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网络最近成了网络议论的一个热点，那是针对报刊上的一批文章。这里不妨摘录一下若干文章的题目，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人民日报》），《要为网络世界设定法治底线》（《光明日报》），《法治是网络发展的共识》（《京华时报》），《别将“法治”误读为“管制”》（《中国青年报》）……。可以发现，这些题目包括内容，大体是针对所谓的网络乱象，呼吁法律，加强监管。因此，它们冠出的名头都是“法治”。 网络，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各种微博，不但是一种新媒体，也是一种自媒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自己媒体中的新闻记者，而且可以利用时间差，规避权力对新闻和言论的检查。比如近来的微博反腐和那些被拉下的贪官，便显示了网络监督权力的成效。应该说，它比所有其他媒体更加生气勃勃，更能发出民间自己的声音，所谓众声喧哗。当然，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它不是没有问题；但如果可以作一整体性的评估，因为相对自由，网络所体现出来的正能量远大于其负能量。 就其消极面而言，上述文章主张法律介入并非不可以理解；只是这里不能混淆“法律”和“法治”这两个概念，语义上它们并不对等。整治网络如果祭出法治的旗幡，显然是对法治的曲解，同时也颠倒了政治文明中法治一词本有的含义。 这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中的表述：“开放的中国需要文明法治健康的 网络世界 ，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广大网民，都应该珍惜这个平台。要求人人都用正确的方式说正确的话，是不现实的，但也应有法治意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请问，网民发言需要有“法治意识”吗，或者，法治一词是用来针对网民或者网络的吗。固然网络世界与法有关，正如人人都与法和法律有关；但无论网络世界，还是网民都无涉于法治。因为法治不是针对他们的。不妨可以这样表述，针对网络和网民的法治，已经不是法治，而且背离了法治。 法治的意思是依法治国，治国的责任不在民众在政府。只是政府治国必须依法，必须受到法的约束。因此法治一词的所指很明确，它是对政府及其权力提出的要求，与民众无关，与网络无关，亦即与权利无关。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有过对法治的表述，我不止一次援引：“法治的意思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英国《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在“法治”词条中这样解释：“人们提出的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以实现的政治理想。……这个概念也意味着某种有时被人们称之为合法性原则的东西：统治必须依据法律行事。”也是在该词条中，作者征引19世纪英国法学家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中对法治的论述：“首先，它意味着正常的法律保障有绝对的至高无上或压倒一切的地位，与专制权力的影响对立，并且排斥专制的存在、特权的存在、乃至政府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法治所以排斥专制、特权和政府的任意裁量权，盖在于后者俱属于“人治”。法治与人治对举，区别在于权力是在法之上，还是在法之下。当权力在法之上，它照样可以有法，亦即它可以为民间造法，自己却自外于法。这样的法不是法治，而是内在地反法治。不妨这样比喻，在权利和权力的两造中，法治如果是一柄利剑，其剑锋所指，始终应该指向权力。它本身就是对权力的规约。规约所以必要，恰恰在于保障两造中的另一方即权利。所以，法治是用来限制权力的，而非限制权利。比如根据法治原则，可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却不会要求网友公开姓名。至于《要为网络世界设定法治底线》认为：“对中国而言，以法治加强互联网监管，已是迫在眉睫。”殊不知，法治只能用来加强对权力的监管，却不能用来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这样的表述乃是把法治的锋芒反过来指向权利，因而是法治利剑的太阿倒持。 在中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权力更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权力并非不可以为互联网制定相应的法规，但制定本身必须受到法治的约束。这里不妨看看一位新浪网友对网络立法的看法：“法治首先是政府守法，政府守法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立法，不仅要严格依照程序，而且立法内容不得与宪法相矛盾、更不得对抗宪法，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不仅是政府权力止步之处，也是立法权止步之处。”（萧雪慧）如果权力立法而偏离法治，那么，它所制定的法充其量便是先秦法家的法，先秦法家鼓吹“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管子）。但，“以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后者是法治，前者反法治，因为法在它那里不过是用来驭民的工具，却不曾用来限制自己。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研究员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苏联解体前理论界倒戈并非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   凤凰历史：在苏联解体前夕，很多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也在一夜间掉转枪口，很多人将这种“一夜之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改革，您怎么看这种观点？苏共的意识形态失去人民支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马龙闪：这种有关苏联理论界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在苏联解体前夕发生“一夜之变”，几乎集体“倒戈”的事件，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于苏联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状况来说，这并不是反常的现象。我以为，对真正了解苏联理论界动向的人来说，发生这种现象，出现这种事件，并不感到奇怪；对苏联学者来说，更会不感到惊讶。   我以为，真正奇怪的倒是，有人把发生这种现象，出现这类事件，归因于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改革。某些人不了解苏联的历史，不了解苏联理论界数十年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苏联意识形态掩盖的假象，他们从僵化的理论概念出发，不具体研究、也不了解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特点等等，仅仅从“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是苏联解体一切之“原罪”的既定观念出发，得出这一结论，也是毫不奇怪的。 苏联理论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一夜之变”、类乎集体“倒戈”的事件，是由苏共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内涵、形成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将此归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极为肤浅的，是误导读者的。从回答问题的角度看，这种回答问题的方法，是一种所答非所问。这正像人们向大夫问病——这种病的病根是什么？这位大夫却回答说：这种病发生在秋天。