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

凤凰历史|兰台:毛泽东时代如何应对海外排华事件?

随着越南反华排华事件逐渐平息,在互联网上又有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强硬外交”,纷纷表示毛泽东时代是华侨真正扬眉吐气的时代。但事实上这种看法不但是错的,而且错的离谱。毛泽东时代中国华侨,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地位、受歧视程度要远远高于今天,在毛泽东时代类似今天越南这种规模的反华排华事件只是小儿科。 一、印尼自50年代初开始反华排华事件不断 外长陈毅1960年表态“华侨问题是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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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我咋成了带路党、五毛与“正厅级侦查员”?

由于被拉进太多微信群,决定退出一些,其中包括一个“公知”比较集中的。退出后,一位群中好友发来一封邮件,信中笑言:“见到你退出了 XX 群,可见你的心情不怎么样嘛。连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对话,还怎么跟知识界做工作?当局的所谓知识分子政策之失败就可想而知了。”他显然把我当成党派来做他们工作的高级五毛了。   这让我想起两个星期前,在北京碰上一位体制内著名公知,他急急拉住我的手神秘兮兮道:“能透露一点,我到底被你们监控到什么程度?你和我交往不会是来做我工作的吧?”他显然直接把我变成了党派来做他工作的知识特务了。   就在昨天,海外一著名作家(其作品曾经以及继续启蒙着我)对“德国之声”表示,杨恒均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对当今领导抱无限的希望,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不相信未来自由思想在民间,对公民社会缺乏信念……   感谢这位海外朋友,总算还把我当成了“所谓知识分子”,前两位则直接把老杨头安上了“五毛”、“特务”的职务。如果以中国大陆互联网各大博客为准,我恐怕是这些年被一些网友指责为“带路党”、“汉奸”、“西奴”、“煽颠派”以及“拿中央情报局钱”最多的写作者之一吧?   但在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海外一些人士中,我又被插上了“五毛”、“特务”之类的标签。一些“逢中必反”的网友几乎开始了“逢杨必反”。昨天在我被转载到海外的一篇博文下面有这样一条留言:听说最近杨恒均先生被国 X 部提升为“正厅级侦察员”了,怎么也不请客呢?   开始写作时我就立下了规矩,不对任何表扬或者批评的文字做出回应,我认为写作者的文字本身就是对任何质疑与批评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辩解,也是最好的反击。但从“民主小贩”、“汉奸”、“带路党”、“西奴”到我党的“正厅级侦查员”,也太奇葩太传奇太让人崩溃了吧?   以前网友留言太多太激烈时,两位好心的读书会成员主动义务承担帮我阅读留言的重任,我得以从她们那里了解到一些有益的批评、建议和讨论意见,而不至于每天翻看那些充满恶毒咒诅和谩骂的留言从而影响写作的心情。但如果连这些海内外“公知”朋友们也开始给我贴标签,我想这就不仅仅是人家的问题,我也有很大的责任了。   不过,我还是想先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不得不承认,中国当今的舆论环境与以意见为主的互联网上,充斥着极端的观点与言辞。一些温和理性的声音根本没有“市场”。在西方强调公正、公平与社会福利的左派一向给人温馨的感觉,可到了中国,最出名的左派都脑残般地疯狂站在社会不公一边,与当权者共舞。   而代表世界主流,以追求自由、法治与民主制度建设的右派呢,在中国又几乎被极右得不杀人就不解气的一帮人劫持,有那个几个被捧为未来民主中国“总统”的人,看了几本写民主的书,每天就在那里比谁更右,弄得连我都犹豫了:如果民主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个玩艺,我宁愿生活在专制下。社会思潮的极端化,让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网络写手不得不选边站,你不选吧,他们就帮你选。   当然最大的责任恐怕还在我自己身上,在于我个人的知识与认识与认识。 我之所以认同了一位不喜欢我的读者用来讽刺我的“民主小贩”这个称谓,是我确实认为自己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只不过刚好达到了“小贩”的水平,离研究民主理论而不受制于现实的“大师”们太远,也和无知者无畏的“斗士们”保持了一段距离。   我认为,追求自由民主制度与以前追求所有其它类型社会制度的改朝换代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自由是每个人的,民主同样需要大多数觉醒的个体的参与与运作。而以前的各种制度,靠一个党,靠一个英雄造反后建立起来,让民众按部就班听话照做就可以了,但民主制度如果这样运作,那还真会出现问题。最近一些新兴民主制度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此。