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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保姆爆 鄧文迪是潑婦

梅鐸夫婦前保姆爆料,鄧文迪常對屬下咆哮,也常罵老公。圖為梅鐸夫婦日前抵達愛阿華州太陽谷。(Getty Images) 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的妻子鄧文迪,去年7月在英國國會舉行的公聽會挺身護夫,揮手擊退企圖攻擊梅鐸的抗議男子,博得虎妻封號。梅鐸家以前的一名員工爆料說,鄧文迪在家裡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潑婦,動不動就大發脾氣,使她身邊的工作人員提心吊膽,有如置身戰區。 原為鄧文迪兩個女兒家教的徐英淑(譯音),首次接受訪問,抖出在梅鐸家工作有多可怕,為鄧文迪小心營造的形象揭開面紗。 她表示鄧文迪經常當著兩個現年才八歲和11歲的幼女罵粗話,還有個保母犯錯,當場被她趕下車扔在路旁。員工沒有任何福利,拿不到加班費,工作時受傷也幾乎無人理會。 69歲的徐英淑接受八卦網站Gawker訪問時宣稱,梅鐸富可敵國,鄧文迪卻非常刻薄小氣,冰箱裡的食物都嚴格標明是梅鐸和孩子的,不准員工動。她還會把為員工準備的午餐拿給女兒吃,讓員工餓肚子。 鄧文迪不僅對員工頤指氣使,也經常當著下人把丈夫罵得狗血淋頭。她說:「梅鐸是個紳士,一天下來會感謝我們的辛勞,可是鄧文迪老是用F開頭的髒話咒罵梅鐸,經常又哭又喊,梅鐸卻很淡定。」 徐英淑說,他們婚姻不和的最明顯跡象,或許是他們經常分房而眠。她表示其他同事透露,2004年聖誕夜鄧文迪和梅鐸一直在吵架,兩人為了是否應該修改梅鐸的家族信託基金,讓鄧文迪生的兩個女兒擁有同樣股權大吼大叫。 她說:「他們為孩子的遺產吵了一整個晚上。」 (梅鐸與前妻和他們已成年的子女經過冗長和痛苦的談判,鄧文迪的兩個女兒後來獲得分享基金,可是未能參與新聞公司的領導權。) 徐英淑說,她當初是應徵一則招中文家教的匿名廣告,不知道雇主是估計擁有80億元身價的梅鐸和鄧文迪。 她在2004年12月受聘,每周為兩個孩子上40小時中文課,可是過了不久連照顧孩子都變成她的差事,經常隨同梅鐸家人往返他們在亞利桑納州和比佛利山的宅邸。她月薪3000元,年薪應該是3萬6000元,可是經常被七折八扣,2005年只拿到2萬6200元。 梅鐸夫婦在紐約的住所,有兩個祕書、一個廚子、兩個管家、一個保母、一個家教和一個打半工的洗衣工。她說,這些工作人員都瞧不起43歲的鄧文迪,她也試圖把她討厭的人逼走。相形之下,梅鐸是個彬彬君子,從不在員工面前大聲吼叫,不像鄧文迪不斷地對員工咆哮。 徐英淑說:「為她工作的每一個人對她都又恨又怕,只要她在,就像在戰區一樣。有兩個為梅鐸工作了很多年的管家,鄧文迪與梅鐸結婚後就想把他們開除,可是梅鐸不讓她趕人。因此只要他不在家,她就對他們大喊大叫。」 鄧文迪也嚴格限制長女Grace的飲食,經常責罵她太胖,要她瘦一點才像明星,像章子怡一樣。 2006年1月,徐英淑在梅鐸的比佛利山寓所抱著他們當時才兩歲的幼女Chloe,被一輛三輪車跘倒,膝蓋碎裂。她無法工作,又因梅鐸家文件處理不當,拿不到員工補償福利。她被迫走路,只先後拿到8000元離職金。2007年她控告梅鐸夫婦,尋求損害賠償,結果敗訴。她至今仍無法工作,靠社會安全金生活。 鄧文迪是81歲的梅鐸第三任妻子,而她很有讓年老的已婚男子隨她擺布的本事。她的第一任丈夫原來已婚,她靠這家人贊助拿到學生簽證來到美國兩年後,53歲的男主人與妻子離婚,與當時才22歲的鄧文迪結婚。兩人在鄧文迪拿到綠卡不久分手,婚姻前後只維持了兩年七個月。梅鐸也為她與結縭31年的妻子離婚。 世界新聞網編譯中心綜合19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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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廣:其實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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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明:平反六四說法不正確

明鏡記者柯宇倩/隨著中國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旅居美國的中國雕塑家陳維明確實感覺到,在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時,阻力也越來越強,但他對《明鏡》表示,如今中國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連官員都寧可背負叛國投敵的罪名,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在這樣一個變革的前夕推動民主女神像,是很好的時機。 來自中國杭州的雕塑家陳維明,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6月中,《明鏡》記者趁著陳維明到紐約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之際,專訪到這位長年推動中國民主的藝術家。 陳維明對《明鏡》坦言,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前一段時間確實讓他有種推動紀念“六四”運動和民主化越來越困難的感覺。“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快速發展,好像讓世界感到意外,但現在給世界的更大意外,是中共高官也要投奔西方,像王立軍一樣。” 陳維明認為,中國大陸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中共官員完全知道這個政權的恐怖,他們知道如何把人“被失蹤”、“被自殺”,相對來說,他們也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這樣的危險中,因此甘冒背負叛國投敵如此大罪名的風險,也要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 “六四”23週年之際,曾傳出中共或有意平反“六四”的消息,陳維明對《明鏡》表示,其實“平反”的說法不正確,因為中共執政沒有法理依據,一個合法的政權應該是人民選出來的,所以它的平反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劊子手怎麼可以給受害者平反?他們是罪人,沒有資格為六四平反,只有劊子手被送上法庭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伸張的時候。” 全文將刊於《明鏡》月刊。 陳維明(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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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中国外逃贪官的首选国家

