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

作者：揽尘 | 评论(1) | 标签:所见所闻

文首求助篇（东莞网友请注意）

从传销窝点逃出已将近半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骗我进去的那个朋友周周。经历几番周折，终于联系到周周的家人，商量营救。得知周周身陷传销，他家人的紧张和焦灼，言谈之间尽显无余。然而，由于虑事不周，家人谎称急事骗周周出来的方案最终失败，要想解救周周，只有找到传销窝点、强行带走周周一途。

打电话给中国反传销网的求助中心，他们对此情况也很无奈，给出的建议是让我尽可能回忆出传销窝点的所在，然后由周周的家人强行带周周离开，再由反传销网的专业人员对周周进行劝导。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成了我能否回忆出那个传销窝点的地址。不幸，我是个路痴；又不幸，当我走出传销窝点时，一心想着脱离魔窟，对路旁建筑一概没有注意观察，现在想要重新找到那个地方，就显得异常困难。

所幸，努力回忆之下，还能记起几个很鲜明的细节，因此就希望能有熟悉东莞的朋友帮忙，帮助我把这四个细节恢复成一个具体地点，以期能捣毁传销窝点，救出痴迷中的那些人。在此，我代周周、代被困传销的那些人，代那些人的家属，鞠躬，致谢！

细节一。东湖花园站。我当时从东莞火车站出发，转了两次车到了东湖花园才见到周周，据我所知，这是传销组织迎接新人的一个常用地点。从这儿出发，坐了十分钟左右的出租车，就到了那个传销窝点，至于方向，我搞不清。也就是说，传销窝点的所在，是东湖花园站周围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这是一个大概的位置范围。

细节二：爬满了爬山虎的高墙。传销窝点所在的居民楼，位于一条不大的街道的尾端，路终点是一面石砌的高墙，大约有三四米高，上面爬满了爬山虎。居民楼位于街道右侧，左侧好像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居民楼周围没看到明显的标志性建筑。

细节三：走出传销窝点的时候，我要到银行取钱买车票。路上看到一个建筑物，是用花岗岩做成的墙体，看起来很是厚实稳重，应该是一个公共场所，具体是什么场所就记不清了。

细节四：花岗岩建筑附近约百米处，有一家银行取款点，里面有好几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不知道银行具体名称。

另外，我还正努力通过银行以图获知当时所在地的准确地点，这条方法是否能够成功，还要看三日后银行的回复。现在是双管齐下，希望能有一管可以穿透传销窝点。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获知了准确地点，营救时我们还希望获得当地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协助和配合。如果有朋友能认识这两个单位的人，还请加以介绍，毕竟有熟人介绍会更好一些。

最后，再次致谢！感谢无限！

正文篇

一梦踯躅，已是将近半年。2010年1月9日，我喝醉一般摇摇晃晃走在东莞的大街上。早晨空气清冽，带着一股醉人的芳香；早晨阳光清爽，阳光打在我的脸上。

一个唤作“朱主任”的人，“帮”我拎着行李，我跟随他的脚步，走过一段长长的上坡路，路过一栋花岗岩砌成的建筑，走进一家银行取出两百块钱作路费。然后我们打车到了东莞汽车站，买票，等车，大约九点多，我踏进大巴的车门，朱主任把手机还给我。这一刻，我才真正觉到：我自由了。紧接着，是晕车带来的胸闷心慌。

急匆匆从广州火车站买了回株洲的车票，到了株洲友人家中，惊魂依旧未定。朋友见到我，淡淡地问候了一声：“回来啦。”我苦笑着回答：“总算活着回来了。”

回到株洲，我立马就恢复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习惯。静夜无聊，试着在网上检索“传销”的定义，至此才完全惊醒：我的确是过了一段被传销的生活。

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传销离我很远很远，远到比距离还远。于是我想到，还有多少人懵然不觉传销很可能就在自己身边；于是我反思，为何那么多大学生都被顺利洗脑？于是的于是，我就开始敲打“咣唧咣唧”作响的键盘，就有了这个拖泥带水的《传销十一天见闻录》。

