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薄熙来：有两极分化就没有“三个代表”
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践行了“三个代表”。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背景介绍 （选自牟传珩文章） “骂娘论” 今年 7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线与网友交流时，称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的问、虚心的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特别是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此“骂娘论”一出，即被外界视为是汪洋刻意剑指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言论治罪，迫害异己，在民间赚来了不少的彩头。 “忧患论” 6月26日也在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员生活会”上，汪洋发表讲话，称“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 汪洋说， “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反腐论” 7月12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分组讨论时特别强调，“广东不会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不能搞痛快一时，更不能搞乱打一顿”。 “政绩论” 7月12日上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主题报告时，发表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讲话，声称不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蛋糕论” 7月3日，薄熙来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7月10日，薄熙来在重庆召开“2011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上表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 7月11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由此，这两种不同的“蛋糕论”便开始在舆论界、政坛膨胀和发酵。 薄熙来偏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公平”；而汪洋偏向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效率”。 其实，做蛋糕重发展，分蛋糕重分配。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眼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解决好分配应是主要矛盾。汪洋借“发展”要压倒“分配”，显然不为百姓所理解。 7月17日，重庆日报发出《薄熙来：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文章，薄熙来说：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核心提示 地处西南内陆的重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百姓幸福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之变源于理念之变。重庆人深刻地认识到，“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就会有一往无前的积极性。 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重庆着力改善民生，缩小三个差距，正在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崭新道路。 “30年前，改革开放从深圳发端，速度和效率一直成为中国追求的目标。30年后，地处西南部的重庆，继续接棒加力改革开放。”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曾撰文指出，重庆不仅有速度，同时注重温度，关爱民生。这一独特的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良好体现，也是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最佳诠释。 正如纪硕鸣说的那样，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已成为近年来重庆最重要的施政理念。 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践行了“三个代表”。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从把降低“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再到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正演绎一幕别开生面的民生大戏。 降低“基尼系数”写入政府规划 缩小收入差距，历来是块难啃的骨头。然而，重庆市却率先将降低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按照规划，未来五年，重庆的“基尼系数”将由0.42降至0.35。 “缩小贫富差距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政府之手切实改善民生。重庆市降低‘基尼系数’的重点是缩小个人收入差距，使低收入人群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持续扩大，‘贫者扶助’与‘富者约束’同步推进。”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 近年来，重庆实施积极的民生财政政策，惠民投入前所未有。“民生十条”，3000字3000亿，真金白银投入。 城乡学生娃免了学杂费，上学无忧；城乡有了合作医疗，看病不愁；低保无房户搬新房，住得舒心；农民腰包鼓起来，生活开心。开县铁桥镇的农民王易成数着手里的退休养老金，脸上乐开了花：“这比养个亲儿子还好，每个月都能按时领钱———以前想都不敢想”。 在财政资金投入民生方面，重庆从“十五”末的226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50亿元，翻了近两番，并建立健全了一套每年民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的投入机制，其强度之大、数额之多，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重庆财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多项举措走在了全国前列。比如，在过去的五年中，重庆拿出19.7亿元，在全国率先偿还“普九”债务；每年拿出32亿元，率先在全国兑现义务教育阶段30.8万教师绩效工资政策；拿出10.4亿元，率先在全国将关破企业退休人员、国企“双解”人员、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保；拿出2.4亿元，推进交巡警平台建设；拿出12.2亿元，加强校园安保；拿出1.8亿元，建立中小学在校留守儿童营养计划奖补机制。 更令人称奇的是，如此大规模的民生投入，却没有让重庆“囊中羞涩”。薄熙来曾算过一笔“大账”：近两年，市和区县两级财政50%以上用于民生，政府不仅没有破产，“钱袋子”反而越来越鼓，2010年财政收入增加了53%，各项事业都蒸蒸日上，良性发展。 对于重庆通过改善民生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探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回答了“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关系的问题。传统的思路是，先发展经济挣钱，有了钱再改善民生。重庆的实践证明，先把蛋糕分好，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发展的动力会更加强劲。 发展微企，帮市民走上创业路 2011年7月13日，重庆微企协会正式成立，我市众多微型企业有了自己的家。而早在去年9月，重庆市首批83名微型企业创业人员正式获得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他们分别获得1.6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政府扶持资金，以及相关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 一年多来，我市微型企业得到蓬勃的发展。截至今年7月1日，重庆微企户数达到29806户，解决了22.04万人就业。