中国贪官大量外逃,在加拿大形成了“贪官小区”。评论认为,由于加拿大法律严谨,遣返程序复杂,因此加拿大仍是中国外逃贪官的首选国家。 近来,中国传媒大量报导贪官外逃现象。《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 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 有媒体说,中国外逃贪官因不甘寂寞,在海外想继续高档享乐生活,并呼风唤雨,在当地发挥影响力,加拿大形成了中国“贪官小区”。 在温哥华担任中国黑龙江银行诈骗案主嫌高山的法律顾问的任立三则表示,外逃贪官一般都比较低调,不会在海外结党成派,引人侧目。但他同时表示,由于加拿大法律制度严谨,遣返程序相当复杂,让中国贪官有侥幸心理,因此,加拿大仍是中国贪官外逃首选国家。 居住在多伦多的梁咏春评论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进一步动荡,人人自危,造成越来越多的官员外逃,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 “这进一步证实了,目前在中国生活的人普遍意识到的危机感。因为谁都知道生活在国内随时都处在危险当中。对于做官的来说,分分钟可能被叫拉清单,清算。从而失去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即使不会被政治斗争清算,也存在着像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 梁咏春表示,官员大批外逃说明他们比一般百姓对中国更没有信心。 “在中国的官员群体,他们掌握着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真实情况和信息,从而会有更强的危机感。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把目光放到了海外,不是自己就是把家人送到海外。” 梁咏春分析表示,外逃贪官在加拿大比较集中,形成了贪官的社交生活圈子。 “这 些人并不会像中国早期的留学生那样,去学习英文,然后试图融入当地的社会,工作、生活。他们带着在中国国内贪污得来的非法所得,到海外享受这种非法的收 获。因为融不进当地的社会,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选择一些容易聚集在一起的社区去居住,价格比较昂贵,条件相对比较好。而且也方便他们形成一定居住效应的社 区,从而也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大家所说的贪官小区。” 原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于2004年底,携巨款逃到加拿大。 中国媒体报道说,高山涉案金额超过十亿元。由于高山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办好了加拿大的移民身份,因此,其案件已经被加拿大移民部列为“无限期延后”类别。 同案犯李东哲、李东虎兄弟,由于没有加拿大身份这一重保护,则已经于2011年遭遣返回中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从加拿大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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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1)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然而,由於並非以中文創作,其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10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英語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6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 1. 李翊雲(Yiyun Li)(英語,美國)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許多華裔作家以英語寫作時,仍擺脫不掉中國人的筆觸,但李翊雲的文筆老練、用字遣辭可媲美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其寫作手法也相當美國化。李翊雲運筆沈穩、壓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震撼人心、感情飽滿的世界。其故事場景多為中國和美國,人物挖掘則非常深刻,以中國城市裡的小人物與華人故事為主,並在中西方之間找到共性,讓美國人讀來也能產生共鳴。 但李翊雲並非文學專業,她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後學的也是免疫學,雖然父母勸她不要從事寫作,但她無法放棄對文學的喜愛,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目前住在加州的李翊雲以短篇小說見長,其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用同情與敏銳的角度,深刻又細微地描寫中國改革開放後一群小人物的困境與辛酸,透過對這些被歷史遺忘者——既有中國合法、非法移民,也有流亡美國的人士——的細緻描繪,李翊雲戲劇性地擴大了20世紀晚期中國政治劇變和全面社會變化的影響。 