这种把苏联发生意识形态“一夜之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说法，就是这种所答非所问式的回答方法。它只回答了这种疾病发生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时，并没有回答这种疾病的病因和病根。   苏联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一夜之变”？概括地说，这是由它的特点、特性决定的。就是说，它一有极端封闭性的特点，二有极端虚伪性、虚假性的特点；而建立在封闭性和虚假性基础上的苏联意识形态，又具有第三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脆弱性；因其具有极端的脆弱性，就经不起风浪，一经公开性的考验，一经从外部吹进来的各种思潮和理论的挑战，就不堪一击，立刻败下阵来，所以发生集体倒戈，“一夜之变”。   苏联意识形态极端封闭源于书报检查和思想清洗   现在，让我们稍微展开来，加以阐述。先看苏共意识形态极端封闭性的特点。怎样形成了苏联意识形态这种极端封闭性的特点？主要靠两种手段：一是，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来监督文献信息的传播，掌控新闻书报的出版；二是，靠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进行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或者叫思想清洗。通过这两种方法就造成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先看书报检查。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是检查社会上和国外的书报资料和各种信息的，也同时检查党内反对派和一切持不同意见者的言论和著作，甚至也检查、禁止一切为斯大林所不允许传播的、一切对他不利的思想理论和书报文献，包括列宁晚年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和言论。这样严密检查的结果，就封闭了一切外来的、外域的，甚至自己人的不同思想观点和理论；这样严格检查、严密封闭的结果，就使苏联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建立在极端狭隘、脆弱的基础之上，经不起检验，经不起比较，经不起推敲。 再加上通过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以强制压服、恐吓的手段，而不是用以理服人的说服的方法让人接受一种思想理论、意识形态，这样强迫、压制地让人接受，等于牛不喝水强按头，你能成功吗？你一松开手，牛就抬起头了，不仅不喝，甚至会反过头来顶你一下。所以，这样强为灌输的、迫人接受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有其极端的狭隘性和虚假性。   夸大斯大林历史功绩造成苏联党史界说假话成风   同时也应看到，说苏共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虚伪性、虚假性，是因为他们是建立在以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为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之上的，而斯大林的理论教条又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虚假史实和错误理论为基础的。 不妨先看看《简明教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是由斯大林提供大纲、提供分期法，最后又由斯大林审阅定稿、为其树碑立传的、大树特树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一部歪曲苏联党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对列宁创建党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歪曲，这主要表现在：1）按斯大林分期法，把1912年第六次党的布拉格代表大会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建党的开端，这样就贬低了列宁1903年建党的历史功绩。仅仅因为斯大林在此次党代大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就制造了斯大林在建党之始就领导党的神话。2）按照斯大林的分期法，新经济政策阶段及其概念被完全排除在党史之外，这就基本否定了列宁的这一创造性政策。3）按斯大林的分期，制造了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用伪造的史实把斯大林提到了同列宁并列的地位。4)按照斯大林分期法，把一部生动丰富的党史变成了一部干瘪枯燥的党内斗争史。在其编撰者看来，斯大林是除列宁之外提供正确路线、方针和正确理论的唯一“源泉”。5）编撰者以种种手法歪曲历史，或借助斯大林的言论为历史事件定性，或者通过突出斯大林著作的方法夸大其历史功绩，甚而通过伪造史实，制造斯大林同列宁的“伟大友谊”，以抬高其历史地位。这样，通过这部党史，就开启了以官方建制的形式，经党的最高机构审查核准，在充满教诲箴言的郑重党史中伪造史实，公然编造假话的风气。所以，这部历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部造假的历史。 我们知道，理论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党的理论，则大都是建立在该党的历史之上的。而苏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部伪造史实，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斯大林为标准判断一切的、充满谬误的党史著作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难道不是充满虚假和谬误的吗？ 建立在上述封闭性、虚假性、谬误性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和意识形态，难道不会是极端脆弱的吗？因其具有极端的脆弱性，所以它发生“一夜之变”，是毫不奇怪的。说这种“一夜之变”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改革所造成，正像上述医生对病因的解释一样，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的！ 至于说到苏共意识形态失去人民支持的深层原因，那简单地说，就是从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出发，——这种意识形态根本不代表人民利益，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见和愿望，——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管理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罔顾民生需要，不顾人们死活；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政治和文化，在政治上，发动大清洗、大镇压，并且长期不予平反。在文化上造成万马齐喑，人民文化生活贫乏。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不代表人民利益，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俄罗斯所谓“斯大林热”只是某些人借机炒作 凤凰历史：您认为叶利钦和普京在对待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上的态度有何不同？为什么说俄罗斯所谓的“斯大林热”，并非官方在重新肯定斯大林？您曾提过俄罗斯“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是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马龙闪：叶利钦和普京对待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上的态度，一个是站在西方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一个是站在大国主义、强国主义的立场上，大国主义、强国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带有大俄罗斯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立场。