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

“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国际贸易最纠结的热词，相当于入世前的“最惠国待遇”。这一身份如能黄袍加身，必使中国外贸经济如虎添翼，在反倾销诉讼不利态势上咸鱼翻身，更多胜券在握，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增添光彩。 温家宝总理在上月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再次呼吁一些欧洲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如愿以偿，对本届政府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胜仗，更是一个政治光环。温家宝直白地说：“按照WTO规则，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2016年就为全世界所承认，早几年承认，表示出一种诚意，是一种朋友对朋友的关系。”换而言之，再过五年，欧美不承认也得承认。现在承认，是给不给朋友一个面子。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离严格意义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尚有距离。 实际上，“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毫不例外也是中国和欧美政治博弈的重量级砝码。2002年，欧盟突然承认了俄罗斯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世界许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即使是现在俄罗斯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程度，也远不如2002年的中国。中国绝大多数政策正在向市场经济国家标准过渡，中国经济发展也正朝着市场经济过渡，中国已是世贸组织成员，而俄罗斯还不是。毋庸置疑，欧盟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完全是一个“政治决定”。不管怎样，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而中国不是。 自由化、市场化，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关键词。中国经济领域是否已经完全自由化、市场化，中国和欧美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中国入世复关谈判耗时长达15年，用龙永图部长的话说，是“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如今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承认协商，也会耗到2016最后时限。国家利益博弈和意识形态博弈的铁律，都决定欧美绝不会轻易承认，更甭想会念及“朋友”情谊，来追捧中国。人家给的是“口头朋友”，要的是实质利益；我们给的是实质利益，换的是“口头朋友”。 近些年，中国经过交流沟通、零的突破、飞速发展、艰难攻坚，到去年5月份，全球已经有近150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只有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大约30个、全球3/4的高收入国家及地区和印度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可谓“小鬼皆膜拜，大佛不给脸”。何故也？小国可恩威并施，肥羊外交、订单外交，再加鸵鸟外交，即可轻松搞定；而大国却不能。大国博弈的，是全球政治版图演变。 虽然说，中国市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尚不完善，备受欧美国家诟病，但是，中国特权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却已经一骑绝尘，领先世界，独占鳌头了。 特权阶层及其衍生的特权经济，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在中国古代，皇室享有最大的特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级官吏等而次之，享有大大小小的特权。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说：“一切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但是，“特殊的待遇”还只是制度化的特权，它“应该取消”而实际上并没被完全取消。何况，在专制政治体制下，他一个堂堂国家主席，手执宪法而惨死于非命。而其他非制度化的特权，更是随处可见，数之不尽。时至今日，权力寻租，特权横行，更是泛滥全国，如火如荼，呈现普遍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态势。 君不见，官帽可以市场化。公权力经法律赋予，本应为公共利益、公民利益服务。但是当公权力一旦被腐败官员“改制”，完成了私有化，实际上就成了个人手中的“宝葫芦”，只要把它祭出来，就可以要什么来什么。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自由化、市场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等级制度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官位货币化、市场化，卖官规模化、期权化，贪腐常态化、团体化，见怪不怪。级别高的干部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君不见，财政可以自由化。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黑箱化的财政制度，让一批又一批贪官轻易得逞。改革30年来，中国政府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三公消费高达天文数字，令人乍舌。而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中国官员一支笔可以自由挥霍。 君不见，国企可以私有化。特权阶层肆无忌惮地垄断、侵吞国企。据《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拥有上亿美元以上财产、定居海外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p#分页标题#e#“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权贵阶层，以权谋私，无所顾忌，里应外合，中饱私囊，掏空国企，侵吞国家财产，无所不用其极。 君不见，特权高度自由化。当官的，级别越高，“特权”就越大，这是明码标价有规定的，车子房子吃的住的都是这样，明目张胆搞特权，觉得理所当然。似乎是，我的权利大，我的功劳就大，我的权力大，我就应该享受好的待遇。所谓的“吃苦在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实际都变成了享受在先，先天下之“优”而优先。中国当官的被主子惯坏了，骑到了主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已经习惯了。 中国特权经济如此自由化、市场化，理应率先得到欧美国家对中国“特权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扯淡到“特权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虽有些扯蛋，但扯的，正是那个坏透了的蛋。 try{parent.JS.modules[window.name].content.setHeight();}catch(e){}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 （编按：此文根据杨鹏先生2007年4月15日在北京“中国的市场经济研讨会”上发言整理。） 