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惠普 2011-07-28 “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湖北东南部的乡下小镇找到了自己心里真正的“大学”。” 晚上的课程开始前，青石中学突然停电了。 这天是2011年7月13日，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只有即将升入初三的学生返校补课，但另一批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正活跃在校园里，他们在这所位于湖北东南部的乡镇初中就读一所“大学”。 这所名为“立人”的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罕有的存在，它没有自己的校舍，只能借用初中的宿舍和教室，硬件设施落后；它没有校长，没有固定的管理团队，资金基本依靠公开的小额募款；它的第一期只是15天的暑期学校，学员不到80位。但是，它有令许多正规大学都羡慕的师资，还有着高远的理想：让学生感受真正的大学教育，以自由、开放的方式探索民间高等教育的可能形式。 停电的那个夜晚，授课的导师是熊培云，讲课内容是“我的学思历程”。为了保证课程照常进行，义工和志愿者们买来了蜡烛，在课桌上、讲台边点燃。烛光摇曳中上课的场景很快被学员拍照并发到微博，“最浪漫的一课”吸引了许多网友的转发。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另一条微博也广为流传：“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学校临时停电， 志愿者们买来蜡烛， 于是就有了立大最浪漫的一课。 （罗奇志/图） 这段话的作者秋风正是立人大学的导师之一。在这个夏天，近百名年轻人和秋风、熊培云等导师一起吟诵诗歌、开读书会、仰望星空、排演戏剧，探索了另一种教育模式，也体验了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小镇的闯入者 ““让理想主义更理想主义，让脚踏实地更脚踏实地。”在报名表中，汕头大学商学院学生苏顺德写下了这样的话。” 从6月底开始，陆续抵达的年轻人打破了蕲春县青石镇的平静。 青石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地区小镇，地处大别山南麓，一条蕲河蜿蜒而过。尽管山和水带来了诗意，但和大部分中国乡村一样，小镇正日益失去活力，大量中青年外出打工，孩子们则投身应试教育的系统，起早贪黑，冀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隶属于以应试教育闻名全国的黄冈市，青石的大部分居民对大学的真意并不了解。立人大学开学前，义工陈仲伟去学校附近的店里复印招生简章，女老板问他：招来一名学生，能拿几百的回扣？ 陈仲伟复印的招生简章仅是很小一部分，更多的则通过网络发出。义工们并未做太多的推广工作，但响应者众多，80人的招生计划，报名的人数超出了三四倍。 “让理想主义更理想主义，让脚踏实地更脚踏实地。”在报名表中，汕头大学商学院学生苏顺德写下了这样的话。 这也代表了相当多报名者的心声。高中毕业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是立人大学的两个目标群体，前者往往对大学所知甚少，不知该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四年；后者则常常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感到失望，在同学群体中显得另类、孤独。 最终入选的高中生来自全国各地，一位名叫万永生的男孩骑自行车从河南赶来——在他们中学，“骑行中国”是学生自发组织的特色活动；而大学生们所学的专业五花八门，甚至有一名学员的专业是“武器系统与工程”，后来，他被同学们称为“导弹哥”。 突然的闯入者给小镇带来的冲击不啻为一枚小小的炸弹。最直观的现象是：青石中学附近几家超市的脸盆、凉席等生活用品卖得特别好；学校食堂偶尔不开伙的日子，一百多人外出吃饭，周边大多只有一口锅的小饭店忙得不可开交；学校对面小卖部的冰棍也一度卖断了货。 不少城市孩子是第一次到乡镇生活，他们从学校旁边的商店买回奥利奥饼干，结果发现包装上的名字其实是“粤利粤”…… 立人大学学员毕业时要拍一组特殊的毕业照， 在白板上写下自己对大学的感悟。 （罗奇志/图） 年轻的毒 “刘瑜说，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她也在年轻时中了很多“毒”，以为“农民起义就都是可歌可泣的，北洋军阀就是民不聊生的……”” 北京大学的张健和清华大学的刘瑜是前两名抵达立人大学的导师，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 张健开设的第一门课是“国家：起源与组织”。第二天，张健和刘瑜进行了一场对谈，讲述各自的学思历程。定下这一主题是义工陈仲伟的主意，他在网上看过台湾大学“我的学思历程”系列讲座，并将其移植到了立人大学，要求每位导师都做一次这样的分享。 “我的学思历程从一片空白，到随波逐流，到头重脚轻，走了很多弯路。”刘瑜说，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她也在年轻时中了很多“毒”，以为“农民起义就都是可歌可泣的，北洋军阀就是民不聊生的，西方议会都是互相攻讦，资产阶级都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后来，她又随大流读萨特、尼采，因为“那时手捧一本布迪厄、福柯就等于现在手里拿着一部iPhone4”。