虽然我不是“素质决定论”者,但 多年前涉足江湖,也就此定位自己的角色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最普通的故事和最浅显的语言把世界上离我们最远的理论演绎一遍。   我的多层身份对我的写作影响也很大。 我游走于海内外,民主制度对于我早就不再是理论与理想层面上的,而是现实中柴米油盐与几乎每年都有的投票。我知道民主的珍贵之处,但也不会过份理想化。因此我的一些文字,对于那些不但把民主理想化甚至神圣化的人来说,就难以接受。   在这次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事件中,大家可能注意到中国学者的评论同西方、台湾学者的论述就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大多就事论事,而中国大陆学者无论是支持学生还是反对学生,都夹带了极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都试图从民主的理论切入,高屋建瓴。例如,支持学生的那派简直就恨不得“民主力量”少年们能够像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立马推翻马英九,搞一个“更民主的”台湾,最好也是“反共基地”。把他们同当年红卫兵相比当然不太恰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看泰国,或者克里米亚,也许会有更深的思考。   而那些反对学生激烈行为的呢,则认为这些学生生在福中不知福,用自己鲁莽行为破坏台湾这颗中华民族唯一的民主幼苗。这些学者显然只读了美国薄薄一本民主进步的辉煌历史,却没有读过美国通史,不知道美国民主发展至今,不光是体制内的改革与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几乎每阶段都少不了群众相当激烈的抗争。大家不应忘记马丁路德金博士带领了几十万白人黑人把华盛顿围得水泄不通的日子。   可见,一个地区民众的民主抗争是否能推动制度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民主制度的框架是否稳固,所处国际环境以及整体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清楚了这点就不难知道,泰国的抗争有可能损害民主制度,克里米亚的抗争可能让国家分裂,而台湾学生的抗争则很可能推动民主建设更上一层楼。   我也承认我更受制于自己体制内外的双重身份。 那更大的原因是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一个也不能少”,不是你赢我输,而是双赢的局面,上下、内外互动尤其重要,中国历史上那种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有几个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我还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纠结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 这两天在日本东京旅游,当我站在繁华的银座和秋叶原的街头,看到熙熙攘攘、背着大包小包的大陆游客,我总忍不住想起 20 多年前第一次来日本,那时我同某省的政法委书记与政法部门厅长出差,当时除我们几位西装革履的中国干部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游客。现在不同了,中国人到处都是,而且有钱了,连日本人都不得不在主要场所配备中文翻译。作为去过一百多个国家,生活在海外十几年的中国人,我内心由衷地为中国快速的发展感到高兴和骄傲。   只要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怎么能不看到中国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执政者解除民众身上的枷锁的直接结果,也同小平以来的历届政府的改革政策分不开。可是,当我想到中国民众的个人权利不能得到宪法和制度有效的保障,社会不公严重存在,贪污腐败长盛不衰,大老虎依然前赴后继地为非作歹,贫富差距如此巨大之时,我也会悲观,会失望,甚至恨得咬牙切齿。   看不到不足的人没有未来,看不到光明的人同样不会有未来。作为一名面对青年与文化水平较低阶层的写作者,我不能让盲目的自豪与不负责任的仇恨控制我的笔。我的文字不是为了满足人,也不是为了激怒人,而是要给人力量和希望。那力量和希望来自于对不公的不满,对改变的渴望,也来自于对取得进步的信心与对未来的期盼。   我只是一名写作者,我不是一名勇士——勇士们靠某一个事件一举成名后成为大众的精神领袖;我也不是一名斗士——斗士一般都站在远远的距离斗志昂扬、指点江山。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贩”,注定为了贩卖一些“鸡零狗杂”的信息与理念而周旋、苟延于“城管”之间;我充其量是一名“战士”,为了达到目的,消灭不公与专制,我会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战斗下去。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微信群中的那位朋友由于与体制若即若离、又刚刚肉身接触到外部世界,对我做出误判还情有可原,那么,那位一直还享受体制的好处,对民主自由的理解不甚了了,每次发言都因为头衔前带上了一个体制内职位的光环而变得“著名”的体制内“公知”实在是太高看自己,低看我党情报工作了:派我这位好歹比你更能把道理说清楚也能影响更多人走上正路的写作者来“做”你的工作?