特权市场经济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受到很多启发，但有些朋友的讨论偏离了今天的会议议题，我还是回到会议议题上来，即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验去形成判断。一想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情况，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官僚的特权，这些特权既表现在法律之中，也表现在政策之中，更表现在官僚的个人意志之中。官僚的这些有形无形的特权，在极大地影响整个中国市场的运行状态。形成这样的判断，不是出于什么理论观念，而是出于正常的经验观察和体会。这样的经验事实，赤裸裸地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概念去准确描述呢？吴敬琏先生曾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意思就是官僚权力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指的大意是清楚的，说我们虽然有了资本的力量，但官僚权力对资本运行有很大的影响。但细想起来，选用的概念还不算太准确。为什么呢？“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本的主义”，这在中国还没有实现，中国还谈不上真正进入了“资本主义”。“权贵”这个概念中，“权”指有权力的官僚，但“贵”指什么呢？在过去，“贵”指的是贵族，有爵位的，血缘贵族或军功贵族。在西方，“贵族”这个概念，不仅指其地位高，似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或气质的特点。而贵族作为一个有血缘、军功或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群体，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没有贵族，那些官僚，似乎难以与“贵族”这个概念统一起来。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我认同吴老想说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个概念的抽取还不算太准确。吴思老师是概念抽取的高手，他抽取过“潜规则”和“血酬”等重要概念。最近他在不同场合谈“官家主义”，他认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官说了算的“官家主义”。如果用“官家主义”来概括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是很妥当，毕竟中国还是有了资本，有了自由交换的市场，有了全球化的开放经济，官权仍然很厉害，但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受市场力量和规则的很大制约。看来，“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官家主义”也好，在选用概念上都有一些不十分贴切的地方。什么提法才更好呢？我也没有想得太好。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政治特权与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纠结在一起，权力的坏东西和市场的坏东西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坠落，权力的好的方面和市场的好的方面被压制了，共同难过。我们用什么更妥当的提法来描述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恐怕叫“特权市场经济”更妥当一些，病根就在“特权”两个字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更准确的提法。 我姑且先用“特权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要理解“特权市场经济”这种状态，我们就得有一个参照系，我先把“特权市场经济”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人类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现象。将“特权市场经济”放在人类或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上，我发现它一点不特殊，并不是今天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外国不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它也一样是古已有之，而且还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的常态。 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自秦朝建立以来，就进入了一个君主官僚的市场社会。君主官僚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同时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并自由买卖，多数商品自由贸易流通。但在这个市场经济中，朝廷通过支持官营工商业，垄断了最有利润的经济行业或者经济行业中最有利润的环节。汉朝“文景之治”，是君主制下高度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大家只要读读《史记》中的“贷殖列传”，可看出当时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开放和自由竞争，而且私有财产并不受官僚随意侵夺。汉武帝上台后，转变了“文景之治”的“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国策，积极有为，开始兴办官营工商业，以行政暴力打压私营工商业，官商就垄断了盐铁等高利润行业。政治特权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一元化特权垄断，二是有利润行业的官商特权垄断。这么看来，今天中国社会的状态新鲜吗？一点不新鲜，与汉武帝时候有多大差别呢？我看不出来。如果说全球化与世界贸易，那时候也一样是开放的贸易。读读史书，我看到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经济结构上，我们今天与汉武帝时候没有多少差别。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道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历史变化，所以真是“无历史”。 大家再想想，国民党当年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是很新的概念，但在国民党治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跟今天中国的差别似乎也不大。追求“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和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但最后哥俩却殊途同归，回到了政治一元化下的特权市场经济这条路上来。当然，要说中国“没有历史”也不完全对，毛泽东算是创造出了历史。或者说，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变革是在毛泽东时代，他硬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跟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结构上完全不同，如同中国历史忽然发病一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了，最后中国又回到秦制。