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蛇精选

纵览中国 | 黄秀辉: 2012年中共喉舌媒体十大无耻言论颁奖

        言论自由,媒体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言论, 本来没有荣耻之分,但在只有“一个声音”的媒体, 无耻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本年度 媒体十大无耻言论 评选结果按惯例 应该在12月5日之前抢先公布,迟迟没有公布的原因是,有些 媒体 不甘落后,在年末岁尾抢时间创作新作品,更 无耻 的作品都在后面。 (本文里的“评委会”为虚拟,“颁奖词”为作者评语) 一、强奸 奖——《人民日报》:不走邪路是 13亿人民的抉择 1、短片回放。11月13日,《人民日报》以“高举旗帜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题发表了本报记者采访十八大代表学习胡锦涛报告体会的述评, 其中记者用结论式的言论点评:“ 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这是2000多名代表、8200多万党员、 13亿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历史抉择。 ”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独立学者昌盛: 2000多名 美国学生家 长 代表 的抉择可信,因为他们大奶及孩子的绿卡还在排队审批, 二奶孩子的房子和工作还没有解决,三奶孩子还没有养大,“ 不走邪路”为他们赢得了时间。 8200多万党员 的抉择可疑, 因为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对“特色路”失去了信心,应该搞一次“ 全党公投”。 13亿中国人民 的抉择可笑, 去除没有能力抉择的未成年、智障者、精神病患者、 被剥夺政治权力者等,再去除走老路的左派和走邪路的右派, 最后只剩下那些美国学生家长了。 3、评委会颁奖词。 如此强奸民意!胡锦涛 用“邪路” 这个词对西方式民主定性,比吴邦国的用词“那一套”更加抹黑, 是独裁者“一条路走到黑”的宣言,是独裁者反人类的公开化。 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老路”与“邪路”之分,只有专制与民主之路、 自由与奴役之路、特权与平等之路、文明与暴力之路、 前进和倒退之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义和邪恶之路、普世价值与集团价值之路。“改旗易帜” 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的唯一路径,不走“邪路” 就必然脱离不了“老路”,就必然拿国人的尸体铺路, 就必然走上齐奥塞斯库同志走过的天路。 二、伦理奖——《 环球时报 》 :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 1、 短片回放。 5月29日 ,被称为“中国唯一有言论自由的媒体” 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反腐败是中国 社会 发展的攻坚战 》, 腾讯网转发时 根据文章内容把 标题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 , 民众 应理解》,引起舆论对 “ 适度腐败论 ” 的挞伐,《中国青年报》 等数家 中央 媒体也 参加 论战 。 2、 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 公开要求全 体公民理解“适度腐败”,这是政府伦理底线的崩溃, 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的耻辱纪录。 你的无耻已经无法让我们闭上另一只眼睛了。    3、评委会颁奖词。家家做烧酒,我为什么没有“露”? 因为我掌握了“度”:适度搞点钱,不要超过“影帝”; 适度搞几个女人,不要超过“薄哥”;适度搞几套房产,不要超过“ 房爷”;适度搞几块名表,不要超过“表叔”。 适度就是我的小鸡鸡刚放进女下属的小窝窝里时, 突然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就毅然地抽了出来,党性可以战胜人性。   三、 茉莉奖——《人民日报》: 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 1、 短片回放。2月1日至17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 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 等四 篇文章分析 社会 公平 问题 ,同时 呼吁公众“ 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不要“盲目追求社会公正” ,不要 “仇富”、“仇官”,宣称“社会公正是历史和相对的现象” ,“ 体 制机制不健全引起的社会不公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难以完全避免。 ” 2、 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 意见领袖颜昌海:此前,《人民日报》 尽管只为党说话,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理智的, 发文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现在居然要求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理性看待, 言下之意就是要宽容和放任社会不公正的继续发展和更加地社会不公 正!难怪有评论说,文章的出现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有关, 正是那里的民众推翻了专制统治对中国权贵阶级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所以才会不惜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指鹿为马。 