一边用文字回忆那段生活，一边我还觉得有些不太真实：那真是传销？要真是传销，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放我出来了？

在我之前对传销的有限了解中，它总是跟“囚禁”、“毒打”、“跳楼”、“恐吓”之类血淋淋恶狠狠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让人想起小说里的白公馆渣滓洞。但是，我的那十一天，似乎总是跟歌声、笑声裹挟在一起，充满了愉悦和满足，放我离开的时候也干干脆脆，没有拖沓反复。

所以当有人问我怎么逃出来的时候，我都不大好意思说是被人放出来的，似乎没有见识到辣椒水老虎凳，没有经历过跳楼狂奔的惊险，颇有些对不起“传销”二字一般。但是任凭我挥发自己贫乏的想象力，也无法把自己的逃出经过跟好莱坞刺激镜头扯上八竿子之内的关系。最后我不得不颓然放弃，对每个人说：我是走出来的，平平安安地被人送出来的。——说这句话时，我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回答似乎辜负了一双双充满着期待的耳朵。

然而事实就是：我是被送出来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同理，种下什么原因就得到什么结果。我之能够如此顺利地走出传销，首先不是因为我种下了什么，而是因为我运气相对较好。这个“运气好”，说的是我掉进去的那个传销组织是属于比较文明的，以口头说服的攻心为主。若是换一个野蛮型的传销组织，只需来一个胸毛和肌肉同样发达的大汉，带着一条同眼神一样狞厉的皮鞭，我估计我二话不说，立刻就会郑重地写下“申请加入传销组织申请书”，并声明我将严格遵守“四大禁忌”、“八项纪律”。——以此类推，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基本就是一甫志高第二。幸运的是我没赶上那时期。

当然，按照某种主义的说法，客观原因要讲，更需要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我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最主要的就是基本成功地抵御住了传销组织的洗脑攻势，没被洗脑而坚决要求出来。这是我在面对传销组织的最后防线，如果这个防线被攻破，我早就乖乖加入成了没有自己思想的傀儡，不会有机会在这儿“痛说革命家史”。《孙子兵法•形篇》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只有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找机会反击。因为守稳了自己的防线，所以，不经意之中，我无意找到了几个反攻的机会。

其中一个反击，是利用一条短信完成的。大概进去后两三天，我跟传销组织的人说：“我来之前在帮出版社写稿子，现在在这儿稿子也写不成，我要发个短信给朋友，让他知道这事，最起码给人一个交代，不明不白地就这么不写了，对人家太不负责了。”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合法，他们没有拒绝。然而他们不知道，我每天晚上背对着同铺的哥们睡觉，那就是为了好好构思这条短信。

这条短信我还留着，全文如下：“卓老师，**出版社的稿子最近没空写了，因为我没法上网，请代我向编辑道歉。ZL的稿子我看过了，小说节奏还需更加紧凑，姐姐在江南那段经历的节奏就控制得很好，既紧张又有真实感，整篇小说可以向此风格靠拢。”

这条短信前后两句话，说的都是稿子的事，毫无可疑之处。玄机就在短信的后半段。

两天后，我对这个“网络销售”已经颇为信任，所以，就很傻很天真地把这条短信的秘密和盘托出。在跟来自陕西的一个小头头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早就把我被困住的消息传出去了。我告诉他我现在在传销里面，但是暂时没有危险，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出去不跟他联络，他可能就要采取措施了。”

那个小头头作出一副惊讶又非常感兴趣的样子，以引诱我的倾诉欲望，鼓励我继续卖弄自己的小聪明，他问道：“你怎么发出这个消息的？”

我神秘一笑，说：“前几天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是要讲稿子完不成的事。那条短信的前半段是真实的，但是后面那半段，ZL的稿子其实半年前就审好了，现在根本没有那回事。我发短信给他的那个人，来北京之前做过十年警察，嗅觉敏锐，肯定会从中发现一些疑点，只要他重新翻看ZL的那部小说，看到‘姐姐在江南的那段经历’其实就是女主人公身陷传销的事情，他自然就明白我短信里面的意思了。”

他听过之后，笑着说：“你的鬼点子还蛮多的嘛。”

