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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急亂投醫 美國領事館是良藥

一年前,如果有人問這世上會否有「起死回生」之藥,我會說沒有,但現在我會說有。一周前,如果有人問這世上會否有「返清復明」之藥,我會說沒有,但現在我會說有。 這神奇良藥,就是近來中國人前赴後繼、一親芳澤的美國使領館:垂死的前重慶警察頭子王立軍,一入此門,性命立刻得保;否則的話,早就會有報道說「重慶副市長王立軍在休假式治療中因病搶救無效,於日前病逝」了。 至於山東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本來全體國人幾乎都「看不見」他,但是因為這幾天跟美國使領館牽扯上了關係,他立刻神奇地被「看見了」,時不時還有人開始問「誰是陳光誠」。 當然,因為這款「藥」太神奇,所以每一個成功得到其蔭庇的人,都經過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比如王立軍,據說就用了聲東擊西(揚言要赴重慶美領館,實際上是跟成都方面聯繫)、喬裝改扮、拋磚引玉(號稱有重要情報,吸引美方打開大門)等等。而陳光誠,則先利用看守去斟茶水的十秒鐘逃到另一個房間,再翻牆出外,涉過一條小河,摔了無數跟頭之後,與迎候他的人接上頭,才得以進入美國大使館。其中艱辛,令人動容。 由此遙想當年的方勵之,他也是。這說得有點遠,打住。 在向全球公開的YouTube視頻中,陳光誠請求溫家寶關注事件並確保自己的家人安全,因為在此前的軟禁過程中,他和他的母親、妻子都曾被打,孩子上學都有人監視。 對一個盲人下如此毒手,身在內地的人卻大都看不見,到底是內地人瞎了眼,還是天太黑了? 國有病,黨知否?黨應該是知道的,只不過不敢正視,因而野蠻遮掩罷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成為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的療傷聖藥──有權的,把老婆孩子和全部身家偷偷摸摸地送過去了;有錢的,把老婆孩子和全部身家光明正大地送過去了;沒錢沒權的,賣身賣血賣尊嚴地賴過去了;一身正氣滿腔辛酸的,正大光明地投奔過去了。 精明如美國,斷不會甘心只做中國人的「藥」,它永遠會對中國有所企圖,一邊揮舞屠刀遏制中國,一邊又將自己偽裝成拿解剖刀的醫生。 可悲的是,通往美國使領館的道路上,中國人正絡繹不絕,每人都抱着一個希望,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 尤可夫 傳媒人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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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从修伦港宣言到占领华尔街

  “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   五十年前的1962年,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学生来到密西根州的修伦港,写下了这个《修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一个世代的议程》。这群青年是属于1960年成立的“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这个组织将成为美国天翻地覆的六零年代最重要的学生组织,一如这个宣言将确实揭示一个新世代的反抗议程,并且是六零年代,乃至二十世纪后半美国反抗运动的最重要宣言。   五零年代的美国正在享受二次大战后的和平与富裕。那是一个美国梦的黄金时代:他们(白人们)相信努力就可以获得房子、车子、金钱。有人说“意识形态终结”了,在这个世界不再有大的思想斗争,只剩下技术性问题;有人形容彼时的社会是“寂寞的群众”(lonely crowd),人们对公共事务是冷漠的。   但那也是个不安的时代。新成形的冷战结构加上核武威胁,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战争机器的丑恶;在美国国内,五零年代中期,当一名黑人女子拒绝接受公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当南方的黑人高中生、大学生在口水与暴力威胁下走进原本只接受白人的学校,他们揭发了美国做为一个“生而平等”国家的虚伪,开启了改变美国历史的一场民权运动。   生活在舒适生活中的白人大学生也投入了黑人民权运动。例如起草这份宣言的年轻人汤姆海顿(Tom Hayden)。他是SDS的创始人一,在他开始草拟这篇宣言的1961年十二月,他正因为参与反对巴士种族隔离的运动而被警方拘禁。   (在整个六零年代,他都是明星级的抗争者。1968年,他和同伴们在芝加哥的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外,和他们痛骂为“法西斯主义猪”的警察激烈对干,而后遭到审判,被称为芝加哥七君子。汤姆海顿也并没有停留在六零年代的光荣与愤怒,他至今始终是活跃的运动份子,并曾在八零年代曾担任加州州议员。2006年春天,修伦港宣言重新印行出版,当现在已经一头白发但依然精神奕奕的汤姆海顿,在纽约一家书店举办了发表会,而我终于见到了他。)   这群感到不安的年轻人看到了时代的矛盾,而要挑战仍然盘旋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冷漠沉闷与保守主义。在宣言中,他们更在乎的是想像力的贫困,而不是真实生活的贫困:“我们有急迫感,但这个社会却告诉我们,现实世界没有另一种可能。”他们也拒绝传统教条主义,不信任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尤其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的民主运动,以及史达林的极权面貌被彻底暴露出来;他们也不同意传统左派把改革行动者放在劳工身上,所以他们被称为是新左派。   这群年轻人信奉的是杜威、卡谬或者社会学家C. Wright Mills,因此他们在宣言中提出一个全新的激进政治概念:“参与式民主”。