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

智谷趋势 | 中国面临一场清算式危机

从宏观数据到微观经营,当前所呈现出来的种种都难以让人乐观,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要正式遭遇一场清算式危机。这场危机具有迅速、猛烈和骨牌式传递的特点,谁都很难置身其外。 这是一场怎样的危机?个人应该怎么办?正如文中所说:“这是一场每代人只有3~4次机会遭遇的磅礴大戏,是社会滚滚向前的一只插曲。只要你看清危机,避开显而易见的风险;看破危机,抓住更大的时代趋势,必将成就未来!” 1该来的总会来 一场清算式的危机(或者新常态)终于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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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泛亚“旁氏骗局”:22万投资人的家当有望讨回吗?

千余人围堵在北京市金融街的证监会门口周一(9月21日),位于北京市金融街上的证监会门口聚集了一千余人。他们统一身穿背后写有“泛亚诈骗,血本无归,还我血汗钱”的白体恤,手举“请中央审查云南,清算泛亚”的标语。在现场的投资者称,近三个小时的维权活动为他们赢得了同政府方面对话的权利。他还透露,这些赔了钱的投资者明天还会有进一步行动。千余人围堵在北京市金融街的证监会门口“泛亚”是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简称。这家号称世界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自2011年4月开盘以来,短时间内吸引了中国几十万投资者的目光。然而最终由于资金链断裂,22万投资者的430亿元资金难以兑付。据报道,泛亚的老板娘兼副总裁张子诺和财务总监已经辞职。泛亚高层也被限制出境。据了解,让这几十万投资者赔上家当的是一款名叫“日金宝”的理财产品,它宣称年化收益13%,如此高收益是其他贵金属交易所的数倍。有分析人士认为,“日金宝”的模式类似于庞氏骗局:用新投资者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以骗取更多投资。这种骗术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投机商人发明的,用中国的话讲又叫“空手套白狼”。庞兹用许诺40%利润回报率的方式吸引投资者向一个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曾成功的在七个月内骗到了三万名投资者。证监会:会督促云南有关部门解决问题金融街的维权活动结束后,全国泛亚受害人协会发布一篇声明称,在抗议人群撤离期间,受害人代表与证监会打非局陈姓局长和北京市公安局内保科长及另外三个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谈。陈姓局长表示,“他们会尽力督促云南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同时将情况通知公安部,是否立案由公安部确定。”一位投资者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报案多次了,但是从来没有被受理过。而未予立案的原因,一份投资者提供的录音文件似乎给出了答案。这份音频的录制时间是6月份,在昆明。在录音中,一位自称是姚副支队长的人说,“因为省里有明确的要求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是没办法的……现在有个特殊情况……因为省里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对这块东西做清理整顿。因为呢,省里也不想它死,你们也不想它死,如果交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弄死。很简单嘛。不用调查,我们调查就要抓人,抓人就要停业。(录音者说:现在也关门了)现在关门和我们去抓人关门是两码事情。”音频文件的最后,这位姚副支队长表示,现在他们无法给出解决办法,“只能等”。投资者:泛亚骗局与政府不无关系据投资者提供的一份昆明市人民政府文件显示,泛亚2010年成立之初,其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黄云波,组员包括市财政局副局长左晖、市地税局副局长马磊、市工商局副局长常晋云、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李松等。一位投资者也对记者说,他平时极少理财,这次投资“日金宝”是因为看到中央台、银行、机场等正规渠道的宣传。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到处做广告,包括飞机、地铁座椅上面、银行里面那个理财的小单子都有宣传,包括银行的电子屏都有宣传……然后包括我们的中央台都宣传了那些视频,泛亚都挂在它的网站上面,你都看得到。所以说看到这种,还有包括我们国内的专家、电视台的名人这些东西。当时我考虑到种种原因吧,就相信了这个东西。说老实话,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像我就是比较保守的,从来没有理过什么财,钱从来都是存银行的,利息少一点就少一点。怎么突然就被它骗进去了,我感觉这个真的是。”然而中国官媒新华网9月18日刊发一篇标题为《泛亚400亿产品深陷兑付危机 监管:有责任但缺依据》的文章,似乎在为云南的省市政府开脱。文章引述昆明市金融办负责人的回应说:“委托受托业务的停止是企业的行为,不是政府的要求。”而昆明市公安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处负责人说:“由于情况复杂特殊,有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小组,对于报案者先暂做登记的处理。”泛亚准备怎么办?据投资者说,泛亚方面对于投资者的抗议是有过回应的。但每一次都是派代表来谈判,只听不说,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据中国媒体9月21日报道,一份泛亚交易所内部文件显示,“泛亚交易所拟向监管部门备案,采取两项措施,化解目前流动性危机,其中包括退市了结6种交易商品和进行债务重组。”泛亚提出的新的重组方案是:将代持货物注入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然后由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置换信托计划,最终通过股票转让回收资金。此外,泛亚拟与交易商企业或产业相关企业协商,收购盘面货物,尽快了结钴、铑、五氧化二钒、白银、氧化镝、氧化铽相关委托受托业务和回购货物,之后安排此六个交易商品退市。同时,拟将铟、APT、锗、铋、锑锭和镓六品种原委托受托业务中委托方无法按时还款收货构成实质性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债务重组。对于债务重组,泛亚提供三种解决方案:1. 委托方将代持货物在交易所新系统现货盘面挂牌卖出,所得收益归资金受托方;2. 解除原委托受托协议关系,资金受托方将代持货物变为自有仓单,留存或提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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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反腐最后为何多成“瓜蔓抄”?

