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 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一——”远去的老人”】 编者按：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据人民网统计，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仅存十分之一。我们在此时，回念和记录这些正在远去的老人——他们都已岁过耄耋，历经沉浮，从而洞察历史；其所思所述虽然交锋激烈，但都不容忽视——并期望这种对远去者的追忆，有助于当下的思考。 此为南方周末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身为中顾委委员的任仲夷（左图）和于光远（右图）都曾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并在退休后依然影响广泛。 （东方IC/CFP/图） 亮相与”归隐”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一、谎称中国共产党是 1921 年 7 月正式成立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介绍，早在 1920 年 2 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 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步伐。 1920 年 6 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 1920 年 8 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1920 年 12 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交谈后，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 　　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早在 1920 年 8 月已经正式成立。 1921 年 7 月召开一大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代理书记安排的。 　　但是，《建党伟业》向观众隐瞒了这一历史。观众看这部影片，无从知道 1920 年 8 月的建党，无从知道陈独秀在一大前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也无从知道各地代表到上海开会是中国共 产党的书记、代理书记安排的。这就达到了欺骗许多观众的目的，让许多观众误以为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 7 月才正式成立。 　　有些观众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当时陈独秀不去参加“建党”的一大呢。其实，可以理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大只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书记的陈独秀派别人去参加会议就可以了。况且，已经有代理书记在上海主持了。 　　 1920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毛泽东并不知情。 1920 年 11 月，按照维经斯基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在长沙找毛泽东当联络人。所以，参加一大的毛泽东，并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否定中国共产党早在 1920 年 8 月已经正式成立的历史，谎称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 7 月才正式成立，是毛泽东时代编造的抬高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主要的政治谎言。从政治宣传的功利角度看，这个政治谎言无非是要把毛泽东伪造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建党伟业》还要延续这个政治谎言，实在可耻可悲。 　 　二、照搬苏联电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谎言当作建党背景。 　　《建党伟业》照搬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关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谎言，使用了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及起义军进攻冬宫的镜头，以印证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背景。 　　然而，苏联解体一段时间后，所谓“十月革命”的谎言已经被揭穿。 　　普京任俄罗斯总统时，于 2006 年提出了为 11 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遂推荐祖波夫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这本书后来由阿斯特（ ACT ）出版社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 1894 — 2007 ）》。这本官方的《二十世纪俄国史（ 1894 — 2007 ）》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其实不是“革命”，而是德国当局资助列宁等人发动的“十月政变”。“十月政变”是对 1917 年 2 月俄国民众自发起来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的反动。因此，“十月政变”是剥夺俄国民众民主自由的反动政变，根本不是什么“革命”。 　　 