到最后她才发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体验到“小孩子在大自然中发现一种草叫什么的欣喜”。 学生们早就为这位明星级的学者准备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学生举手说：感觉自己周围的同学缺乏政治热情，不知你们当时的大学氛围如何？刘瑜答：生态更多样化，怪人更多，但是，任何社会中怀有政治热情的人都是少数，这并不是坏事，好的公民文化是参与型和冷漠型的结合。“问题是，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不能‘被不关心政治’。” 几轮问答下来，学生的提问逐渐发生了转向，好几个人都开始请教爱情问题：如何处理爱情和学业的关系？对爱情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 “每次和年轻人交流，爱情都是必然被问的问题，最后我们都成了知心大哥、大姐。”张健说。 “可惜连岳不在，”刘瑜笑言，“我大学4年就是爱情专业户，从爱情中学到人性的很多东西，爱情是真正普世的。我的建议是，要勇敢，30岁以前尽量follow your heart（听从内心），但不要让别人为你的理想付出代价。” 最穷的浪漫 “在这所中国最穷的大学，浪漫却并不是奢侈品……” 青石的天气和学生们一样热情，位于顶楼的多媒体教室像是一只巨大的蒸笼，没有空调，电扇呼呼吹出的都是热风。刘瑜只能一边讲课，一边擦汗。“再次领教了南方的夏天，热得我呲牙咧嘴。” 在这个手机没有3G信号的小镇，物质的匮乏考验着每一位导师、学生和志愿者。 导师来上课，全凭自愿，不但没有讲课费，还要自掏路费，辗转换乘多种交通工具，住在镇上唯一一家宾馆，每晚房费80元，房间时常有蟑螂出没。 比起学生和志愿者的住宿条件，宾馆已经算是天堂了。青石中学的宿舍里只有硬板床，有的窗户没有玻璃，房间里闷热不堪，学生们往往是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入睡，早上五点就醒了。“到这儿的第3天，被褥里居然跑出一只虫子，我当场就崩溃了。”志愿者陈永明说。 但艰苦的环境抑制不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和讨论欲。“张健老师关于国家起源的课程讲完后，我宿舍里的讨论太激烈了。”学生何冁煊说。 上了几天课，闷热的天气丝毫不见好转，义工们用微博求助。很快就有网友汇来了3000元，指定用于购买冷风机。 在网上，立人大学的关注者和支持者甚多，不仅有热心人主动捐助冷风机，连校徽也是微博上的一名艺术家自告奋勇义务设计的。更重要的是，这些默默的关注者为立人大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立大仅向每位学员收取200元学费，并采用小额募款的方式筹得2万多元。在结业后公布的财务明细上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捐款金额是一两百元，最大的一笔有一万元，最终的结余部分被用作学生的奖助学金。 在这所中国最穷的大学，浪漫却并不是奢侈品。第一天的课程结束后，一些学生不经意地抬头，看见满天繁星，忍不住叫了出来。远离城市的青石没有光污染，星空也显得格外明亮，甚至能看见浅浅的银河。从此，三五成群地去蕲河边看星星成了风靡一时的活动。 刚到青石，刘瑜就捡到了一只小狗，并把它带到了学校。大家给小狗取名“子弹”，语出刘瑜的书《送你一颗子弹》。很快，这只名为子弹的小狗成了立人大学的明星，它会在上课时跑进教室，学生们轮流给它喂食、洗澡，带它去县里看病，甚至还给它开通了微博账号。 校园停电后，不仅晚上的课在烛光中进行，之后两个白天的课也移师户外，在蕲河边的沙滩上。熊培云讲胡适，希腊女作家芒果讲柏拉图和理想国，学生们围坐一圈，引得路人驻足观望。 一起去读诗吗？ “校园里经常可以见到她举着机器拍摄视频，见人就问：“你饿吗？”“你觉得自己自由吗？”” 尽管师资队伍强大，但立人大学的与众不同，更多表现在课外。开学时，李英强就明确提出：鼓励学生自由成立社团，自主发起活动，他还专门向学校申请了三间教室作为活动场地。 当天傍晚，一张A4大小的广告就贴在了一楼的墙上——“一起去读诗吗？时间：早6点半到7点半。地点：第一站‘悦来亭’（校园内的小亭子）。” 墙上的广告越贴越多。几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打出“在这里，读懂新闻”的口号，组织了关于新闻学和记者工作的讨论，邀请前来担任导师的资深媒体人郭宇宽和南方周末记者参与。成天抱着一把吉他的长发文艺青年则发起了“摇滚乐在中国”的主题沙龙。还有学生将风靡全球的TED引入了立人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独立博客的分享活动。 出生于1994年底的无锡高中生邹天昱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她在报到前一天才下定决心买了火车票。但抵达青石后，她很快成为了活跃的角色，校园里经常可以见到她举着机器拍摄视频，见人就问：“你饿吗？”“你觉得自己自由吗？”——这位准备出国读影视的小姑娘正模仿那部经典的纪录片《北京的风很大》，拍摄自己的电影。 更具创意的是“真人图书馆”活动——将每一个参与者视为一本有故事的书，读者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与书进行充分的交谈，了解他者的世界。 有的活动相当实用，比如“出国党”，就是一批准备出国留学的同学凑在一起讨论GRE、托福成绩，以及申请国外高校的技巧。 