我嘿嘿一笑，说：“那是，不仅如此呢，我还有别的准备。我有个学妹平时有事没事给我发几首古诗，我一直在观察附近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等哪天她再发这种短信过来，我就写首藏头诗什么的，把标志性建筑的名称用这种方式告诉她。到时候卓老师和她信息一核对，就知道我在传销，而且能知道我的具体地点。”

他略有些尴尬地点点头说：“还是你们文人心眼多。”

我得意而谦虚地笑道：“呵呵，那是，谁能不留点后招呢？”

我相信，那天说完这些话，出门之后小头头就会立刻翻看我的手机信息，看到果如我所言，收件箱里有古诗，发件箱里有那条“泄密短信”，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感想？

这次谈话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一开始监视我打电话、发短信的，是一个姓齐的恶男，那天之后，我就再没见过那位姓齐的恶男了。之后我每次打电话、发短信，边上都会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小头头，还有一个是法律系毕业的美女。我发短信的时候，他们还会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这个人是谁啊？”“这个短信是什么意思啊？”

发现了这个变化后，我立即警觉到自己的幼稚，怎么可以把这等“重大机密”透露给他们呢？他们一直在防贼一样防着我，我却把他们当成了“知心哥哥”，真是“认贼作友”，何其愚蠢！

暗暗痛骂自己一番后，我静下心来分析这件事的利弊，弊端很明显，我的一招杀手锏没有了，他们对我的监视防范会更为严密。然而这件事也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他们可能不敢因此对我太过分，怕万一惹出我背后那个“做了十年警察”的朋友，他们不好收场；二，他们会想，我把这件事都告诉他们了，固然一方面说明我对他们有了初步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我还有更厉害的后招，才会有恃无恐地把这条短信的秘密捅破，他们甚至会想：我告诉他们这个短信的秘密，会不会是在对他们进行某种警告？

一个坦白，换来他们对我的忌惮，损失的是我的自由空间更为狭小，总体来说，我还是赚到了。其实，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幼稚的“坦白”，我这条短信就完全使不上力气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后问卓老师有没有领会我短信的意思，他茫然地摇摇头说：“什么短信？”我低头无语。而即使他领会了我短信的潜台词，也和发古诗的学妹基本没有联络，他们根本没机会接上我发的“暗号”，所以这个“后招”，就成了摆设。

事后我就总结：我最后能顺利出来，这条短信和这个“坦白”占了很大的功劳？我想，可能也许大概吧。

第二个放我走的可能的原因，我猜测，是我让他们觉得：这小子太能折磨人的神经了，一会儿给人失望，一会儿给人绝望的，谁受得了啊？干脆让他走吧。

后来我检视整个十一天的历程，主要是我态度的变化反差太大，无意中控制了他们的情绪，对他们造成了刺激。毕竟做传销的也是人，耐心也是有限的嘛。

进传销一开始三四天，我是坚定的“死硬派”，跟他们针锋相对。你用一只眼瞪我，我就用两只眼瞪你；你用谩骂侮辱打击我，我就告诉他“狗咬我我不咬狗”；你跟我谈骗人合理、自由有限，我就跟你一点点掰开来辩论；你威胁要打我，我就做出一副“受虐狂”的姿态；你警告我说“这个态度你永远也别想出去”，我就微笑着说“这儿其实挺好，我挺喜欢这种生活，最近都长胖了呢”……

辩论说不服我，威胁吓不了我，最可气的，是我每天还规规矩矩一副“好学生”的样子，让什么时候起床就起床，让表演节目就上场，让接受培训就坐得端端正正，简直让他们想发火都找不到挑刺的地方。最最让他们可气的，是我每天还很开心，那么多人陪着我玩、围着我转，我能不开心吗？

就这样，他们很无奈，很沮丧，又无计可施。

三四天后，情况发生好转，我答应他们要“好好了解组织”，每天认真听讲，他们说什么我就“点头称是”，似乎他们的成功就指日可待。然而只要他们一问到：“你加入不加入？”回答他们的总是我拨浪鼓一样摇动的头颅。