3、 评委会颁奖词。 按“人民日的报”的意思, 到实现共产主义时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也来得及。 关键是中共官员抢劫人民财产和变卖国家资源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广州一个城管大队的书记就有22套房产, 一个城管中队的队长就能受贿 432万元 还有不明来源的千万元财产 ;在国家药品监督局,他们垄断全国制药厂的药方后, 连打字员和司机都参与卖“祖传秘方”; 在国家国土资源部能买到假开矿批件, 并能在省国土资源厅的网页备上案……在“美国鬼子” 开始转移财产的情况下,你让人民“理性”,这又是一种不公!   四、谎言奖—— 新华社 :中国是法治国家      1、短片回放 。 4月10日 , 新华 社 宣布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 来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双开”的处理决定 , 《人民日报》随即 以“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为题 发表评论员文章,声称“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 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四四 6  `5 W* f* I, _, Y; ; j; T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 官员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何等严重。 王立军 到重庆来是由于薄, 由此薄就成了王的主人,对他生杀予夺。不仅如此, 此权力甚至延伸到薄妻,薄妻也因此成了王的主人, 她甚至可以要求王摆平杀人案。依据权力“一级吃一级”规则, 王又成了他的下属的主人,他们沆瀣一气。在这种体制下, 你不沆瀣一气不行,因为法律失效,法律不保护你。 法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官际关系”的法治化,没有“ 官际关系”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法治。近年来,“ 官际关系”人治化现象恶性发展,法律基本退出, 使得想依法办事而敢于对抗上级非法权力的官员基本绝迹, 官场为丛林规则所支配,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3、评委会颁奖词。 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它的法治只“ 治”没权没钱的贫民,所以就有了“欺负完女孩再欺负母亲”。 难道遍地开花的劳教所、截访学习班、 截访黑监狱是法治国家的象征吗?在一个宪法被党的政策变成“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国家,在一个连法官和律师都要“讲政治” 的国家,法治在哪里? 五、笑料奖——新华社、中评社: 外媒谣传薄熙来事件很好笑 1、短片回放。5月1日 ,香港中评社和 新华网 先后 发表评论《 不要 让自己成为笑料 》, 亲共媒体中评社在文章开头明确标明“ 新华社今 天发表评论 ”,而新华网的电头是“ 中评社北京5月1 日电 ”。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凤凰卫视总编何亮亮, 他费了很大劲也没有搞清这是谁家的文章。该 文章说 中共决定对 薄熙 来立案调查后,“在境外,确有一些人、一些媒体或别有用心、 或出于本能对这一决定说三道四,甚至不惜捕风捉影制造谣言, 传播传闻,有些谣传让人感到很好笑…… 还有一些境外媒体和人士按照‘有事没事添点乱’的传统, 称对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的立案调查凸显了‘ 中国以党纪冒充国法的尴尬’, 对中共按照党的纪律依照正常程序处理党员说三道四,散布 ‘ 政治斗 争 ’‘ 权力斗争 ’ 的谣言。 ”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学者熊培云:“在这个国家, 谣言快成为真相的播种机了。”法律学者徐昕:“ 为什么要不信谣不传谣? 因为事实比谣言更精彩!”     3、评委会颁奖词。 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 —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 交换 , 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 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 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 。这个定律是 新华 社和中评社打不破的,谣言传着传着就上了头版头条, 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 最后成为笑料的不是境外媒体,而是 新华社和 中评社自己。   六、 倒逼奖——《 北京日报 》 :请骆家辉公布财产      1、短片回放。5月14日,网友发布微博, 称骆家辉住的是耗资上亿美元修建的美国大使官邸, 出行代步的是特制防弹豪华专车。 家人和佣人开销由美国纳税人支付,这样的奢侈不提及, 却公布喝咖啡、坐经济舱,就是摆拍作秀。这条微博随即被《 北京日报》官方微博转发并评论“请骆家辉公布财产”。 5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包日强发布微博, 晒出包括骆家辉在内的美国各级外交官工数额,并附上表格。 这家党报在此前的一篇社论中, 就指责骆家辉乘飞机坐经济舱等行为,是主动搅起矛盾的“ 平民生活秀”。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独立学者严再飞: 看来他是准备好了自己也要公布的, 不然无法理解自己掌管的报纸为何只要求别人。 3、 评委会颁奖词。对比骆家辉,温家宝的财产被《纽约时报》 曝光后连个屁都不敢放,难道就打算这样使出“缩头乌龟”大法, 或者是西方人所说的“鸵鸟战术”,以掩耳盗铃、装聋作哑、 推痴卖呆、厚颜无耻,来应对这件事情?