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

温克坚 | 华西村浮华背后的疑惑(转)

该文写于2001年 华西村浮华背后的真相(转) 因事去江阴,朋友说不妨到华西村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找了一个对华西村比较熟悉的人当我们的导游,来到这久负盛名的 “中华第一村”,作了一番浮光掠影式的参观。虽然时间太紧,行程匆匆,只来得及登“华西金塔”远眺,和驱车在华西村范围内转了两圈,只见到一些最多算得上是华西村的“表面现象”的东西,但这些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产生了不少的疑惑。回来之后,又在书报杂志和网络上翻查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更加觉得华西村真的相当有意思,套用张五常先生的说法,华西村可能是藏着一条巨鱼的深潭吧。于是写下了这一篇文字,希望也能算得上是一条小小的猫鱼,目的只不过是希望引起真正的钓鱼高手注意罢了。  一、金塔--符合常理吗?  在华西村,已经有一句名言“不登金塔,等于没到华西”,很有一些北京人警告外地游客“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味道。既然如此,我们入乡随俗,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登那华西金塔,并鸟瞰华西村的全貌。  在塔侧和塔的入口上,都看到一块金牌,上面写着“世界第一塔”,不禁暗暗有些奇怪:“这个世界第一塔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仅以中国来说,塔是历史极为悠久的一种建筑形式,几千年来,留在中华大地的名塔数不胜数,随便一个人都可以随口说出杭州的六和塔,西安的大雁塔等等名塔,不知道这华西金塔凭什么压倒它们?即以现代建成的塔来说,我可看不出这个塔有什么可以与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相比的。更不用说国外的塔,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了。”  当然这个疑问不好明言,正在迟疑的时候,已经上了电梯。塔高有十五层,底层是大堂和商场,顶层是眺望台,中间各层是华西宾馆(据介绍说,这是一个四星级宾馆,以一个村而拥有四星级宾馆,也应该是中国第一了,但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旅游局或国际酒店联合管理集团所授予的证书,又一小小疑问也。),我们必须乘电梯才能到顶层。  乘电梯每人十元。在电梯上,导游介绍说,光光靠这架电梯,华西村一年的收入超过三百万,因为华西村一年的游客一百多万,而肯定每个游客都要上这个华西金塔看华西全貌,这样一来,每架电梯一年可以载五十万客人,每人十元,这样就有五百万了,当然有些领导和嘉宾是不用买票就可以乘电梯的,因此算下来,三百万是保守的了。我注意到我们所坐的电梯不大,进来八个人,就已经相当的挤了;而且这电梯也不是商务写字楼所用的那种快速电梯,速度也不快。本人有一个不良习惯,就是看到或听到什么之后通常会问自己一句这些东西是否符合常理;特别是对那些统计数字,经常地自己略略核一下它们是否合常理。我由于有这个自己心口相商的坏习惯,常常被不熟悉的人误以为走神,甚至有人以为我不懂礼貌--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略过不表。  对我来说,这里几个地方都有疑问。第一,每年游客超过百万,就是说平均一天要有三千多人到华西村来旅游。那么这些人利用什么交通方式来到华西村呢?假设都乘汽车,平均每辆车可以载15人,每天就需要200多辆汽车。第二,这些人怎么登上华西金塔顶层呢?假设电梯一次可以载10名游客,则电梯每天须运行 300次,以上下一次运行6分钟计算,则须1800分钟,须30个小时连续运行,共两部电梯,每部都要15个小时不停地运行。这还没有算上内部工作人员及华西宾馆内住宿的宾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第三,据导游说最高峰期如“十一”黄金周期间,每天游客三万人,我不可想象如何这些人是怎样登上华西金塔顶楼的。  华西金塔顶层的前厅,看见***总书记题写的“华西金塔”四个大字,于是记起在金塔底楼大堂也见到过一幅类似的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大字。同一座建筑,却有前后两任国家主席的亲笔题名(额),以我本人来说,好象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个意义上,华西村之称得上“世界第一塔”或许也算得上当之无愧了罢。但来到顶层的后廊,却赫然地见到好几尊神像(菩萨)的金身。有送子观音、弥勒佛,更有祝寿的寿星、献宝的财神和赐福的天官。这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相信中国稍为正规一点的寺庙、神殿或道观,都不可能让上述神佛共处一堂的,更何况在前厅就是共产党总书记!  下得塔来,导游意犹未尽(看得出来他对华西村非常崇拜),又介绍说,这一座华西金塔建成于1996年,塔高共15层,高98米,造价1.2亿元。我觉得这里也是存在疑问的。首先,造价1.2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在大城市中建造高楼,造价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支付搬迁、地价等费用,在华西村这些是不需要的,1996年花1.2亿却仅造了这么一个塔,怎么说也是有些过不去的。其次,共15层的塔(其实是宾馆),却达高98米,也很令人不解。因为在城市,既然有98米这样的高度,层数应该有28、29层甚至30层以上了吧?回过头来再望上去,总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疑问:真的有98米那么高吗?  二、别墅--围起来很舒服?  在华西金塔上就可以看到华西村为村民所建的别墅,这些别墅都非常的整齐划一,排列得如同国庆阅兵式上的方阵。华西村总共有三代别墅群,所有的华西村村民约350多户都住进了统一分配的别墅,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因此据说华西村村民家家都有过百万的资产。  但华西村是一个被完全围在围墙内的村子,尤其是村民所住的别墅,更是严密地防范外人进入,甚至不许外人接近,用戒备森严四个字来形容也并不过份。导游告诉我们,华西村有指定的专业接待户,由村里统一发放工资。凡是外来的人,不管是参观的游客也好、视察的领导也好、取经的外地代表团也好,都要先到村里的接待宣传科先行登记安排,再指定到哪一家去参观。  我们一来没时间,二来对这种严密控制和安排下的“户访”不是很感兴趣,于是请开车的朋友在别墅区外沿绕圈,最好想办法找个缺口“闯”进去看一看。当然在华西村“村警”的严密监视下,我们的图谋落空了。 但即使是在别墅的外沿,还是可以看到不少风景的。  最突出的是万米长廊,我们注意到自己所乘坐的汽车多数时间都不是在露天行驶,而是行驶在一条大型走廊中,同时这长廊还起了围墙的作用,将华西村的村民的别墅和工厂、农田和外来打工仔打工妹的宿舍分隔开来。  导游告诉我们,华西村的万米长廓也属于是世界一绝之一。除了外围这可以供几辆汽车并排行驶的大型走廓外,在华西村村民所居住的别墅区内,也有密布如网的走廊,将每家每户都连结起来,并通往工厂和村内的主要活动场所如礼堂和会议室等。这样,即使在雨雪天时,华西村村民也不用打伞。  我想,这些长廊起的作用显然已经远远超出遮风避雨的范围了。比如就外围的大型走廊来说,首先它是一种分界标志,不仅有效地划分了村内村外的地理界限,还明确地区分了村民与非村民的等级。其次,它是一种防护墙,有效地防止村外的风光(或“污染”?)进入华西村村民的视野。就别墅区内的长廊来说,则使得每家每户都互相紧密地联结起来并与华西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联系起来。而所有的长廊,都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那就是保证人们沿着指定的道路走,大家都只能走在这条道路上,不能选择其他的方向和路径;同时所有的人都走在一起,也便于互相监督和检举。  车子围着华西村转了两圈以后,我的脑海中浮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画面:那就是华西村首先是围墙中的一座村庄,而每家每户都被某一种网网在其中了。记得哪首流行歌曲中感叹现代人是“墙中人”、“网中人”,但歌中唱的那些大多应该是指无形的墙、心中的网,没想到今天在华西村得以见到活生生的真实画面。如果仅仅以示意图的形式在纸上画出华西村的别墅和长廓,不明真相的人恐怕很难不将其误认为是类似于监牢一类的东西。  导游告诉我们,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华西村没有一个村民离开,所有出去上大学的,参军的,甚至出国留学的也都回到了华西村就业定居。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记录了。但从我们这些外人的角度看来,是为华西村人欢喜好呢,还是为华西村人悲哀好呢?说不清楚,也许围在里面很舒服呢。  三、工厂--效益怎么样?  接着我们去工厂区转了一圈。工厂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直观地觉得好象并不怎么兴旺繁忙,也很少见到运送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车辆。  导游说,华西村的工业支柱是纺织业和钢铁业。我们没有能够进到工厂内部仔细观察,这一点倒是正常的,一般的工厂也是不允许闲杂人等随便出入的。因此不敢乱作评论。但有两个现象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此对其效率有些疑问。  第一点,在那些钢铁企业外面的空地上,杂乱地露天推放着许多很大的钢锭和一捆捆的钢丝,在日晒雨淋之下,很多已经生锈腐烂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钢铁企业的常态?  第二点,华西村拥有一个自己的热电厂。从表面看得出来,这个热电厂规模不大(只为一个村子供电,叫它怎么大!),它的实际效率如何?  华西村还有不少有趣的现象,如华西公园、语录牌、华西村村歌等等,但我们没有机会仔细观赏和体验。  