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作者： 冉云飞  |  评论(1)  | 标签: 教育 , 教材 冉按：这是我今年2月接受川大师弟师妹们的一个专访，主要谈《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的撰写。师弟师妹们办了一个纸版和电子版杂志名为《常识》，从内容到涉及面都不错，有对社会的思考，时事的批评，历史的回忆，教育的反省，在他们身上能看到有思考和善行动的年轻学子的不竭活力，值得大家垂注。他们的微博账号 @常识报刊亭 博客是“常识报刊亭” http://www.my1510.cn/author.php?scenery。 现在资料越读越多，对当时采访的一些说法，当然有所修正，但大的判断方面并没有变。随着读民国各种教材和教育史料越多，就越发感到这实在是个庞大的活儿，但还是希望以尽快拿出一些前期的东西，以飨企望者。访谈谈得比较率性，不可能面面俱到。文章后附师弟埂上插秧所写的一个关于我的印象，于我的评论有夸大之处，大家自己睁眼看来，仔细思量便是。2012年3月30日17：02于成都 为什么会想到要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 这个想法产生很多年了，准备工作也已经做了六年。我本身关注中国的教育已经很多年了，以前就写过一本《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我研究百年语文教材，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表达对当今教材的不满。语文教材走到今天，它百年来的得失，我们应该藉此反思，应该有人来深入地梳理了。这不仅是对千万学生乃至整个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一个学者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所应做出的紧迫回应、关注。 我的任何研究，都不会是那种象牙塔内的完全纯粹的哲学思考，它们都是有现实目的的。我会用学术化的方式来服务现实社会，那么就是说我做的时候是学术的，但是我的结果和效果——就是我最后的动机，就是为现实服务。当今的教育一塌糊涂，差的地方太多了。我研究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问题，主要是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语文教材，包括其它教材的研究和关注。对振兴中国的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进度怎么样？您采用的资料从何而来呢？ 正在做史料的准备，还没开始写，我现在在编写一套四卷本的《民国教材精选集》。如果出版社不能出的话，我到时会把目录拿出来作公共分享。研究资料大部分来自于我个人的收集，而不是来自公共图书馆。不是我不想用图书馆的资料，而是目前中国图书馆大都是不方便研究者的，我们还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公共图书馆。 在您发布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目录中，是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篇的。那据您的观察，49年以前的教材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给你们提供几个角度就清楚了。 第一，谁来编写教材。四九年前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学者，比如张元济、蔡元培、黎锦熙、蒋维乔、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赵景琛、姜亮夫、赵家壁、周建人、陆费逵等等。你想想，四九年过后，我们这些编教材的人，有哪个人非常出名吗？我是专门研究教材的，我都没有听说过。那这些知名学者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当中有研究语文教学的，本身就是教师，比如夏丏尊、朱自清，本来都在中学教书，后来又教大学，这些人有非常丰富的教学方面的经验。他们之中还有很多人是懂教育心理学的——编教材必须要懂心理学——你必须要知道一年级编什么，二年级编什么，一定要和学生的年龄段相适应。就说我的小孩，二零零二年她上小学，其中第一册就有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对于一年级的小孩是非常抽象的，她如果在二年级，在三年级学这首诗，那就更好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才不断增长，一年级的话就应该更形象化。所以说怎么样遴选教材并不仅仅是内容决定的，还要从接受者的角度，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第二，四九年前的教材是充分竞争的。没有竞争就会出问题，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没有充分竞争的地方。四九年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益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北新书局、大东书局等等都有自己的教材，四九年过后大部分时候，都是人民出版社在编写教材。 不过你肯定要说现在也有上教版、苏教版这些教材版本，我告诉你，实质上这还是一个变向垄断。打个比方，就像现在中石油和中石化看上去是在竞争，但这个竞争是一个假性竞争。人们批评教材没有竞争，就用假性竞争来安慰一下、平息一下民怨，给人感觉像是在竞争一样，但事实上是假的，因为教材没有民营编辑出版单位。 民国教材是有比较充分的竞争的。当然，在1937年尤其是抗战过后国民党教育部方面对教材有所控制，当时主要为了抗战的需要，抗战当中涉及到战争中对民族，对国家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教育。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侵蚀，但这占主体的比例是非常微弱的，不能跟今天相比。 第三，教材的选择权问题。民国教材的选择权是在学校和老师手中的，这样的话没法硬性规定教材的采用。比如你这所学校在大慈寺，那所学校在天府广场，隔这么近的学校选的教材都是不一样的，用什么样的教材校长说了算。教育部编定了教材，但我不一定用你教育部的，校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更准确的说，是老师在决定用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校长在一定程度上得听老师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那个班什么教材都不选，老师自己编。