同是华人, 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北京日报》是通过骆家辉进行倒逼。   七、拖死奖——《 学习时报 》 :官员财产申报至少需要10年时间 1、短片回放。 在骆家辉被《北京日报》追问财产公开的时, 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指出受到执行不力等影响, 中国国官员财产申报工作效果不理想,“乐观来看, 我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少还需10年”。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副研究员仲武冠称,“ 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存在三大死结, 包括难以统计官员的收入尤其是灰色收入,官员受贿的文物古董、 金银玉器等赃物难以折算,难以监控官员银行账户等。”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时评专栏作家 陈破空 : 至少还 需要10年!意思就是:至少再给他们10年时间, 漂白其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直到其全部财富向国外转移完毕, 并继续在未来10年里海捞。至少还需要10年!-- 这是公开的腐败宣言!这是赤裸裸的腐败宣言! 这是誓死抢夺国家财富、向全民宣战的经济战争宣言! 3、 评委会颁奖词。已经等了30多年了,再等10年,拖死你! 真 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如此难以启动? 因为 只有腐败, 才是全党团结的黏合剂;人人腐败,利益均沾,全党才能“同舟共济 ”。   八、断言奖—— 《环球时报》 : 政党轮替在中国根本不可能  1、短片回放。11月10日, 《环球时报》发表社论 《 中共, 与西方政党完全不同的执政党 》 。社论称, 西方政党的目标就是执政, 它们的执政前途通常取决于不踩破社会期待的下限。 中共作为长期的执政党,除了要满足民 众 的当下要求, 还必须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 实现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期盼的伟大复兴。这需要真奋斗,真本事。 社论认为, 政党轮替在中国之所以根本不可能, 是因为西方的政党轮替只是权力轮替,而中国一旦发生轮替, 触动的决不仅仅是权力, 而是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和大动荡。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 上海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 赵楚 : 以前说永不翻案,又说永世不得翻身, 无数永不不都转眼变成现实了吗?世界上有什么是根本不可能的? 断言者根据又何在?诸神尚且有黄昏, 何况井冈山沐猴而冠的草鸡土偶。 导致最大动荡和社会不安的就是现行权力体制,去除这种体制, 顺天应人,国家会迎来前途无量的大发展。      3、 评委会颁奖词。抗日战争胜利后, 延安的中共机关报曾经猛烈地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时机论”、“素质论”、“条件论”和“ 国情论”,而现在的中共机关报却反了过来, 完全是操着当年国民党的论调,用“ 重新洗牌 ” 来警告特殊利益集团,用“ 大动荡 ”来恫吓民众,历史惊人的相似!   九、正能奖——《北京日报》:媒体热衷负面报道系受西方观念蛊惑 1、短片回放。5月18日,《 北京日报 》 发表《 有的媒体热衷负面是受西方观念蛊惑》 一文 称,近来,食品安全、 医患矛盾等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西方所谓 “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有的是抛弃了媒体职业底线。 中国不需 要打着客观旗号指手画脚的媒体 。 中国媒体要唱响主旋律, 这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更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独立学者陆建明: 中国的媒体报道毒食品 与西方人的观念无关, 这是由 记者们的良知 和责任使然的 , 不是负面的, 而是真正的“正能量” 。      3、 评委会颁奖词。这篇评论不是坐着写出来的, 也不是站着写出来的,更不是趴着写出来的,而是跪着写出来的。 北京日报的写作姿势,与CCTV主楼的造型的一样的, 双膝跪地而且撅着屁股,屁股决定思想。 这是一种人格分裂的写作状态, 其业务技能已经达到了广东东莞卖淫女对“三十六式”和“ 冰火九重天”的熟练程度。   十、爷爷奖—— 《环球时报》 : 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  1、短片回放。12月11日, 《环球时报》发表社论 《 拿言论自 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 》。社论说“ 做世界级名人不容易, 对莫言来说这只是开了个头,我们在此劝他放宽肚量, 对舆论的喧嚣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以他的朴实和坦率面对。 ” 社论认为,“ 中国的言论自由成就, 与中国各领域改革的成就总体看是相当的 。”“ 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 有完全靠言论自由成功带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国家榜样,言论自由 ‘ 独 自冒进 ’ 把社会搞乱的例子倒是比比皆是。 ” 2、评委会委员推荐理由。时评专栏作家 应学俊 :作为中共机关报《 人民日报》的子报,以如此粗俗“无厘头”的标题谩骂向莫言提问“ 言论自由”的外国人是“装孙子”,不仅有损“负责任大国” 的国格和形象,也有违鲁迅“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的教诲。 