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

如今，40多年前的卞仲耘校长之死能再次引起人们的反省、争论、辩驳，这说明文革在中国人心里的阴影是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抹去的。卞仲耘校长是他杀，他杀在文革中是一股风潮，有的死在群众的棍棒下，有的死在专政机关的枪口下，有的死于两派武斗，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在文革中，自尽也是一股浪潮，席卷全国。那时的自尽，既不像陈天华，也不似王国维，连阮玲玉式的自杀都不属于。其实都是他杀，因为是逼不得已，实在走投无路。 　　 他们被逼自杀 　　说起自尽，我深有感触，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每天遇见一起。 　　1966年6月，我去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游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馆顶一跃而下，摔在我的面前。他好象生前特意穿上整齐的中山装，然后以死明志。我惊恐地盯着他的尸体，他的左脸贴在地面，压着一滩血迹，两条腿呈扭曲状。 　　我父亲带我和弟弟去北京东直门外放鸭子，那时出了东直门就是一片水塘，我独自赶着鸭子往芦苇深处走，不料，一具尸体浮在眼前，脑袋肿胀得奇大无比，皮肤被水泡得惨白。 　　自尽 ，最后还轮到了我的亲人。1966年9月中旬，我在父亲的抽屉内发现了一封发自上海嘉定县公安局的电报，称我的祖母9月8日在嘉定娄塘镇一池塘自尽，遇难时还不到60岁。谁知到了八十年代初，嘉定县检察院和法院又怀疑这是一起他杀事件，理由是我祖母从北京带回嘉定老家的一笔钱无影无踪，另外，她投河为什么不选择附近的一条深深河流，却偏偏去了路途稍远的浅浅池塘？ 　　我当时知道的各类自尽，最难忘的还有这样几位。 　　邻居蒋荫恩伯伯，他家住二层，我家住一层。那时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主任，毕业于燕京大学，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从事过新闻学研究，曾经是《大公报》的名记者，还先后当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蒋伯伯的文字激扬，名重一时。八一三淞沪抵抗，他坐车东奔西跑，四下采访。车行经大世界时遇上红灯，大家都在那里耐心等待，而天上飞机轰鸣。此时他也不知哪来的预感，忽命司机猛闯红灯，一路狂驶，随后一颗炸弹落下，红绿灯四周的人全部丧生，唯有他们幸免于难。听说了这个故事，我的感慨是，那时的人居然如此遵守交通秩序，战火纷飞之际也不忘红绿灯；蒋伯伯尽管预见了炸弹，却没有预料他会死在自己所向往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当夜，他从美国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想，最终等待他的却是不幸，自缢身亡。 　　同班同学的父亲孙泱，人民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因而被说成是日本特务。他的自尽也很惨烈，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但也有不少记载说他是遭群殴致亡，尸体解剖还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或许是饿死亦未可知。其实这也正是那时非正常死亡的一种常态，既可能打死后伪装成自尽；也可能是被打得难以承受，以致自我解决，一死了之；或是饥饿加伤害，导致最终病死。北京师范大学的名教授刘盼遂夫妇就是如此，被发现时他们双双的头部都沉浸在水缸内，于是，有人就推论出他们自行将头沉进水缸以自尽，可另外有人说亲眼见他们不断被毒打，肯定是被打杀后凶手们刻意装扮出一个自尽的现场，蒙混视听。孙泱夫人，也就是我同学的母亲石琦阿姨，相貌和风度特别出众，每次见我叫她，都是淡淡一笑，印象至今不忘，据说她也曾因丈夫的罪名屡遭摧残。孙泱的两位公子极其聪明，我的同班同学孙名文理科俱佳，他的哥哥孙宁，与我同年纪而不同班，一身艺术家气质，老是在那里忧郁地拉着小提琴。他们兄弟俩总给人一种心理负荷极为沉重的感觉，这也难怪，他们的祖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被腰斩于上海；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他们的姑姑孙维世死因不明，只剩下一身的伤痕，而且头部还插进一根钉子。每每回忆起孙氏兄弟，我不能不想起他们的那位祖父孙炳文，若九泉有知，这位中共烈士看见遗下的一对子女死得如此悲惨，会做何感想？ 　　语文系的讲师李尚公自杀的方式恐怕空前绝后，这是我父亲和周围长辈们经常说起的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李尚公将一根通火炉用的通条烧红，然后刺入胸部，其自尽之法可谓惨绝人寰。在那根通条刺进时，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实在难以名状，如果没有天大的悲愤，谁敢选择这样的死法？ 　　 