当然，体育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学生们因地制宜，在学校简陋的沙地操场上组织起了“沙滩足球”比赛。 还有学生发起了魔方社团，但最后因为青石镇买不到标准魔方，活动流产。 导师亦为课余活动做出了贡献。张健开了读书会，研讨《想象的共同体》。而作为曾经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郭宇宽为学生们讲授了“辩论与说理”，还组织了两场辩论赛，辩题分别是：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是否合理；色情行业是否应该合法化。 刘瑜则带来了一部反映“文革”中青年人的纪录片与大家分享。此后，观影成为一项重要活动。学生们也在老师的支持下外出夜宵、喝酒、吟诗。有一个晚上，一群人在路边的大排档吟诗唱歌到凌晨，到最后，花样迭出，广州人安猪用粤语念《黄鹤楼》，谢泳先生的弟子林建刚唱颂了《将进酒》，连大排档的老板都加入进来，吟诗一首，忘形到记不起究竟该收多少钱。 开放的大学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上百名年轻人的动静很快就让小镇上的人们知晓了立人大学的存在，这所特别的学校还拥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关注者。西安欧亚学院派出了六位老师全程听课学习。前来授课的杨汝清出蕲春火车站后，找了辆三轮车去汽车站，车夫问去哪，答青石，车夫说：“你是去立人大学吧？我挺关注你们的。” 但是对于学生们来说，短短15天的时间能真正改变多少东西？ “在半个月内学到很专业的知识是不可能的，立人大学暑期学校本身就希望成为一个激发性的项目，是开盖子，拍一拍，有些人的榆木疙瘩可能就被打通了。”李英强说。 实际上，来到立大的学生大多具备良好的问题意识和求知欲望，这从他们的课外调研选题就可以看出来——有人选择研究乡村的小额信贷问题；有人将目光投向镇上和村里的空巢老人；有人研究乡村美育问题，之后还准备筹建一个基金会，致力于支持乡村艺术教育；有人干脆研究起了自己，测量立人大学学员的政治倾向。 最有意思的是几位来自上海的高中生，他们抵达青石后在街边的简陋小店吃了几顿饭，发现价格居然和上海一些环境不错的餐厅相差无几，甚至更贵。于是，他们决定研究：青石的餐饮究竟为什么这么贵？ 在这群学生中，李英强所期待的激发和启发或许并不是奢望。吉林中学生寇一妮是被在立人当义工的堂哥寇爱哲“强拉”来立大的，她一向不爱读书，但从立人大学毕业的前一天，她在河滩上对堂哥说：“哥，以后每周给我推荐一本书呗。”当时，寇爱哲的眼泪差点飙出来。 在开学典礼上，李英强读了一段诗：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 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 这段诗出自穆旦的《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写诗时，他正和一群师生一起走在去昆明的路上。到昆明后，他们将组建后来成为中国高教史上传说一般存在的西南联合大学。 事实上，不少人都会将立人大学和西南联大作比较——立大的学生亦是离开了城市，一头扎进了“自由阔大的原野”，在简陋的校舍中追寻真理。 不过，李英强有着更大的野心，他希望将立人大学常态化，首先利用互联网，以公开课等形式建设“网络大学”，等若干年之后条件具备，再逐步实体化，使之成为正规大学体制之外的一种补充，提供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组建开放的新型知识共同体。 “我们将会办一个新式的大学，以互联网为依托，发挥技术的力量，聚集一流的学者，为那些有心向学而被现行教育体制排斥的青年创造接受真正大学教育的机会。”李英强说，“立人大学也将向那些上过名不副实的大学，未能尝到大学真正味道的人们开放。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书斋里的暴力革命 文/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有人将我国当前政权对公民各种合法诉求的镇压称为公权力的暴力化，我认为这种表述不确，因为共产主义政权都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根基，当前当局的专制统治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期，但其统治的本质特征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以暴力和恐怖作后盾。这种暴力不仅表现在以军队、警察等表现出来的硬暴力，还表现在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的结构性暴力，包括一套覆盖各个领域的自下而上环环相扣的行政效忠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思想文化审查和宣传机构。民众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无所依凭，既不能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的民主渠道输入到政治系统中，也不能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时候寻求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救济，因为司法也是政治化了的，充当着公权力的打手；同时，民众也不能通过一定方式联合起来，形成对抗公权力侵害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以原子式的个人暴露在公权力的随时凌辱和暴虐下。