打工妹都不信华西村  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本来就家喻户晓,最近因为当家人吴仁宝的突然隐退,更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华西村固定资产已达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村民人均年收入5万元,每户建有400平方米以上的别墅,且配有小轿车。现在,华西的村民只有2000多名,但外来打工者超过万人。在这些打工者中,近两年有600余人入了华西籍。但也有不愿当“华西人”的,20岁的河南打工者李辉就是一个。 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按照吴仁宝对“幸福”的诠释,华西当然是“天堂”了。如此诱人的条件,打工者竟然无动于衷。这究竟为什么?李辉给出的理由很简单:“集体要你干啥就干啥,那要我扫厕所怎么办?”  李辉的这句话虽然很朴实,却点出了华西村的一个“要害”,也说出了华西人一种共同的“状态”,那就是,在华西,只见集体,没有个人,只有家长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思想。  吴协恩原本有自己的意中人,但他最终不得不顺从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而“听话”,显然也是他最终当上“接班人”的条件之一。  作为吴仁宝的儿子,尚且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没有,其他人又能怎样呢?在刚刚进行的“换届选举”前,吴仁宝说:“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果然,钦定接班人吴协恩以100%得票率当选。在上一届选举中,吴仁宝也是以全票当选的。这一次,他得了零票,因为他决定交班了。难道就没有人希望“神”一样的吴仁宝继续当家吗?难道所有华西人都对年轻的吴协恩心服口服吗?不太可能。尽管只需要51%的得票率就够了,但华西只愿意接受100%。华西人别无选择,因为谁投反对票,谁就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不讲良心”。如果说华西村是一台庞大的机器,那么,每一个华西人就像是一颗螺丝钉。作为华西人,就必须 “听话”,必须与集体保持一致—-对于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来说,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华西人没有休闲。这里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一年中只有春节放两天假,因此外出均得请假。除了上班还是上班,每个华西人就像是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随着整台机器一天不停地运转着。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权,但华西人享受不到这个权利。不知华西人想过没有:挣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钱而挣钱吗?  华西人的收入确实很高,但真正能拿到手的现金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要作为股金存入集体账户。村民如果需要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华西人都分有别墅、轿车,但如果离开华西,包括股金在内,都要被没收。自己劳动所得的报酬,自己无权支配;名为自己的财产,自己却不能带走……这哪里是什么财富,简直就是锁链—-它把华西人死死地绑在华西,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人身的依附。  人的需求分两大层次:一是物质上需求,一是精神上的需求。物质需求当然是首要的,但它只是最基本的需求。无论物质多么丰富,它都无法代替精神,因为精神需求是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的精神需求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身心的愉悦……等等。物质上的需求极端重要,因为它是人生存的前提。但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对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健康、文明的社会,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也应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近年来,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先富者追求的目标,而“提高生活质量”所强调的主要就是“精神生活”。而在这方面,华西人显然是“贫穷”的,因为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意志,甚至不能支配自己的财产……  也许有人要说,绝大多数华西人不是在为自己是华西人而骄傲和自豪吗?是的。但这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巨大的财富可能暂时“买断”其他,因为笼罩在华西人头上的光环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精神上的空白。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华西的这种鹤立鸡群的财富优势将日渐减弱,榜样式的光环也将逐渐淡去—-当华西不再是奇迹的代名词的时候,谁还愿意将自己的一切完完全全地交给一个小小的村庄呢?  一介打工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敢肯定:这样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当这种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华西村肯定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华西村了。  华西村:富裕的画饼  华西村人“富裕”,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家家户户住400多500平方米的别墅,有小汽车”,每家“最少有存款几十万元、最多有几百万元”。因此,华西村人家家都是百万富翁。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华西村人真的有那么富吗?  华西村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富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为如下四个较小的问题,即:(1)上述这些数字是否真实?(2)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它们所代表的财富在法律上真的属于华西村人吗?(3)就算这些数字是真实的,而且所代表的财富也真的属于华西村人,那么它们财富现在在哪里?或者说以什么形式存在? (4)就算这些财富是真实的,而且法律上也属于华西村人,现在还好好的在那儿,那么华西村人可以自主充分完全地支配它们吗?或者说,这些财富在事实上是不是属于华西村人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先引用华西集团的核心企业,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文中我们用上市公司来称呼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些有关职工收入的数据。请注意,华西集团2000年“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这个指标很有华西特色,相信也是他们独创。是不是基本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利税?)3亿元,而2000年上市公司一家的利润总额即达到了7218万元,因此,相信上市公司是华西集团中效益较好的企业成员,其职工的收入也应该处于较高的水平。那么,上市公司的职工收入到底怎样呢?对此,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的相关项目透露了一些信息。下面所引的数据都是上市公司本身的数据,由于需要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很少,合并数与之相差不远,在此省略。  上市公司1999年度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1630.75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年初“应付工资”余额为906.49万元;年末余额为745.92万元。  上市公司2000年度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2093.80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年初“应付工资”余额为745.92万元;年末余额为798.71万元。  上市公司2001年中期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1248.44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期初“应付工资”余额为798.71万元,期末“应付工资”余额为1333.03万元。  另外,据2000年度报告显示,2000年末,上市公司华西村在册职工人数为2661人。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所有职工一年可以获得的工资已经都反映在上数的数字之中。这样,大体上,1999年上市公司所有职工的总收大概为 1470.18(1630.75+745.92-906.49)万元,同理,2000年为2146.59万元,2001年上半年为1782.76万元。