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习李治下针对公民运动的打压有增无减。但是公民抗议书等形式的抗议活动也层出不穷。 （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22日，知名学者茅于轼、企业家王功权及时评人笑蜀等人发起《许志永事件之公民社会抗议书》，征集社会公众签名。 7月16日，”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在被非法软禁长达三个月之后，被北京市警方刑拘。而在此之前，警方已经刑拘或正式逮捕了”新公民运动”至少15名参与者。抗议书指出，政府当局全面压制”新公民运动”的意图显而易见。 抗议书说，”反宪政潮流因舆论的顽强狙击已经退潮，但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仍甚嚣尘上，而且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实施定点打击。许志永和他的伙伴们遭遇的厄运，是这方面的最新案例”。抗议书要求无罪释放许志永及所有因参与”新公民运动”而被捕的公民；并要求解除网络封锁和媒体禁令，让媒体自由报道，以保证公众对许志永事件的知情权，让政府行为公开、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 7月18日，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来到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办公室，出示”取缔决定书”，宣布取缔该研究所，理由是该所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执法人员还查抄走600多本关于教育、医疗、出租车业、税收等民生方面的研究报告。 传知行研究所该机构创立于2007年，其法人正式注册名称为”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该机构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等。 7月19日，传知行负责人郭玉闪在新浪微博发表《这场遭遇》一文，称执法人员的取缔理由是无中生有，传知行从来遵守法律和行业规则。该机构将会申请行政复议，”如未果，则会发起行政诉讼直至水落石出”。 郭玉闪说，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本自逼仄，有很多与传知行一样对社会转型有理想的机构，无法在中国正常注册为社会组织类，只能转而注册为企业，并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开展NGO工作，但依然要遭民政局越界干涉，非法取缔。他期待传知行研究所的这场遭遇会成为一次讨论的契机，就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空间组织一些对话和研讨。 7月16日，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欲到右安门医院做定期肝硬化检查及拿药时，受到警方的阻挠，在持刀对峙、严正交涉两个多小时后，警方才允许胡佳到医院就医。在此之前，胡佳已被软禁在家十余天。 “当局现在最担心的是社会运动” 各种迹象显示，一场针对异议人士及维权活动分子的打压寒流正在到来。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李新政走向和公众期待相反的方向，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和控制日愈收紧，自己的处境也比以前更加糟糕，如今连此前每月正常进行的例行身体检查也要遭受阻拦。他认为中国整体人权状况正在恶化。 根据公民运动观察者北风的统计，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不包括藏人、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人员，就已经刑拘了99个与行使公民政治权利有关的民众。这个数字超过了胡温政权前五年总共抓捕的66人。 警方抓捕或判决这些人士的理由，大部分为涉嫌或认定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及非法集会，还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抽逃资金罪、非法经营罪及印刷非法出版物罪。 北风在推特上发表意见说，”所谓在执政者的容忍范围内有限度抗争，以期得到体制内健康力量良性互动，是近年来一些抗争者和公知的策略和主张，这些都是建立在虚假的前提之上：包括执政者有意愿改良，执政者容忍抗争及体制内有健康力量。” 许志永的友人、同为律师的滕彪表示，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抓捕。滕彪在许志永被软禁期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证实，中共当局最近加强对街头行动的打压。他认为打压的主要原因不在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是因为用演讲、上街这种方式，是社会运动。他说，”当局现在最担心的是社会运动”。 作者：张平 责编：李鱼