流沙河先生，1931生，1938年上小学，他上中学的国文教材就是他的老师——都江堰的一个秀才自己编的。所以当时的情形是，第一是有很多种教材可供选择，第二是选择什么老师说了算，第三要是老师对教材都不满意，那可以就自己编。现在有教育大纲，有考试大纲，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管制，自己编教材，你可以吗？ 民国政府到1942年撤到重庆时也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国民党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它们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这是否预示着民国语文教材的官方化？ 我刚才说了，抗战时国民党党部为了抗战需要是对教材有所控制的。但你要明白，“国定本”（亦即部编本）和其他教材是并行的，并没有消灭其他教材，也没有硬性规定说必须要采用“国定本”。 国定本在内容上和其他教材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国定本”主要是想显示它的权威性，显示权威性也就是想在竞争中抢占些优势。但是当时，教育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和中立的，选择权依旧在老师手上。 您觉得语文教材最应该教会学生什么东西？一套合格的教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以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我教我孩子古文。我的孩子在念高中，可能比很多大学生古文都好。我教古文，也是想给孩子们编一套语文教材，我筛选的很多东西你们都不一定听说过。 我选择教材特别注意几点：第一，懂得生活之美；第二，生活是有趣味的，是有趣的；第三，要教人有感情。古人和今天相隔一两千年了，但他们的感情和我们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他的爱，他的恨，他的各个方面，人性是有超越性的——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第四，要知道审美；第五，培养一种人格和一种最低限的道德感。不能培养“六亿神州尽颂尧”，不能培养这个，这是让人去做假，因为这是做不到的。如果你做不到那不如就教低限的教育——教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的，比如说偷扒抢，这些是不能做的；比如你遇到坏人怎么办，不审时度势的见义勇为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的身体还很稚嫩，你没有见义勇为的资本。美国的小孩子如果知道有坏人，打个电话拨911报警那他就是英雄，绝不会说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分不清这一点，很多人觉得见义勇为的教育是对的。错，每个人的生命是如此地珍贵，不可以让小孩子去牺牲，所以说“学赖宁”这些都是毫无人性的教育。应该有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热爱，包括对他人的宽容、理解。如果按照我这样讲的编教材，能讲“六亿神州尽颂尧”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吗？ 我为什么要给女儿选刚刚说到的这些篇章呢，选每一篇课文的背后都是有我的看法的。教孩子第一篇我为什么选《陌上花开》？因为我觉得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很舒服很美好的一种情感，要去面对，而不是去妖魔化。她现在读高中，学校规定不准谈恋爱，我说你不要因为现实有禁令，而对男女感情有罪恶感。我说这是非常美好的感情，不可以去妖魔化。 但如果教小孩子审美、人性、人格等等在我们看来是长大后才明白的道理，小孩子在接受上没问题么？ 你说的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教育伤害你们的这一点。你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中国教育问法”。 千万不要低估每个人的理解能力。比如说我给女儿写的那封信，你说她能够绝对地理解吗？我绝对没这样想过，能理解大半就不错了。颜真卿的《寒食帖》是怎么回事，明白吗？那背后是说：爱一个人不仅要爱自己，而且是爱到对别人有深深的理解。颜真卿的《寒食帖》里就是对别人有深深的理解。他非常希望他的朋友能够留下来，但是他绝没有强加和命令，我说这才叫“委婉情深”，爱不是强加。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我的理解，“己所欲，亦要慎施于人”。你看那篇《为父示女儿书》，我随便所举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孔融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有几个人能背？我教的小孩们都能背也能理解。每个人的理解力不一样，不需要抬高，但也不要低估了，尤其是对小孩子。 那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编教材呢？ 编教材的人首先一定要是懂教育心理学、经验丰富的人。因为教材是一个存在二度创作的产物，这里面就有很深的对知识的理解，对美的理解，对语言文字功夫的理解。其次要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这样才能体会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个就像一个厨师能更懂得美食。当然我们说一个美食家他可能做得不好但是会品评，这样的人我们说有，但这样的人不会是编教材的主体，这是一种例外，我们不能拿例外做一个普遍的规律。编写者一定要有审美感觉，你要知道“美”，“美”这个东西应该特别强调，四九年后的教材很多时候不存在“美”。 编教材是一门大学问，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胜任的。但是，有些人读书很少，文章也写得很糟糕，但就由于手中有编写教材的权力，然后就去编了。编得好不好又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只要“政治正确”，那就可以通过审查了。 语文教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你觉得各个阶段的教材应该有什么特色？ 我前面讲的要讲究人的情感、人的审美、人的趣味，这些都是相通的，只是深度不同。