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2001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职工半年总收入的平均值为:0.5366(计算方法如下:[2146.59/2+ 1782.76]/2661/2)万元,即平均每月894元左右。因为高级管理人员、业务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收入要高于平均数,一般职工的收入肯定达不到此数。但我们不妨假设具有华西村村籍的职工收入要好一些,可以达到并超过这一平均值,不妨假设为1000元每月,相信这已经是到顶了。 但是,这些收入并不是完全可以拿到手的。我们从上述所引的数字可以看出,华西村拖欠工资的情况非常严重(意外咧!吃了一惊吧?)。1999年底没有支付给职工的工资达达745.92万元,2000年底增加到798.71万元,2001年上半年结束的时候,更加激增到1333.03万元,达到员工同期所有收入的74.77%。  其实,上述的分析还远远没有揭露问题的全部,上市公司的应付福利费余额也是非常惊人,报表显示,2001年中期达到了1031.98万元。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大体上推断出:  第一,就一般华西村村民来说,一个正式就业的职工一年的收入不会超过1.20万元,这是2000年或2001年的收入,在以前肯定不可能有这么高。因此,每家每户都能积累起50万以上的存款这一点值得怀疑。  第二,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职工的收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能即时兑现的。据我们从其他渠道的了解,华西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拖欠情况较少,那么所拖解欠的大部分是华西村本村职工的工资和其他收入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据说,在华西村,由吴仁宝领头,所有村民的奖金都不能全部真的发到个人手中,个人最多只能拿到30%的奖金,其余部分由集体统一管理,用作生产发展的资金。  而且,华西村人要装修自己的房子,或购置大件物品,要使用自己的钱,都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再由村里从他自己(?!)的帐户里拨给。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部分地回答了在一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即(1)众口相传,众文相抄的关于华西村人很富裕的统计数字真实性本身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2)就算这些财富是真实的,但普通的华西村人是不可以自主完全地支配它们的,因为很大一部分被集体保管了。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华西村人对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他们有部分财产权利是被剥夺了的。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有关华西村人存款的问题,接下来再谈一谈房子和汽车的问题。  房子能不能算作自己的财产,最直接和最表面的证据是房地产登记部门的房产登记簿上所记录的事项。如何房子没有登记为我所有的,而是登记为别的什么人所有,那么就算我在这里住,我也只能算是房客,这房子的价值是不能算到我的财富里面的。我不知道华西村这方面的是怎么规定的。  就算这些房子已经明确地归华西村村民所有,那么是不是真的值上百万呢?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估价,前提在于它是能够自由流动的、可以在自由地市场上买卖的,华西村的别墅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市价不能适用于对华西村房子的估价,  这样,就只能来算造价了。因为不用地价,造价绝不如想像的那样贵。  汽车的问题也类似,不再重复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一个华西村村民离开华西村到外面定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华西村有一个规定,凡想离开的人,都必须把村里分配给他的各种福利,包括别墅、汽车等等全部退回,这样一来,这个要离开的人就是究光蛋了,可能还要倒贴呢。原来,房子不是他的,车子也不是他的。  我们还知道,华西村人是不能随便离开华西村的,凡要离开村子,即使是为了公事出去采购原材料或推销产品,也必须请假,获得批准。更加不用说个人出去旅游或干什么私事了。当然村里领导会告诉你,你用不着自己出钱去旅游的,集体会组织大家一起出去旅游的。平时呢,没事干,大家在一起开会、唱歌、背语录好了。  不知道我们这个下面比喻是否恰当呢?大部分华西村人好比是一群关在笼中的人,另外有一些人把许多金银财宝堆在笼子旁边,对笼中人说,你们都是富翁,这些财宝迟早都是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用,还是我们来帮你们用比较好。其实呢,不仅自己的财宝要由别人来用(要是我,心痛死了!肯定的),而且,这些财宝是一堆外表看来珠光宝气的破铜烂铁也不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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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 | 民主化的基础力量

                                      2011 年 3 月 10 日 凌晨 3 时许,浙江温州乐清寨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揭晓,前民选村主任钱云会的堂弟钱云孟以 1788 票高票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据在场的《法制日报》记者记录,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关注中国社会演变的人,都应该想象和感受一下这个热烈掌声背后所蕴含的意味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公共热点事件变化频繁。但是作为 2010 年最重要的舆论风暴之一,钱云会惨死一案无疑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网民的共同记忆。遗憾而不意外的是,这个惨案中,官方并没有通过严谨无暇的法律程序向公众提供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而网民通过网络围观和现场调查寻求真相的努力也因为官方刻意的阻挠而停滞。但是通过这个事件,公共机构的权威和统治合法性不断销蚀,民间力量不断结构化,这两种不同方向不同逻辑的力量都是未来社会演变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需要我们去还原和追叙。那就是在数年以前,当钱云会被选为寨桥村村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肯定同样得到了村民的热烈鼓掌庆贺,他的当选寄托着那些普通村民的期待,希望能通过对他的信任投票,去领导他们维权,对抗日益骄横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对村民权利的强取豪夺。   为了对得起村民的期待,为了不辱没村主任这个不起眼的职位的尊严,钱云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最后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他惨死于车轮之下。寨桥村村民们是这些悲剧的见证人和直接利益攸关者,他们明白一个小小的村长职位对他们的意义,他们明白他们手中的选票的价值。虽然在一个庞大的压制性体制面前,他们的权利是脆弱的,但是他们没有放弃,钱云孟的当选,就是表达对钱云会的认同和哀悼,表达他们坚强不屈的抗争意愿。   让我们引述《法制日报》记者的更多描述来说明当时弥漫在现场的那种力量:   选举场合设置了两个投票点,投票点上挂着:“公平竞争,依法选举”的标语,每个投票点边上设有 3 个验票发票处。台上,设了 10 个秘密写票点和 5 个投票箱。“确实有人打过招呼,叫我选谁选谁。”老王笑呵呵地说,“他说他的,我选我的。一个村的,都知根知底,选谁不选谁我自己脑袋会想的。” …… “还是太阳底下的选举好。 …… ”唱票人每喊一声,计票人在黑板上候选人姓名后划上一笔。虽然已是深夜,围观的村民们却毫无睡意,在兴奋地议论,大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这个最基层的微观政治舞台所折射出的人性力量,可以让那些“民主素质论”者闭嘴了。没错,由于长期体制性的压迫,构成中国人口 50% 以上的农民,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经济社会条件依旧处在社会底层。“素质论”者不去反省这些现象背后的体制因素,反而最喜欢传说那种古怪的论调:比如说中国农民缺乏民主意识,不在乎民主权利,农民用不好他们的政治权利 …… ,因此民主化并不是当务之急,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 不夸张地说,压死钱云会的正是这种畸形的、无视农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发展观。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特殊利益群体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掠夺,而正是因为不接受这种掠夺,承载着村民期待的钱云会才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基层选举与民主的目标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农民们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选举村长的权利,虽然十分卑微,却依旧是他们对抗庞大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机制,凌晨三点时爆发的掌声就是他们意愿的最好表达。 