令计划案件结局初现,周永康案余震还波及了封疆大吏周本顺。有人感叹,这些故事再度演绎了寒门子弟励志向上,终至卿相,在位极人臣之后又惨罹灭门之祸的王朝故事。这种感叹并非无因,从这些政治大事件的缘起、事件所涉人物的结局等来看,确实与王朝故事没有本质差别,分析这种现代版王朝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政治属性,以及今后这类事件还会不会重演。周、令两案演绎当代版的“瓜蔓抄”薄、周、令三案,其实都缘于“不讲政治规矩”。但问鼎的核心人物薄家只有夫妻二人陷狱,周、令两家几乎是“瓜蔓抄”,周家只有儿子周涵因生母不明死亡之事与父亲断交,完全无涉,方保持了自由身;令家两代人如今只剩下令狐路线与令狐剑两人算是自由身。其间原因,当然是三人出身不同,薄家位列红色公侯,算是“主子”;周出身寒门,令家只算附上“老革命”骥尾,不是红色权贵圈中人。从周令两案牵涉人数及其与核心人物周令二人关系来看,几乎就是明朝永乐帝时期的“瓜蔓抄”。何谓“瓜蔓抄”?中国王朝时期历来有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之重刑,谓之“族诛”。据考证,族诛始于商朝,至秦朝发展为诛三族、五族、七族。至隋,宽仁为政的隋文帝认为太残酷,予以废除,但旋即被其子隋炀帝复行并扩至诛九族。降及明朝,还出现史上唯一一次的诛十族,永乐皇帝朱棣深恨方孝孺不降,将与方孝孺有师友关系的人算为一族,列入诛杀之列。这十族当中,除了永乐帝发明的“师友一族”属于非血缘关系之外,其余三族直至九族,虽然解释有不同,但均是血缘关系。我在此借用这个词,不取明人对永乐皇帝夺位后严惩方孝孺引发世人腹诽,因而用“瓜蔓抄”一词形容其酷之用意,只取其惩罚所涉之面。如果用现代政治语言来说,“瓜蔓抄”可表述为“以周令二人为核心建立的利益集团全军覆灭”。细究起来,现代版瓜蔓抄还是与王朝时期不同,一是因为中共建政后,宗族关系被视为封建余孽予以扫荡;二是毕竟进入人口高度流动的工业化社会与信息社会,血缘关系的羁绊弱了许多,利益分享之时这种关系不是必然考虑因素,因此,被牵涉进案中的主要是当事人的直系亲属兼子侄辈、姻亲之类,五服之类的血缘亲属只要没有利益纠葛,不会因血缘关系列入其中。倒是“师友关系”的现代变种,即官场上下级因利益结成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关系网,成为被打击的主流。周永康任职经历丰富,其宦海泛舟之处,如石油系统、四川省、政法系统、先后任用的秘书亲信,无不在扫荡之列,近几年倒台的省部级官员当中,至少有80%左右与周有涉。令计划的任职经历相对简单,从山西直接进团中央,因而只有西山会(山西帮)及其直系亲属成为反腐目标,在官场引起的震动远较年长十来岁、任职经历更为复杂的周永康小得多。中国政治硬币的两面:荣与辱一般来说,王朝体制下,瓜蔓抄多用于谋逆大罪,既云谋逆,自然得有帮派,一个人是无法谋逆的。为官不清(即腐败)、行为不检等只是副产品。但世界早就进入民主化时代,第一强国美国总统都是风水轮流转,中国毕竟挂了个“共和”名号,不再是世袭罔替的家天下,所以“谋逆”这罪名无论如何端不上台面,只能用别的罪名,比如泄露国家机密、破坏党内政治规矩、腐败等等。但这不影响办案时采用瓜蔓抄方式。现在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这种瓜蔓抄合不合理?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这种先抓人、后定罪的瓜蔓抄肯定不会发生,配偶、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犯罪中的合谋关系、甚至一方是另一方犯罪的受益者都需要证据,必须遵循无罪推定这一司法原则。列入中国“红色通缉令”百名追缉犯之一的程慕阳就是一例。中国法院判决认为,程慕阳1997年在河北省政府北京购买地产的一笔交易中扮演了中间人,他和经纪人将这笔交易价格被抬高部分的收入占为己有,被指控侵占人民币280万元。加拿大联邦法官罗伊指出,加拿大难民署2014年10月做出的拒绝程慕阳难民申请的决定,是依据他们相信程犯有严重罪行,但这依据过于依赖中国法院的结论,因为这些证据,要不就是加拿大难民署无法得到的,要不就是“模糊不清和第三手的”。罗伊法官写道,他“难以理解的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程慕阳为共犯”,“我并不是说不存在证据,而是说这些文件并没有包含任何可以显示资金转移到程慕阳账号、能被中国法院裁决为欺诈的证据。”程慕阳是河南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维高于1990年至1998年,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当然都清楚,如果程慕阳不是凭借其父亲程维高之势,不可能白手起家,用不到10年时间,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人民币。