毛泽东自己都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放远一点看，毛泽东的历史创造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结构，我怎么看都与周朝的经济制度没有多大区别。毛泽东一生骂儒家，最后又落到儒家的理想陷阱里去了。中国古人们留下的历史的模式，不管穿上什么新衣服，用什么新的称呼，里子仍然如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死人总是悄悄伸手牢牢抓住我们的心，有点恐怖吧！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不满当然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政治特权的不满。这个政治特权超越了市场自然秩序和规则，随时用暴力来划分市场格局，来强制分配资源，法律和政策，只是政治特权之手玩弄扭曲市场自然秩序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今天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也是二千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大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的不满，其实都是对覆盖在市场之上的政治特权的不满。竞争不公平、司法不独立、没有工会、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所有这些毛病，归根到底就在“政治特权”这四个字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政治特权”也是自古就有，“权贵资本主义”自古就有，“官家主义”自古就有，“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保护，与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等因素是相联的，其实这是今天人们心中理想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保护、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这些东西，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特权。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特权的市场经济。今天的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 有时候我感到很困惑，历史的精神就这么有力量？看到历史传统对百年来革命者们的无形的支配，我们要小心起来。我们今后要解决的，恐怕不仅是换一个宪法的文本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宪法文本的改变，也需要支撑新文本的新的文化精神传统的建设。 曾锦春：特权市场经济的活标本   我今天带了一个报道，报道的是中共湖南郴州市原副书记及市纪委曾锦春凭手中的“双规”权力敛财的故事。曾锦春受贿3000万元，不明财产5000万元。他赚钱的办法是：1、他给企业发“私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的铜牌，一个铜牌40万，你不交钱就“双规”你。2、控制矿山：借矿山安全整顿，把矿山抢到自己人手中，把不是自己人的“双规”或赶走。3、控制法院：决定经济案件的裁决，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不听话，就把法官“双规”起来。4、控制行政：交通局、税务局、烟草局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听话就“双规”起来。5、控制公共工程：市里的公共工程项目，他千方百计弄到自己人手上来干。 我还注意到，他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共40多个人安排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把政府办成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合法暴力特权公司了。中国法家讲“尊尊”，是说要忠于皇帝。中国儒家讲“亲亲”，要照顾亲人。看来曾锦春是只讲“亲亲”不讲“尊尊”的。曾锦春直接用政治暴力和特权来抢夺市场和资源，把政治家族化，也把经济家族化了。这个最近才发生在湖南的故事，是否能多少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特权市场经济”的特点呢？ 在中国的古代皇权社会，政治权力是属于皇家的，政治所有权很清楚，政治权力是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官僚不过是皇帝的经理人，代理人，官僚腐败，是在损害皇家的家国大业，皇家岂能容你？皇家当然要看好自己的私有政治权力。今天的制度下，公共权力是谁的？是主权在民吗？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过自己的政治领导。官员都说自己是给党打工的，党是谁？只能说谁在台上那天，他就是党，不在台上，就不是党，党就是这个台了，这个台很抽象，没有人格化。谁会为这个台努力自觉地监督官僚们呢？动力严重不够。比起过去的皇权社会来说，维护政权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动力机制严重不健全。过去的皇权制约死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还没生出来，我们处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昏暗之中。 “特权市场经济”继续往下走，大家都会很清楚结局是什么样子。结局就是大大小小的曾锦春凭借政治特权，垄断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的黑暗主宰。乌有之乡左派们约我去辩论，我讲了“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风格完全是泼妇骂大街，其实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真正要关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改革的前期好而改革的后期有问题？前期是对社会的放权让利，多数人得到福利。后期的改革就是曾锦春这一类特权官僚，他们借改革之名，以合法暴力之手，大规模介入到对市场财富的掠夺和控制上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特权垄断的家族力量。老百姓对近年来的改革的不满就是从这儿来的。老百姓不是恨市场经济，是恨扭曲市场经济的政治特权，是恨特权垄断与腐败。 职业平等的历史变革 前面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想无历史的中国成为有历史的中国，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政治特权对中国人的控制和压迫。我们有一个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护私有产权、拥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这是多数人共同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遇到的阻碍就是政治特权。而且，现在这个政治特权，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庞大的特权经济依靠在政治特权之上，特权政治与特权经济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经济特权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曾锦春与他们在权力部门的亲属及其经济上的各式代理人。