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编程随想 | 闲聊中美文化差异——9·11十周年随想

  前几天是9·11恐怖袭击十周年,相应的报道和评论也多了起来。看了这些报道和评论,俺能明显体会到美国和天朝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今天,就来说说这些差异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关于灾难的善后工作 ◇美国是如何做的   在9·11发生后,美国政府花了大约9个月时间,在事发现场搜寻遇难者遗体和遗物。之后,又把现场的废墟搬到某个特定的地点,由专人继续清理,为的是尽可能收集遇难者的遗骸和遗物。 ◇天朝是如何做的   前不久的 7·23动车事故 ,在事发仅仅几个小时后,官方就宣布结束搜救工作。然后,大型铲车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车厢以及车厢内的遗体就地埋掉。很多遇难者的遗体就这样被铲车搞得支离破碎。至于遗物,那就更不要指望了。 ★关于遇难者名单 ◇美国是如何做的   9·11事发后,美国政府仔细收集了遇难者名单(共计2983人)。如今,每一个人的姓名都刻在911纪念碑上。为了更加人性化,纪念碑的设计者还尽可能地征求了每一个遇难者家属,询问他们希望把遇难者的姓名跟谁摆放在一起。大部分家属都希望遇害者的姓名能够跟一同遇难的同事/朋友摆在一起。然后,根据这些答复,再找专门的软件公司,设计专门的算法,对这2983个姓名进行最优化布局,以便尽可能地满足大多数家属的要求。(更详细的报道,可以看” 这里 “) ◇天朝是如何做的   2008年发生的5·12大地震,天朝官方仅仅给出大致的死亡人数(说不定还是故意缩水的),而且根本就没打算去整理详细的遇难者名单。如果说朝廷的官员公务繁忙,那也就算了。但是,当民间有人自告奋勇去收集遇难者名单时,朝廷立马就进行严厉的打击。   最知名的,莫过于 谭作人 的例子。他在2009年2月,发起《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大伙儿收集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姓名。(为啥要专门调查遇难学生捏?因为汶川地区的很多学校都是豆腐渣工程,导致学生死亡比例异常高)结果,倡议书发出 仅仅一个月 ,谭作人就被逮捕,罪名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判处有期徒刑5年。判决的理由是,谭作人曾经发表过支持 6..4 的言论。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谭作人发表的 6..4 言论,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了,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把他抓起来判刑捏?说白了还不是因为调查豆腐渣工程,会威胁到某些四川地方官的职位。谭作人案不禁使俺联想到 艾未未 说过的一句话: 当你试图了解你的祖国时,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关于纪念和反思 ◇美国是如何做的   9·11距今已经10年了。每年的9月11日,美国官方都会在纽约组织隆重的悼念活动。很多有头有脸的政府官员及遇难者家属都会参加。而且,每次都会安排专人把所有遇难者名单一个不漏地朗诵一遍。这已经成为每年的9·11纪念活动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   除了9·11,诸如越战、韩战的纪念日,也都会有很多美国人组织纪念活动。尤其是越战,很多人都在悼念的同时进行反思和检讨。 ◇天朝是如何做的   对于发生在天朝的各种灾难,党国总是避而不谈。举个例子:有多少网友听说过”板桥水库垮坝”?估计100个网友里面未必有1个人知道。此事故发生在1975年,一夜之间造成1000多万人受灾(官方数字);死亡人数有各种说法:从2.6万到24万不等;京广铁路瞬间被冲毁102公里。著名的《Discovery》频道评选出人类历史上10大技术错误导致的灾难,”板桥水库溃坝”名列第一,排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此灾难相关介绍在” 这里 “)   对于牵涉到政治因素的(比如:6..4 事件、三年大饥荒),那党国更是讳莫如深。如果你胆敢在这些事件的纪念日去公共场所搞活动,党国的爪牙直接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把你逮捕,然后再判个十年八年的徒刑。对于某些特别敏感的事件,连网上的评论都被严厉禁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每年的5月底6月初,都有很多网站临时关闭或者进入维护状态。因为党国不允许大伙儿谈论 6..4 这个话题。(所以,俺在博客里连载” 回顾 六..四 系列 “,是要冒风险滴) ★关于阵亡将士的待遇   考虑到9·11直接引发了反恐战争。俺再顺便对比一下中美两国是如何对待战争中的阵亡人员(在天朝俗称烈士)。 ◇美国是如何做的   美国官方会尽可能地记录每一个阵亡将士的详细资料。而且很多纪念碑都会刻上全部的阵亡人员名单,以示纪念。比如下面这张越战纪念碑的照片。可以看出,纪念碑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而且,他们对于阵亡将士的遗骸尤其重视。很多在美国境外阵亡的人员,政府都会想尽办法把遗骸寻回。比如,韩战已经过去60年了,美国佬还在跟北朝鲜交涉失踪美军遗骸的问题。前些年,美国和越南恢复外交关系后,首先谈的也是寻回美军遗骸。   大部分的美军遗骸都埋葬在华盛顿郊区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最大的军人公墓)。埋在那儿的阵亡将士,不论军衔/年龄/种族/信仰,都是一样规格的墓碑、一样的占地面积,充分体现人人平等。(照片如下)   另外,美军还有若干海外军人公墓(比如在南韩的釜山、菲律宾的马尼拉),其规格完全不亚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天朝是如何做的   天朝对于阵亡的士兵人数,历来都是一笔糊涂账。不论是八年抗战、还是朝鲜战争、还是对越战争,都没有统计出精确的伤亡人数。至于阵亡人员名单,那更是想都不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基层士兵阵亡或负伤退役后,连个名分都没有。   