比如小学教材要注意到接受性，编中学教材要注意启发性。而说到大学语文——大学语文课本身就是对十二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巨大讽刺，因为这反过来证明了十二年基础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知道在香港也有大学国文，但和内地的不一样。内地的是一种普及，而他们是往深度上走。 对于文章的章节您是怎样安排的？为什么没有按照传统的“重要时间节点”(如清末、民国初建时期、民国后期、建国、文革、改革开放等)来分？ 我肯定不会按照官方意识形态来分，我有自己的标准——四九前和四九后，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对比。比如第一章有四九年前的第一课与四九年后的第一课，我为什么要注重第一课？因为第一课是打基础的。教材的影响力我又从哪儿进行对比呢？第一是各个年代的教育概况，第二是不同年龄的“大家”的传记，比如1900—1910我选择五个典型人物，1910—1920我会选五个，以此类推。 近年民国语文读本受到热捧，您对此怎么看？ 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批评嘛，是一种温柔敦厚的批评，是对当今教育的不满。其实也不是说民国教材的文章都好，它们其实也有瑕疵。但买这个教材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小孩开眼界，让他们知道目力所及之处，还有另外的世界。 您认为民国教材有哪些瑕疵呢？能具体举个例子么？ 这个具体来说。比如我最近重读林觉民的《与妻书》，这个当时的教材也都是有收录的。林觉民这个人很勇敢，但是我们教材的设计上，海峡两岸都在误读林觉民。两边都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他。我觉得林觉民这文章中有两点值得深深思考，这或许需要老师提出来。第一，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内在紧张，比如说你万死不辞去服务国家了，但你的家庭怎么办？如何处理这种内在紧张，讲课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比如说让我讲，我首先就会提出来这篇文章中的字词难点，大概意思告诉你，然后让孩子们自己说出读课文后的感觉。比如说我教的孩子们几乎都说：首先是林对他老婆的爱，第二就是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我会告诉他们说，说得对，但是还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这里就需要老师来引导。在这篇文章里，林觉民他的家庭和社会是有内在紧张的，他的赴死对家人伤害很大，这是不能不讲的，怎么只提为国家的远大理想，而不提家庭责任？讲出家国之间的内在紧张是对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瓦解。其次，林说为天下谋永福，因此被党派利用，一直在提倡为天下人谋永福。但问题是，有永福吗？一个人的永福都不存在，天下人的永福何在？这是如假包换的哈耶克意义上的“通往奴役之路”。那么多人读林觉民，为什么读不出我刚才说的两点？我重读他，并不是否定他的精神，但是需有理智之态度。 《开明国语课本》热销后，某社社长对媒体表示，对此“忐忑不安”，并声明“出版社从来没有对老课本的出版做过言过其实的宣传，更没有进行炒作”“我们坚持力挺现今语文课本的立场”“将会严格控制印数”，您怎么看待这种表态？ 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想和现存教育对着干的，我们也不是为了批评当下教育。他的发言包含了一种姿态：第一，他在向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热，我们没有批评当今教育；第二，他也是在平息民怨。这实际上是说给某些部门听的，是在表政治姿态，这也是典型的政客心态嘛。 我们现在的教材中有有政治导向的文章如《十里长街送总理》《金色的鱼钩》等,现在比较火的《开明国语课本》中,我们也发现了有诸如《游中山陵记》《孙中山先生和农人》等和现实政治相关联的文章。您怎么看待这种类似的现象？ 冉：是这样的，国民党在1932年特别1937年过后，为了全民抗战，为了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就趁机塞进了一些党派的私货。国民党在教育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神化孙中山。孙的毛病其实很多，史料记载，他曾经想为了革命的所谓胜利出卖东北，而且用假的美国护照。再伟大的人物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尊重事实。但是，但国共两党在做法和实际影响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第一，教材方面，民国时代，你有很多选择，因为有竞争，所以，有的教材有这些文章，有些没有。第二，那个时候在课堂上批评孙中山的人很不少，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敢在课堂上批评毛泽东，这是很大的差别。 您如何看待语文教材与学习写作的关系？为什么当今许多人都在诟病说小学生写作文只会撒谎？ 民国的语文教育，和四九年之后的教育，包括古代都有巨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代圣立言”，而不是我手写我心。代圣立言就是假装。比如，假如我是市长，假如我是圣人，他不会说，我不是市长也不是圣人，我就一个小民，我就没有写我想写东西的权利了吗？代圣立言在民国也存在，但是据我看过的很多作文本，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民国比四九年之后好，也比古代好。民国小学生的作文比现在好，因为自我表达的空间比现在大。 网上有调查说，我们最熟悉的是这样的作文——记一件难忘/有意义的事。结果大家就都编，我扶老人过马路什么的。 冉：这里还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出作文题的问题。记一件难忘的小事，这种作文题，是老师最能偷懒的方式，这个不用创造，就是拾人牙慧。中国老师没有创造的能力。第二，中国人始终把小孩子当成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美国八九岁的孩子，有的都在研究自己所在州的气候这样的问题，有的在研究学校所在社会的社会问题。现在我们把小孩子太当小孩子了，包括对大学生都是如此。老师在这里难辞其咎，中国的教育也难辞其咎。当然，学生自身的懒惰，自身在思维上的懒惰，思考问题总是按照老师学校给的路径去思考，这样思维就会僵化，造成同质化思维非常严重，没有异质思维的存在，丧失了创造能力。 