这无法不使人联想到孔庆东曾肆意辱骂向我新闻发言人提问的新家坡 女记者是“婊子”的丑行。      3、 评委会颁奖词。 《环球时报》 虽然是人民日报的子报, 但它是“中国唯一有言论自由”的媒体,是中国媒体的“大爷”, 因此它什么话都敢说。它说“言论自由被奉为西方‘第一人权’, 也是各种自由中的‘第一自由’”。 其实中国的宪法在规定公民权利时,也是把“言论自由”放在首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它说 实施言论自由要“留足了成本预算”,要“ 经过漫长的磨合”,一定会出现危险的“冲击”,而习近平说“ 宪法 的生命在于实施 ”,这不是跟习近平对着干吗?但是, 没有人去把总编胡锡进抓进劳教所, 而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在网上发了一句电影《建党大业》的台词, 就被劳教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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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瑞雪喜迎十八大(图和漫画)4

陈有西:北京的第一场雪,赶上了。丰年?事年? 慕容雪村:近日网评几则:1、台湾可以自由行,北京不能落地签;2、少了两个摇柄,多了一个笑柄;3、那么多安全措施,真把人吓死了;4、锄头可以铲除花朵,却无法阻挡春天;红布可以蒙住双眼,却无法遮住太阳;锁链可以绑住手脚,却无法囚禁思想;5、谁如履薄冰,限制进京?谁汗出如浆,不准开窗?答曰: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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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49-2012国庆社论标题(附网友评论)

@人民日报:【新闻史上的今天】从1949年到2012年,除个别年份外,《人民日报》在每一年的10月1日共发表“国庆社论”57篇。仅从其标题的变化,就可见证时代前行的步伐。今年的国庆社论标题是《奋进在充满希望的中国道路上》。共和国,生日快乐!(中国新闻史学会供稿)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选录的部分网友评论: ty飞鸣镝:啊……呸! 醉酒开悍马:年年一篇,年年放屁。关注人民日报纯属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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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喉舌”胡锡进

党的报刊和为党的报刊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这话自列宁发明以来,贯穿于整个共产主义新闻史,至今依旧是支配党的新闻生产(报道、写作、评论)的公理。按列宁同志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206页)。在这个要求之下,党的“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党的报刊的目的是,“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要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加以扩大,内容加以充实”这个口号列入无产阶级机关报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页)。正是在列宁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中共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均都积极扮演着党的喉舌的角色,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主要部分。    以“喉舌“来定位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胡锡进,想必不会引来歧义。作为党报旗下的一家报纸,环球时报自创办以来不仅忠实地充当党的喉舌,全面配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维稳、舆情引导、民意整肃、鼓吹和谐、批判异见等方面,始终不惧民间汹涌物议,以居高临下之势,旗帜鲜明地站在舆论大潮的前头;而且,这家报纸还不甘心仅仅充当喉舌角色,公然以社评形式,呼吁中国所有媒体都要成为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从“喉舌”到“看门狗”,党的报刊的形象经环球时报的推广显得更为具体生动,以前只是一个传声筒,一种灌输的方式,现在则是一副呲牙咧嘴、狂吠不已的嘴脸,自我作践到这种程度,列宁同志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种感想?    胡锡进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他个人的微博粉丝已高达两百万,一条微博发出来有时能吸引多达上万条的评论,这种高调言说的风格在党报总编群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两报一刊时期的舆论英雄,比如“梁效”、“罗思鼎”等,在当时大名鼎鼎,可其真实的写作者是谁,人们至今几无所知。按照党报的惯例,总编是幕后的指挥者,他只要严格按党的要求和纪律办报即可,不必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胡锡进显然是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身先士卒,高调发声,纵论国是,以自己的微博和报纸双管齐下,毫不掩饰党性立场和倾向,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国家”话语,持续刺激公众耳目,既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关注度,也为报纸开辟出号称两百万份的发行量。