政治特权生出经济特权，形成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生出特权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维护特权市场经济和特权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的病根。面对这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特权利益集团，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能给我答案？ 我有一个体会，中国今后的改革所面对的，是确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合适范围。二千年以来，政治权力在中国至高无上，无所不覆盖，在毛老人家身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为什么会给吃政治饭的人那么大的权力和财富呢？政治只是一种职业，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既不搞科研，也不搞生产，不创造知识，也不生产财富，完全靠生产者和纳税人的贡献在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给政治工作者如此高的地位，让他们占有如此大比例的资源呢？纳税人供养他们，只是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只是纳税人的公共事务代理人员而已。过去儒家说，政治工作者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派来当我们的君主和老师的，是我们天生的主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骗人的话。虽然我们知道政治工作者其实是没有生产性的，但我们还是给这些不生产的人好大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不断把公共权力家族化，让他们不断把公共财富家族化。为什么？原因就是一条，我们是神经病，我们心智不正常。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就是压缩了政治工作者的权力范围，清除了政治工作者的特权。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别人怎么说话。什么叫宗教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无权管宗教人士。什么叫出版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作家艺术家。什么叫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抢私人的财产。什么叫司法独立，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法律工作者。什么叫经济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干涉经济工作者。什么叫政治改革，就是不吃政治饭的各种职业的人，不再受吃政治饭的人的气，不再由吃政治饭的人统治。所以，近现代的政治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职业地位的变革，是职业平等的变革，是从事生产性职业的人争来了与不从事生产性职业者的平等的权利。 职业平等运动，这么简单的概念，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政治权力从高空跌落，吃政治白饭的人从高空跌落，跌到人与人平等的地位，跌到职业平等的地位，吃政治白饭的人从主人变成公务员，政治权力从全面统治社会收缩到只能从事公共服务上来。 自由派与社民派 从长期看，未来中国的政治理论之争，只会在自由派与社民派之间。今天会上的朋友们是有分类的，一部分是社民派，一部分是自由派。现在面对“特权市场经济”，我们都被叫成了“右派”或“自由主义者”，其实我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今后民主政治转型任务完成后，社民派和自由派的分歧也就出现了，这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底线上的左右翼，我们之间的竞争互动是建设性的。自由派无非更强调自由竞争与产出效率，社民派无非更强调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双方的差别最后主要表现在税收的高低差异上。前者代表竞争力强的人挣钱多的人，后者代表竞争力弱的挣钱少的人。两者的差别，是自由派对权力是警觉的，认为权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社民派对权力则多一些迷恋和信任。自由派与社民派，两者都有社会基础，因为社会就会有竞争力不同的人，竞争中有成有败，有成就大的与成就小的，总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弱者要的是保障，强者要的是自由。 今天大家还在争吵经济学家的功与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经济学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法学开始承担这个功能。其实，无论那个学科扮演意识形态的至高角色，都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今后各学科平等了，不同学科的从业者平等了，这个社会才正常。职业平等，就是人格平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平等是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也许这是神确定的方向。今天政治职业高于一切，成了特权职业，所以政治家与其他职业的人不平等，这就是我们政治改革着眼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任务。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本文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原文链接： http :// www . chinaelections . org / NewsInfo . asp ? NewsID =108543 ）  

“ 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 在古今中外思想家当中，对特权有所论述的人不算很多，但也有那么几个。例如：英国思想家威廉·葛德文在他的《政治正义论》中对特权就有一些论述。他说：“特权是一种限制，它使少数人，而且只是这些少数人，由于他们的出生的偶然性而能够取得某种地位。它用一种显然无法逾越的障碍来扼杀其他人的一切雄心壮志。它向那特权阶级表明这个主要条件是绝对属于他们的，因而也削弱了这个阶级本身的抱负。特权使少数幸运儿独占大自然普遍赐给它一切子女的恩惠;它把压倒其他人的工具交到这些少数人的手里;它使他们充满虚荣并且给他们一切鼓励，使他们傲慢并对别人的感情和礼仪漠不关心”。([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二、三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375页)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戈德文对特权极其憎恨，所以，他在抨击和声讨特权及其产生的邪恶时用词十分锐利。 在我国著作家中，对特权论述比较杰出的，依我窄见，要数王亚南先生。