由于有这样的不同，叶利钦倾向于完全、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遗产，而普京对斯大林政策中有利于大俄罗斯强国主义的东西，特别是二战胜利带给俄罗斯的某些荣誉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予以肯定的，但对斯大林根本的内政策，特别是用意识形态管理经济和对人民的大镇压，是根本否定的。他们两人在基本否定斯大林上，根本否定斯大林的国内政策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所谓俄罗斯的“斯大林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什么”热“，在不小程度上是某些人借机，借某些人多谈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话题，多发了几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其实，俄罗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斯大林的谈论），随着斯大林时代的远去，只不过对斯大林的评价更客观了一些（这是对所有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规律），借此而故意炒作起来的。 退一步说，即使有什么所谓斯大林“热”，官方也不曾重新肯定斯大林，俄罗斯主流舆论、主流媒体也不曾重新肯定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仍然是俄罗斯那一个传统的斯大林派，或者说左翼共产主义派。 为什么说俄罗斯官方不曾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我只举出两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一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10年5月7日在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接受《消息报》采访时对斯大林的评价。他说：“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虽然他曾做出过许多贡献，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本国人民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他还说，有人喜欢斯大林并不为怪，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评价。但另一问题是，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他同时驳斥了有关“斯大林主义”正在俄罗斯死灰复燃的看法。 另一个事实是，在2010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举行的全俄庆典中，俄罗斯官方规定了有关不提斯大林名字、不准出现斯大林肖像等一整套的处理方式。 以上这两个事实可以作为铁证，说明俄罗斯官方没有重新评价、没有重新肯定斯大林。这是用历史事实，对我国学术界持续五六年之久的有关俄罗斯存在不存在重评斯大林的争论所做的铁的结论。自此之后，我国学术界认为俄罗斯存在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那些学者，再也不就此问题发表文章，发表言论了；这也是一个有力证据，说明俄罗斯官方没有重新评价、没有重新肯定斯大林。 其实，俄罗斯究竟存在不存在重评斯大林的问题，我国俄罗斯研究界的大多数学者，一开始本来就是清楚的。只有学界部分人对俄罗斯问题不太了解，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眼睛；而某些多次到过俄罗斯访问、对俄罗斯本来就熟悉的人，他们所以要这样提出俄罗斯“存在重评问题”，所以要坚持这种说法，是因为他们有种斯大林情结，对斯大林模式恋恋不舍，他们表面上是谈俄罗斯在“重评斯大林”，实际上是呼唤要在中国“重评斯大林”，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斯大林的现代化只着眼于经济 完全不顾政治现代化 至于俄罗斯要进行“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不是我提出的说法，这是俄罗斯学者依据俄罗斯新一波“去斯大林化”，同梅德韦杰夫以世界金融危机为背景，于2009年在《俄罗斯，前进！》一文提出的新现代化方针相联系，而做出的一种概括、一种界定。所谓“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就是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苏联时期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发展观，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实行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扫除现代化的障碍，在俄罗斯开辟不同于苏联时代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要透彻了解“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就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斯大林式的现代化，即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 斯大林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现代化。它只重视、突出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而忽视民用生产、轻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同时，它也只着眼于经济上的片面的现代化，而完全不顾政治上的现代化。它是经济上高度集权，政治上高度专制。从世界历史上现代化的经验看，这样的现代化是难于取得成功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一是要靠经济的市场化，二是要靠政治的民主化。苏联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一没有经济市场化，二没有政治民主化，所以苏联的现代化在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只是在局部时期、个别部门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成果也没有能得到完全巩固，直到目前，俄罗斯还是主要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新兴国家，并不置身发达国家之林；而它的现代化道路从彼得一世算起，已走过了300年。可见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道路是经历了挫折的，并不成功的。 国家直接强制推动经济发展 容易造成政治领域停滞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属于赶超型的。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具有高速度的优势；的确，像俄国这类东方的和半东方国家，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要追上去，就得采取这种“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在其特定的时期内，速度优势确是明显的。但同时应该看到，这条“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的各种不平衡性和尖锐矛盾。对此，必须予以充分认识，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而忽视这种类型现代化的缺陷。“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所以，为实现这种现代化而进行的改革，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平衡的和十分尖锐的矛盾。