而且天朝对于在海外阵亡的将士遗骸,从来都不感兴趣。比如抗日时的缅甸远征军,比如韩战时的志愿军,有成千上万士兵在阵亡后就地掩埋。但是从没听说天朝有意向去收集那些遗骸并运回国内。   天朝当然也有烈士公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天朝向来等级森严滴,这个八宝山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的。著名作家兼诗人 流沙河 在某次演讲中,是这样评论八宝山的: 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   除了帝都的八宝山,其它各个城市也都建有烈士陵园。但是,很多烈士陵园年久失修且无人维护(比如俺老家的那个)。近些年,还时常听说某地的开发商为了盖楼盘,把某某烈士陵园夷为平地——这叫烈士家属们情何以堪! ★总结   从上述的对比,大伙儿可以看出美国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念: 1、”人”是最重要的,不论这个”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 2、对于那些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受到整个国家的尊敬。   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很多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会极大的提高。在天朝,光靠教科书上的那些死板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难以达到这种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的。   俺个人觉得: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光有GDP是远远不够滴。比GDP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精神和素质。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从美国人身上学习很多。另外,当今朝廷的腐败有目共睹,大伙儿务必明白: 在党的领导下,不要指望中国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email protected] 即可自动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别用国内邮箱,易被墙。如有其它问题要联系俺,请写信到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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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严路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流沙河在成都街头,1993年。摄影_王学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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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于2001年重新整修的“尼木烈士陵园”,被设为“拉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然坚持“尼木事件”属于“叛乱”。 1970年大开杀戒时被当作“叛匪”枪毙的藏人,名义是被“人民处决”的。 我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书面论文,并收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唯 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摘自我的采访笔记。〔1〕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2〕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 “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地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 “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 “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 “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地藏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0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 “……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0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只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 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四,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二十四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7年还是8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二十四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二十三个乡后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么‘叛乱’! ……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社: “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后,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1970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MC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员警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3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后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 “……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后,县里逼着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么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后生活很困难,但是在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元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六,大开杀戒 的确如巴尚所说,“实际上这些事件很复杂”。而且,参与者“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乱分子”来处理。但在这一点上,巴尚的结论显然有误。他说:“后来对‘尼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事实上,军队在“平息再叛”或者说“平息反革命暴乱”时,采取的是以一儆百、大开杀戒的手段。如“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所说: “像69年的事情,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被认为支持‘大联指’)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说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来杀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18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于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枪毙的人中没有“尼木事件”的另一个首领热群,他在军队“剿匪”时与几个“叛乱分子”逃掉了。据说军队一直在追捕他们,还勒令热群的妻子背着孩子,满山遍野地边走边喊热群的名字,解放军则在暗地里跟着,但始终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边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许,热群几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丢了性命。 此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蔓延全中国,正如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结论,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谓是“文革”时期所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运动。与中国各地的情况相仿,西藏也同样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其打击面之大,不但两派中的“造总”土崩瓦解,更导致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除了枪毙“叛乱分子”,还要枪毙“叛国分子”,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10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却被一位名叫格桑强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据说有这么三个被枪毙的人算得上很荒唐。一是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了的尼姑,大概60多岁,其罪名是因为将毛泽东的画像倒贴在墙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因于1940年代期间,在当某个县里的秘书时,将当时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手下的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这本属历史事件,却也被翻腾出来,莫名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三是在1960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而举行的“拒粮事件”中,一位甚为活跃的回族穆斯林也被当作“叛乱分子”而遭处决。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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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汉字