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他们求告无门，通过孤注一掷的暴力手段来挽回他们心中被侵蚀殆尽的一点尊严和正义感或许是他们能选择的唯一方式。         社会性暴力事件的频发有以下几个原因： （1）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不公。 （2）公权力的蛮横。 （3）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4）利益表达、社会怨恨被压制，没有通畅的纾解渠道。 二 基于人类朴素的正义情感，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权益发生现实侵害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普通民众对于一个对民众以暴力相向的政权是否也有正当防卫的权利？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体制内的权利救济方式的时候。 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官民暴力冲突，唤起的不是我理智上对暴力的反对，反而是情感上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内心的窃喜。我想抱我这种心态的人应该不少。在网上就看到很多鼓励暴力对抗的言论。 首先我要表态，这个政府在我心里不具有合法性。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用暴力对抗该政权具有正当性： （1）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自由心证，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表态或者说理论证能推翻的。 （2）现政府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3）公权力的行使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披着合法性的外衣。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更是补强了公权力的合法性。 当然，用暴力对抗现政权尽管在我这里不具有正当性，但依然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方式，那些在网络上鼓励暴力对抗的人完全可以自己背着炸药去炸政府。但他们似乎只愿意享受对于暴力的旁观性乐趣，而不愿自己去付诸实践，因为付诸实践的风险太大。 三 我很能理解他们为建成一个现代中国的拳拳之意和急切心情。我也很急，怕有生之年看不到。而且也很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暴力应该成为我们最后选择的一种手段，“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之所以不主张使用暴力，是因为我虽然悲观，但我还没有绝望。 不管怎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以宪政、民主、法治为特征的人权得到保障的现代制度体系。我想这是我们沟通的起点。 但我有以下几条意见： （1）专制机器过于强大、残暴，鼓励暴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如此，反而会遗专制者以口实，借机消灭艰难成长起来的些许进步力量。杀个二十万，稳定二十年。 （2）即使暴力推翻了政权，如何在此基础上顺利进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这是一个问题。我很恐惧那个历史的咒语又开始应验，又进入到那个治乱循环的怪圈。 （3）暴力革命不是选择和鼓吹的结果，暴力革命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鼓吹而到来。他要来的时候谁都挡不住。 四 原生性的现代政治制度正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如英国17世纪的市民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其中最为暴烈的是法国大革命。 后来由列宁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残忍和暴烈，但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市民革命，市民革命仅仅以暴力为革命手段，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通过暴力建立专制政权，这种专制政权必须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支撑性力量。这也符合对我国当前政权性质的解读。     