那些“民主素质论”者其实完全忽视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化。从 1988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农村基层选举实践拉开,虽然刚一开始的时候,普通民众反应淡漠,各种不规范的选举行为大行其道;但是随着多轮选举实践下来,民众的权利意识被唤醒,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表面上看来民主素质最低,文化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的中国广大农村人口,却有着更多的选举实践,逐渐明白了选票的价值,认同了政治竞争的必要性,在具体的选举实践中,丰富了民主的知识。因此,继续信口胡说农民不需要民主,或者不配享有民主权利,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污蔑。   毫无疑问,民主化过程是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政治参与所形成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通过制度安排逐渐固化的一个过程。因此,民主化不仅需要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也需要城市中产阶级和体制内精英的不断汇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要被素质论所误导,比如认为中国的农民因为文化教育和经济因素,而无法参与民主化运动。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多年实践下来,使得农村的基层选举日益成熟,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构成了威权型体制强大的压力,广大的农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基础性力量。人们需要做的是,社会各个阶层加强互动,拓展政治参与的通道,逐步累积民主实践,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共空间,让专制体制不得不节节溃退,最终促使民主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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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 | 国企问题:理由、性质与出路

国企问题:理由、性质与出路 ——由《天则国企报告》引发的讨论   周    明: 浙江省委学校 经济学教授 冯    钢: 浙江大学 社会学教授 叶    航: 浙江大学 经济学教授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教授   一、关于国企存在的理由   周明: 国企问题早就不再是效率问题了,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根本没有效率可言, 其利润完全依赖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国企已经成了中国经济、 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如同癌症患者的恶性肿瘤一样,若不割除, 正常肌体就无法生存。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国企的所谓利润是以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 垄断利润越高,社会承担的成本就越高;第二, 国企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力;第三, 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身为“共和国的长子”,国企得到了政府“父爱” 的极大关怀;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企参与市场, 其他性质的企业根本无从与之竞争。以山西的“煤改” 和钢铁行业的整顿为例。 山西的煤炭市场本来是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的, 但是政府强行进行重组,迫使民营企业退出,导致煤价不断上涨。 2 004 年在“宏观调控”中倒下来的铁本公司,据周其仁的调查, 如果建成很可能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它的远见更体现在建厂之初就与澳大利亚的铁矿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 货合约,但也因此得罪了中钢协,就此夭折。 在国企问题上,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是所谓的“垄断性”和“ 竞争性”的区分。事实上,现在的几乎所有垄断行业都只是后果。 电信、煤炭等行业都是竞争性的,国企依赖其“长子” 身份获得了垄断地位,把竞争性领域行业变成了垄断领域, 然后以此为借口,说垄断领域只允许国企进入。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实践, 垄断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即便是军工行业, 也可以是竞争性的。退而言之,就算真有一些公用事业, 必须由政府来操办,那么其定价必须采取听证形式。   冯钢:   即使国企有效率,也不能说明其合法性。对于国企,不是改不改、 怎么改的问题,而是它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国企就是政府的生意。 政府为什么要做生意?它已经收税了。政府又要收税, 又要办企业赚钱,用税收做投资赚纳税人的钱。 这等于民企纳税给国企做资本,让国企来挤占民企自己的市场份额, 民企纳税等于自杀,这样市场中的政府不是私有化了吗?! 根本的原则是,政府不能经商,同时征税要老百姓同意。 既然军队不能经商,政府也就不能经商,道理是一样的。 老百姓既然交了税,那么他们就是公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现在政府又要老百姓纳税,又不承认纳税人是公民, 而且还要赚纳税人钱!政府包揽一切,却又做不好, 同时又不放心让社会去做,那怎么行?比如说,药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光靠相应的政府机构如何搞的好? 政府部门能抓信几个问题作坊?九牛一毛。 有了一点点成绩就说成是辉煌成就,老百姓照样不敢买菜吃药, 哪有这样的道理。社会监督本来是社会的事情。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即把它的目标对象均值化、 一致化、坐标化,使之适合于大刀阔斧的政府行为。 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它不可能仅凭一张简略地图就一览无余, 社会问题正产生于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 只有依靠社会自身才在可能真正得以解决,从这一点来看, 国家视角总是存在缺陷的。   叶航: 从终极意义上说,赚钱的国企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可以赚钱,要政府做什么?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去做、 都愿意去做,而且只会比政府做得更好。只有那些既是社会需要、 又不能赚钱的事情,才应该由政府去做。也就是说, 只有在市场机制不起作用、失灵的地方,才需要政府。说到底, 这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因此, 如果有什么国企改革就应该让那些没有理由存在、 不应该存在的国企消失!   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以国计民生的需要作为国企存在的理由, 我觉得也是很荒唐的。什么叫国计民生?在一定意义上, 任何商品都可以说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这个理由可以存在, 那么事实上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的标准。   冯钢: 是啊。菜、奶、油、盐、铁……,哪个不关系到“国计民生”呢? 如果以此作为国企存在的理由, 那么必定会回到国家控制一切的过去时代。   张旭昆: 按此逻辑,讲句笑话,个人配偶最终也应当由政府安排。 因为现在那么多剩男剩女不仅关系“国计民生”, 更关系到传种接代的千秋大业。   周明:   国企造成的许多问题当中,一个很具体,也非常迫切的问题是, 政府行为和国企垄断全面提高了社会成本。 前段时间有菜农因菜价太低而自杀, 同时市民在市场上却仍然不得不高价买菜, 出现这种情况的最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过路费,二是油价。 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劳动成本普遍提高了 30% - 40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民营企业只有关门。因此, 作为第一步,政府应该把所有路桥公司都收购下来, 免掉所有过路费;同时以听证方式确定油价。第二步, 政府应该停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预民营企业的微观定价行为   张旭昆: 发改委已经变成了涨价委。这些年来,发改委好像只会做两件事, 一是让垄断国企涨价,二是为垄断国企的涨价找理由。 必须使发改委恢复 80 年代的职能,真正以改革为己任。   二、关于国企的性质   张旭昆: 国企的性质是什么?