也不可能在2000年8月其父程维高秘书李真受贿、贪污案发之后,顺利经香港逃往加拿大。当然也不可能被河北省政府认可为房地产交易中间人。因此,程慕阳被列为“猎狐计划”,在中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认为应该而且合理。这倒并非朝廷昏愦,民间是非不明,而是如我曾强调的那样,中共垄断着中国所有的资源分配大权,极易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掌权者通过一家两制的方式让家人肆意攫取公共财是中共政治通例。这些权势人物大权在握,可以让自己的妻子情人子女利用其权势攫取财富,可以让自己的被保护者官运亨通、发财致富;当这些权势人物倒台后,清算其家族巧取豪夺来的财富、清算其卵翼之下的被保护网络,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一荣俱荣,当年幸运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成员等享受的是政治硬币上荣华富贵那一面;如今一损俱损,得与家主一道承担失败带来的耻辱。猎狐行动海外受阻,并不证明这些外逃贪官家属子女的灰黑色财富来源就合理了,只能说这些人利用了文明国家的法律保护了自己。这些文明国家制订法律时,不可能考虑到这么复杂的中国因素,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中国这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制度依旧,制度诅咒就仍然灵验我曾写过一篇《从周、令、薄三案看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指出中国反腐中的瓜蔓抄现象,其实缘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诅咒。这种制度诅咒包含三重:第一重,权力对资源支配形成的利益帮派化成必然趋势。附着于利益链条上的帮派坐大之后,对中共的中央集权是种挑战,让最高领导人缺乏安全感;第二重,官员对资源拥有支配权,必然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家族腐败是中共官场之特色;第三重,“二代”们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力的傲慢”之特质。后两者在中共政治中不是致命的,但如果家主卷入了不讲规矩谋求最高权力宝座的政治帮派之争,后两点就必然成为突破口。相较帝制而言,中共政治体制有个特点:有帝制之专制及裙带特点,却无最后责任人。封建王朝的最高责任人是皇帝,所以皇帝会在国难频发之际发个罪己诏,以示负责,以此挽回一点民心。中共政治体制从诞生之日开始,问责从来不及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手制造了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也无须用任何形式谢罪,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下去,直至死后还能继续封神,罪责判由其妻等人承担。中国政治这三重“制度诅咒”,既锻造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让权贵与官员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最后也让不少人身败名裂,罹倾巢之痛。薄、周、令三人,既非蒙受中共政治制度诅咒的第一批,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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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特稿:让习近平烦心的两个周永康

“清算周永康已启动”,有新闻网站标题如此说,读者急了,是指那位周永康呢?北京有位周永康,香港也有位周永康,都正在令中共党总书记习近平极度烦心。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之际,两位周永康的命运如何?也是全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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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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