2007 年底，德国《明镜周刊》第 50 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 11 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该文通过解密的档案、瑞士银行的流水账单等证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即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参见辛子陵《形势和前途—— 2011 年 2 月 10 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是电影《列宁在十月》等编造的。“阿芙乐尔”号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十月政变”的前一天夜间，机械师别雷舍夫被任命为“阿芙乐尔”号政委，他在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 “的冲锋陷阵场面是斯大林一再指令加码后改拍而成的， 1927 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问世的爱森斯坦的着名影片《十月》尽管已经受斯大林权力的影响，还没有这样的场面。而当时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见金雁 《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载《炎黄春秋》 2008 年第 7 期）。 　　可悲的是，俄国人已经揭穿的谎言，还被《建党伟业》照搬来欺骗中国观众。 　　再说，“十月政变”虽然给中国人送来了列宁主义，却不见得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把列宁的修正主义当成了马克思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主张超越历史阶段搞暴力社会主义，恰恰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参见辛子陵《形势和前途—— 2011 年 2 月 10 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然，《建党伟业》只是故事片，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政治理论教科书，其编剧和导演自然不是上述两大历史谎言的始作俑者。但其编剧和导演对相关史实研究的进展相当无知，严重缺乏历史责任感和政治责任心，仍是令人遗憾的。思宁希望，观看《建党伟业》的观众，能有较多人看穿该影片中这两大历史谎言，避免被欺瞒、愚弄。 作者：思 宁 2011-06-21 06:26:15 发表于：博客中国

  　　2011清华百年校庆，借用人民大会堂为会场，党中央常委六人出席，给出了全国大学校庆的最高规格。还有一天举办蒋南翔（1913-1988）教育思想报告会。出任清华校长达十四年的蒋南翔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除了文革中遭受猛烈冲击之外，蒋南翔一直受到党政喉舌的推崇和褒奖，身后亦备及哀荣。在风高浪险的中共文教系统中这样的高级干部相当比较少。原因在哪里？概括地说，蒋南翔身体力行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党化教育系统。这套模式对于中国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功过如何？ 　　1．院系调整的贯彻样板 　　1949年清华是否继承了原来清华的传统？按照梅贻琦校长“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说法，应该说是。因为除了胡适和梅贻琦飞往台湾以外，重要教授都留在了北平，冯友兰、吴晗、季羡林、雷海宗、潘光旦、曾昭抡、叶企孙、黄万里……这样一流的人才阵容是足以担当清华的传统和盛名的。但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衰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决策当然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实行者却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一批党化知识干部。清华最为典型，从一所文理兼顾，享誉世界的综合性大学忽然被调整成单一的工科技术高等学院。本来以培养通才型高级人才的大学，变成了养成专才型技术官僚的机关。当时这样的调整已经遭到以钱伟长为代表的教授们非议，但方针既定，清华成为全国院系调整的样板型榜样。调整后的另一个结果是全面废止教授治校的学术传统，全面确立党委的领导制度。院系调整和党化管理的后果是：经统计发现，被长期宣传歌颂的“两弹一星”工程项目中，没有一位主要科学家是1952年后从国内大学毕业的。到了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没有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 　　与院系调整同时并举的思想改造运动。清华大学运动重点的重点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正因为他是梅贻琦的左臂右膀，对于清华的办学有过通盘的思考和构想，所以北京市委和蒋南翔把重点放在潘光旦的身上。多次检讨不得通过，杀鸡儆猴，曾经在西南联大挺身反蒋拥共的这些民主教授尚且如此，其他各种中立、暧昧态度的教授岂敢不俯首贴耳！ 　　2．又红又专的口号 　　蒋南翔的代表性口号就是又红又专。专是科技业务的简称，红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简称。又红又专变成了清华师生的革命校训。红这种要求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说法。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连蒋南翔先生自己也没有答案。1952年他曾经以救世主般的中央大员名义指挥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喝令各系教授洗心革面，服膺无产阶级政权，1957年他更以中央和市委的钦定打手自居，将副校长钱伟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还有孙宝宗、冯国将等大批普通学生打成右派分子，劳改劳教，后来又全力推行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的革命血统论。