天则所的报告揭示了垄断国企的低效率, 但垄断国企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低效率, 更严重的是其收入分配机制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 垄断国企体现的是权贵所有制,而绝不是有些人所声称的“ 全民所有制”。对此,上个世纪 50 年代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在其《 新阶级》一书中已经在理论上作出了深刻披露。 国企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这是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种类型。现在的国企, 是一切好处多由权贵享受,却让绝大多数民众来买单。 前段时间中石化的高价酒事件就是一例。那不过是冰山一角。 从效率上看,国企的利润大量来自其垄断地位, 国企的垄断地位使整个社会生产成本高昂。从公平上看, 国企主要是为少数人服务,最好也不过是为它属下的成员服务, 远远不是它所标榜的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 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分配问题。   周明: 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案件最有代表性。陈同海受贿 2 亿元, 虽然数额极其巨大,但这其实只是反映了一小部分问题。 根据媒体的报导,陈同海每日挥霍 4 万元, 这种在职高消费后面呈现的是国企高管高福利的现实。 真正的要害在于,陈同海仍然不满意, 他觉得与国际上同等规模的中国企业相比,自己的收入仍然太低。 这说明了什么?陈同海自己的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他有一句豪言“ 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明一切问题。   叶航: 给定中国当前的现状,如果不考虑国企存在的“合法性”或“ 合理性”问题;但我们必须追问:从宪政的角度看, 国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说得更直白些,从产权角度讲, 国企究竟属于谁?如果承认中国是人民的中国,那么所谓的“ 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就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经济学认为,产权是由一束相应的权利集合所体现的。 这个权利集合起码应包括“财产所有权”、“财产经营权”、“ 财产分配权”、“财产处置权”以及“财产继承权”。 我想追问的是:中国人民到底在这些权利中拥有了那些? 答案是明确的,一项也没有!如此看来, 宪法所规定的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却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了! 究竟是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想知道这个答案,其实很容易。只要看一看, 在现实中刚才提到的那些权利究竟在谁手里。有人会说, 这些权利在政府手里,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因此,归根到底, 这些权利还是属于人民。但问题在于,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复杂的判断, 即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政府是否代表了人民。 这是一个比产权归属难得多的判断题, 因为它很难像产权归属那样给出清晰的选项。不过, 我们可以通过具象的方法来化简这个难题。 怎么具象?让我们不要抽象地、大而化之地讨论这个问题。 请用一项具体的权利要求来检验这个问题,比如,用“财产分配权” 和“财产处置权”来检验。 2007 年 5 月 3 日,中石油对外宣布: 在我国渤海湾发现了一个储量达 10 亿吨的大油田, 按照时下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及其这一油田开采能力, 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将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换句话说, 它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近万元的财富。但问题在于, 按照现有的法律,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它会成为我们的财富吗? 如果没有人相信这点,我们凭什么相信政府是代表人民的? 当这部分财产落入一小部分人的口袋,这些人也许是政府官员, 也许国企老总,或者是国企高管;所谓“国家所有”和“人民所有” ,实质上已经蜕化成“权贵所有”!没有超越利益的国家和政府, 你要么代表人民,要么代表某些集团。这就是国企的本质。   冯钢: 回顾历史,国民党也是败在国企这个问题上。 孙中山本人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没有好感的,他受亨利· 乔治的影响很深,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政府办企业。 他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 恰恰为官僚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权贵阶级从国家独占中获取了比私人独占更大的利益, 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借口发展国家资本而中饱私囊, 造成了更大的贫富不均。到了后来,所谓的“四大家族”, 其实大多都是当时的国企。所以国企的现实是权贵私有化。 对于名义上全民所有的国企,要监督非常困难。“集体” 财产要落到实处,充其量最多只能到村一级,再往上,到乡镇一级, 就空了。现在甚至连从大代表去监督也不允许。不是有人说了吗: 人大代表要走访,必须通过组织。由组织来“组织”监督, 还算是监督吗?   三、关于国企的出路   周明: 从理论上看,国企是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的,应该彻底退出或取消。 国企资产应当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如果非要与现实妥协不可( 从理论的逻辑角度来说,这种妥协是不可取的), 那么在操作的层面,从当前的现实出发, 第一步是不能对其它资本设置任何障碍。从改革路径来看, 比较有效的是分拆现有的国企、对外资开放和民营资本准入。当然, 由于国企被当成“执政的基础”, 这个同等待遇原则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说, 所有性质的资本一律平等,这是早就说过的,但无法执行。 第二个是问题是建立公正的分配机制。这不仅包括国企的财务利润, 还包括国企内部人(尤其是高管)的在职高消费、高福利。 令人担心的如秦晖所言的“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 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比如说江西抚州的炸弹事件,说明底层民众当中, 这种倾向是确实存在的。 事实上,就连一些国企的高管,也开始认识到了这种危险, 因而开始鼓吹和推动“体制内的改革”。比如说秦晓。 秦晓原本是招商局集团的董事长,还担任过中信集团的总经理, 他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 旗下聚集了一大批市场化倾向明确的政、经、学界人士, 比如说吴晓灵、高西庆、周其仁等。 值得注意的还有秦晓本人在文革时的经历——他曾经是“西纠”、“ 联动”等红卫兵组织的领袖之一。 在西方,市场经济的起源得益于欧洲的封建制度(当然, 这里据说的“封建”,绝非“中国封建社会”那种意义上的“封建”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源于区域性分权;在中国, 我追求的是制度性分权。如果制度性分权无法实现, 那么后果很可能就只能是区域性分权了。 归根到底是宪政民主问题。 秦晓的精英民主主义与秦晖的草根民主主义如果能结合起来, 可能是比较好的出路。当然现实社会中,“反改革的革命” 的危险系数确实已经相当高。 学者自己心目中合意的道路,与现实中可能实现的道路,是两回事, 两者之间几乎必定存在落差。作为学者, 必须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可能要看运气了。 从我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察来看,结果是相当悲观的: 在存在多个选择的时候,总是最差的那个被选中。   叶航: 考虑到中国现有的国情, 如果短时期内无法让国企从它不该存在的领域完全退出来, 那么国企的改革就应该从其性质的改革着手。首先, 必须从宪政的角度明确国有资产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财 产,人民享有国有资产的“财产所有权”、“财产经营权”、“ 财产分配权”、“财产处置权”和“财产继承权”。其次, 要制定具体法律保证这些权利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些特殊的利 益集团。 具体说,一、国有资产所有财富的增值,包括土地、 矿产及固定资产的增值必须以一种法律的形式记在人民的账上, 比如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二、 国企高管的任用必须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式向整个社会开放, 其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报酬必须制定出明确的规定, 并经由人民代表授权和通过;三、 国企经营的利润所得必须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分配原则, 国企的税收应该和民企完全一样, 公积金等发展基金的留存比例须经人民授权, 剩余的所有权收益和第一条的处置相同, 即记入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四、国企的关、停、 并、转,特别是产权的转让和并购, 必须制定相关法律并经人民代表授权通过。