针对民国国语课本在民间热销的现象，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12年教育部将启动新一轮教材修订。如果让您对教材修订提出一条建议，您会提哪条？ 让懂教育的人去做教育。让作家、一线的优秀教师、对教育真正有研究的教育家、心理学家来编修教材，而不是政客和官僚。再加一条，教材出来以后应该允许广泛的讨论，同时要允许充分的竞争。没有竞争，教育就是死一潭。 【记者手记】 拜会冉云飞 常识记者 埂上插秧 　　仔细说起来，冉云飞是我的“师兄”，我们拥有为数众多的“共同老师”。我经常跟自己说，我是一个快毕业的人了，四年大学结束，离开成都，以后跟人聊天，我说，我大学没见过冉云飞。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惭愧的事。 　　于是很早以前就有拜访冉云飞的想法了，我甚至像追星的智障少年一般告诉自己，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尽管在校园，但耳边早已充斥了这样一位风云人物的传奇了：他写的书既有《通往比傻帝国》的锋利和畅快淋漓，也有《像唐诗一样生活》的温和优雅，更有《庄子我说》的学术扎实；他的博客在网上到处被追杀与追捧，他自称土匪，将博客唤作“匪话连篇”，坚持“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信念；他热爱读书，书房“反动居”藏书甚多，以致有人撰文言“想起他的大书房，夜不能寐”；他敢怒敢言，在08年地震时发表文章批评豆腐渣工程而被“严肃处理”；我所敬重的中文系教师每每向我提到这位往昔自己的学生时，也不免露出敬意…… 　　这些传奇每每都会加剧我要去见他一面的想法，更何况他久居成都，找他至少不用长途跋涉。成为《常识》一员后，我多次想要将这一想法落到实处，今年2月份，我终于下定决心，决定以《常识》名义前往采访冉云飞，不料还未动身他便身陷囹圄，因为一株花卉而失去自由。这一次，在他“半自由身”两月有余之后，我和几位《常识》成员终于拜会了他。 　　在大慈寺，冉云飞匆匆前来，手上还带着一本看了一半的《谣言》，他指指书说，“社会学的书，写得很好，马上就要看完了。”声音洪亮如钟，气场十足。一旁同去的的女同学见到人、听到声，小声跟我说，“冉老师好凶啊”。 茶馆刚一落座，开场白干净利落，“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吧，问什么都行，我这人从来都只有一套语言，网上和网下，说话都一样，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我们便畅快开谈，谈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民国语文教材的民营化、充分竞争，谈当今教育弊病，谈他对女儿的教育，谈如何编教材，如何读书写作，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茶香飘散之间，时间流逝，茶馆老板在清理完其他所有客人之后，跑过来提醒我们，茶馆要关门了。我们便移步门外，继续着读书与做人的话题。站着的冉云飞更显“力道”，我不知道见这个词用在一位书生、学者身上是否恰当，但这种生命元气的张力，确实强烈地在感染着我。这时，我提醒一旁的摄影同学，将一张“指手划脚”和“表情丰富”的冉云飞定格。 　　冉云飞故乡重庆酉阳，此处自古穷山恶水多土匪，冉云飞有一段形容自己故乡而流传甚广的话，曰：“襟连荆楚，攀依黔北，悬挂于巴蜀，势控南越，北纬三十度横切武陵地区，像日本武士切腹的勇毅决绝，神秘孤寂。陶翁所绘‘桃花源’，其模拟版本，遍布武陵地区，好比大城市的百货市场一样泛滥。”匪气盎然，自由不羁。 　　而在我们交谈中，形体上的冉云飞并不是“自由”的。回校的路上，同学问我，对这次访谈有何感想，我想想，俗气地回了四个字，“心满意足”。 　　雾起之后是云飞。冉云飞说，他对这个社会仍抱乐观，至少他还能发现我们这么一帮“师弟师妹”。我则觉得，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社会乐观，因为无论形体上多么束缚，只要你不懒惰，我们的头脑还可以用来独立思考。我们也还可以与冉云飞在思想上自由交谈，毫无禁忌地交谈。

　　何与怀 　　 　　（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烈士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特发此文以为纪念。） 　　 　　一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这首诗是韩瀚所写，题为〈重量〉。还有另一首同样著名的诗，题为〈哭〉，流沙河所写：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 　　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当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些日子，哪些诗最直截了当让中国大陆民众整个心灵受到震撼，最能使人悲愤、自责、反思、醒悟？我想，这两首短诗必列其中。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这是何等的震撼力！短短几行诗，传达给人们的是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形象和信念。正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确，每个读到此诗的人，如论者所言，热血者当无不为之动容，而苟活者则必然无地自容。而流沙河的“哭”，可谓切肤之痛的真情实感。假如没有亲身经历那场大劫难，没有感受过那种排山倒海般而又无处不在的红色恐怖，没有遭受过心灵或肉体的残酷迫害，便写不出这样的诗，也无法深刻理解这样的诗。真是字字皆是泪句句皆是血啊！“不装哑就必需学会说谎”，这不就是那些年月中，在专制暴政下，整个民族的写照吗？！“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诗人痛心疾首，激励自己，亦是向整个民族发出的诚挚而又凄厉的呼唤！ 　　 　　这两首诗是献给张志新烈士的。张志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二 　　 　　张志新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她究竟犯了什么滔天死罪？以下是知情人的揭发、记者有关调查和档案纪录。 　　 　　1968年前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的年月，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张志新，辽宁省委机关一个普通干部，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讲话资料，顺口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不久，在干校里，张志新被揪出来。 　　 　　