这在党报长期低迷的发行市场中,无疑是一个异数。    胡锡进在自觉地扮演党的喉舌和看门狗的角色时,对自己还有一个定位:“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另类在何处?他没有过多解释,我的观察是,他没有以党报一贯的腔调说话,不是党的文件的直接传声筒,似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语言刻板思想僵化的布道者。对于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还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胡锡进并不完全是以传统的党报方式来办报,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该报力图摆脱党的喉舌的刻板形象,不仅仅是说“党话”,在许多时候也会说些“人话”。例如,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各种传言四起,真相以所谓谣言方式传播,对此情况,党报普遍发声要求专政机关以法律手段予以制止。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在胡锡进的微博里,也时能看到他说出和民间主流意见大致相同的看法,针对最近的“唐慧事件”,他对劳动教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我注意到,当胡锡进说“人话”时,网民们在惊诧之余,一般都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报的方向问题,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统一。胡锡进作为一家党报的负责人,主观上是想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大概就是他刻意扮演“另类”角色的出发点。    其次,环球时报并不像其他党报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主导,以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为主,而是重新开辟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无疑是对党的宣传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党报传统的宣传和鼓动方式,实际上已经失效,在党内和党外都无法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环球时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其关键词不再是阶级、政党、伟光正,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中国崛起。运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好处是,能够直接迅速地动员民意和民粹,以爱国的正当性掩盖制度的弊端,或者以中国崛起的一套说辞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开脱的理由。不仅如此,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需要制造敌人的,美国自然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其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均被环球时报视为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环球时报成了军界鹰派、民族主义和民间民粹高调反美的主要阵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它的市场基础。    第三,环球时报从外观上看,更像是一家商业报纸而不像是一家党报,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巧妙地将其政治立场掩盖起来,或者说,它把以前让人们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政治消费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话题衍生为“眼球经济”,有时甚至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取人们关注,从而赢得订户。胡锡进的粉丝高达两百万,我估计拍他砖头的有一百九十万,他没被口水淹死,活的还很自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关注,有了关注就有效益。一些极端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多采取这样的发展策略,故意把话讲绝,有意制造话语冲突或事端,以此分裂舆论,操纵舆论。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的话语平台更大,影响也更大,号称两百万订户,加上胡锡进的两百万粉丝,至少有四百万的受众面,这是一支很大的话语力量,声势造出去了,既可以贯彻政治正确,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从营销上说,胡锡进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他的报纸必须时时扑捉社会热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争执之中,敢说党报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方便说的话,不求人们理解谅解和支持,只求人们关注订户和市场。真可谓“不怕遗臭万年,就怕一时无名。”    胡锡进的“另类”角色及其表现,在党的新闻队伍中的确罕见,在大多数党报都无法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时,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无异于创造了一个体制内的奇迹。