，所以看地方政府在做什么，你就能掌握整个面的状况。因此这两个渠道是非常重要的，都要切入去了解和观察。   　　所以首先是我自己去搜集数据，第二就是怎么来分析。经济学特别复杂，它的体系里充满了无数的变量，所有变量交织在一起。在分析这些变量的时候，要怎么去抽象化、具体化、简单化，就是个分析方法的问题。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个需要你的判断力。但是中国的问题更复杂，因为中国是政治经济体系，它不是市场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