李翊雲的故事情節多有暴力風格,《千年修得共枕眠》讓李翊雲一舉成名,2009年她推出另一部小說《流浪者》(The Vagrants),用含蓄嚴肅的筆調、精準的觀察,描述毛澤東死後的1970年代晚期,為政治而背叛的人們;小說以一名女子即將被處死的反革命女子為開頭,帶出許多城鎮人性的殘酷故事。 李翊雲的許多小說都為西方讀者開啟一扇窗,得以瞭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世界,她的小說也往往超越民族與時空,讓讀者更加深入地反思人性。其作品經常在《紐約客》、《巴黎評論》出現,踏入文壇後,李翊雲獲獎連連,2007年被英國雜誌《格蘭塔》評為美國35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2010年獲《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明鏡》認為李翊雲是英語文壇中最耀眼的新秀,將李翊雲選為10位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作家之首。 李翊雲(Ye Rin Mok攝,李翊雲提供明鏡) 2. 哈金(Ha Jin)(英語,美國)在美國文壇獲獎最多 1999年,哈金以長篇英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美國第50屆國家圖書獎,為至今唯一獲此獎項的華人,令美國出版業與讀者更加重視以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雖然高行健獲得文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但高是以中文翻譯作品獲獎,而哈金則以英文小說榮獲美國國家級的肯定。《等待》將一名醫生的故事以充滿詩意的筆調寫出,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內心衝突與當時的政治背景。 哈金語言簡練,創造一種新移民英語寫作風格,除國家圖書獎外,哈金也拿過海明威獎、福克納獎等各式獎項,被稱為“獲獎專業戶”。哈金短篇小說的一大特色,是大都講述小人物故事,反映“文化大革命”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89年的民運為哈金人生的分水嶺,也是他決定以英語寫作的開端,《瘋狂》(The Crazed)便關注了“六四”人物;哈金也將歷史題材以小說形式展現,《戰廢品》(War Trash)講述朝鮮戰爭,《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描寫南京大屠殺;近年,哈金將注意力放到移民身上,以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短篇集《落地》(A Good Fall)為代表。 哈金的作品讓西方讀者重新認識中國,今日英語界提及華裔作家時,幾乎不會漏了哈金的名字,哈金的成就,為往後的華人作家開闢一條更寬廣的創作之路。 哈金(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3. 戴思杰(Dai Sijie)(法語,法國)用電影技巧說故事 在美國,由於同名電影的成功,譚恩美的英語小說《喜福會》(Joy Luck Club)廣為人知,讓中國文化深入西方家庭;而在法國,戴思杰的法語小說《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同樣憑藉電影的力量在全球大放異彩。曾是戛納電影節注目單元開幕電影、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是戴思杰自編自導的。 1971年至1974年被下放到四川接受“再教育”的戴思杰,作品多有“文革”的影子,《巴爾札克與小裁縫》講述兩名遭下放的知青友誼和農村姑娘的浪漫愛情故事,《某夜,月未升……》(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訴說文革中相戀的法國女子和中法混血男子追尋藝術、歷史和愛情的故事。戴思杰的《釋夢人》則是另一種風味,用詼諧、荒謬的情節講述中國精神分析師在中西文化間尋找“處女”的冒險之旅。 1984年戴思杰至法國留學,繼續在電影上深造,開始以法語寫作前拍過三部電影,因此讀戴思杰的小說,就像看電影,每一個章節就像一個電影場景,其優美、幽默的筆調與故事,屢獲法國文學獎評審和讀者的青睞,是高行健之外,最重要的旅法華裔作家。 戴思杰 4. 裘小龍(Qiu Xiaolong)(英語,美國)華人也能寫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在西方是個相當受歡迎的文學類別,除了裘小龍外,幾乎沒有華人作品成功打進這個市場,更別說以英語寫作。裘小龍的所創造的刑警隊長陳超,年輕帥氣、一口標準英語、喜愛吟詩朗誦,大大扭轉了西方讀者對中國人的印象。裘小龍的小說已悄然在西方偵探小說界紮下根,擁有一批忠實追隨者。 “文革”時因故避免了去農村插隊命運的裘小龍,因緣際會下開始學習英文,打下往後英語創作的基礎。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以一種新鮮的中國偵探小說形式征服西方讀者,讓裘小龍成為首位獲獎世界推理小說大獎的華人,之後的《外灘花園》(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石庫門驪歌》(When Red Is Black)、《雙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s )等作品也相繼被翻成各國語言,廣受青睞。 來自上海的裘小龍,其小說不僅娛樂讀者,也將上海乃至全中國的文化、歷史,鮮活細緻地展現在給西方民眾的眼前。許多美國學校都將裘小龍的小說作為教材,裘小龍的作品是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窗口。 裘小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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