王亚南先生在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在论述官僚贵族化和门阀时，说：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皇族，以及中上级的官僚们，他们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他们享受高爵厚禄，做官发财，在本乡多购买土地，退休后就成了地方的豪绅，死后留给子孙福禄”。（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83页）随后，在论述到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时，王亚南先生进一步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90页）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王亚南先生同样是憎恨特权的，只不过，作为一个中国著作家，其用词没有葛德文那么尖锐和激烈。 古今中外思想家对特权多有精彩之论，但依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以为，在人类政治思想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像法国思想家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那样，专门撰写出版了一个以《论特权》为名字的小册子，来论述特权。 那么，西耶斯何许人也?其小册子《论特权》是如何论述特权的呢? 根据《论特权》这个小册子的中译校者张芝联先生在他给《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法]西耶斯著：《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3月第1版）这本书所作的序言里的介绍， 西耶斯（1748—1836）生于一个税务官家庭，早年受耶稣会修道院教育，成为神甫，后来当过夏特尔大教堂议事司铎，享有教会领地。因缺乏宗教虔诚，对神学格格不入，从未履行神职，但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熟读洛克、马布利、孔迪雅克等哲学家的著作。1788—1789年他连续发表四本小册子（《论特权》于1788年11月问世），猛烈抨击两个特权等级（教士、贵族），宣传政治制度改革，从此声名大振。 只要是读过西耶斯《论特权》的读者，我相信，都会感受到西耶斯《论特权》的主旨是论述和抨击特权的邪恶及其危害。 西耶斯在其《论特权》第一自然段里这样写道：“有人说过，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如果此话不错，那就得承认特权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同上，第1页）。 从这段开篇之论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西耶斯对特权所持的态度是绝对否定的。以我的解读，这段文字的核心语句或核心判断是“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句话。综观《论特权》全文，我们自然发现，西耶斯的整个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判断展开的，其论述之丰富、深刻、尖锐和精彩，可谓是登峰造极、鲜与伦比。 是的，“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后，西耶斯接着从特权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三个方面对这个判断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   1 、特权的起源   西耶斯认为，特权的起源有两个，其一，“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其二，“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同上，第1页） 首先，我们怎么理解“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呢？西耶斯从论述法律的目的切入，说：法律的目的“无疑是在于防止某人的自由或财产受到伤害” 。因此，“不得伤害他人，这是一条母法，所有其他法律均当由此产生”。西耶斯在此不仅明确了法律的目的，而且还给划分好法律和坏法律立了标准或下了定义，他说：“能够阻止人们损害他人的法律必定是好法律；既不能直接地又不能间接地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法律必定是坏法律；因为它们妨碍自由，并与真正良好的法律相对立”。（同上，第1—2页） 在论述了法律的目的以及什么是好法律和坏法律之后，西耶斯接着论述了自由与社会、自由与立法的关系。西耶斯说：“自由先于一切社会，先于所有立法者而存在”;“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如果立法者限制我们的自由，那只能是针对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凡法律未予禁止的，均属公民自由的范围”。（同上，第2页） 基于以上论述，西耶斯彻底否定了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说：“那些以免受法律管束为目的的特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已指出，所有法律都直接或间接地说：不得损害他人；而对特权者似乎是说：允许你们损害他人。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得以做出这样的特许。如果法律是好的，人人都应遵守；如果法律是坏的，那就必须将它废除，因为它是对自由的侵害”。（同上，第2页） 其次，我们怎么理解特权另一起源是“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呢？对此，西耶斯是这样论述的：“任何人也不应对未予禁止的事物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否则就是夺走公民们的一部分自由”。“凡法律未予禁止的都在公民自由的范围之内，都是属于大家的。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同上，第2—3页）由此可见，西耶斯从特权产生的根源上彻底否定了特权存在的任何理由或依据。   2 、特权的本质   什么是特权的本质？西耶斯说：“按照事物性质来说，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西耶斯以“荣誉特权”为例，指出：“很难设想，人们怎么能够同意为使三十万人得到可笑的荣誉而愿意这样侮辱二千五百七十万人”。（同上，第3页）   3 、特权的作用   在分析了特权的起源和本质过后，西耶斯转向“考察它们的作用，既考察对公共利益的作用，也考察对拥有特权者本身利益的作用”。（同上，第6页） 实际上，西耶斯考察特权的作用也就是考察特权的邪恶和危害。从西耶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特权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危害： 第一，特权者只顾一己私利、不关心国家全民公共利益而致堕落。“当君主赋予一个公民以特权者的特征，从这时起，他便把这个公民的心灵引向一种个人利益，并且或多或少地使它对公共利益不再关心。对他来说，祖国的概念缩小了，祖国的概念只局限于接纳他的那个社会等级。他的一切努力，从前卓有成效地用来为全民事业服务，现在将转过来反对全民事业了。人们本想鼓励他做得更好，结果却使他堕落”。（同上，第6页） 第二，特权者拒绝平等、自视高人一等，特权阶级贪得无厌致使政治秩序混乱颠倒。西耶斯说：特权者的“心灵中产生了一种高人一等的要求，一种贪得无厌的统治欲望。这种欲望不幸与人类体质极为相似，乃是一种真正的反社会病，无人不曾千百次地感受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如果说这种欲望因其本质而始终是有害的，那么，请大家判断一下，当它受到舆论和法律大力支持时，将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同上，第6页） 不仅如此，特权者还“自以为他和他同类的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等级，形成一个民族中的选民。