五、 制定专门的法律处理现有的存量人口与新增人口的权属问题。另外,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必须对国企进行有效的监督, 包括其经营状况、产权变更、资金流向、债权债务等等, 进行全面监督,以保证上述各项权利的真正落实。 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解决,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这个社会现有的深层矛盾就得不到解决。所谓“和谐社会” 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迟早会被破坏。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看到这一点。   张旭昆: 现在社会的紧张情况已经类似于 1789 年法国革命前夕的情况。 很多方面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了。 主义恶劣与人性丑陋的结合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些事情可以局部去试点,有些事情是必须全国一起来做的, 而且是真要去做,也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朱镕基时代的分税制改革,那么难的事情, 也就一下子全国推行开来了。现在来看,社会保障、教育,等等, 都是应该全国统一推行的,单凭某个地方政府很难。不要说没有钱, 国企的钱不是应该拿来用吗?不能用条件不具备、 方案不现实来搪塞,这种说法正说明决策者太糟糕。 回到国企这个问题上,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真的需要由政府来管理企业,那也要看政府是怎样组成的。 这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改良不能进行,就只会逼出革命了。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俄国的历史。俄国改革与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是 1 88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在此之前,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俄国的改良步伐并未停止,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当天原本是将要签署新的改革方案。 但民粹主义者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上台, 全面采取高压政策,终于促成革命爆发。而革命一旦发生, 就可能演变到比改良更糟糕的结局了。   叶航: 说实话,每个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流血的革命, 我相信执政党更不希望看到。那么, 有什么办法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惟一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虚假的民主。 198 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 布坎南继承奥地利学派维克塞尔的思想传统, 论证了政治行为本质上存在着类似于经济市场中交易倾向的原理。 在布坎南看来, 人类的政治行为无非是关于人们利益冲突的集体选择过程。 对于这一选择,布坎南则主张将其分为两类处理:一是可以获得“ 一致同意”的关于社会选择基本规则的制度安排,如涉及平等、 正义、人权等内容的基本宪法制度; 二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配制,如经济体制、 发展战略以及各种社会福利的分配, 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国有资产的归属和处置问题。对于后者, 布坎南认为,即使按照多数规则无法达成统一的社会意见,但通过“ 互投赞成票”的“政治交易”,也能达成一致的公共选择, 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这种“政治交易”就是政治民主。 过去的 30 年,由于中国引入了一个“经济市场”, 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垄断,让中国人民有了经济自主权, 从而极大调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未来的 30 年, 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依靠什么?我认为,必须引入一个“政治市场”, 让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的政治自主权,在布坎南“一致同意” 的宪政保障基础上,极大地调动各利益集团的政治民主参与性, 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不出现流血的革命, 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   张旭昆: 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有人说“改革者贪、保守者廉”, 现在变成了“保守者更贪更虚伪”。一些在朝在野的所谓“左派” 人士,一面大肆鼓动民粹主义情绪,搞形红实黑, 叫老百姓大唱红歌,另一面却把子女送到欧美大学学习, 从未听说他们中间有哪位把自己的后代送往朝鲜古巴的大学去学习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 也很少听说他们中间有哪位让自己的后代去当真正的农民工人。 这些人敢于首先公布自己的财产,公布自己配偶干什么工作、 子女在哪里读书哪里工作的情况么? 我们不能单纯听这些人口头上咋呼什么, 更重要的是看穿他们内心真正偏好什么。 而一个人内心真实偏好什么, 只要看看他对自己子女的安排就一目了然了。 当前尤其要警惕这些形红实黑的所谓“左派”重操“文革”旧技, 竭力打压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 力图把中国重新倒退到改革开放前的“文革”黑暗状态, 让个人迷信的血腥专制卷土重来。   冯钢: 现在政府下在逐渐引导舆论, 试图让更多人相信这一切问题都出在倡导自由主义改良的人头上, 特别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头上,然后慢慢地把他们从政府、 学术机构排挤出去,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 这是最糟糕的。人类社会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政府”的社会, 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无社会”的国家。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垄断了一切,社会被挤压到了最小程度, 几乎成了“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开始扩展社会,从联产承包制度, 到村办企业,进而发展出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在国家控制的资源之外出现了社会自由流动资源, 成为搞活经济的生命源头,开启了面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开始,但只是开始, 因为这只是向社会让渡了部分经济活动权,却没有在政治、 文化和共同体方面让渡相应的权利。 这势必会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的产生,比如, 社会有了资本的自由,私人资本可以开办企业,可以自由经营, 但是国家却没有给工人自由结社权,工人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这就造成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失衡。所以说, 今天的问题并不经济自由造成的,而是社会不够自由造成的。 一些习惯了“左倾”思维的人,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 不是积极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而是一遇到问题就想回到以往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局面中去, 视公民社会为“陷阱”,声称要拒绝“小政府大社会”, 这不是在推进改革开放,而是货真价实地借口“维稳” 来开历史倒车。经济人类学家卡尔 · 波兰尼曾仔细地研究过不同经济 方式与社会组织基本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 与之 相适应的主导性社会组织及其整合状态: 与再分配经济体制的是中心与周边的“辐辙式”社会组织形式, 与互惠经济形式相应的是对称性的组织形式, 而与市场交换关系相对应   的则是自主性的社会志愿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没有自由结社的社会组织形式相伴随, 单凭政府科层制组织对社会的管理是不可能真正达到和谐社会目标的 。   叶航: 我对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持相对乐观的态度。现代社会中, 体制内不出现政治竞争,不形成政治派别, 光靠体制外的推动是很难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非常乐意看到薄熙来的各种表现。