7月16日，中国知名法学学者许志永遭北京警方抄家和刑事拘留。许的代理律师昨天和今天分别到看守所探望遇阻。目前美国和德国政府代表相继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许志永。 （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16日，中国知名法学学者、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教师、公盟创始人之一的许志永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外界普遍认为这与他致力于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并声援因此而遭警方拘留的公民有关，亦担忧他可能遭到当局审判。 德国之声早前曾报道，今年3月31日，北京多位公民在闹市区公开呼吁官员、特别是中共七常委公示财产而被拘留。其后曾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联署的律师丁家喜、民主人士赵常青及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等16人先后被抓捕。许志永所在的公盟公开声援因要求财产公示被抓公民。当局对公盟打压早露迹象， 7月12日公盟成员之一宋泽失踪；在抓捕许志永之前，许志友的多位同道-律师江天勇、传知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法学学者滕彪等人手机皆被限制呼入或遭软禁。 现年40岁的许志永为北大法学博士，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与另外两位博士滕彪、俞江一起上书中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当局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0月，三博士发起成立公盟。因持续关注中国上访制度和揭露黑监狱，2009年许志永因”偷税罪”被捕，后被释放。去年十八大后，许志永发出《致习近平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其后许志永被国保带走问讯。去年12月他在外媒发表对藏人自焚事件关注的文章；今年2月因发动教育平权行动再被国保传讯，其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中。 目前国际社会对许志永被刑拘一事表示关注。7月17日，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勒宁（Markus Löning）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许志永并确保正当的司法程序。勒宁也表示，许志永被刑拘说明，中国当局将继续打击那些公开反对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活动人士。鉴于中国新政府把反腐作为目标，他对中国当局这一行为感到不解。 7月18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Marie Harf）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担忧中国当局报复许志永揭发官方渎职行为与和平表达，美国政府要求中国结束对许志永的人身限制，并且根据中国对国际社会所作出的人权承诺保障其应当享有的人身自由和保护。大赦国际、爱尔兰前线等机构亦对此案表示密切关注。 “看守所以各种非法理由阻碍律师会见” 许志永被抓后，包括知名维权律师刘卫国、江天勇、唐吉田、李方平、陈健刚等人及众多网友赶至北京第三看守所驰援，刘卫国更在早前就已接受许志永的委托，表示即使因此受到牵连入狱也在所不辞。7月18日中午，多位律师及多位网友到达看守所时，看守所拒绝会见请求。其后10多辆警车和50余名警察和便衣抓走十余名网友，并将刘卫国带至派出所问讯6个多小时。 律师陈健刚向德国之声表示，19日上午刘卫国等多位律师再到看守所探望再次受阻而未果：”看守所仍然拒绝会见，今天给出的理由是’刘卫国不具备作为辩护律师的条件和资格’，他们让我们去找办案机关。按照现行的刑诉法规定，许志永涉嫌的这个罪名，我们只需要提供三种证件-‘授权书、会见函、律师证的原件’，我们就可以会见了，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但看守所就是以各种违法理由来搪塞、阻碍我们会见。” “罪名莫须有，这是一种政治打压” 目前许志永在中国大陆各大微博和博客遭彻底清除，其名字也成为”敏感词”。事件由许志永这个中心人物还在外延和扩大，7月18日上午，传知行研究所突遭查抄和取缔，郭玉闪表示其本人也已被软禁在家两周时间，疑传知行被取缔与许志永被抓一事有关联。 陈健刚认为，许志永被抓后当局一系列作法完全是一种政治打压：”本身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认为自习近平上台，维稳更甚，但通常都以其它罪名来作为政治打压的借口：”习统元年，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非法集会、寻衅滋事等等，都是煽颠罪的马甲”。 陈健刚也认为，在这一轮的打压中，当局把目标定在许志永及一些维权律师身上，根本原因是这些人对中共执政党有清醒的判断和抵抗的勇气，并在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起到”火种”作用。