诗人流沙河晚年变身福尔摩斯,意在勘察汉字的奥秘。继《流沙河认字》之后,新近又出版了《文字侦探——一百个汉字的文化谜底》。 破案,展示的是学养和智慧,有打通文脉的快感,自然也就有了无穷的乐趣。但最重要的在于,诗人渴望寄身之所。他要把自己浸泡在中国文化之海里,那是归家的感觉: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经年奔波的旅人窥见了自家的炊烟,听到了亲人的呼唤,“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序言里这些动情之语,应是他的真心话。躺在汉字母亲怀抱里的,不只他一个人,书法爱好者,诗词吟咏者,举凡中华文化的信奉者,几乎都有类似的文化恋母情结:汉字可以收留一颗漂泊的灵魂,让他体会生趣,感受生命的无上愉悦。 有时端详简化字,怎么都觉得那不是字。钱钟书先生坚持自己的名字用正体字印刷,台湾作家齐邦媛女士在给大陆三联版《巨流河》的授权中,坚持用正体字写自己的名字。“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这是季羡林先生晚年给出的结论,他用正体字印刷五百套自己的全集,希望能全部卖出去。这些都表明,简化字损害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伤害了文化之根。 事实上,流沙河这本妙趣横生的小书,既是对汉字如何丧失文化尊严的案例阐释,也是对简化字专制的抗议。《文字侦探》貌似通俗,实则精妙。旁征博引,通幽洞微,他融合人生的经验和渊博精进的文史学养,对常见汉字进行全新解读,读出了一片新天地。许慎《说文解字》的一些谬误被他看破,有人讥讽其太过天马行空,怎么可以那么讲? 不妨见识一下流沙河的侦探作风:“风”字繁体作“風”,从虫凡声。“凤”字繁体作“鳳”,从繁体字鳥,亦凡声。从虫与从鸟差不多,古人称鸟类为“羽虫”。甲骨文“风”与“凤”写法几乎相同,皆象鸟形,头耸冠毛,鼓翼奋飞。他由此发挥道:“风”“凤”最初本是一字。先民相信,刮大风是由于高天上过凤鸟。让人喟叹的是这样的闲笔:“忆我幼年,春末大风沙,吾母警告说:‘天上正在过九头虫!’” 再比如,“干”,“乾”,“幹”。流沙河解释道:“干”字原象盾牌之形,甲骨文“干”,矩形竖执的所谓挡箭牌,中有窥孔,上有饰缘,下有插杆。金文和篆文变形走样了。古人作战,执干遮挡矢石,冒着锋镝前进,遂有干冒、干犯、干扰、干预、干涉以及不相干之说。他说,“干”本是正体字,古已有之,今却被指定兼任“幹gàn”“乾gān”二字的简化字,这就弄出一堆问题,几个常用字煮成了一锅粥:“干部”本作“幹部”,原指树之主幹,主幹上有旁枝,树幹负担重任,遂有幹革命以及幹不幹之说;干支从幹枝来,十干配十二支,用纪年月日时。“幹”简化成“干gàn”,与“干戈”不相干。“乾”字,用于乾坤读qián,用于乾湿读gān。乾饭、乾脆、乾净、饼乾、薯乾、豆腐乾都简化成“干”,也与“干戈”不相干。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gàn,如今混为一谈,神仙也难分清。 他对“家”的解说就更妙了。母系制社会,一家之中主政者为女性。婚姻制度“招郎上门”,男迁就女,这种行为叫家。他开玩笑地说,先民觉得这种行为,好比牵公猪往母猪那里进行配种,所以造出屋盖下一头豕的家字,作动词用。再看他的妙解:怎知那头并未标明性别的豕就是公猪?看甲骨文发现在腹下添一画,方知其为牡。牡豕曰豭jiā,四川人叫“脚猪”。豭声读讹了,错写成脚。他进而从社会和历史两方面举证:如今上门女婿仍被贱呼为“寄豭”,秦始皇下令:“夫为寄豭,杀之无赦!” ——诸如此类有趣的解读,若看简化字则无从知晓字中乾坤。不认识正体字,几乎无法认识汉字的本意;不识正体字,无从感知中华文化。 简化字阉割汉字和汉语,造成字与意的断裂,将意象丰富便于识别的汉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义皆由外力所强加,学会此种文字根本无法阅读古籍,也无从体会汉字之美,中国文化品格的养育更无从谈起。 历史上,汉字由繁入简,皆基于自身内在演变,有迹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盘欧化改变中国的激进者做推手的,喧闹妄为,令人侧目。对中华文化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萌动,是在遵从正体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变动,正体字仍为标准规范汉字,繁简都作为规范汉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当年十月,教育部颁发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执行此令。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仍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谓改革。 中共执掌大陆后的简化字运动,是奔向拼音化目标的大跃进,三次简化字表,一次甚于一次——尽管第三次简化表因荒诞不堪,颁布不久即告失败,但已充分暴露出当政者摧毁中华文字的决心。他们视汉字为革命绊脚石,疯狂地对其大动手术,整个颠覆了汉字的表意系统,无情地肢解阉割了汉字,至此确立了简体字是唯一正体字的规范。 简化后的汉字其实已经不是汉字。有网友称,“简化字,就是把正体字砍头去尾,缺胳膊少腿后的结果”。汉字的美感荡然无存,辨识起来也相当困难。 简化字的极端就是符号化。表意文字离开了象形,变得无从认知——只剩下了字符,几乎不承载字本身蕴含的信息,汉字的表意功能基本丧失,沦为毫无美感的准拼音文字。今天的韩文和越南文便是典型代表,一个脱离汉字母体的文字,因为不再承载文化历史信息,变得苍白空洞。强制简化文字的结果是,造成一批批“识字文盲”:认字但不知文字为何物。脱离正体字的语文教学,因为丧失了词源学根据,被迫变成死记硬背的意义灌输,一个个汉字,就这样远离人们的本能认知,丢掉美和情感记忆,变成枯燥无味的单个符号。 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文艺运动,假意让大众掌握文化,其实质乃是消灭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打掉知识分子的尊严,只有这样,流氓无产者才获得真正的领导权。革命逻辑习惯简化,把人和事物分为好坏两类,不容许中间物存在,这也是阶级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人和事都简化了,也就好掌控了。消灭了那些表情达意的汉字,也就真正无产阶级化了。所以,简化字是一种自我隔绝意识形态的产物,既可以防止国民追寻传统,受礼义廉耻的熏染动摇革命意志,又可以隔绝港台文化侵蚀,在一个自封闭系统里为所欲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愚民目的。 不受汉字特性约束的简化,剥夺了汉字的生命。意味,滋味,况味,诸多复杂情感和情绪是需要借助很不相同的文字表达的。在简化字状态下,人们普遍情感干瘪,意识偏执,文字苍白。 