但从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的革命，特别是苏东国家发生的革命来看，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革命具有明显的非暴力化特征。最典型的是哈维尔领导下捷克的丝绒革命。 革命不一定与暴力相关联，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够实现革命，而且这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天看到徐超写的《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我也想说，只要他们还在，只要南方报业还在，我们就不应该选择暴力，而是： （1）继续挖掘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特别是通过网络的途径。 （2）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继续坚持抗争。 （3）通过当权者提供的法治空间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 （4）积极在体制内进行政治参与和表达。 五 我其实并没有担忧网上的这些言论会带来什么消极影响。持这种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其影响范围也就是一个极小的圈子，而且很多人都是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的。 我想当局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言论而感到惶恐不安。 但对于官民对抗的暴力化，我在这里则要善意地奉劝当局一句，如果想要以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不能再按原有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维进行统治了。有以下几点建议： （1）可尝试先把司法还给人民，即法治先行。让司法独立出来，让民众的权力遭到侵害的时候至少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2）逐渐放开舆论管制。 （3）对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政治参与形式予以鼓励和提倡。 六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又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网络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 （1）你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可以极端，可以说谎、可以谩骂，可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 （2）如果你想就公共问题发出更大的声音，如果你想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请你珍视你在观点市场里的声誉。 （3）诸如人人网这样的论坛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但难以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你想从这里的网络言论里寻找真知灼见，那无疑是找错了地方。 （4）我们应该通过更可靠、更权威的媒介去获取我们的观点。信息快餐化了，但真理没有快餐化，他还是在青灯黄卷、皓首穷经里。要想让自己活在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采编：王倩茹 责编：黄理罡)

中国确实就像一个生病的医生，既是医生，又是患者，对自己的病因一清二楚，却无法治愈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游戏规则一清二楚，却绝不按规矩来。 生病的医生 文/陈识（暨南大学）   杰弗逊有句话：我们不是被上帝统治，就是被暴政统治。我却觉得，真正决定怎样被统治的，可以是公民自己。 ——题记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河童》里有这么一个场景：每一个小河童出生之前，河童爸爸就隔着河童妈妈的肚皮问：小家伙，你愿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啊？然后小河童自由选择，他/她要是觉得，这个世界太扯淡了不好玩儿，就能干脆不出生了。 罗尔斯把类似的场景加入到他的政治伦理学体系中。在《正义论》里，这叫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以怎样的原则为基础建造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呢？罗先生是这么想的，让每个人都在出生前选择一种他们将要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社会制度， 所谓的无知之幕，就是说在选择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爸爸将是李刚还是李二狗。好了，如果你选择世袭制，那你要是二狗哥的小崽子不就惨了？