个人应该要能参与决定他的生活方式的各种制度,但既有的民主体系只是?I卫寡头利益的制度,尤其是当时南方的黑人还没有真实的投票权。更进一步,民主不能只是政治场域中的选举,而必须落实在社区、工作和外交政策领域的参与。在这背后是对人类能力的坚强信念,他们要让个人成为更自主但也彼此互赖的主体,要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具公民性的社会。   “修伦港宣言”当然有其限制。毕竟,1962年还是一个变迁的时代的开端:甘乃迪总统在次年被暗杀,瑞秋卡森激发环境运动的经典“寂静的春天”在宣言的两个月后出版,Betty Friedan掀起女性主义革命的“女性的迷思”也是第二年才出来,而越战还没开始,Bob Dylan还没唱出一个世代的困惑与愤怒。但这份宣言确实启发了六零年代无数美国青年投入对战争、种族压迫、社会贫穷和官僚政治的抗争。   到了六零年代后期,新一代的SDS的领导批评“修伦港宣言”过于保守,没有看到主流自由主义的限制,没有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邪恶,于是他们主张更激进的行动,包括暴力革命。但是无论如何,参与式民主的理念确实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抗争运动。   直到五十年后的现在。   汤姆海顿在今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在占领华尔街的宣言中,其提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求“直接和透明的参与民主”。事实上他们在占领过程中,比五十年前的青年更彻底的实践参与式民主,因为他们没有领导人、没有组织,一切都是集体讨论。尤其,这个网路时代更让参与式民主可能出现:人们可以透过网路协调、论辩、决策,但当然他们也知道行动不能只停留在虚拟世界,而必须有具体的“占领行动”。   修伦港宣言掀起一个世代的风暴,而占领华尔街及全球各地的占领行动却被批评没有具体议程与主张,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等待历史的回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真正回应了当年修伦港宣言的信念:   “如果人们认为我们看似在寻求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世界,那么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是为了避免一个缺乏想像可能性的世界。”   (iweekly 专栏 20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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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出问题,台湾要小心?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黄耀毅 石明凯认为台湾要当心华为 由于其不透明的党政军关系,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海外投资屡屡受阻,而中国制造产业的供应链业者许多是台湾企业,也引发了台湾企业是否该同时受到质疑的议论。 *中国军方与民间企业关系深* 美国智库“2049计划协会”执行主任、前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石明凯(Mark Stoke)日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场有关华为公司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军方有着绵密的电子间谍网络,除了中国政府各部门,也包括许多中国的研究机构,其中也有针对台湾的。他说:“有另一个组织牵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区,举例来说,南京军区针对的是台湾,在那里有两个技术局,专职监视台湾的电磁及电脑活动。” 石明凯指出,藉由分包合同,解放军与许多学术单位,如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建立关系。此外,解放军也与私人企业有深切关系,例如信息安全公司启明星辰(Venus Tech)。启明星辰在其官方网页上介绍说,“长期以来,启明星辰公司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与鼓励”,并且“在政府和军队拥有80%的市场占有率”,同时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营运商提供安全产品、安全服务和解决方案。” 而具有解放军背景的华为,也一直是受到关注的目标。 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 *台湾供应链是否也出问题?* 根据他的观察,石明凯发现中国信息产业的制造供应链非常复杂,而大多由台湾的厂商掌控,他认为在华为的例子上,这一情况值得注意:“台湾企业可能在为华为提供晶片等方面扮演任何角色吗?我无法确定,但我猜测台湾企业可能有所牵连。但底线是,供应链是非常复杂的,华为是受中国管制的中国公司,但台湾企业在信息产业上扮演重要角色。” 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则持保留态度,因为他认为供应链随时在变,台湾可能随时失去优势,如此美国的安全考量也要重新思考。他说:“许多经过台湾的电信产业制造供应链,并不会永久持续。不会。在这点上我站在不看好台湾的一方,而台湾应该要对这样的情况有所警觉。供应链相对来讲成长迅速,现况也将随时间改变,这表示我们审视商品出产地,以及哪些地区属于敏感地区,也应该随之改变。” 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杰森.希利 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杰森.