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的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 　　 　　张志新第一次被判是1970年5月14日。辽宁省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来，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刑就行了。可就是因为她不认罪，便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不搞破坏。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但高振忠虽然对张志新案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某某。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十五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即“恶攻”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林”指林彪，“孔”指孔子，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江青一伙便发起一个声势巨大的运动，并发展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企图把周恩来也打倒）。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毛远新、魏秉奎、苏羽等十七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听完〈报告〉后，这些大人物有如下一段对话： 　　 　　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干脆吧。”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内中只有六十多个字：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 　　 　　3月19日，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就这样“干脆”地被“杀了算了”。 　　 　　三 　　 　　从当时的监狱档案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张志新的确“恶攻”毛泽东。她说：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关于“文革”，张志新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 　　 　　张志新在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她还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张志新表示这些意见和看法，正是“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张志新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屈服，在监狱里甚至喊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她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她这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 　　 　　张志新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69年在一次批斗会上，她就公开声明： 　　 　　犟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因为涉及最高神物毛泽东，张志新两次被判死刑，平反也经历两次曲折。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因此，开始时张志新案不予彻底平反。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对张案复审的汇报。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任仲夷（任后来任职广东，2005年11月15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被认为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他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张志新平反昭雪之后，施加在她身上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点一点地被揭发出来。 　　 　　她因为至死不认错，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事实上，在六年铁牢生活，张志新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种种摧残迫害。监狱当局甚至鼓励刑事囚徒多次肆意强奸、轮奸她。张志新最后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她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致这张照片后来不能示人。 　　 　　张志新被杀害后，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运走，作病理解剖实用，又说被剖腹挖心，取了内脏后才火化，也有说是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张志新遗体下落至今成谜，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最令人发指的是：张志新上刑场前，公安恐防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剧疼难忍，凄厉呼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极其恐怖，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这个最血淋淋的罪行，是辽宁公安局的“创举”，毛远新等当权人物赞同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已经执行了三十多例）。 　　 　　