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探索解决事关民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研究显示，中国西部地区失业率较高，西部省份和沿海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生存状况、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相对较低或较差，这些因素导致了西部一些省份在失业率方面高于其他省市。 长期关注中国失业与就业问题的学者崔宏义说，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失业率较高，这严重影响了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人如果连就业都有问题，那何来收入？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会扩大。降低失业率、解决西部就业难题，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崔宏义说。 市工商局局长黄波认为，鼓励创办微型企业，是重庆解决就业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的一大举措。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将新增30万个就业岗位。让30万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崇举说，就业问题是解决收入分配的一项关键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就业问题，人们才有可能安居乐业。他认为，现在要求就业的人数很多，若都用存量企业去解决，难度很大，所以需要增加新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型城市，重庆市将从扶持发展微型企业入手，为解决就业问题探索新路。 “两翼”增收，告别跛脚经济 众所周知，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使得“两翼”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于重庆的发展大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市长黄奇帆指出，重庆发展的难度在“两翼”，发展的困难在农民致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能够全面实现“3·14”的整体目标。重庆要发展，必须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千方百计地加快增长极、经济中心的推进力度，也就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另一条腿就是要抓住全面小康、城乡统筹的要义，推动农村、“两翼”山区库区的发展，缩小差距。 去年2月21日，重庆市“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工作会发出总动员令，一场硬仗随即全面打响。这项史无前例历经两年调研论证的农民增收工程，目标是“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左右，到2012年户均增收1万元。 随着“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推进，一个个财富故事在重庆市最为贫困的渝东北、渝东南“两翼”精彩演绎—————唤醒沉睡的大山，激活沉寂的水面，千家万户动起来了！在“两翼”山山水水之间，柑橘、金银花等特色种植业及林下养殖项目，仿佛成了农民的“印钞机”，哗哗“流出”大把钞票！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在西方知识界颇有影响的美国《国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报道重庆的文章中写道。 而在市农委主任夏祖相看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要缩小收入差距，也要缩小城乡差距。仅有城市地区的快速发展，那是一个跛脚的经济，不可持续。“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不仅是一项德政，也是完善重庆经济布局的必然之举。 户改，农民工享受城里人待遇 农民进城难曾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顽疾。一纸薄薄的户口，割裂了城乡利益。 去年3月，《人民日报》就撰文指出，由于种种限制，农民工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难免会产生“低人一等”之感。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在破解农民进城难这一问题上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去年8月，重庆首次以省（市）为单位开始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 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重庆在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领域发起的又一场攻坚战。黄奇帆认为，农民工进城，同时穿上了工作、住房、社保等“五件衣服”，将直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的生存生活环境。农民工享受同工同权、同等市民待遇，体现公平正义。 据了解，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特点就在于“降低准入条件”。市城乡统筹办负责人介绍：“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准入条件上有了创新突破，成为全国城镇户籍准入最宽松的城市。” 因此，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自愿为基础，设定合理的职业、收入、住房等门槛，避免农民“一窝蜂”进城；其户籍准入按宽严有度、分级承接为原则，适度放宽主城区户籍准入条件，吸纳有条件的农民进入主城，防止出现“城市病”和“贫民窟”现象；对31个远郊区县则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扩大城市规模；同时，全面放开乡镇户籍准入条件，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聚居区居住。 据悉，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共有191.42万名农村人口在户籍改革中转为城镇居民，日均7391人。其中，农民工及新生代群体转户88.9万人，占46.4%，另有39.3%约74.8万人转户为农民工带动父母、子女转户，及自愿就近就地转户的农村居民。 杨庆育表示：“‘农民’转‘市民’并不难，难在身份背后的‘市民权利和福利权益之变’。”而在这些方面，重庆是毫不吝惜的。每位重庆“新市民”的进城成本，包括“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就需要6.7万元。仅去年和今年两年预计的33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成本约需2010亿元。 刚刚落户渝北区的“新市民”张德忠拿出一张工资条说道：“以前是农民工，现在成了正式合同工。每个月的工资条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住房公积金208元、养老保险120元、医保33元……” 工资条背后折射出重庆户籍改革的实质：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实质性意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满足了进城农民享有均等化服务和降低进城门槛的标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庆配套设计了土地、社保、教育、卫生等10个方面的政策，如进城农民与市民共享的保障房体系、养老保险和子女入学体系、完善公平的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的机制。” 薄熙来指出，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就会有一往无前的积极性。当百姓都能感到我们的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的，大家就自然会紧密地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去奋斗，“蛋糕”就会做大做好。 名词解释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又译坚尼系数、吉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学者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通常，基尼系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的分化较为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记者 龙在宇 实习生 阳炆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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