按理他蒋先生应该是已经红透专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吧。不。文革浪潮一来，他很快就被大浪席卷而去，变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在思想改造、肃反、反右和拔白旗等运动中，红，就是站稳立场，敢于揭发同学和老师的言行，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和世界观的高度开展批判和斗争。到了文革时代，红的含义更加扑朔迷离，紧跟工作组可能成为资反路线的打手，紧跟造反英雄蒯大富有可能成为校园武斗的牺牲品，到头来竟然是先做逍遥派，然后若即若离地参加四一四的胡锦涛潜伏爪牙修成正果。但是他从来不提自己的文革经历。有人说，蒋南翔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挨斗挨打，尝遍辛酸，没少吃苦。是的。可是他的痛苦经历，正是他所倡导的教育目标又红又专的结果。所有的清华人都想要政治上红。红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参加文革的斗争，立场坚定，冲锋陷阵。现代义和团“红卫兵”这种愚昧暴力的组织就出在清华附中，语言暴力的典型范本《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也出在清华附中。最具讽刺意义的文革牺牲品是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半生追求“红”，却不料竟被毛泽东当作开刀祭旗的可怜虫。全国校园武斗的最高级形态也出在清华园两大派之间，一直打到尸横校舍，血流成河。毛主席的贴身机要秘书（近妃）谢静宜红得受主席一再呵护，成为实际上的清华大学负责人；四人帮一倒，却被开除了党籍。什么才是红？院系调整、镇反、肃反、反右、拔白旗、四清、文革、抓五一六、抓法轮功，红的标准不断变换。蒋南翔和他的幽灵带着一帮子官员和教职员吆喝着红色口号，变换着红黑两种脸谱在清华的舞台上来来去去，折腾了五六十年。红也没有导致真正的专。文革大学生没有一届具备完整的学时和答辩，邓小平复出的时代，蒋南翔沉痛地指斥，清华工农兵学员的程度还比不上文革前的中专生。在四人帮横行的洪荒时期，梁效（两校）之一的清华大学扮演了舆论打手的卑鄙角色。毛驾崩江被捕，大学恢复招生，又红又专又被津津乐道。这种口号还将孕育教育的更大危机。科学家的世界观绝不应当是一个阶级的偏见，学者应抱持全人类的道德情怀和对宇宙的探索欲望。像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那样，关怀人类的祸福苦乐，奋不顾身地探究自然的奥秘。任何阶级观念都不免是偏见。只有摆脱了自身阶级和阶层的偏见，才是一个思想健全，公正贤能的知识分子，才有大气磅礴的恢宏气度和碧落黄泉的探索精神。居里夫人放弃镭矿提纯法的专利，公之于众；爱因斯坦提出曼哈顿计划，后来又希望停止核武器生产的言行，无不表明他们不仅奋不顾身地探究自然的奥秘，而且具有高度的人类道德意识。教育家就应以这样的榜样为青少年树立楷模，而不是提倡阶级斗争，模仿与人奋斗的枭雄偶像。拿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在昆明合并为一所大学）作对比，1949年后的清华大学在大师级人才和国际奖项方面都远不能望其项背。西南联大师生中走出了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教师79人，学生92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1949年后没有一个中国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项，中国八位两弹一星的元勋(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没有一位是院系调整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人。成绩如此相形见绌，却依然褒奖有加，而未见弹劾问责，刚好说明党政领导最关注的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贯彻，更甚于民族国家科技实力的增长。 　　3．辅导员制度 　　蒋南翔是清华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始作俑者。学校选拔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充当低年级学生的思想政治监管人。制度发端于蒋南翔入长清华的次年1953年。这类制度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几乎都大同小异；不过清华的政治辅导员成熟最早，形态最完善，后来发展为毕业后继续留校（授薪）工作一年，胡锦涛就是其中之一。这类做法说到底渊源于国民党专制时代的“职业学生”特务制度。由国民党和三青团机关出资供养，并以法政卵翼加以保护。清华的辅导员也是一律由学生共产党员、至少是共青团骨干担任，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党团觉悟；一般单位中业务能力甚差的政工干部背地里被人看作无能的党棍。而清华的辅导员必须又红又专，还有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力。蒋南翔在学生运动时代战胜了国民党的特务学生，青出于蓝，组建了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制度跟政治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在肃反和反右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将许多不同经历的师生关押、批斗，进行人身侮辱、逼供，主要就是在他们的辅导下进行的。学生的民间社团例如孙宝宗等人的庶民社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向党委告密，组织对师生的围攻和迫害，都依靠辅导员进行。历来的宣传都描写蒋南翔理性冷静，实事求是，延安时代还对抢救运动的极左政策有所批评。可是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他的表现却完全是一副急先锋的面貌。仅因教育观念不同就不惜将跟党十分亲近的钱伟长打成右派，也因为意见不合，就将党委内部的前学运功臣和英雄郭道晖、袁永熙等人打成右派。