你想要绝对平均主义， 那要是当了李大公子岂不吃亏？这该肿么办？罗先生推导了一下，还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最靠谱，这里衍生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最大的最小值”，即最弱势者应该 获得在一定程度基础上的最惠待遇，李二狗的儿子一出生就没有拼爹优势，一个正当（right，而未必是good）的社会应该提供给他一些可以和李刚儿子公 平竞争的机会。这构成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 更明了的例子就是分蛋糕。现在李雷和韩梅梅分蛋糕，怎么最公平？很明显，如果李雷来切，那么应该由韩梅梅先拿。这种情况下，公平的游戏规则平衡了博弈双方的地位，可以使这种规则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传导为目的结果上的公平正义。 听起来有点理想化？而桑塔费学派甚至证明了（至少在实验中）这种正义论的可能性。这帮可爱的经济学家搞了个好玩又简单的实验——最后通牒博弈 （Ultimatum Game）。现在有100块钱，李雷和韩梅梅分。李雷提出怎么分，然后由韩梅梅表决，如果梅梅同意，那就这么分，如果不同意，俩人都没钱拿。而且其中有个 重要条件，就是这是一个单次博弈，也就是说，不存在俩人为下次博弈讨价还价的可能（这也是“最后通牒”的由来）如果按照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理性人 假设，李雷应该拿走99块9毛9，留给韩梅梅1分钱，因为对作为“理性人”的韩梅梅来说，即使是1分钱也比没钱拿好。然而，实验结果是提方案者倾向于对半分或者四六分，而接受者倾向则是少于30％拒绝，多于30％接受。经济学家们开心死了，好不容易逮住了“理性人”这个根深蒂固假设的黑天鹅，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偏好往往（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强于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人与人之间博弈的强互惠性和利他惩罚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甚至拉来 生物学家，发现人的利他行为还有神经性生理基础。 这么说来，既然人性都如此，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指日可待咯？Wait。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现实生活中，至少有俩条件与实验室不同。首先，博弈双方不是李雷和韩梅梅，而往往是李刚和李二狗。在实验中，李雷虽然貌似是主动方，实际上要为自己的决定 和韩梅梅共同承担风险，因为后者有表决否定权，所以其实二者的地位相对平等。而在残酷的现实中，李刚要是刑讯逼供李二狗，李二狗是木有办法的，李刚要是开车撞死李二狗，可以上CCAV哭诉的反而是李刚。博弈双方的地位、资源不对等。二，现实中不是最后通牒的单次博弈，而是一个多次博弈的过程。李二狗如果在 刑讯逼供下侥幸大难不死走出看守所，理论上他还是可以身披炸弹回到看守所复仇的。   所以，可以列个等式：现实中地位、资源的不对等+多次博弈+人对公平正义的偏好=？ 等于郑民生，等于钱明奇，等于“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集体暴动或者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反抗，等于幸灾乐祸的“中国房地产崩盘时间表”，等于“钉子户大战拆迁队”游戏的意淫狂欢……等于一股暗地里蓄势等待着随时在沉默中爆发的怨气。 怎样遏制和疏导这股怨气？办法不少，媒体、司法、税收等等都行。媒体可以作为社会的出气筒和安全阀，司法可以用法律保护弱者利益，这些都毋庸赘言，而政府主动性更强的，跟我们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还是税收。 有人说，人生在世，就俩事儿不能避免，一个是死亡，一个就是纳税。政府把税收上来，除了自己的开支，剩下的可以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给公民福利，给你搞个养 老保险啊医疗保险啊，等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多好。但是作为主动方占优势的政府往往并不那么守规矩，税收不公开透明，中饱私囊，乃至成为一个张牙舞爪 的利维坦的机会都大大的有。 说起税收，顺便啰嗦下最近关于个税改革的争议。我倒觉得现在的争论方向有点转移视线的意思。一方面，不是个税需不需要改的问题，是怎么改的问题，比如说有 人说起征点3000，有人说5000，大家都争这个了，其实不能一刀切，因为各地发展水平不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个税在我国的整体税收中只占7%左 右的份额，真正占大头的是那些隐藏在我们消费中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你去店里买东西，还得交城建税！娘的，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了。很多税你交了却 压根不知道，都是财政幻觉。 收税当然没错，自古以来的政府都这么走来的，关键是跟谁收，怎么用。