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法官在媒体上公开为自己的判决辩护，实质就是为胜诉方辩护。对于那些意图通过上诉以挽回败局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意图通过死刑复核，死中求生的人来说，法官的言论以及法官本人，已成为他继续追求正义路途上的最为头痛的拌脚石和最为可怕的拦路虎。无意之中，法官使自己从一个尊贵的审判者沦落为胜诉方的律师。这样的角色变换，对法官没什么好处。法官在公共论坛上为自己的判决进行辩护，不仅不能澄清自己，相反会将自己涂抹得面目全非！

浙江省高院称枉法违心判吴英死刑言论系造谣 浙江省高院称枉法违心判吴英死刑言论系造谣 本报记者陈东升 本报实习生王春陈逸群 “我们已注意到近日网络上有关浙江高院枉法违心无奈判处吴英死刑的帖子。”今天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这些帖子完全是造谣，该院将依法追查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高院已注意到最近网络上专家学者、民营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对吴英案的关心议论。”浙江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说，吴英案在浙江省已依法走完审判程序，现已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浙江非法集资案高发 吴英案引发了法律界、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广泛热议。 2009年，浙江丽水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7亿元被终审判决死刑后，温州的高秋荷和郑存芬均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到2010年，绍兴赵婷芝因非法集资2.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台州王菊凤因非法集资4.7亿元被判处死刑；温州陈少雅因非法集资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11年，丽水银泰非法集资55亿元，主犯被判死刑…… 重刑仍然阻挡不了非法集资的愈演愈烈，温州最新版“吴英”施晓洁又因涉嫌非法集资7亿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元，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近日，风传了3个月的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最终走进了司法程序，董事长被刑拘，涉案额可能达22亿元。 《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非法集资类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仅2007年第一季度，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类案件就同比上升了101%；2010年全年，浙江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达206起。 来自浙江大学的一份《浙江民间融资问题研究报告》中显示：2010年，杭州处理非法集资案47起，宁波处理49起，涉案额分别达16亿元与61亿元；丽水在2008年至2011年间已经处理此类案件涉案额达86亿元；在台温地区，发达的台会、标会、担保公司、地下钱庄，每天有数亿的热钱在涌动。 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陈俊向记者指出，民间借贷成就了浙商，95%以上浙商有借贷。 据了解，去年年底，浙江省出台了国内首个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将试点推行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并健全信息检测、预警与风险救助制度。 温州立天集团董事局主席曹绍国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监管机制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缘何成非法集资重灾区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多，民间融资活动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市场基础。”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融资本质上属于私人交易行为，一旦涉及不特定公众，就具有相当的社会性、公共性和连锁效应，容易引发欺诈和各种犯罪，甚至影响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从而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据了解，浙江台州民间融资总额达100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估算大概超过8000亿，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浙江第一位的投资力量。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吴伟萍曾做过一项调查：在其走访的255家企业中，有182家曾经有民间借贷，占71.37%；在被调查的423户家庭中，则有367户家庭有过民间借贷行为，占86.7%。 “企业相互借贷的现象非常普遍，临时周转性的民间借贷利率明显偏高，无息的都是向亲友借的，月利超过30%的9家企业有5家是来自民间借贷机构，1家来自社会集资，还有3家借自别的企业。”吴伟萍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交易规范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就容易演化成非法集资，像路桥、黄岩等区都出现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 中国光大银行台州支行吴杰向记者透露说，台州民间借贷机构都有一个诸如担保公司、典当行之类的公开合法身份，由过去的地下金融逐渐转向半公开与公开，企业相互拆借、借贷的高利率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负担，容易引起资金链断裂，隐藏着较大的金融与治安风险。 “民间融资有利于缓解金融压抑造成的扭曲，每年近百亿的利息形成了相应的利益输送渠道，滋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浙江律师童松青为记者分析说，浙江民间融资活跃，是因为正规金融单一及较强的政策性垄断局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所致，客观上增加了非法集资的机会。 “家庭妇女，没别的事，就是放贷，反而比干别的工作来钱快，又轻松，你说干嘛不做啊？”家住临安市锦城街道的朱阿姨是某集资诈骗案的受害者，她告诉记者，“借钱给人很平常，但各家借各家的，不通气，出事了才知道原来他发展了那么多下线，这下被害苦了！” 据记者了解，在这起案件中，十多个被害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但都被告知因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而宣告执行终结，朱阿姨说，“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但其中有几个靠利息赚够了，也不会追究了。” 民间融资如何引导规范 民间融资如何引导与规范？作为民间融资课题的参与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硕士生徐雅婷梳理了现有的民间融资立法，发现现有立法呈现出分布散乱、层级效力低的状态，但释放出了逐步放松金融管制的信号，现正处于从金融“压抑”到“自由”的转轨时期。 “规范与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合法化，以促进和推动其健康发展的政策意图十分明确。”浙江省金融办袁军培向记者指出，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无不表明国家为鼓励民间投资提供更多的政策与立法支持。 去年，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国内首个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就是为了引导与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面，逐步构筑一个使之从地下走上地面的阳光化体系。 政府对货币财产在平等主体间运行如何干预？既要实现有效监管，又让融资者免受无端追究，就需要一项免除后期纠纷的程序安排。备案登记制度应成为民间融资立法的主要内容。 “在安全港湾的制度设计上，法律责任的明晰更加重要。”李有星说，应细化民事责任，强化行政责任的预警机制，立法逻辑应同时关注融资双方，可以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从被融资者角度对法律责任进行规制，当然，民间融资涉案面广，单靠某一部门的力量很难实现有效的管理，要建立协调机制，由政府、银监会、人民银行等共同监管模式。 本报杭州2月6日电 分享到: 我要评论 微博推荐 | 今日微博热点

浙江异议人士朱虞夫去年4月被杭州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他的家人日前得到当局电话通知说，杭州中级法院将于1月31号开庭审理朱虞夫的案件。 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去年3月创作了一首歌颂捍卫公民自由的诗歌后被当地公安带走，同年4月11号，他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前，朱虞夫因为参加创建中国民主党在1999年9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007年5月，朱虞夫再次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朱虞夫的妻子姜杭莉星期天晚间向本台记者确认，她在星期六接到电话通知，1月31号上午9点，杭州中级法院将开庭审理朱虞夫的案件。 “总共只有两张旁听证，我今天下午去拿了。” 记者：“你准备带朋友还是家人去呢？” 姜杭莉：“只能家人，亲戚都不行。” 记者：“准备带孩子一起去吗。” 姜杭莉：“对。” 姜杭莉表示，自从朱虞夫去年3月被公安带走，她就没有获得许可去看守所探视朱虞夫。她目前还没有看到起诉书，不过，据朱虞夫的辩护律师李敦勇介绍，起诉书上的罪名仍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敦勇律师说他根本就是写了一首小诗。这首诗我也没看到过。但朋友说上面也没写什么东西。还有就是募捐，就是每年的春节自己的朋友之间，有些人在监狱里的家属进行慰问，还有就是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是律师讲的，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对于起诉书上朱虞夫的罪名，姜杭莉表示： “做律师的总是要实事求是的，是不是？这种要对事不对人的，他们现在是对人不对事嘛。除了自己，放到谁的身上都不会伤心到这种程度的了。他们大概总是看到朱虞夫不顺眼。” 朱虞夫被捕前创作的诗《是时候了》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写到“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诗中还写道“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关注朱虞夫一案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黄琦星期天向本台记者表示： “我们谴责当局以“颠覆煽动国家政权罪”重判异议人士。我们始终认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没有权利夺取民众的这些权利。我们希望当局尽快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相关的条款，尽快以国际社会通行惯例进行社会管制，给予民众必须的自由，最终使国家走向民主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浙江异议人士陈树庆和吕耿松星期五分别遭杭州警方传唤，其原因都是和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被起诉一案有关。 据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消息，浙江异议人士吕耿送和陈树庆分别被杭州警方传唤，本台记者首先接通了刚刚回家的吕耿松先生，向他了解情况，  “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要为朱虞夫写文章，我说我跟朱虞夫是朋友呀， 我朋友受了不白之冤，我当然要为他说几句话，他们就说法律规定他是犯了罪。我说以前为什么要撤诉呢？现在也没有新的证据又要起诉了？我说这个有点怪，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想说几句话，是朋友嘛。我是从朋友这个角度说的。” 吕耿松先生说，他星期五傍晚5点遭杭州警方传唤，他表示，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去年3月因为在网上发表短诗《是时候了》被警察拘捕后，他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呼吁人们关注这一案件，  “这个诗就是他的罪证之一了。他那个诗也没有什么内容，所谓的反动内容他无非说的就是用自己的脚到街上去走走，用自己喉咙去唱唱歌，就写的中国的未来，就这么几件事情怎么可以就定他的罪呢？他一点都没有什么煽动。还有说他接受记者采访。” 杭州的另外一名异议人士陈树庆星期五晚上8点也被杭州警方传唤，他也已经被警方释放，记者接通了陈先生的电话，  “晚上快到8点钟的时候他说我们找你，你下来，我到了楼下以后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派出所里，说今天传唤你是因为网上的一篇文章。我在网上写了一篇为朱虞夫呼吁的文章，题目叫“朱虞夫案将开庭”，他的意思是说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们， 我说希望为朱虞夫呼吁，引起关注，我们认为朱虞夫是无罪的。这是公民的言论自由。”   陈树庆先生说，去年3月，朱虞夫因组织调查维权村长钱云会命案，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因为在网上写了一首短诗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两个月前，杭州检察院曾经一度撤销对朱虞夫的起诉，但一直将他监禁。现在检察院决定重新起诉，罪名还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估计这首诗他们会利用最后一句话，我也记不清了，大概写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你这样写的，权利属于人民，那这个国家人民当然有权利支持和选择。除非你宪法第二条是骗骗人的，你删掉就是了。朱虞夫所说的这个话跟宪法说的是一样的嘛。凭什么那个？宪法说属于人民。朱虞夫说人民来选择中国或者选择未来，让人民选择中国选择未来，那宪法上写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那不就是骗人的吗？”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关注朱虞夫的案子，并敦促杭州有关当局尽快释放朱虞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