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带有很大唯意志成分的、非理性成分的现代化。它在决策中缺乏民主程序，因此也往往缺乏科学态度，多是凭首长意志办事，所以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大失误。 因此，俄罗斯学界总结他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对我们有警戒意义，也有某种借鉴意义。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的一种解毒剂。 在我国，总有那么些人，想把我国的现代化纳入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这是一种反改革的倒退行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斯大林式现代化的后果：农村30年间连续3次大饥荒 凤凰历史：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欧洲强国，有人据此认为牺牲部分人的自由是可取的，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成长与个人自由是不可兼得的吗？ 马龙闪: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对我们来说，主要是吸取教训而不是汲取经验。俄国的现代化道路，从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算起，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已经走过了300年；至今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迄今，俄罗斯还是被称为“新兴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 这要从它的现代化特点来回答。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革命激进主义同俄罗斯专制集权和国家主义传统的相结合。 这一特点来源于它特定的历史传统。几百年间，俄罗斯从东方感到游牧民族的压力，在西方受到瑞典和日耳曼民族的侵扰。在同鞑靼蒙古、同西方入侵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俄罗斯民族体验并感悟到，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是极端重要的。因此，从彼得改革伊始，就致力于打造强大海军，建立造船和军事工业，以建设强大国家；同时，也着眼于加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所以，彼得时期是专制主义发展的时期。彼得既从事改革，向西方学习，又集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于一身。俄国激进主义则更多来源于下层。下层崇尚自然经济，多有反商品情绪，也看重公社的土地公有。俄国民粹派的激进主义就吸取了民间的这些思想观念，企图利用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是承袭了历史上专制集权和强国强军、重军工的国家主义传统，又继承了俄国激进主义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情结，推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超阶段思想。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漠视民生需要，片面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同时，也忽视民众和社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漠视民主政治，片面强调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这样，便导致计划经济崇拜，否定市场经济的规律性。 主张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那么，这类工业的发展资金从何而来？就只有通过“集体化”掌控农业和农民，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进一步挖取和盘剥农民。加上斯大林追求超高速度，造成社会经济极度紧张；这就引起社会的不满、农民的反抗，也激起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弹。怎么样对付这种局面？只有采用专制手腕进行镇压，这便发生一连串的整肃、清洗，于是镇压运动一波接着一波，而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和二战之后的大清洗，则最为酷烈。 苏联时期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大清洗”，保守估计也造成近百万人被杀害，几百万人受迫害，数千万人遭牵连。这也可以说是为经济快速发展，为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惨重政治代价。同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引起农业长期不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民生问题。农村从1922年到1946、1947年，大饥荒大约平均每隔十一、十二年出现一次，连续发生了三次，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无以计数。这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惨烈，不得人心，以苏联剧变解体宣告失败，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 俄国的现代化道路，在苏联时期是自我封闭，隔绝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路径来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应该说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斯大林式的现代化道路，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方面，所以它经受了挫折，这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沙俄时代，虽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但却缺失民主政治。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完全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而忽视了社会和民众的力量和作用。但凡在稍有一点点民主的时期，比如在1905—1907年以后的杜马政治时期，现代化的步伐就稍稍加快了一些，成效也大了一些，特别是在斯托雷平改革的年代，更是如此。 在苏联时代，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既不存在市场经济，又缺乏政治民主，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堪称是畸形的现代化。这实际上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工业化，或者说，只是一种片面的、不稳固的、带有局部现代化因素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忽视民生，纯粹靠专制力量，用强制镇压作政治杠杆，来推动现代化，一如上述，这让全国全民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代价是三年大饥荒 苏联也如此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只有短时期的经济是迅速增长的，但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不仅仅是牺牲部分人自由的问题，而是以牺牲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问题。 