因为,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个性、有区别的党内高官。 不管国内舆论怎么看薄熙来,我以为有区别就是希望, 因为区别是竞争的前提。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中,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 党内存在着各种思想和思潮的竞争;在此之后, 我们就再也看不见真正的党内竞争了。 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也许有 N 种途径,就我个人来说, 我最希望看到的路径是:党内的各种有差异的思想成长壮大起来, 形成一种真正的竞争格局。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他还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党、派同源。 如果共产党里有不同的派别,我们也不妨把它称作“共产党 A ”、“ 共产党 B ”。他们之间有竞争,谁对谁错?谁说了算啊? 我想首先要在全党范围内来一个“全党公决”,如果仍然难决高下, 让人民来裁判的局面就很容易出现了。这样,民主政治就成了“ 内生变量”,就可以避免通过流血的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了。     ( 2011 年 5 月 29 日,贾拥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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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自由、權利、去恐懼化

在更為開放和多元化環境中成長的中國八○後九○後一代,已更具備個體意識、尊嚴意識和權利意識,被灌輸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已經在退潮。     我曾經在一篇短文中提到,在當下的中國,無論是政治領導人,或者受過職業訓練的專家學者,意見領袖,還是無數網民意見的表達,都在討論著未來的不確定性,表明迷惘和不安的心理開始流行,不同的群體試圖通過探索和行動來重構他們對於公共生活的認知和對未來演變軌跡的判斷。     那麼如果以年齡段來劃分,大陸的年輕一代,也就是通常說的八○後、九○後們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是怎樣的一幅圖景?從數量來看,把一九八○年以後出生的到二千年前出生的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他們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二個億。他們的年齡段、教育經歷、觀念、行為模式等等,無疑都是影響中國未來政治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最重要變數之一。因此瞭解他們的政治心態,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認真無負擔,心理無恐懼     從成長經歷來看,八○後們成長期間,正是市場經濟狂飆突進的時代,消費主義思潮大為流行,生存壓力大為增加, 因此,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對政治的厭惡在年輕一代中比較普遍。 而另外一方面,共產主義教義破產,對八九天安門事件幾乎沒有直接記憶,同時黨國有意識的遮蓋歷史等等因素,又使得這一代人在認知上沒有負擔,心理上沒有太多的恐懼感,因此一旦重新啟動對公共事務的熱情,他們可以成為活躍的和有擔當的公民群體。     當然,中國社會的多元化進程,在八○後這個群體中體現最為充分。資訊技術革命,對外開放,社會結構的分層化等等因素都深刻的催化了一個年齡段相仿,但是思維模式和政治心態都頗為異質的年輕群體。因此試圖對他們進行簡單的類別化或者臉譜化,那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有理由相信,在一個更為開放和更為多元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會比他們年長一輩更具備個體意識,尊嚴意識,權利意識,以及更加開放的心態。   年輕一代民族主族開始退潮     二○○五年四月份的所謂抗日遊行,以及二○○八年奧運期間席捲西方世界的護衛奧運聖火的紅潮,似乎給觀察者們留下的一個總體印象是,新生代的八○後九○後們,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由此甚至有評論者擔心中國未來社會法西斯化的前景。     不過,這顯然是一種被過度渲染的擔憂。一方面二○○五年的抗日遊行和奧運紅潮出現,背後本身有政府的強力主導,因此不能真實的反映年輕一代的心態。另外,中國社會自身處在快速變化當中,作為公共人格尚未完全定型的八○後的政治心態,本身是快速變化的。對特定事件的政治表達,並不能一般性的歸納為整個群體的集體訴求。     事實上,如果留心觀察中國的網路民意,比如金正日訪問中國期間的網路評論,湖南永州朱軍槍殺三法官事件的網民意見,人們似乎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整個年輕一代已經對執政集團的昏庸腐敗忍無可忍,民意火山隨時可能爆發。 當然,我們也應該克制這種一般化的推理和歸納。雖然目前的黨國體制合法性基礎已經式微,但是對其矛盾的多元的民意評價恐怕仍然是基本現狀。儘管如此,我要爭論的是, 年輕一代的政治意識在最近兩三年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開始退潮,基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基礎上的現代政治理念獲得了更多的市場權重,並逐漸在那些活躍人群中成為主流。   對外開放和互聯網的成長背景     這種變化其實符合認知發展的一般規律。正如那句名言所說的,三十歲前不是左派就沒有良心,三十歲後還是左派就沒有大腦。過去的數年,正是年輕一代陸續走出校門,逐步走向社會的過程。教育過程和人生經驗的體悟相互作用,塑造著年輕一代的公共意識。對於大部分八○後來說,在目前的教育體系下,官方灌輸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本來是他們的默認設定,自然對他們影響重大,憤青幾乎是每一個人都要經歷的人生過程,二○○五年的抗日遊行,二○○八年的奧運護火行為就是這種憤青情緒的集中發洩。但是情緒無法替代思考。嚴峻的現實,社會不公,腐敗,政治禁忌等等構成的真實社會情境,逼迫八○後重新思考。這是對原來教育體系灌輸的知識的一個解構和校驗過程,不是所有的人都愛思考,也不是所有愛思考的人都能走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維方式,不過黨國教育體系灌輸的那種武斷,不符合邏輯的論斷,顯然會隨著思想的成熟,而被大部分年輕一代所拋棄。     另外一個重大的背景就是互聯網和對外開放。八○後的成長環境和他們之前的任何前輩都不一樣之處,就是對外開放和互聯網,他們幾乎是從一個開始就是生存於這樣一個資訊交錯的環境中,這種競爭性的,異質性的資訊環境,使得一開始黨國教育體系對青年人的洗腦教育就顯得力不從心。而另外一方面,黨國體制對於民族主義是葉公好龍的態度,用之則棄之。二○○五年的大規模抗日遊行,使得體制內都覺得這是一股不好輕易掌控的民意,因此,從此之後,對於民族主義,不再那麼赤裸裸的鼓動。而對於年輕人來說,黨國大規模的打壓,讓人寒心,讓人不理解,這也逼迫他們開始獨立的思考,尋求替代性的思想脈絡。尊重人性,張揚尊嚴的自由主義思想自然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脫穎而出。     那麼如何評估當下年輕人的政治心態呢? 因為條件限制,不能透過有針對性的敏感的民意調查獲取的資訊,還是會通過有代表性的人和事折射出來。   超紅作家韓寒和艾未未杭州網聚     韓寒無疑是一個例子。韓寒作為八○後中最有代表性的公共人物,自然和他本人的陽光、敏銳、分寸感的拿捏,以及獨特的言語風格息息相關。但是放在一個社會學的視角下,韓寒的成就還傳遞了一個顯著的信號,那就是他折射了一個大群體的社會心態和價值偏好。韓寒數以億計的博客點擊量後面,其實每一個點擊背後都是真實的個體,很多個體,他自己無法有效的表達,或者他自己不便於表達,但是通過閱讀韓寒的博客,其實也是在表達自己的公共偏好。韓寒的影響力,就是無形間打通了他和數百萬讀者的精神隔閡,使得他們覺得神氣相通。一個韓寒的出現,其實意味著一個群體性氣場的出現。     最近發生在杭州的一次網友聚會事件也從另外一個角度提供了積極資訊。五月八日,知名藝術家艾未未蒞臨杭州,在艾先生的認可下,杭州本地網友組織了一次推友( twitter 中文用戶)聚會。鑒於艾未未本人的影響力,以及網友聚會可能的規模,杭州地方当局忽然變得特別神經質,一方面威脅推友聚會的本地聯繫人取消這次聚會,同時高調地警告公開報名參加聚會的網友和杭州本地的異議人士,試圖阻止他們參加聚會。這些警方的高壓資訊在網路上快速傳播,一種恐怖的氣氛在蔓延。一般狀況下,雖然報名超過百人,敢於來聚會的應當很少。但是當天晚上有超過二百五十名網友參加了這次網聚,現場氣氛熱烈,警察就在邊上監控,但是人們渾然不知恐懼為何物。參加者絕大多數是八○後和九○後。年輕一代對政治恐懼的自然消解,著實讓人欣喜。     雖然上述人物和事件,對於年輕一代心態的代表性,應該只有點的意義,而不能得出一般化的結論。但是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影響力。客觀的說,人群中的大部分都是政治變遷的被動接受者,而不是主動參與者,積極參與推動政治變化的總是少數。通過韓寒的明星化過程,通過類似艾未未網聚的這種敏感性參與,背後事實上是八○後中具有積極參與意識,因而也具有更高影響力的年輕一代的集體性登場 …… 而自由、權利、去恐懼化就是他們的基本語言。     隨著這個群體的逐步成熟,隨著他們社會地位更加主流化,這些具有積極參與意識的公民群體將逐步承擔起更重要的社會推動者的角色,他們更加開放和偏好自由的心態讓人們有理由對未來民主政治的實現保持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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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地方债务如何畸变?