清华右派学生多达571人，还有徐璋本教授、冯国将、孙宝宗、党治国同学等以反革命治罪。蒋南翔作为典范的现实榜样，清华辅导员们的政治警觉和倾轧手段势必登峰造极。文革中蒋南翔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批判不是说他太严厉，而是批他执行修正主义黑线，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也就是必须更左，更严厉。于是清华的文斗，昏天黑地，清华的武斗，腥风血雨。毛泽东的红色极左路线驱使蒋南翔贯彻红专道路，让师生与人奋斗与天奋斗，文革中导致全国大专院校无不发生斗争惨剧，暴力流血，清华成为典型象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改革开放以后，清华恢复招生，恢复文科建制，继续迷恋蒋南翔红专模式，只要没有陈寅恪教授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不一定会重复出现暴力喋血惨案，西南联大和老清华的学术繁荣和人才辈出的景象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反而是用硫酸虐杀动物的事件和将（蒋介石）ChiangKai-Shik翻译成常凯申的误译总会层出不穷。梅贻琦和蒋梦麟校长虽是国民党人，毕竟每当发生学潮之时，总是关注学生保护学生，遮挡特务和军警的追捕，而共产党的公安局却是按照蒋南翔及其辅导员们开具的黑名单到师生宿舍去抓人的。扩建校园，恢复文科，却不废除党化体制，不恢复教授治校的传统，都只是重建大楼而已，一定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 　　4．阶级路线 　　蒋南翔模式的另一重大部分当属影响中国社会及其深重的所谓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本来秘而不宣，到了蒋南翔如日中天的1963年左右，被表述得相当明确：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成分的意思是指家庭出身，即父母在1949年前的阶级身份。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讲话。“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5卷第212页。毛大概忘记了他自己出身富农家庭，父亲毛顺生既是富农，又经营米市生意，还发行过“义顺堂”股票。毛泽东的模糊想法，具体形成政策是在高校招生的过程中扩展到社会生活中去的。任何社会的选拔制度都关系到社会的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高考不仅规范了教材和教学方向，而且规范了中国社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方式。科举制度延续了约1500年，到清末终被废止，曾被西方誉为历史上最公平的选拔制度。它否定了南北朝以前的察举办法造成的反动门阀观念，以才取士，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为延续国家的人才储备和职官替补，规范汉语汉字的统一，为延续民族的人文和学术（科技）文化，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乃至影响到民间婚姻择偶和青少年理想抱负。1905年废止科举，中国的新型大中小学逐渐取代了庠序科举，发挥了选拔和培育人才的功能。公平严谨的传统基本得到了延续。（科举时代，科场弊案属于欺君大罪，是要开刀问斩的）。清华首任总办（校长）周自齐当年为清华前身游美肄业馆制定的入学标准仅是“中文要通达，平行要端正，家世要清白，不要有破相（因为要出国）”。这里的家世清白，不是要查阶级出身，而是承续书香传统，杜绝诲淫诲盗，而士农工商皆属清白。蒋南翔的阶级路线则以所谓的阶级出身为籍口，打破了以考卷评分录取的绝对标准，为不公平竞争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论相关的内部规定是谁拟定的，蒋南翔领导下的高教部门所推行的招生原则对全国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蒋南翔曾在清华中文系肄业，彭真也有一定的旧学功底，都应多少知道中国文化中“好汉做事好汉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恕道义理传统。所以他们文革前还有些强调“重在表现”的议论。可是教育和就业机会都是社会的紧俏资源，党政军各级官僚的子女及裙带，亟需抢占这类社会资源，所以高校招生过程中的家庭出身歧视愈演愈烈，文革前夕发生了清华附中文理全优学生张明竟未被清华录取，因其父亲在台湾，结果导致该考生疯癫。文革初期尚未倒台的蒋南翔在问答中明确宣布：“跟共产党没有杀父之仇的青年都有可能考上大学”，也即凡是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不予录取。（胡锦涛59年入学，60年胡父才被单位定为贪污分子，若再晚一年报考，胡也难以录取）。一个标榜为大公无私的革命阶级先锋队的党，一个该党的教育家竟然宣布这种封建血酬主义的标准，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不以民族的文化科学为至上原则，而以一党私利为界限，这种言论竟出于高教部长之口，绝对世所罕见。民国时代的教育总长都从未说出这种话来。从孔子“有教无类”开始，帝王专制的朝廷还不无夸耀地标榜“野无遗贤”。相比之下，中共党化教育之心胸狭隘昭然若揭。据炎黄春秋杂志介绍，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在高考之前作政治预审，实际上暗中已内定批注于档案“此人不得录取”，这种做法是对人性的粗暴践踏，比专制朝廷更加卑鄙；到1963届以后，凡直系亲属被杀被关被管的考生一律不被录取，旁系亦受影响。重点院校和各地重点高中逐渐变为干部子女贵族学校。以高考为标尺，出身歧视迅速扩展到招兵招工乃至青年择偶的社会各领域。政权更迭仅仅十余年，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就已经被官僚子女的阶级优先所取代，跟八旗子弟的特权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七届二中会议上反对糖衣炮弹，不忘李自成的教训之类的讲话无比动听，无比庄严冷静，可是没有民主制衡，没有基本法治，任何许诺和宣誓都是美丽的谎言。 　　5．为党国培养了高官人才？ 　　清华校庆最津津乐道的是清华为党国培养了高干新血。