当局试图掐灭这些”火种”：”为什么会造成对这些人的打压，本身在于执政者自身的恐惧，恐惧有人不甘于做奴隶，要反抗，要追求自由民主，要为民众谋求更好的前景，所以就是火柴头一样的亮光他们也要掐灭。”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华盛顿 — 中国当局看来正在对推动公民社会、领导民间组织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特别是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态势。继新公民运动倡导者、非政府组织公民（原名公盟）负责人许志永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正式刑拘之后，另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被官方查抄取缔，其负责人郭玉闪被限制行动自由。郭玉闪认为，当局查封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行动是违法的，他将依法提出投诉和行政复议，予以应对。 *郭玉闪：将靠法律据理力争* 被取缔的民间非营利机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7月19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被国保警察限制行动自由两个星期，17日被带到研究所办公室，数名民政部门执法人员已经等在那里，他们对他宣布取缔没有在民政局注册的传知行研究所，并抄走研究所牌匾和研究所的大约600本研究报告等物品。 郭玉闪表示，他认为北京民政局取缔传知行研究所的行动是违法的，因为这个研究所是在工商部门合法注册的北京传知行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下属机构。 他说：“它背后隐藏的意义我们是不知道的。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民政部门它并没有权利处置嘛。企业不属于民政部门管辖的范围嘛。企业内部下设一个研究所，这个事情是合法的，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企业下面都设了研究所。中国的一百多家NGO公司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公司下面都设了研究所，而且跟我一样，都是在公司底下设立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本身就是企业的经营自由。” 郭玉闪指出，他担任法人代表的传知行咨询公司仍将继续运营，并将依据相关法律据理力争。 他说：“既然它是用法律来的，我们也肯定用法律来作相关的应对吧。比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什么的。用法律手段走到底。” 1977出生的郭玉闪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他与许志永和中国政法大学学者滕彪一起创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公盟。2007年，他又另行创立智库型的民间机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 研究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 *郭玉闪曾营救陈光诚* 2012年4月下旬，郭玉闪接到他的老朋友陈光诚从山东打来的求助电话，当即与从南京来的网友珍珠等人一起开车营救这位刚逃出东师古村的盲人维权人士，并安排将他送进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陈光诚事件曝光后，郭玉闪公开承认此事是他个人所为，并因此遭警方关押数天。 *郭玉闪:许志永被抓，凶多吉少* 郭玉闪告诉美国之音，这几年每年他都被软禁或监控好几个月，不过他现在这次被看守在家应该是受了许志永等人被抓捕的影响，是中国特色的一个举动。他认为，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拘留许志永是违法的。同时，郭玉闪以其多年从事社会行动的经验来看，许志永这一次被抓时凶多吉少，被判刑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说：“许志永这个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好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个受尊敬的好人。这样的人，一个政权要对他动手，那当然是不好的嘛。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许志永博士是北京邮电大学讲师，长期关注弱势群体权益，曾两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他是7月1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刑事拘留的，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目前关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有分析认为，抓捕许志永和取缔传知行反映出习近平为代表的北京高层正在向左转。