有些人没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去感受俄罗斯人的苦难，或者缺乏对俄罗斯社会的了解，谈起俄罗斯的问题总是轻飘飘的：好像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就是一切，就是好得很，而不管俄罗斯人民是死是活，是饥是饿，也不问问俄罗斯人为这速度付出了何等的代价。我们1958年“大跃进”的速度是快的，但代价是三年大饥荒，更深一步说，代价还有文化大革命。苏联也类乎此：在1932—1933年、1946年都发生过大饥荒；此外，还有“大清洗”、大镇压，无辜死难了那么多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我们应当用道德、人性去感受俄罗斯人的这些苦难，而不应当用铁石心肠去对待这段历史。 我以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既要照顾经济的发展，也要考虑政治方面的发展进步。没有政治的发展进步，没有政治民主，单有片面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是不巩固的，也是不可靠的。 苏联的发展道路，我以为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和启示。 苏联不是法治国家：党大于法 最高领袖又高于党 凤凰历史：苏联曾经在1918、1924、1936和1977年颁布过4部宪法，这些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为何斯大林还能够发动“大清洗”？为何宪法的这些规定连执政党上层统治集团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这是否跟联共（布）党史文化相关？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联共（布）党史文化的特点和形成过程？ 马龙闪：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一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不是看它的宪法和法律条文是怎样规定的，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把宪法和法律条文变成行动，能不能兑现。苏联不是法治国家，是党大于法，而最高领袖又高于党，最高领袖的言就是法。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已经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了个人手里，通过个人崇拜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他的话就是法，所以，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可发动“大清洗”。当时刚好发生了基洛夫被杀案，这刚好成了他发动“大清洗”的借口。 苏联的宪法虽然都一一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给人看的成分很大，主要是为打造形象用的，并不是要认真执行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是如此，尤其是非法治国家。 以苏联1936年制订的这部所谓的“斯大林宪法”为例，这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斯大林任命布哈林为这个宪法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布哈林也企图用这部宪法的有关人身自由和民主的条款，来限制斯大林的行动，但制订这个宪法的墨迹未干，斯大林就不顾宪法，大开杀戒，甚至连布哈林本人也成了这部“最民主宪法”之下的冤鬼。斯大林原是用这部宪法为自己树立形象的，但在政治实践中一旦需要，连这块政治遮羞布也不去顾及，就把它完全撕掉了。 苏共党史文化实质是“迷信文化”：有神权而没人权 苏联宪法无法保障执政党上层统治集团的人身权利，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大开杀戒，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甚至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军队上层的自残和瘫痪。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当然也跟联共（布）党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布尔什维克党员，许多人在战场上，在敌人监狱中，都是铮铮铁骨，宁死不屈，可是在斯大林以党的名义打造的法庭上，却是绵羊一只，软骨头一堆，这是特有的党史文化造成的。因为党是最神圣的，领袖是代表并象征党的，也是至高无上的；党员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一切必须服从党，服从领袖。 在上世纪20年代末，恰遇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50大寿，借此苏联在全国举行了持续整整一周的全苏规模的盛大庆典，歌颂“英明天才领袖”，全国笼罩在一片个人崇拜中。这时又抛弃新经济政策，实行方针路线的“大转变”，斯大林通过一系列组织手段集中权力，建立他的个人权力体制；而接着在一连串意识形态“大批判”中，通过宣扬斯大林的理论教条，树立他的理论权威，在打击、批判、消除、抹掉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同时，把他抬升至同马克思、列宁并列、甚至比恩格斯还高的地位。这样就把斯大林由人变成了“神”。“神”在天上，人在地上；“神”神圣崇高，人渺小卑微。斯大林是“神”，全党干部党员，包括统治上层都是人，特别被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斥为“敌人”的人，更一夜变成了“鬼”。“鬼”在人前无人样，“鬼”在“神”前更卑微。所以，被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打成“鬼”的统治上层，也是没有丝毫人身保证的。 这就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1938年，经过意识形态“大转变”，经过历次“大批判”以及大镇压、“大清洗”和编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后所打造、形成的联共（布）党史文化。 概括地说，联共（布）党史文化是在“四大”中形成的，即在“大转变”、“大批判”、“大清洗”，和在对联共（布）党史的“大编纂”中形成的。就是说，这样的文化，是在“造神”和“造鬼”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把斯大林推上神坛，造了这尊至高无上的“神”，另一方面，通过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造了无数的“鬼”。有了“神”和“鬼”，于是就一方面敬“神”，一方面打“鬼”，这就是“神”“鬼”文化。原本神和鬼都是不存在的，这敬“神”和打“鬼”，不都是迷信么，所以，这种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迷信文化”。 这种“迷信文化”，也是只有神权而没有人权的文化；阶级斗争理论制造的“鬼”，不能称其为人，更没有人权，所以，除了天上的“神”之外，一切的人，一切的鬼，都得不到什么人身保证。俄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也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在那里，神权未曾推到，人权也未曾确立；科学理性没有形成，唯意志非理性的狂热，一波波浪涌不断。所以，苏联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奇怪。 苏联解体无法避免 原因在于改革一直被拖延 凤凰历史：苏联在解体之前，赫鲁晓夫、柯西金、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为何不能避免苏联解体？ 