按照托克维尔的描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扯淡局面是“富人免税，穷人交税”，可以纳得起税的贵族们有免税特权，纳不起税的农民却税负沉重。有一部叫做《九阴真经》的古典名著，一开头就教导我们：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没天理了，社会病了， 革命就来了。而秦晖经常提到中国社会“负福利”的问题，比如房产税，本意是通过税收平抑房价，调控楼市，但是这比税收不用到真正需要用的地方，反而是连租房住的人都受害，因为房租随着房产税的附加而水涨船高转嫁到租房者身上，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付出更多了，不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利益，是为“负福利”。而秦晖 和妻子金雁多年前所写的关于苏东问题研究的《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似乎就隐约给出了这种状况的原因。书中指出，当代俄罗斯的寡头垄断脱胎于之前的国家垄 断，寡头制度源于集权制度，而寡头阶层则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转变而来，而寡头资本的形成，实际上是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国有资本被不公平地私有化的结 果。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通过合法选举，而且不被监督的政府，怎么有动力去保证包括税收在内的各项政策实施的公开公正公平？政府官员也是人啊。 所以现代国家多实行“无代表不纳税”的宪政原则，就是让公民来根据公开化的公共预算，讨论决定纳税事宜，比如交啥税，收多少，咋监督等等。写《瓦尔登湖》 的梭罗——就是那个跑到离家不远的森林里隐居的快乐假行僧，就曾经因为抗税被美国政府关进号子里了，后来亲戚朋友代他交税把他赎出来的时候他还很不开心， 只见此公义愤填膺地说：“我本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是我宁愿让社会疯狂地反对我，因为它才是那绝望的一群。”娘的，多有公民范儿啊！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个 《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小册子，主张用非暴力不合作的合法手段对抗强权政府的不合理合法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 孙立平说现在中国社会因为内外部都无法约束的权力导致社会向心力的丧失，正在走向溃败。而中国确实就像一个生病的医生，既是医生，又是患者，对自己的病因 一清二楚，却无法治愈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游戏规则一清二楚，却绝不按规矩来。既然如此，只有靠公民自己，像梭罗先生一样有公民范儿的公民， 组成一个有效的免疫系统，争取独立行动的权利乃至上下联动，从机体细部切入，自下而上地去治愈这溃败。 这种公民自决需要组织制度的支撑，可以表现为自由结社的权利。而这个自由结社有神马好处呢？可以先从城邦说起。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政治组织形式是城邦，因而那时的哲学家都对城邦制推崇至极，亚里士多德干脆上纲上线，说“人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而老子也说 过：“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在我看来，中西的差别在于，老子的小国寡民偏向于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层面，而希腊的城邦则偏向积 极的公民参与层面，并孕育出了民主制度。帕克在他的著作《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据我理解，其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对比与庞大的民族国家作为意识形 态共同体追求国民利益的存在，城邦的存在是非意识形态的，其目的不是狭隘地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让公民生活得更好，这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等更方面的自由 权利及保障其实现的民主制度。从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到文艺复兴的威尼斯，从汉萨同盟到现代的新加坡，城邦的形式光彩熠熠。但是有一个问题，“民强”和 “国富”之间似乎总有龃龉。威尼斯的商人都很有钱，但这座古老的自由城市还是轻而易举被拿破仑攻占，更极端的例子在古希腊，按照丹纳《艺术与哲学》里的描 述，希腊人的标准伙食是：一个洋葱，一个鱼头，三颗橄榄。想想也是，本来就人少地寡，而那些做陶罐的、打铁的、卖肉的自由民动不动就跑去广场参加公民大会 了，经济咋搞得起来。城邦形式对经济的推动（包括对资源、信仰的）不如凝聚力更强、规模更大的民族国家，甚至不如君主专制。在生产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人 类需要更大的市场空间，城邦制的衰落不可避免。   