出于消灭汉字目的的简化字运动,撕裂人的正常认知活动,极其残酷地阉割了中华文化。学者傅国涌公布了一位不满简化字的香港朋友的信,他这样嘲讽简化字:“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廠空空,麵无麦,運无車,導无道,兒无首,佇无脚,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義成凶,魔仍是魔。”使用简化字会让有文化尊严的人极不适应,他们显然不能忍受肆虐的简化字。有网友在我的新浪微博里留言说,“我的台湾同学和香港同学跟我都是英语写电子邮件,他们看不懂简体字。”从政治实用的立场看,简化字已经成为中国统一的拦路虎。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人,无法在书面语里获得认同。事实上,简化字系统体现的粗鄙化和流氓化等倾向,也排斥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亲近故土。 更为可怕的是,在简化字孵育下长大的一代代年轻人,似乎患上了简化字依赖症——简化字符合以追求效率为最高目标的成功学要求。他们很难体会文化割裂的痛楚,多以复古守旧讥讽要求恢复正体字的呼声。 为正体字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认为,识繁用简是权宜之计,不只是认,而是要用,让正体字变成唯一的文字,将非驴非马的简化字驱除出我们的文字系统,才是最后的目标。醒醒吧,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都与此息息相关! 当历经长期文化断裂的中国人终于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时,由汉字而来的争论就不是学者之间的学术斗嘴,而是事关中国人确立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大事情。 堂堂正正的正体字,庇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回来了。 期待这一天——汉字不再让我们陌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ftly 。) 来源:FT中文网 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971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7544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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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陌生的汉字

诗人流沙河晚年变身福尔摩斯,意在勘察汉字的奥秘。继《流沙河认字》之后,新近又出版了《文字侦探——一百个汉字的文化谜底》。 破案,展示的是学养和智慧,有打通文脉的快感,自然也就有了无穷的乐趣。但最重要的在于,诗人渴望寄身之所。他要把自己浸泡在中国文化之海里,那是归家的感觉: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经年奔波的旅人窥见了自家的炊烟,听到了亲人的呼唤,“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序言里这些动情之语,应是他的真心话。躺在汉字母亲怀抱里的,不只他一个人,书法爱好者,诗词吟咏者,举凡中华文化的信奉者,几乎都有类似的文化恋母情结:汉字可以收留一颗漂泊的灵魂,让他体会生趣,感受生命的无上愉悦。 有时端详简化字,怎么都觉得那不是字。钱钟书先生坚持自己的名字用正体字印刷,台湾作家齐邦媛女士在给大陆三联版《巨流河》的授权中,坚持用正体字写自己的名字。“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这是季羡林先生晚年给出的结论,他用正体字印刷五百套自己的全集,希望能全部卖出去。这些都表明,简化字损害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伤害了文化之根。 事实上,流沙河这本妙趣横生的小书,既是对汉字如何丧失文化尊严的案例阐释,也是对简化字专制的抗议。《文字侦探》貌似通俗,实则精妙。旁征博引,通幽洞微,他融合人生的经验和渊博精进的文史学养,对常见汉字进行全新解读,读出了一片新天地。许慎《说文解字》的一些谬误被他看破,有人讥讽其太过天马行空,怎么可以那么讲? 不妨见识一下流沙河的侦探作风:“风”字繁体作“風”,从虫凡声。“凤”字繁体作“鳳”,从繁体字鳥,亦凡声。从虫与从鸟差不多,古人称鸟类为“羽虫”。甲骨文“风”与“凤”写法几乎相同,皆象鸟形,头耸冠毛,鼓翼奋飞。他由此发挥道:“风”“凤”最初本是一字。先民相信,刮大风是由于高天上过凤鸟。让人喟叹的是这样的闲笔:“忆我幼年,春末大风沙,吾母警告说:‘天上正在过九头虫!’” 再比如,“干”,“乾”,“幹”。流沙河解释道:“干”字原象盾牌之形,甲骨文“干”,矩形竖执的所谓挡箭牌,中有窥孔,上有饰缘,下有插杆。金文和篆文变形走样了。古人作战,执干遮挡矢石,冒着锋镝前进,遂有干冒、干犯、干扰、干预、干涉以及不相干之说。他说,“干”本是正体字,古已有之,今却被指定兼任“幹gàn”“乾gān”二字的简化字,这就弄出一堆问题,几个常用字煮成了一锅粥:“干部”本作“幹部”,原指树之主幹,主幹上有旁枝,树幹负担重任,遂有幹革命以及幹不幹之说;干支从幹枝来,十干配十二支,用纪年月日时。“幹”简化成“干gàn”,与“干戈”不相干。“乾”字,用于乾坤读qián,用于乾湿读gān。乾饭、乾脆、乾净、饼乾、薯乾、豆腐乾都简化成“干”,也与“干戈”不相干。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gàn,如今混为一谈,神仙也难分清。 他对“家”的解说就更妙了。母系制社会,一家之中主政者为女性。婚姻制度“招郎上门”,男迁就女,这种行为叫家。他开玩笑地说,先民觉得这种行为,好比牵公猪往母猪那里进行配种,所以造出屋盖下一头豕的家字,作动词用。再看他的妙解:怎知那头并未标明性别的豕就是公猪?看甲骨文发现在腹下添一画,方知其为牡。牡豕曰豭jiā,四川人叫“脚猪”。豭声读讹了,错写成脚。他进而从社会和历史两方面举证:如今上门女婿仍被贱呼为“寄豭”,秦始皇下令:“夫为寄豭,杀之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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