马龙闪：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深刻理解苏共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党，苏联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这个党和国家治理下的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意识形态至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以意识形态为转移的。 弄清了这一点，再联系前面说过的，苏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又是建立在一部伪造史实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上的，因此它又具有极端的虚伪性和虚假性，这样一来，就使这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又带有极端的脆弱性；而历史上残酷的镇压和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又造成这样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成为金科玉律，触碰不得，谁要稍一触碰，就大祸临头。这种情况，使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等的改革，都不敢越出雷池一步，只能在斯大林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打圈圈儿，改革都没敢触动斯大林体制，没敢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所以，苏联的改革屡改屡败，一直拖延了下来，这就贻误了最佳的改革时机。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积重难返，积累的问题已经太多太大；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初是在战略策略上出了问题，接着是改革的方向发生了错误；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掀起的风暴，使苏共的一套脆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经不起外来信息和历史真相的检验，一下子垮塌下来，这样，由苏共理论和意识形态支撑的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便轰然倒塌。这样一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便发生了剧变，联盟国家也随而解体。 这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赫鲁晓夫、柯西金、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改革，最终都不能避免苏联解体的原因。 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思想 凤凰历史：俄国民粹主义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依靠公社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潮是否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发生了变化？这种思潮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影响？ 马龙闪：深入考察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深入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思想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到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各个革命阶段之间，各个思想流派之间，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其间隔着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大的阶级的壁垒，横着一座高如云霄的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其实，它们之间是有相当紧密的继承关系的。我仅提供一个事实，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参加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就是民粹主义团体，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最初是民粹主义者），但可以说他们是由民粹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发起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成员，全是来自民粹主义的“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许多骨干人物，早年都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这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所以，基本可以这样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源头就是民粹主义运动，它是由一部分民粹主义革命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脱胎而来的。所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其胚胎中就带着民粹主义的基因。列宁对布尔什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继承关系不仅毫不隐晦，而且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即民粹主义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以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全集》，第6卷，第24、27页。）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4页。） 布尔什维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是将德国马克思主义同俄国传统革命思想的结合。“超阶段”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核心；布尔什维主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中，也把民粹主义的这一思想当做“俄国的独特性”特征接受了过来，融汇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很突出：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直接过渡”；斯大林迅速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直接过渡”；赫鲁晓夫1960年宣布20年即到1980年进入共产主义，是“直接过渡”；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也属于“超阶段”，“直接过渡”。 这种思潮从俄国、苏联也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影响。1953年，我们宣布取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并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标志着进入社会主义；1956年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1958年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今年年内，我马上就要出版一部著作，名字叫《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专门讲述俄国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演进，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影响的。