一门悲剧的尚钺 　　我家的另一位邻居，也是我后来读大学时的系主任尚钺，尽管他一直熬到文革后才去世，但终其一生都与非正常死亡相联系，真是满门悲剧，不忍回想。 　　有一天，忽然传来尚钺夫人在洗澡间悬梁自尽的消息，她只是历史系的一位教师，燕京大学毕业，为什么会自尽，众人议论纷纷。我记得她平时温和平淡，不料却有如此剧烈的举动。不久，又有长辈来说，尚钺的二儿子在长春被刑讯逼供致死，也有人说是自杀。这个儿子当时在吉林工业大学任教，从小就随父亲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以后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再考入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当过一个地方的团委书记，最后落脚于吉林工业大学。文革中他和妻子双双被指为特务，说他们用无线电给敌人发报。尚公子白天站在高台上举着沉重的牌子受批斗，台下有人用大棒猛击他的脚踝，晚间还要继续被工宣队、军宣队严刑审讯，断气以后又说是自杀。文革结束，他被平反，说是冤案，可是怎么死的，凶手是谁，如何处置，却没了下文。 　　这位冤死的尚公子是尚钺先生的前妻所生。尚先生的前妻和妻舅是中共苏区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一个是妇联主任，一个是区委书记，肃反时都死在苏区政治保卫局的枪口之下，也有说是屠刀的。同时被屠戮的，仅河南罗山就有15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中共党员。尚钺和这位前妻育有三子，大儿子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二儿子，就是吉林工业大学的那位，死于非命，第三个，不知所终。等我读大学时才知道，尚先生出身于河南罗山的名门望族，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是个文学青年，早年的小说《斧背》、《病》很有名，颇受鲁迅的青睐；以后又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1949年之后因为历史观点不合时宜，一直饱受批判。他1927年加入中共，发动过农民暴动，当过中共满州省委的秘书长，在宁夏发展了当地第一批中共党员，不断因革命被捕，又不断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党籍。我想，那样的出身和素养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一生与悲剧结为因果，恐为注定。 　　尚先生常年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桃李天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日成。金日成对尚先生念念不忘，生前多次来中国想一见恩师，却不能遂愿，因而生发出无限感慨。师生二人至死不能重逢，而两国两党还有“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此事耐人寻味。 　　尚钺先生一门惨剧，其悲哀在于，牺牲的亲人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死前连一丝挽救的余地也不存在；可他和孩子尽管也曾被敌人多次逮捕，但都能顺利保释，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还有一位老太太的自杀，也让我不能忘怀。记得我随着人群冲进那一家的洗澡间后，看见她正躺在浴缸内。她是在洗澡间屋顶的水管上吊的，绳子断后，尸身落在浴缸里。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小布袋，人们拿下布袋，发现里面存放有户口簿、粮票、粮本、布票、粮本、工业券和购货本。我听大人们猜测，可能是老太太因为儿子和儿媳妇都被关押，而她又接到红卫兵遣返原籍的勒令，眼看孙子无人照看，只得以死换回儿子的释放。她临自尽前害怕死后家里混乱时丢失了那些票证，儿孙丧失了生活供给，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这个故事后来又被传为，老太太死不瞑目，直到孙子拿到那些票证，她才阖上了双眼。 　　我生长的那个大院，最早叫铁一号，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后来改为张自忠路三号、工农兵东大街三号、地安门东大街三号，最后又回到张自忠路三号。这个大院那时非正常死亡不断，尤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盖起的三座红楼，洗澡间和厕所上端都有粗粗的水管从明面经过，特别适合悬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心理留下很重的阴影。近20多年来，铁一号的那些长辈去世，无论曾经多么熟识，我从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我不愿意再从那些已经安详的音容去回想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那个自杀的时代、非正常死亡的时代。 　　