希利(Jason Healey)则认为,从供应链下手来检查安全性,是很困难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供应链下手很困难,你可以在进口时随机测试商品,你可以购买一些专门检测华为产品的仪器,看看它们有没有奇怪之处,有没有将某些不必要的资讯传回中国。这些是处理风险、降低风险的做法,而非试图避免风险的做法。” 希利认为,还有另一个可以探究安全性的做法,就是看看产品当中主要技术的供应者是谁。他告诉美国之音:“我想越多高价值的零件是在中国制造的话,越有可能有问题。像晶片等等,还有设计,因为设计者很容易将东西放进去,或设计‘后门’。越多部分在(中国)那边设计,就越容易在当中置入难以被查觉的程序。” *进军台湾,华为对台是友是敌?* 华为由于其与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密切关系,加上不透明的运作方式,导致了其在海外的扩展计划受阻。英国拒绝了华为与英国电信的合作案,印度国营电信公司BSNL也出于安全理由,多次拒绝华为的竞标。澳大利亚在今年3月底禁止华为公司参与该国的国家宽带网络工程。美国也多次禁止华为收购美国科技公司。 目前台湾立法院正在审议“开放中资来台投资项目”,电信业可能列在第三波,或是2012年下半年第四波的开放项目。台湾经济次长黄重球曾说过,如果投资人是中国大陆军方,或是具有军事目的的企业,都将限制到台湾投资。不过目前华为已经在台湾占有可观的市场。 虽然无法直接对台投资,但华为公司在台湾有代理公司“讯崴技术公司”,并且已经获得台湾主要电信商之一远传电信10亿5900万新台币的无线网络、基地台设备采购案,在取得另一家电信商亚太电信3.5G网络与设备的200亿新台币的案子。 根据《新新闻周刊》3月28号的报道,台湾的3G行动网卡几乎都使用华为产品,中华电信部分自有品牌手机、网络公司亚太网路的产品,都是华为制造。报道当中指出,华为有能力远端控制这些设备与基地台,台湾的军事通讯以及公民的隐私将失守,而之后如果台湾更采用了华为开发的4G移动通信技术与标准,则将“无法掌控通讯安全,形同国安门户洞开”。 美国前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石明凯指出,华为同时具有政治动机,并且对台湾抱有敌意。他说:“有一位退休的资深美国军方官员与华为有关系,而他主张改变美国对台政策,他对台湾关系法抱持负面意见,这对我来讲,是大有问题的。” 石明凯认为,华为在美国试图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只会让人产生反感,他希望华为在美国能够对台湾以及两岸关系采取和平、平衡的态度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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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助理国务卿先期抵达北京疑为解决外交危机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下周在北京举行。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避难的传闻以及白宫政府考虑向台湾出售新型战机的消息,对美中两国之间造成新的紧张关系。 德国国际通讯社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都将出席下周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方面显然试图平息目前的波澜。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临时改变了行程计划,本周日早间就已先期抵达北京。此间有媒体向美国国务院询问,白宫方面是否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而将坎贝尔提早派往北京。但美国国务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有一点是清楚的,华盛顿政府不希望美中之间的外交危机升级。在解决处理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以及继续向叙利亚政府施压等方面,华盛顿离不开北京方面的支持与合作。 人权人士胡佳被警方带走 另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异见人士胡佳被警察带走。周六(28日)胡佳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后几个小时,他的妻子曾金燕在Twitter上发消息说,胡佳被公安人员带走。胡佳在接受采访时对法新社的记者说,他相信他的好朋友陈光诚目前身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他的状况很安全。 截至发稿,曾金燕在Twitter上发出的最新消息显示:”接到胡佳电话说:刚结束拘传,在派出所副所长的车上……” 东师古村村民表示”不敢相信” 陈光诚生活的东师古村的村民表示不相信”一个盲人”能够从如此严密的监视中逃脱。法新社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一位村民说:”我没听说什么盲人逃跑的事。他不可能逃得走。” 另一位村民说:“他们(保安人员)在他(陈光诚)家外面盖了一圈水泥墙,上面装了摄像机。他根本不可能逃跑。”他还说,几十个保安日夜监视陈光诚的住所,谁想接近陈的家,谁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综合报道:洪沙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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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粉应该看看辛子陵的文章