所谓“满清王朝”就是说当今党政高官中清华人独占鳌头。1980年后国内省部级高官40%来自清华大学。其实这是共产党国家的重要传统。前苏联的各级领导班子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都以技术官僚为主干。直到戈尔巴乔夫才略有改变。清华从1952年调整以后完全蜕变为工科专业高校。强调要成为工程师的摇篮。纯理工科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实践经验比文科大学或文理综合大学生更加适合于一长制的领导班子。在历届清华学生中又有一部分专门进行过辅导员双肩挑训练，几近于官僚化热身训练。而且清华人的业务能力往往扎实可靠，所以在这样的体制内更易于升迁。再说，六十年来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没有一个是真正被人民选举上台的。 　　以清华出身的朱镕基、胡锦涛和习近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朱镕基是1949年以前的清华毕业生，他的成长与蒋南翔模式毫不相关。他英文熟练，业务精湛，为人干练。热情投入革命，在反右中率真敢言，遭逢厄运。1979年复出后，展现长才，步步升迁。在上海市长任内稳健地保持了六四时期的秩序，上海基本没有大规模流血死伤。一句“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回答”给人留下了冷静睿智的印象；出任总理期间，百口棺材论虽然未竟其功，毕竟给予贪官污吏当头棒喝。晚年重出江湖，敢于大骂党政喉舌胡说八道，亦已脍炙人口。胡锦涛则是蒋南翔如日中天的年代入学并成为政治辅导员的。堪称是标准的蒋南翔模式的活样板。胡锦涛的毛笔字横平直正，看得出幼年受过正规传统教育，但是很快就进入了党化规范的轨道，他的外国文学知识大约以苏联少儿文学为主体，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等。胡锦涛196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应景文章《上了生动的一课》歌颂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行文完全是文革前夕的套话，文章本身一看便知，就是编辑部备好版面让工农兵学商各单位都发表一篇颂词，胡锦涛作为新党员学生（知识界）奉命而作。通篇口号，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话。胡锦涛一辈子都在充当党的代表工具，连这篇小文章也不例外。1978年胡父去世。他曾回家乡为父奔丧，对于官场交际的潜规则已经十分谙熟。他花费五十元（当时本科毕业生月薪仅56元，青海略高）邀请当地官员吃饭，希望换取给父亲的贪污问题恢复名誉。结果仅有一名干部到场，酒菜只好请餐馆职工免费享用。胡锦涛登基伊始，就朝拜西柏坡和延安，毫无新思维。接续毛式反美思维定势，竟然发出学古巴学北朝鲜的号召，令国内外目瞪口呆。习惯于充当工具角色的辅导员，即使出任国家主席他也没有惊人之举，唯一令人比较有印象的是1989年三月他头戴钢盔，下令武警对付和平抗议的拉萨青年。 　　再看十八大的接班人习近平。他上清华时，蒋南翔还在挣扎反抗，痛骂清华的水平还及不上文革前的中专。言论被四人帮收入抵制文革的“奇谈怪论”中。习近平应该算是百年校史上最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清华人。甚至在国外讲话把“吃饱饭没事干的外国人”这种市井骂街的痞话都骂出来。习近平靠祖荫升迁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查阅他的经历发现，所谓乃父习仲勋长期受到康生四人帮迫害，其实比起一般劳改劳教的右派和反革命实在优裕太多。文革前习仲勋仍是厂矿领导干部，文革隔离审查，1972年起，习仲勋就可以会见家属子女，仅是有严重错误的老干部，因此习近平在1974年依然获准入党，并升任大队党支书，这样的仕途鸿运，黑五类青年谁敢奢望？有了如此的资历，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进入清华化工系学习。毕业后进入部队单位，任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父亲平反后，习近平更加大红大紫，一路扶摇直上，成为省级高干。在1998至2002年间还带职获得法学博士。考察他的学历可以知道，他1953年出生，七岁上学，刚好1966年小学毕业。应有大致完整的小学程度。初中时期至少第一年，文革大乱停课造反，直到1967年11月中央下达复课令，但各地武斗，教师内斗，教学秩序纷乱，1968年又逢父亲被隔离，家庭变故，他能读得成几天书？初中数理化外语连基础都谈不上。1969年1月他下乡插队。其间估计能偷读一些人文小说之类的书籍，数理化外文基本功是很难补齐的。1975年当上工农兵大学生，专业水平还不如文革前中专生，这可是蒋南翔的断语。清华大学规定，报考博士必须有硕士学位。习近平的工农兵毕业证仅相当于大专文凭，连学士都没够上。如何就考上了博士？再看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研究》，分明是经济学的题目，怎么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衔？如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授衔问题上向钱权低头让路的话，那么不仅习近平的学位有问题，清华大学新办的人文学院的学风也有问题。 　　结语 　　蒋南翔辞世已经多年。中国党政当局对于蒋南翔的教育模式犹时时甘之如饴，并将他奉为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从天道人伦和有教无类的普世价值出发，蒋南翔是很不够格的。梁启超所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唐国安所提倡的“德智体美群”都比“又红又专（双肩挑）、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更加仁厚博大渊深而人性化。再者，蒋南翔曾经将数百名右派师生逐出校门劳改劳教，高教部治下各地大专院校乃至数以十万计；又拟定并执行所谓的阶级路线，贻误几代青少年的前途和损害民族人才的遴选。百年中周自齐、唐国安、梁启超、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罗家伦、冯友兰，哪一届校长曾有过这样的罪孽？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