但这并不等于否认其价值。而且现代民族国家中“城邦”也仍然可以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相对于庞大国家的社会小集团。美国公共选择派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 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在获得集体物品上，小集团往往比大集团更有优势。简单说来，大集团由于成员多，随追求的利益成本可以大于收益，因此很容易产生搭便车 心理，人人都想搭便车，结果产生类似公地悲剧的情况（编者注：公地悲剧，指在大集团中因为产 权不明，众多拥有者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以致公共资源使用成本低冒险成本高，导致资源过度使用或浪费）。比如说，李雷供职于某大集 团，他觉得工资（集体物品）太低，想向老板迷死高提议涨工资。这样李雷面对两种结果：一、成功。这样皆大欢喜，李雷涨工资了，他的同事韩梅梅林涛吉姆格林 也搭了涨工资的便车。二、失败。工资没涨就算了，迷死高可能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甚至炒了李雷——反正集团这么大，少你一个照样运作，而你的提议让我怀 疑你的忠诚度。这样一来，即使成功，李雷也得不到一个相对于同事的高收益，何况冒着被解雇的风险，收益小于成本的几率很大，还不如等着韩梅梅他们提出来， 我来搭个便车。相反，小集团正是因为小，和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更加休戚相关，成员获得集体物品的收益大于成本——本来一共就仨人，你就为个这解雇我？亏死 你。 从这个角度讲，很多情况下，“小”似乎更有效。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还出过一本书叫《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从另一角度更系统地谈论这个问题。开篇就引用甘地的话：“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 贪欲。”可以说是通过“小”提倡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向人和自然的回归，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 我前一段时间接触到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其实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一种尝试形式。而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比如兴趣俱乐部，比如商业行会，比如新型工 会，比如NGO，比如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试验……这些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大大小小的自由结社自由组织小团体，就像以前散落在爱琴海边大大小小的城邦一样， 更容易在团体内形成一种相对于等级社会中“垂直型社会关系”的“水平型社会关系”，团体成员地位相对平等，获得集体产品更有效率，更有利于培养独立自决， 追求民主法治的公民精神，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去年熊培云写了本《重新发现社会》，说实话，有些缺陷，文笔也一般，但我还是很喜欢，卖的也很 火，我想正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社会转型的这一思路，并且热心地实践（熊老师像我的一个同学沈双喜一样，积极推动乡村图书馆的建设）。 前一阵子温家宝老是在强调道德问题，说神马仰望星空啊神马道德血液粘稠度啊，其实都是扯淡，无论如何，再粘稠的道德血液，再悲催的眼泪，也不如一套刚 性稳定合理并坚定执行的体制更加可靠，“一种由天才设计，由蠢人都能执行的制度”。打造一个有限责任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除了政府本身的作为， 立法的独立，司法的公正，媒体的监督，公民的参与，一个都不能少。十二五规划中将“社会管理创新”独立成篇，最近事业单位的改制，其实都是在朝这个方向靠。 年初，美国人海勒斯（何伟）根据他近年来在中国的游历写成的《寻路中国》出版并畅销，这个敏感的纽约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十分清楚“事后道歉和补救 比事前预防要容易得多”。权责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的亡羊补牢当然方便，只不过丢的不是羊，而往往是人的生命和尊严。 说很多了，小结一下：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不是娜拉应不应该走、会不会走的问题，而是怎样让娜拉留下，或是一旦娜拉走了，之后应该怎样的问题，更远大一些，是怎样寻找一个社会共识，一个普遍信仰，一个真正可以作中流砥柱的价值观。 所以，当公民精神还在裸奔的时候，你无法指望公民社会穿上裤子。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