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清华与北大是中国最知名、影响力最大的两所大学，长期以来颇有瑜亮情结。然而，在反腐与改革齐头并进的新时代，两所大学现今的处境却真有云泥之别。清华大学的干部成了香饽饽。2015年伊始，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出任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候任部长，这位51岁的环境专家因而也成为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最年轻的掌门人。而回溯前两年，2013年，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主持中组部日常工作，主管全国党政干部人事大权。2014年，继陈希之后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又外放习近平的政坛老根据地浙江，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执掌一省人事大权。早在2006年2月，清华大学同时提拔了两名副校长。39岁的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胡和平和38岁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陈吉宁双双被提拔为副校长。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就是陈希。2007年12月，清华大学领导层再次进行调整，胡和平担任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吉宁担任常务副校长，实际就是第一副书记和第一副校长。2008年12月，陈希调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胡和平继任党委书记。到了2012年2月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退休，陈吉宁也顺位继任校长。从2008年到2013年，陈希在五年之内调动了五个部级职务，历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辽宁省委副书记，中国科学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而胡和平于2013年12月空降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此次，年龄最小的陈吉宁如一批黑马，担任副部级职务仅仅三年之后，就直升环保部党组书记，跻身正部级行列。其受重用程度，令那些在官场摸爬滚打大半辈子的政客眼热。实际上，就高官产量而言，清华大学一直堪称中国大学中的第一大码头。累计产生过习近平、胡锦涛、朱镕基、宋平、姚依林、吴邦国、黄菊、吴官正、胡启立等9位政治局常委。其他省部级官员更不胜枚举。如今，有了习近平这位天字第一号“中国好校友”，清华干部更是飞黄腾达。陈希、胡和平、陈吉宁等人密集出踞要津，就是最好明证。早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就与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共同策划组建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落户浙江嘉兴。时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兼任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就是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当时的清华大学秘书长即由副校长陈吉宁兼任。胡海峰现在担任嘉兴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当时的嘉兴市委书记就是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一股政坛“泛清华”势力隐然显现。对比清华的水涨船高，北京大学却在反腐风暴中丑闻缠身。北大方正集团深度卷入了令计划贪腐窝案，存在大量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原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现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则被曝光与落马的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关系匪浅。令计划之子、韩学键之子昔日在北大期间的衙门作为，更是权力嚣张跋扈的缩影。在完成对31个省区市的巡视之后，中央巡视组未来的监督重点一是国企，二是长期被官僚把持的重点大学。官本位作风、官僚治校、校办企业牟利、教授论文抄袭剽窃、老师逼奸学生等种种乌烟瘴气的乱像，今后将迎来一轮整治。那些与大老虎有着千丝万缕的大学，自然首当其冲，是逃不过的。

12月21日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演讲的主题，与所谓“正能量”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和花千芳一样,都是在鼓吹“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唯有我们“风景这边独好”，被观察者网誉为“一节深入浅出的公开课”。 　　但他毕竟是个“生意人”，周一到周五做资本家，“周六周日研究中国共产党”只是“业余爱好”，“在商言政”终究难免“浅入浅出”并且功利。...