  薄粉是中国民间颇大的一股势力。认定薄是中国改革均富的希望,他们对薄熙来贪污,谋反,谋杀的罪名一直不愿意接受相信。我也曾被薄的理论迷惑,知道他与周永康勾结以后,便不再对他寄望,就他把重庆工程利益送给周的儿子,我认定他们的反贪打黑是有条件,有范围,有目的的。中国不是只有他们在反贪,辛子陵就是因为指出一党专制的弊端而被周永康之流关押了起来。他对很多事情的批评其实与薄粉一致,所以我提议薄粉应该看辛子陵的诉求,以便中国民间各种势力在评击中国现状的过程中团结起来。   中共著名的改革派政论家辛子陵先生,去年初因为发表支持温家宝的言论,受到党内的压制和半年软禁的处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谢韬追思会上宣读一篇讲稿,竟被指为鼓吹暴力革命,进而遭到无限期软禁的惩罚。以下是些辛文章的载录:  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辛子陵说: 顽固派坚持“五不搞”,拿出来的对策是“叁统一”,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全面,很辨证,很和谐。落实下来只有变了质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完全是漂亮的空话,成为掩护特权和腐败的遮羞布。 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当前党内深层次问题是变质,是领导干部队伍变质。”10党要求他们代表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造福一方。由于人民无权监督他,制约他,许多地区的“一把手”打着坚持党的领导的旗号,成了恶霸,成了山大王,把自己管辖的地区黑社会化、山寨化。福建省周宁县,有一任(1996年至2003年)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实行新“叁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800多个县,像周宁县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统治下,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统一到林龙飞那里,他既代表党,又代表人民,还代表法制,就弄出个新“叁光政策”来。这样的“叁统一”,是不是彻底败坏了党的声誉!是不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在瓦解党! 辛子陵继续说:再看“依法治国”。最近,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12萧扬在位十年,曾被主流媒体吹捧为“一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一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萧扬有句名言:“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的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他曾先后十一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讲话。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穿着黑袍的首席大法官,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竟是司法界害群之马的头子。在他的黑袍笼罩下,在原籍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对案子明码标价,经济案按数额大小分成,刑事案以案件重轻定价。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案件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是非的分辨,犯罪性质的考量,而是办一个案件能捞多少钱,能索多少贿。在分局、区院抓(或放)一个人,20-80万元,在市局、市院50-150万元;判(或少判)6个月50-200万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万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万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万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万元。十年来,这个集团累计勒索受贿高达1,500多亿元。13这就是我们十年来“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在萧扬的操控下,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荡然无存。   中国的“人民法院”在变质成为谋利衙门的同时,由于黑白是非颠倒,人心不服,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件冤案,几乎都与周永康控制的公检法有关。公检法在中国其实是与黑帮连接在一起了,薄周的打黑怎能得人信任。 辛子陵摆出这些事实来,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要制衡,人民当家作主要落到实处,要有载体,这明明是在救党,却被与周同流的北京市政府无限期软禁。 薄熙来其实是萧扬的翻版,他们在高谈反贪均富的时候,做着一般人不敢做的黑勾当。从那帮结伙的人周永康,吴邦国等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中国的万恶之首。难得胡温痛下决心清除毒瘤,薄粉却被薄的空谈迷惑而阻碍改革,真是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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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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