明明希望就在眼前，可就是怎么抓也抓不住，这种煎熬，容易吗？

五六天后，情况再次好转，我似乎被他们说服了，看了他们“两年一百八十万示意图”，还能上台似模似样地讲解，面对他们的时候，笑容更多了，笑声更大了。这个时候我确实也心动了，确实在考虑“要不要加入”（之前一直考虑的是“如何出去”）的问题。黎明就要到来，最后的胜利就等待着他们，我能体会出他们那时的心情：为这厮操碎了心、费尽了神，总算是把你俘获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通电话打过来，含含糊糊地跟我说“东莞好多做……的”，我心惊之下以为电话那边要说的是“传销”，赶紧岔开话题，含含糊糊的就觉得这个网络销售很可能就是传销，就再次摇头拒绝了他们的“加入组织的邀请”。看着我浓密的头发在空中摆动，偶尔洒下几点头皮屑（好几天没洗头了，故意恶心他们的），他们脸上溢出的无奈和失望，连太平洋都盛不下。

如此三番四次，也许是我的频频摇头太过打击他们的士气，他们决定对我进行“冷处理”，也就是不理我。大概从第七天到第九天，再没有一个人找我单独聊天，妄图给我洗脑，甚至压根无视我“传销实习生”的特殊身份，把我完全看做传销组织的一员。这几天，这个窝点陆续接待了两个新人，我和其他人躲到一间女生寝室里面，静静等待着他们对新人宣布“其实这都是骗局”。在屋里躲着的时候我就想：当初我刚踏进这个三室一厅的时候，这间屋子里也照样挤满了人吧？

他们对我进行冷处理，想要给我传递的信息就是：小子，你就耗着吧，看谁耗得过谁。这样就自然地给我造成一种感觉：如果我不答应加入传销，很有可能就这样被困在这里，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也许一年，也许两年……

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给我造成压力，逼迫我在压力之下向他们投降。这个时候，如果我露出一点沮丧无奈垂头丧气的模样，就会让他们鼓掌相贺：“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而我当时的状态，就跟七十年代某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也许一辈子就要扎根农村了，但是哥们不怕，哥们跟你耗着，我就是不屈服；不仅不屈服，我还要快乐地过日子，我要认真地、愉快地体验这种难得的生活经历。当时之所以有这种乐观的情绪，也许在于我始终坚信：我一定能够出去。

你的敌人越快乐，你就越痛苦。我的快乐，可以说是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但是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无法让渡我的快乐，他们的快乐也是以我的痛苦为基础的。我像一只快乐的公鸡一样生活在似乎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跟传销里的人学习唱歌，帮他们画围棋盘，下象棋，讲解文学名著，玩得不亦乐乎。

终于，三天后，也就是我进去之后第九天，他们受不了了，过来一个人跟我说：“考虑了这么多天，了解了这么多天，想得怎么样了？”我依旧坚定地摇摆着我的头颅。

她恶狠狠留下一句“那你就永远呆在这里吧”就走了。我当时没有沮丧：留就留，老子怕你？！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句狠话是他们崩溃的前兆，是他们放弃的前兆，也是我自由的前兆。这句狠话，是黎明前一道黑色的闪电。我依旧快乐着我的快乐，仿佛预知了这是我最后在里面的日子。

那天晚上，他们再次把我叫到房间，对我说：“既然情况都这样了，那你就走吧。明天我派个人送你出去。”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听到这句话的，还沉浸在绝望般的快乐中的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自由的允诺砸得晕头转向，心脏不争气地扑通扑通跳。当时怎么回答他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回到屋里之后，我更快乐了。

第十天，由于他们要迎接新人，没有时间送我，所以我又留了一天。那天晚上，一开始来用枕头砸我的那个“有文化的流氓”找到我，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一番简短的交谈后，无果而终。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厮也不过是银样蜡枪头（中指）。

第十一天清晨，早上七八点，大家正在做活动，我被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朱主任让我收拾行李，说是送我离开。

走出那栋楼房，双脚踏上自由的街道，由于十一天的监禁，我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在街道上走路了，走了几步就双脚打结，摇摇晃晃，那是要为自己的自由而舞蹈？然后，我就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