　　 　　     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谢泳 　　 　　 　　 当现实困惑越来越多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近年来，随着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升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从蔡元培到胡适》和《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岳南耗时8年写作的170万字巨著《南渡北归》再次掀起狂潮。往事并不如烟，从这些回首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当下的人们更容易看清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坎坷之路。 　　 　　 作为一本典型的民间历史文本，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是对尘封已久的燕京大学的一次成功打捞；虽然很多历史档案仍被封禁，但来自亲历者的口述史却增添了另一种真实与鲜活。 　　 　　 作为知识分子的发源地，大学在西方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如果再向上追溯，那么古希腊才是西方大学的真正源头，从苏格拉底的思辨到亚里斯多德的推理，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以他的学院来支配城邦政治。一般人们将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视为世界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早期的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政府，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自由的研究学术。博洛尼亚大学甚至有独立的审判权。 　　 　　 大学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因为大学，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职业。无论是私立、国立还是教会大学，他们一般都保持着独立管理和学术自由，即使在接受外来资助的情况下。巴黎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教授由教会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他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它们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自治的传统，思想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思想革命。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大学，就不可有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现代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清教徒创立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大多为教会所建，著名的如哈佛、耶鲁和康奈尔等大学，这些大学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美国的历史。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却缺乏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所谓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高等书院以儒学教育为主，其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依附于皇权的统治官僚。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称通识教育）是美英大学的最大特点，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这种体制下的大学并不是为了造就技术专家，只是为社会培养受到较全面基本训练的优秀公民，大学就是启蒙，赋予他们完整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专业能力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培养。牛津运动的创始人纽曼甚至说认为“大学应该是培养‘英国绅士’的地方”。磨刀不误砍柴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种具有思想精英和贵族精神导向的大学传统在中国很快结出了丰硕成果，至今亦令人无限怀念。 　　 　　 从某种程度上，燕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甚至更为典型和悲壮。作为一个由美国人创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体现了大学这种精英教育方式的西方性和世界性，这也使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保持同步。比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这种同步与合作的最好体现。 　　 　　 1919年，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建设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燕大虽是外国人所建，但几乎所有的院系主管都由中国人来担任，大多数教师也都是中国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燕大，中外不同国籍的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如此，这几乎是一般工人月薪的20倍。到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如洪业、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周作人、陈垣、顾颉刚、钱穆、钱玄同、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齐思和等。 　　 　　 燕京大学治学严谨，根据当时制定的教职员资格标准，1922年只有4人被认定为教授。作为中国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燕京大学的新闻、法学和社会学等科系人才辈出，费孝通、瞿同祖、吴文藻等一代社会学大家俱出自燕京。在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燕大社会学系成为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事实上，燕京大学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比它要早20多年，而且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1898年，作为那场短命的百日维新的硕果仅存，京师大学堂打开了中国大学的大门。一群传统时代的改革者试图以这种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来取代科举时代的书院。担任总监督的孙家鼐虽是旧派学者，但他非常开明，经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司。教学计划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还有天文学和数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与传统的儒学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科举体制下，这种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来自传统的秀才和举人，他们等待将来在科举考试中得到功名，然后去做官。因此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完全是一副候补官员的作派；比起“无用的”西学来，他们更喜欢吃喝嫖赌。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彻底斩断了大学与官场之间的脐带。 　　 　　 1912年清朝逊位，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的开创者，大思想家严复被袁世凯总统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有着深刻体验和理解，他用了仅仅半年时间，就把这一前清遗物改造成一个真正的近代教育机构。在严复的力主下，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能力被视为合格大学毕业生的标志。他不仅聘请了更多的外籍教师，还鼓励师生用英语上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严复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名正言顺的表示这是一所近代大学，而不是传统的进仕之路。不幸的是，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在一片围攻中黯然离开北大。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其实是从一批传统士子手中发展起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兽镛等，这些开路者全部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但他们却都非常开明，对世界潮流和现代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中国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与世界接轨。可以这样说，正是是蔡元培成就了日后的北大。“除了蔡元培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通过办一所大学来引导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迁。”（杜威） 　　 　　 1916年，蔡元培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归来，将北大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蔡元培甫一上任，就立下宏愿，要让20年后的北大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与严复一代相比，蔡元培是彻底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在后来的历史中，蔡元培几乎成为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象征。“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不仅网罗了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也请来了辜鸿铭和梁漱溟这样的奇人，而梁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积极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自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不仅得到蔡元培的庇护，还得到了他的资助，这份非学术性的私人杂志影响巨大，为一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从北大迅猛地扩展到校外。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为此不得不引咎辞职。 　　 　　 因为五四运动，北大不仅仅只是一所大学，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和国家。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不仅是旧传统的破坏者，更是现代思想的启蒙者，他们通过对社会和政治的积极介入，将新思想和新希望带给更广泛的中国民众。 　　 　　 从历史来看，“五四运动”是非常幸运的，这些爱国青年之所以敢于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确信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能使他们免于暴力袭击，事实也是如此，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但之后，他们失去了暴力豁免权。1926年3月18日，举行抗议游行的大学生受到段祺瑞卫队的袭击，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被杀害。1927年以后，大学生的抗议被视为非法活动，五四精神就这样被暴力和恐怖窒息了。 　　 　　 除过五四运动，还有一件改变历史的事件也与北大有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对知识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旧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让蔡元培极其尴尬。迫于压力，蔡元培于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决定取消学长制，同时还给陈放了一年长假，这等于将陈独秀暂时革职放逐。胡适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此后月余，五四运动爆发，不再担任教职的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亲自站在大街上发传单。直到6月11日，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陈独秀被当局逮捕。虽然3个月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dujun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最新来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85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