太本末倒置了吧?无间道不是这样玩的!   至于说到海外那位作家朋友,杨恒均“不相信民间,对公民社会缺乏信心”?你以为他在春风得意时离开体制是为了再进入体制捞个一官半职?你以为他这些年写了连小学生都看得懂的几百万字是在赚稿费,玩高大上?你以为他不知道呆在国外更舒服,更安全,赚钱也更多……你以为相信民间、对公民社会有信心的人一定要在监狱或者海外才能发挥作用?   唉,不说了,越抹越黑,说来说去,现在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我真有可能既是“五毛”也是“带路党”,甚至还可能是“正厅级侦查员”啊……   杨恒均 2014.3.27   参考阅读:   我和老公的减肥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轻松延长男人性生活时间的世界级发现  口臭帅哥真实经历:一个月根治口臭,我有秘方! 发友争相传阅的告别脱发奇文 抗脱十二载(组图)  点滴生活中锻炼“持久力”(组图)    做一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 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路边谈话:谁改革,我就支持谁! 改革应是双赢,不玩零和游戏 革命,还是改良?这不是一个问题! 开启“民智”不如开启“官智” 从此,我多了一些梦想…… 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我的家,我的国,我的天下 博客里的守望者 三十年回顾与展望:光荣与梦想     《伴你走过人间路》签名版购买地址: 京东签名版《伴你走过人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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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环境与发展: 法国专家谈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那么,欧洲尤其是法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究竟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呢?中国的城市发展具体面临的什么样性质的挑战?是缺乏规划还是商业利益优先于一切?我们就此采访了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法中城市与地区合作中心副主任http://www.cfcvt.org/,让-弗朗索瓦•杜雷先生Jean-François Doulet,杜雷先生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已经有二十多年,近日刚刚出版法文专著《“中国制造”的城市》,引发一定的反响。 法广:杜雷先生,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选择研究中国城市化这个项目? 杜雷:我之所以要选择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课题是因为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变化巨大,这些变化是如此的令人惊叹,令人难以置信。此外,之所以要选择中国,也是因为同中国相比欧洲以及法国最近几十年并没有经历同样巨大的突变,欧洲与法国在二战以后的“光荣的三十年”期间也曾经历经了千变万化,可惜我本人并没有切身的体会。中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过渡性以及突变性阶段,从毛时代的国家经济转向今天的自由开放经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彻底地改变,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完全改变了面貌,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前我选择了研究中国城市化这一课题,并且于1994年的春天第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我当时只是一个主修地理学和中文的年轻的大学生。 法广:您二十年来是从哪些层面对中国城市化课题展开研究并且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式? 杜雷:二十年来,我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城市政策,也就是说如何规划以及管理城市,一开始时我特别关注的是如何规划以及管理交通,尤其是随着汽车使用的普及,各大城市应该如何规划市区以及治理因车辆数目膨胀而必然导致的交通阻塞。之后,我又逐渐扩大了我的研究课题,转而研究城市政策的各个层面,除了交通之外,还研究住房,能源,从整体上规划城市的发展,如何制定新建城区的规划,如何筹划老区的重建。所以二十年来,我同中国各地的城市管理官员以及开发商都有接触,可以说我既是观察者又同城市规划的决策者有密切的联系。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同中国从事城市化研究的学者的合作紧密,同我们合作的大学包括北京清华,上海同济,以及南京的南京大学,我所在的巴黎九大还同南大共同创建了一个法中城市与地区研究中心,我们一同参与了上海,北京,重庆,广州以及南京的城市规划设计,我们参与的最新的一个项目是协助制定广东汕头市的( SD Schéma Directeur)总体规划纲要。 