他认为他首先对他的社会等级中的人负有义务。即使他继续关心其他人，这些人也不再是自己人，事实上不过是外人而已；再也不是他曾是其肢体的那个躯体，而只是老百姓，在他的言语及心灵中瞬即成为不值一文的人们，一个生来就为伺候人的阶级。而他则相反，生来就是为了治人，为了享受。是的，特权者确确实实竟然自视为另一类人”。（同上，第6—7页）这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对于特权者是如此珍贵，以至要把它扩大到他们与其他公民的一切关系中去。他们生来绝不与人混杂，与人平起平坐”。更有甚者，“特权者若是从他所蔑视的那个阶级遇到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不快，首先他发怒，他感到权利受到了伤害；他认为他的利益、他的财产也受到了伤害；他随即煽风点火，挑动他的所有特权同伙，最终组成一个可怕的联盟，这个联盟准备不惜一切来维护日后扩大他的可憎的权利。政治秩序就是这样被颠倒了，只露出一个令人厌恶的贵族制”。（同上，第7页） 第三，特权是毒害社会的鸦片，它使许多人忘却和抛弃了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纽带而对特权趋之若鹜。西耶斯说：“为了解释人们何以如此炽烈地渴求获得特权，大家也许会想，至少一种牺牲公共幸福而有利于特权阶级的个人幸福已经形成，构成这种个人幸福的是一种优越地位的诱人魅力，享有这种优越地位的人为数极少，向往它的人为数众多，而其余的人迫于无奈便以种种嫉妒或仇恨的手段进行报复” （同上，第8页）西耶斯提醒人们：“让我们听听我们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看看所有大特权者、达官门的经历，在外省，他们因其等级而尽享所有优越地位带来的所有魅力”。（同上，第9页）为此，西耶斯感叹道：“啊！要是人们愿意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要是他们懂得为自己的幸福有所作为，那该有多好啊！如果他们同意睁眼看一看，这种残酷的轻率如何使他们长期以来蔑视自由公民的权利，去追求空虚的奴役特权，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公开放弃他们从小就受其熏陶的大量的虚荣！就会对那类与专制制度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事物秩序失去信任！公民权利包括一切；特权损害一切，而且丝毫也不能补偿”。（同上，第9页） 第四，世袭的特权比自己取得的特权害处更大。西耶斯说：“到目前为止，我把所有特权混在一起，没有区分世袭的特权与人们自己取得的特权；这并不是说，它们在社会中同样有害，同样危险。如果恶事与荒谬有先后次序的话，毫无疑问，世袭特权应该居首位，我不屑于废脑精去证实一个如此明显的真理。把特权变成一种可以世代相传的财产，这就等于把为赋予特权强辩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也抛在一边了；这无异于丢弃一切原则，一切理性”。（同上，第9页） 第五，特权者用特权长期存在的传统事实迷惑民众，企图使民众相信特权等级源远流长，特权社会亘古不变。西耶斯说：“我们看到，在国民甚至还不曾想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在我们眼皮底下出现了众多的特权者，他们带着宗教般的信仰，宣扬他们仅凭出身便有权获得荣誉，仅因生存便有权享受人民奉献中的一份”。（同上，第10页）然而，“实际上，特权者认为把自己看作是另一类人还不够。他们竟然谦虚地而且几乎是真诚地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以这样的身份，他们就好像是受公众委托的全体代表，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正由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他们才自以为对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通政府首脑或同君主本人讲话时，他们就以王位的支持者和国王的天然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反对人民；反之，在同国民讲话时，他们就一变而为人民的真正保卫者，仿佛人民没有他们，就会马上被专制制度碾得粉碎”。（同上，第10页）所以，“正是通过混淆这些简单的概念，特权阶级侈谈什么必须建立隶属关系。有人想用武士精神来评论民事关系，结果把国家仅视若一个庞大的兵营。在一本新出的小册子里，有人竟敢把军官与士兵比作特权者与非特权者！武士精神与僧侣精神有密切关系，如果你们征询有僧侣精神的人，他也会回答：要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只有将它置于统治着无数受难者的那些规章之下才行”。（同上，第11页）由此可见，特权阶级为自己“合理”存续编制的借口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第六，特权阶级贪图金钱，敛财手段卑鄙龌龊。西耶斯说：“至于金钱，特权阶级确实应该强烈地感到有此需要。他们甚至比别人更倾向于放纵这种强烈的贪得欲望，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带来的偏见不断地怂恿他们挥金如土，而且因为当他们放纵贪得的欲望时，不必像其他人那样顾虑失去任何荣誉、任何尊敬”。（同上，第12—13页） 西耶斯接着论述道：“既然特权者比别人更为贪财，那么他们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来满足这种贪欲呢？不外乎阴谋与乞讨。这两种行当变成了这个公民阶级的特殊行业。由于只操此业，所以他们精通此道；凡是这两种才干能获得硕果的地方，他们便侧身其中，排除来自非特权登记的一切竞争”。（同上，第13页） 为了获取金钱，“他们充斥宫廷，包围大臣，独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年金、所有的带薪职称。阴谋把目光普遍地投向教会、司法界和军界。它瞥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或是一种可捞到这笔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与无数的职位相联，而过不多久，它终于把这些职位看成金钱职务，设置这些职位不是为了完成应由才干之士来完成的职能，而是为了确保与特权家庭相符的境况”。（同上，第13页） 极为有害的是，“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阴谋伎俩娴熟老练而高枕无忧。由于他们担心，在某些短暂的时刻，大臣会因想到公众利益而一时清醒，所以他们及时利用某些行政官员的无能或背叛。他们终于通过一些手续完备的法令或一套相当于专属法的行政制度，使他们的垄断得到认可”。（同上，第13页） 更为糟糕的是，特权阶级“使政府屈从于那些对整个国家经济破坏性最大的原则。尽管国家经济要求在各个方面都任用最能干、最便宜的公仆，垄断却强行选择最昂贵因而最低能的公仆，因为垄断的明显作用在于制止那些在自由竞争中本来能够显示才能的人有所发展”。（同上，第14页） 论说至此，让我们再回到西耶斯《论特权》开篇所说的那段话，我们发现，西耶斯对特权的性质以及危害的论述是多么的切中要害而又鞭辟入里啊！读完《论特权》全文之后，掩卷而思，我不禁发问：西耶斯发表于200多年前的《论特权》这个小册子给了我什么历史启示呢？或者说，读过西耶斯的《论特权》过后，我会得出什么基本结论或作出什么基本判断呢？以我肤浅的解读和概括能力，我以为，西耶斯的《论特权》给予我的历史启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表达，就是：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这也是我读过西耶斯《论特权》之后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或作出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结论或基本判断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已经被在其发表过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的法国大革命所证实了的！历史已经昭示：特权引起的腐败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面对当今社会，特权仍然汹汹，动乱几乎连连！试问：若要求得社会安定，除了根绝特权、釜底抽薪，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去选择呢？！

“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解体已近20年，但对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职务名册”与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职务名册”制度，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1923 年6 月12 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 月，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 年11 月16 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同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3号：第1 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第2 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称为第3 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职务名册”制度在20 世纪30 年代末最终定型。此后，尽管“职务名册”制度作了一些修订，但是基本原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职务名册”制度也开始被触动。1989 年10 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终止执行有关干部任用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职务名册”制度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 年“8·19 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 月23 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 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这一部分干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着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苏联由此产生了一批封闭的特权阶层。   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可以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和斯大林模式有共性的内容。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在斯大林时期，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 号名单，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单。此外，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与此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权利的特殊性。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及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 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即所谓“钱袋”制度。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不等，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他的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这就促使苏联的特权统治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 倍。   3. 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赫鲁晓夫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 成员的做法。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这样的例子很多。   4. 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苏联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对领袖是否效忠。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微词，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等的人却飞黄腾达。在决定干部任用时采用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工作能力。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产生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暗箱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利益，求稳怕变，故步自封，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隔绝，错过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致使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状况中。   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酿成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最终导致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现象。正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使苏联的决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包括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 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趁着戈尔巴乔夫刮起的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戴隆斌，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 :// www . chinaele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