这是2003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可以很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 凤凰历史：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就是“俄罗斯民族优秀论”，这种理论与德意志“种族优秀论”的产生原因有没有相似点？比如我们看到俄徳两国在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似乎都无法以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来确认公民身份，于是诉诸民族文化、民族感情的种族优秀论就在俄徳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流行，可以这么认为吗？ 马龙闪：按照俄国东正教的说法是，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定的民族”，要他们担负“第三罗马”的使命来拯救世界。在苏联时代，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思想，基本上脱胎于此。德意志关于他们“种族优越”的论调，具体说法叫做“雅利安人种优秀论”，认为他们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人种，是应该领导、统治其他民族的人种，他们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优良的血统。在第三帝国时期，这种论调极端盛行。 从德俄两个民族的民族优越主义来看，当然有非常相似之处，只是具体说法有所不同而已。这两个民族在由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曲折坎坷。从他们的专制传统看，都不可能顺畅地赋予人民以民主、自由，以充分的个性解放和言论自由来释放人们的能量，以发挥他们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现代化。这样，就自然而然地，顺水推舟般地捡来了各自现成的民族优越性论调，用民族主义来激励各自的人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有其相似性的地方。 俄罗斯传统文化缺乏包容性 难使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 凤凰历史：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来看，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否始终无法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有何影响？您如何看待中国知识界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 马龙闪：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各自所代表的思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他们两个人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上类似的思潮和争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继续。 早在100多年前，在19世纪30—40年代之交，随着俄国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加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知识界思想斗争的进一步激化，特定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思想流派，逐渐从社会中分化出来。最早从俄国思想界分离出来的是斯拉夫派。其奠基人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和伊·瓦·基列耶夫斯基。斯拉夫派的基本思想，是坚持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俄罗斯走自己特殊的道路，并将其独特的制度设施，首先是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会理想化。 西欧派作为斯拉夫派的对立面，也大体是在30—40年代之交，几乎与斯拉夫派同时产生的。它出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京”地区。西方派的莫斯科小组是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于1841—1842年间形成的。整个西欧派所包括的人物很宽泛，按照当时人们的解释，凡是在思想论争中同斯拉夫派对立的，从持极温和派观点的如П.А.安年科夫、В.П.鲍特金、Н.Х.凯切尔，到抱急进思想的И.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和Н.П.奥加辽夫，都属于西欧派。西欧派认为，俄罗斯虽然是“后来者”，但也应走所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主张实行俄罗斯的西欧化：在政治制度上，否定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实行西欧模式的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限制君主权力，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实施审判公开，等等。西欧派赋予理性以决定性的意义，肯定作为理性体现者的个人自我价值，把他们所坚持的个性自由的思想，同斯拉夫派的共同性（或“集体性”）思想相对立。 在俄国思想史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贯穿着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和斗争。20世纪80—90年代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关于俄国两种发展道路的争论的继续。一种坚持俄国独特的道路，一种主张俄国走西方道路。前者属于民族主义，后者属于自由主义。由于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缺乏包容性和宽容性，而较多教派争端的极端性和非宽容性，因此，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两派很难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不可避免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不过，在20世纪头一二十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欧亚主义思潮，它像俄罗斯国旗上双头鹰的眼睛一样，既看东方也看西方，这种思潮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是可以加以研究的。 我们中国知识界，也存在着类乎俄罗斯知识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分歧和争论，中国的具体叫法，是国粹派和民主派，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不过，中国与俄罗斯的国情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有中庸、和合的思想，两派不至于对立、分歧、斗争得像俄罗斯两派那样激烈。我以为，中国知识界中国粹派和民主派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它们二者各有其长，各有其可吸取之处，将它们的主张加以辩证的扬弃和吸收，将是可行之道。但说易行难，实际做起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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