如今数起来，我所知道的自杀之法，大概有10几种之多，有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为了踏上不归路，居然能够想出无比惨绝的方式。那时的自杀，都是逼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还剩一丝尊严，谁也不会如此决绝。江青是文革无数自杀的根源之一，但她最后也选取了这样的方式，算是为文革自杀画上了句号。 　　 从自杀看中国 　　在我成年以后，周围的自杀就不同了，起码以我的眼光看去，都不属于迫不得已，但照样前仆后继，幼时的伙伴、读书时的同窗、插队时的熟人，纷纷一死了之。自尽的原因被认为是患有抑郁症。 　　有一位女生，自幼就是我家的邻居，谁曾想，她长大成人后，考大学没考上，直接进了机关，老是认为领导不重视她的意见，最后以自杀博得了领导的另眼相看。还有一位我在人民公社劳动时的熟人，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真心真意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后总怀疑四周变“修”了，结果郁郁寡欢，拒绝一切象样的物质生活，最终不得不选择死亡为他眷恋的那个时代殉节。另一位也是我自幼的伙伴和邻居，不知为什么，在他眼中，周围的人越来越像小丑，整个社会活像是个荒诞的舞台，他每天神神道道，常常低着头自言自语，终于以真实的死亡摆脱了荒诞的存在，离开了丑陋的现实。 　　不过，他们的自尽都已经回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几类方式：坠楼跳崖、自缢投水、服毒割腕。前些年发生的富士康自杀连环事件，虽然我不认识死者，可是他们选取的死法，我再熟悉不过了。 　　抑郁症，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过去有没有抑郁症，我未曾调查，不便发言。即使有人内心深处患有此症，恐怕也没有机会发作，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不是批判别人就是被别人批判，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抑郁？或许有人真正的原因确实死于抑郁，但那个时代这样的死因本身就是罪过，所以，结论无不归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此走向终止，经过那么多的急风暴雨，全国人民都应该接受心理治疗，无论整人的还是被整的，不管批人的或是被批的，在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毛病。可惜，当大家还没有意识这一点时，匆匆忙忙就走进了新时代。其实，即便大家认识到这种心理疾病，也无可奈何，哪来那么多的心理医生啊。不像如今，每一场自然灾害，都会有心理医生奔赴灾区。那时不要说文革，就是唐山大地震，人们也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想都没想过自己还能落下什么心理的病根。文革造成的心理疾病是如何影响文革后的，似乎无人在乎，他们的心理疾病是否又传给了下一代、再下一代，也好像无人关心。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还有无数心灵扭曲的人，与文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自尽，有人以为他们轻生，我倒认为他们重生，正因为他们将生看得很重，所以选择了放弃。选择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在古今中外才华出众的文艺家之中比较通行，尤其是诗人，似乎自杀才是才华的归宿，或许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敏感，更重视生命的标准，所以敢于主动面对死亡，坦然而去。 　　中国的自杀，百年来经过了几大阶段，上个世纪初以陈天华为代表的那批热血青年，愤然一死，为的是唤醒国人；以后的王国维，则是对一种文化的殉情；而阮玲玉，在于她面临的是30年代那种生活矛盾所带来的种种无奈。这样的自杀，应该说，属于人类所共有。但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自杀，就带有浓重的中国时代特色，人格受到侮辱，环境不断威逼，很多人实在难以苟活，可谓逼不得已。自80年代以后，抑郁症又弥漫全国，造成各色人等于不知不觉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最近数年，宜黄钟家血案那类的自杀原因不时被暴露出来，显示出普遍的深层问题。在这些自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道歉”是最近热度很高的词。先前在内地院线饱受争议的《私人订制》迟了一个月才來到香港。我在此无意于去评价这部作品，只想梳理一下那个影片结尾在观影中带给我的错愕。电影的最后一段是“道歉”，导演藉角色之口告诉我们：“我们要道歉，我们每个人都要道歉。”这份“歉意”从身边一草一木开始，于是四位主角向大自然诚挚悔过，仿佛他们才是雾霾、林毁、地陷和水污染的罪魁元凶——而不是监管不力的当地政府部门、不是漠视有害物质荼毒环境的无良工厂——倘若山川河流心下有知，不知会否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