法广:欧盟2012年将城市化列为欧盟同中国展开战略合作的领域之一,那么,法中城市与地区合作中心是中欧合作的一部分,还是仅仅停留在中法层次?欧洲尤其是法国在城市化领域能够给中国带来些什么呢? 杜雷:欧中与法中之间的合作层次不同,虽然好多合作项目的执行者相互之间都认识,但是,他们往往各自有各自的计划与工作方式,从欧盟的角度来看,他们主要是从外交层面制定一个合作的整体框架,能够保障象我们这样的合作中心能够具体的运行,所以我们的工作架构不同,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我发现最近几年来,中国开始在欧洲寻找城市规划的模式,而此前,中国城市都将目光投向美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是全世界在减低能源消费上投资最多的地区,这是欧洲城市化建设的一大特点,这当然是因为欧洲的能源资源有限,所以,欧洲一般来说比较倾向于在城中建城,而不是大兴土木,修建新的城市,以此来减低在能源方面的需求,而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因为同欧洲一样,中国也希望减低对外的能源依赖。因为,修建一座新城市,一个新城区,要做出巨大的投资,中国过去多年来,开山填湖,大兴土木,新开发了许多城市,这当然也是为了回应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然而,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灾难,而且也导致能源及其他资源的极度浪费。中国目前的城市建设模式化出的代价十分沉重。而在城市化发展领域历史悠久的欧洲可以帮助中国如何减低代价,欧洲在城市翻新领域经验丰富,所谓城市翻新,指的是与其说,打造一个拔地而起的崭新的城市,还不如在现有的基础上翻新,扩大旧城的容量,使它能够容纳更多的居民。城市翻新的另一个含义是将现有的建筑翻新成更持久的绿色建筑并且降低能源的消费量。 法广:无论是生活在中国国内的民众还是经常回国探亲的海外华人,他们面对拔地而起的一座座新城和一幢幢新建筑时往往会有同一个感受,那就是这一切似乎都缺乏整体的规划,您经常接触中国各地城建办公室,不知您对此有何感想? 杜雷: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上有一个城市规划的长久计划,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又给人一个缺乏长久和总体规划的感觉,与其说是由于缺乏总体规划,还不如说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商无视城建办公室的规划,按照土地以及房地产的价格来开发,因此,城市建设最终被房地产价格牵着鼻子走,由于土地产权往往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也希望能够高价抛售土地,因此,也就顺应房地产开发商的选择,以便获得更多的税收和地产收入。这使城市的正常规划与发展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 法广:请您介绍一下中法在武汉建造可持续发展城区的合作项目。 杜雷:中法在武汉的合作项目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前不久刚刚宣布的在武汉郊区修建一个可持续发展城区,这个城区的面积相当可观,相当于一百平方公里,位于武汉市的西南部,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区,它一半是城镇一半是农村,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区,要修建这一城区必须考虑如何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武汉位于湖泊众多的地区,而湖泊地区的自然生态十分脆弱,需要特别的保护。这将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试验。因为在中国,我们都观察到中国城市建设的规划者往往很少考虑自然环境因素,对他们来说,自然环境通常是城建计划发展的障碍,而不是优势,他们一般都不会去利用开发自然因素,因势利导打造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今天我们已经见到这一切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十分严重的。这个计划的具体实现由里尔市的市长马提哪•奥布里女士负责,奥布里女士在城市规划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中法在武汉合作项目的第二个部分内容是除了这个具体的城市合作计划之外,还包括中法在如何打造可持续发展城市方面的研究与经验的综合,这是第二个完全不同的合作内容,中法几年前曾经签署了一个城市规划合作协议,很可能所有参与落实该合作协议的组织与个人都会为武汉城区的建设出谋划策,法中应该在今年秋季在武汉城区合作区地基上奠定第一块基石,象征着这一合作项目的正式启动,这一计划激起了许多的期待与希望,但愿这些期望最终成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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