这里，还有一个万分可悲可恨的插曲。张志新受害时，当局要她的孩子林林、彤彤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一份签字并按手印的所谓“笔录”，摘抄如下： 　　 　　……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 　　 　　那一年，彤彤不满十岁，而林林也未满十八岁。当局竟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四 　　 　　张志新平反后，一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长篇通讯于1979年6月5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写报道的记者陈禹山回忆说，报社领导们对张志新上刑场前被惨无人道割断喉管的罪行是否见诸文字不敢作主，报到中宣部审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虽然非常开明，但也希望把割喉管的细节删掉。最后见报的文字是：“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篇通讯发表的当天就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方一听到实情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 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 　　 　　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张志新案件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突然停止。人们相信，这无疑与这个全民“天问”有关。当然，这又是一例“奉命行事”。 　　 　　1979年8月12日，另一位著名诗人公刘，特地来到沈阳市郊外那个“大洼”刑场，来这里凭吊烈士张志新。诗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刑场》：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象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情形又怎样呢？这真可用“可-怕”两字来形容。正如一些学者悲愤地说：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不过三十多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毋庸讳言，张志新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三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颇有名气。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可是，在那个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或诱惑，几乎全部的职业“思想家”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这个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而即使现在，不少“思想家”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准备对文革以及其它各种政治运动的死难者、受害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有研究也难以公开发表。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当然，还是有许多人记得张志新这位烈士的。笔者在网上就阅读到一篇〈张志新网墓志铭〉，撰者自称为“祭园守园人”，时间为“张志新第三十二个祭日前夕重刻于网墓”，标题为〈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这里，且择录这篇〈墓志铭〉的一些片断，人们对张志新的无限敬仰之情洋溢其中： 　　 　　沈阳的空冢中除了您的丝巾、发夹，有否一段琴弦？早春的音符，是否正在料峭的松花江中解冻？今夜，林林和彤彤又辗转在怎样的历史悲音中？ 明天，辽淼的白山黑水五岳湖海之间，会有键弦之鸣、心弦之颤，协奏起您最喜欢听、最喜欢拉的包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中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吗？ 　　 　　三十二年——整整三十二年了啊！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最撼天动地的那一节！ 　　 　　面对静雅柔弱的您，面对着七年来在此面对过您的278000颗心，面对只有用心、只有在虚拟中才能点燃的洁白的思念、殷红的祈祝和摇曳着蓝色旋律的烛光，最是我知道： 　　 　　每一次点击， 　　都是心的触摸， 　　–触摸您悲怆的音符。 　　每一份祭奠 　　都在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 　　–擦亮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的最强音！ 　　是的，法西斯割断了您的喉，怎能割断您的琴声？！ 　　鸣心铮骨，激越高亢，四弦裂帛，撼遏行云：这是民族低谷期思想的最强音，这是所有浩劫中喑哑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之凸现道义缺失灵魂苍白的正气之歌！ 　　正是您的胆见悲歌，正是您思想和生命的震颤，摇撼也见证着一个盲从时代麻木民族的渐次苏醒，又让一段历史伴随一种舒缓、一种温馨、一种期待，在千百万走出梦魇的心灵中凝结成永恒的记忆，也由此凝入历史的永恒–不是正史，却因此更属于历史的永恒！ 　　白花与烛光，祭酒与献歌，心语与祈祝：这些，都是也仅仅只是记住的证明。而几乎所有的祭奠者都深深知道：触摸您悲怆的音符的不是这些–是一颗颗心；而比触摸更能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的– 　　是心灵，从您悲怆的音符的千百万次出发–向体制文明挺进！ 　　是千百万心弦的铮鸣与协奏，和着您爱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