今年4月份以来,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负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债务的话题热度持续不退。坊间的议论似乎也惊动了决策的局中人, 6月13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年内清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并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 根据银监会事先的布置, 6月30日,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截止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和风险到底有多大将不再是个谜。但是目前的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 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总额相当于2009年GDP的21%和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10%,地方债务危机阴影已经近在咫尺。 国家审计署最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审计署的刘家义说,地方政府性债务总体规模较大,特别是2009年的地方债务增长迅速。各地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平均占本级债务余额的一半以上。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如果按照正常的经济逻辑,一些地方政府率先破产,更多地方政府连环破产就是一个可以预期的景观。 不过正如一个网友在我以前的博文评论中指出的,“中国大陆并不存在两种政权,两个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我国政权的组成部分,只看到两者的区别而忽视两者的统一性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失偏颇; 地方政府的负债就是政府负债,甚至可以说“地方政府的负债就是中央政府的负债”,因为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最后偿还人”。 从这个角度看,上述提及的地方政府破产状况暂时不会发生。表面看来,中央政府财政实力相当雄厚,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有望突破8万亿,短期内不会发生政府债务危机。 不过,福祸相依, 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绑定的财政体制其实孕育了真正的风险。 上述内部多重套牢的机理,其实不仅金融机构明白,地方政府明白,融资平台的运作者也非常明白。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既然不必严格对债务负责,那么必然鼓励他们超出经济理性的借债行为,相关参与者共谋了道德风险,从而导致了目前地方债务的快速膨胀。 就根本意义而言,地方融资平台的首要风险就是资源的错配,也就是地方融资平台主导的投资项目本身的效率问题。地方融资平台投资集中的项目之一,是高速铁路,地铁,市政工程,形象工程等等。这些项目和工程,虽然每个都被包装成意义重大, 效益多多的模样,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并非基于市场本身的需求,而由于责任和风险的不对称分布,同时由于目前的官僚体系管理水平,很多项目就类似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挖洞填洞理论,在短期内,可以增加经济活动,拉升GDP, 但是并不会增加经济财富。 根据以往的经验做保守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20%项目可能是没有效率的。如果再加上政府主导的项目中可能隐含的20%腐败成本, 预计到2012年前10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规模中就可能导致4万亿的直接经济损失。 前面提到的中国政府整体上的财政汲取能力虽然强大,但是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财政支付能力的灵活度。事实上,由于政府过度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因此必需豢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很多地方财政支出已经沦为吃饭财政,根本没有余力来偿付新的债务。同时总体上,政府的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性支出压力增加,一些非常规支出,比如维稳经费等等的暴涨,使得财政支出压力已经接近极限。2009年和2010年中央财政的赤字安排,都接近法律允许的边界, 就充分体现了这个压力。因此上述4万亿潜在损失,如果仅仅由政府来埋单,那绝不会轻松。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机构收集的经济数据来进一步分析。 根据来自全国120个城市平台债务的调查,仅10%可以完全靠项目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其他90%左右的贷款都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作为支持。以2009年的土地销售收入来偿还这7.38万亿元债务,需要6.15年;以2008年的土地销售收入来偿还,需要14.76年,而这还不包括债务利息和未来两年平台余额要达到自然增长的峰值。 (来源:刘煜辉博客) 而事实上,土地销售收入的绝大部分是不可能用来偿付债务的。2009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达到1.58万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1.40万亿元2009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了1.43万亿元,这其中包括了征地拆迁补偿以及补助征地农民、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土地收入用于职工安置等。去年一年该基金的结余仅有1800亿元。8万亿规模的债务利息保守估计就是4千亿,因此,在巨额债务面前,地方政府甚至没有能力偿付利息。 当然,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偿付利息,并不意味着债务黑洞会快速引爆。在中国目前的政经体制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都是体制的部分,大家相互是一家,因此虽然金融机构和地方融资平台之间会有摩擦,会有博弈,但是不会真正兵戎相见。通过政治压力进行压力移转,银行将被迫为地方债务展期,或者提供新的贷款来帮助地方政府偿付利息, 以便延缓债务危机的爆发,大概是一个普遍的选择。 哪怕一些地方融资平台破产,银行也无法进行有效追索,不至于让地方政府破产。 巨额的地方债务问题可以被遮蔽,可以被延期,但是地方债务所包含的财富损失总是需要埋单的,那么理论上政府有哪些可能的解决路径呢? 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无非就是紧缩开支、资产变现,财政体制改革,加税和通货膨胀等方法。 在目前大政府架构下,紧缩开支看起来不太现实。事实上,既有财政支出刚性化,而民生支出,维稳支出等项目不断增长,总体财政支出有增无减。 资产变现肯定是一个重要工具。现在地方政府手头掌握的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土地,很多政府融资平台就是依靠土地权益的抵押,获得金融体系的巨额信贷的。但是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扭曲了土地市场,使得土地资产泡沫化。而地方政府大规模供应土地的压力,可能刺破这个泡沫,从而让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套现的希望落空。另外一方面,最近数年的土地资产泡沫化导致房价畸高,抑制了有效需求,再加上不断摇摆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对土地的需求快速减少,地方政府因而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而从经济社会的视角来看,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增长,拆迁成本上升,地方政府从卖地所获得的利润已经下降,要单纯依靠土地资产变现来偿付地方债务,已经是一个破绽百出的故事。 政府还有一个选择是把部分政府项目私有化,社会化。对于那些项目具备合理性,有稳定预期收益的工程项目,这自然是不错的选择。但是2009年以来的政府投资工程,很多是类似在长城上贴瓷砖的形象工程,通过私有化和社会化的方式,不可能对称其内含的风险和损失。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有一个招数是,改革目前的财政体制,分散风险,使得地方财政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偿债权,从而形成一个多中心的架构来分别偿还债务。压力倒逼下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改革的基本逻辑。同时社会对财政体制改革有很多呼吁,因此这种变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治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配置合理化,同时加强权力监管,约束地方融资平台的道德风险,有助于地方政府的信用竞争,清空地方治理走向溃烂的官僚机构。长期来看,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 但是目前的社会政治压力下,制度变迁已经不可能单兵突进,而必须配合其他相关的制度架构同步推进,才有可能。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决策层推动如此重大制度变革的政治意愿。当然,这方面的变化迹象值得观察。 如果上述路径还是可能性的话,有一些间接的转移政府债务的方式已经早已隐蔽潜行。比如通过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尤其是超低利率控制,变相剥夺了公众巨额储蓄资产的升值机会,金融机构可以获得超额的利差,以此来对冲金融体系结构性的坏账。低利率也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水平。 当然,利率管制式的债务对冲是一种挤牙膏式的作法,效果比较缓慢。对中国当下经济形势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感受到当局正在采取的更直接的方式,那就是向经济体大量的投放货币,这既是地方债务的成因,而货币投放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降低债务负担的一种有效手段。当然通货膨胀往往是饮鸩止渴, 为了降低其负面效果,当局的应对措施是通过行政干预,人为控制CPI幅度,以此来麻痹公众,从而也自我麻痹。 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正深深的陷入到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货膨胀,在不知不觉中,公众的财富被静悄悄的掠夺。 但是这种瞒天过海的冒险,是不可持续的。那种以为可以轻易蒙蔽公众的想法多是自欺欺人,很快,公众将会发觉这种肮脏的游戏,并以他们的方式进行加倍的报复。更多的社会不满,更激烈的政治抗议,将是不可避免的。2010年以来诸多的群体性事件,包括最近发端于南方并不断蔓延的罢工潮,都可以部分的归因于通货膨胀引发的生存压力。最近两年巨量的货币投放,有可能化成通胀的滔滔洪水,在淹没巨额债务的同时,冲垮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因此,简单的说, 目前地方政府巨额负债问题正在逐渐逼近,而短期之内,无论当局采取哪些政策组合, 都无法有效解决,中长期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恶性畸变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遗产。 2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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