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兼评论员笑蜀把这些打压行动看作是当局正在开始全面镇压大陆公民社会。 *胡佳：当局整郭玉闪许志永，意在杀一儆百* 许志永和郭玉闪的多年朋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指出，习近平上台不久之后，特别是今年春天以来，维稳当局在北京等地抓捕了数十名与呼吁官员公示财产有关的街头活动人士和公民同城聚会的领导者或参与者。 曾经多年担任北京另一个民间组织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的胡佳认为，这次当局抓捕相对比较温和的公民运动和教育平权活动倡导者许志永，警告民间组织负责人郭玉闪和封杀公民监督记者朱瑞峰揭露贪官的网站和微博等打压行动，都是由政治警察国保操纵，是北京政法委，也就是共产党主使的，意在拿这些人开刀，杀一儆百，震慑其他人，防止公民监督和参与维权的要求进一步高涨，遏制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组织化和街头化，从而暴露了当权者对公民反贪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忌讳和恐慌。 fullrss.net

在暖黃的燈光下，十多人列坐在序言書室的講台上，台的最右端坐著主持人與那天的講者 :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他穿著一身休閒裝束，拿著幾張講義，便對台下或坐著摺凳、或束手站立在書架旁的廿多名觀眾，圍繞講題「香港與中國維權」，徐徐談到中國維權社運化現象、與網絡的關係，以至將維權與非暴力公民抗命扣連，論述他為何支持佔中。 佔中 : 挑戰一個『惡』的東西 「佔中是比較關鍵的一步 ; 如果沿用遊行等老方法，內地可能會將普選問題一直拖下去，一直不兌現它的承諾，甚至把香港大陸化。」當中的「大陸化」是針對法律賦予的選舉權利，而非就民間與文化而言。滕彪表明支持佔領中環，因為運動創新，要求參與者為運動負上責任、確立他們的討論權，而且公民抗命的概念在香港較新，異於歷來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他指，以法律角度看，佔中所違反的並非某一條惡法，而是中性的交通法例，這與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不同，因後者所反抗的是種族隔離惡法，但歸結到底，佔中的目的仍在於「挑戰一個『惡』的東西」。透過公開、和平、由參與者自願承擔法律責任的犯法行為，去反對惡法，以喚醒領導者與人們的同情心，從而有望改變法制，這是公民抗命的核心。 可是，滕對佔中的前景也非絕對樂觀，他認為香港人不止要努力向國際宣傳此運動，也要有心理準備為此付出更多。「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參與，恐怕佔中不會有好效果 ; 要讓西方政府、國際人權組織、媒體等更了解佔中，爭取更多人支持」，他說，並希望內地會關注香港的佔中，同時港人也應繼續留意內地維權運動，認為香港若撇除北京、內地的情況，難以全面地討論社會變革。 維權運動社運化 若說佔中運動為香港社運掀開新一頁，則近年內地維權運動之社運化，也是新一個里程碑。滕彪認為社運之要素在於不斷湧現的訴求、形式上的鬥爭(包括遊行、簽名運動等)以及所謂的WUNC(即價值、團結、規模、奉獻四要素的英文縮寫)。而維權運動社運化之發展條件則離不開後極權時代的語境以及互聯網之普及。 滕認為毛澤東後的中國處於後極權時代，特色是一系列新意識形態，如市場經濟之發展、人權、以法治國的新概念，法律的革新是維權運動的溫床。而運動規模擴大，則在於互聯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普及，包括Twitter與微博之利於傳遞敏感信息、組織快閃行動 ; 網上簽名、媒體網上報道等。 參與討論的人幾次問到如何擴大維權運動的規模與影響，以至我們能為身在獄中的維權人士做什麼事情。滕彪的答案可說是悲觀中帶點曙光的 : 他也未能提出有效方法拯救其他維權人士，甚至他至今仍說不出當日他被囚於何處。可是，他始終認為國民不能絕望 :「在不自由的社會裡，仍可有一些東西做到」。因此，作為維權律師的他身體力行，為弱勢辯護，認為即使沒有贏過一宗案件，也可以從不同案件積累人脈與經驗，提高公眾對法制、自由意識的關注，再組織這些受影響的民眾，使維權運動具有一定規模。 犬儒或開創？ 事實上，無論是內地的維權與香港的佔中，都面對同一個困局——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中掙扎。公民抗命與維權運動的前提，是希望透過行動去感化領導者與民眾，以期使統治者反省，展開法制上的改革。可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的社會中，領導者極有可能面對人們的民主訴求而無動於衷，甚或封鎖消息，令運動鮮為人知。滕彪在會上反問大家 :「但是否因為這樣的情況，(人們)就可以不問政治、浸沉於物質之中呢?」滕彪個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我不認同犬儒主義。」 權力不止從統治者下達國民，即使是沒有軍力的民間，也能透過千絲萬縷的權力網絡與互聯網，組織一場場看似力弱卻大膽的行動，或警醒在上位者暴虐的施政，或顛覆某個看似牢不可破的制度。現今內地與香港一同走到某個關鍵位置，能否開創新的歷史方向，則視乎當世人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