对于那些始终不认可这家报纸的人们来说,不是可以像以往那样对待党报的方式将其轻易拒之门外。执政党一直在说,要掌握真理,掌握群众,其实它现在根本没法做到这两点;环球时报的存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党的宣传主管部门提供些许安慰。不管胡锡进如何“另类”,也不管这家报纸时不时地会发表些有“人民性”的言论,从根本上说,这家报纸还是党的喉舌,或者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党的忠实看门狗。因此,在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和党不合拍的“另类”立场。    比如,对于茅于轼在美国获弗里德曼自由奖一事,胡锡进会很大方地祝贺他,但他同时想说的是,“这个奖既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茅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这个话体现了胡锡进对中国所谓自由派的一贯立场,但是,对于中国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却没有表现出对茅于轼那样的严苛态度,相反,宽容得很,他们并不认为腐败会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将导致党不将党、国不将国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有的条件下,腐败无法避免,民众必须适当忍受。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所谓中国自由派的存在。最近,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出重话,称中国自由派有“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当他意识到这话说得有点过时,他的进一步解释是:“我说的是‘有可能’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有可能性不代表一定是。这点请分清。我是想说,自由派对中国的社会多元化作出了贡献,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但自由派同时增加了中国未来的风险,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摸索建立自然的制动机制。西方想利用他们是明摆着的,自由派自己需警惕。”    很显然,上述言论才是环球时报的主旋律,是它作为喉舌和看门狗的应有本色,是它偶有“另类”表现不可突破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时有批评政府的某些言辞,或对体制内弊端的揭露,不是显得矫情,就是显得虚伪,和他们对自由派的真实批评相比,这些批评更多的是显示出对政府的理解和辩护。对于那些大是大非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所表现出来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纠结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人格分裂,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自觉履行作为党的喉舌的职责,是他们应有的本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如此,人们何必苛责他们?    之所以要提到“苛责”这两个字,是因为在胡锡进的巨大粉丝群中,好像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漫骂的字眼。这份压力虽然来自于看不见的网络世界,但体现的绝对是真实的力量,是不能回避的力量。胡锡进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常人可能难以忍受的压力?我的一些朋友在私下里也曾经议论过此事,都试图分析出胡锡进何以能够顶着一片骂声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是出于对党的真正信仰?还是冒险进行政治投机?抑或是为了某种利益?要知道,历史是有前鉴的,多少文人墨客,向权力投怀送抱,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难道胡锡进就不会想到这些?难道他真的以为网上对他的一片骂声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从目前来看,胡锡进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好像不以为然,他曾经抱怨过,他受到了不仅有来自于西方舆论和中国自由派的压力,也受到了来自于官方的压力,他自信是从事着一项体制内从未有过的事业:他和他的报纸“在趟出并努力支撑起中国舆论的一片新空间,我们是拓荒者,但有时会被当成野蛮人。我们在走一条其他人没走的路,鞋破了,露脚趾了,脸上还有点脏。”难道就是这份自信,让他漠然无视民意,漠然无视任何道德责难,漠然无视将来一定会有的历史追问?    我对胡锡进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无可厚非。你可以以此作为你的信仰,作为你自己赖以工作的政治伦理,作为你持续一生的道德基础;但你是否考虑过,为何你信赖的新闻原则会遭致这么多新闻人的反对?为何你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得不到社会大多人的认可?你是否还考虑过,在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时,你是站在哪一边?当你能够自由地说话时,你是否认同新闻自由?当你指责自由派是中国病变的癌细胞时,你是否会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对于这些问题,你或许会按照你的惯例,一概置之不理,你可以对此既无道德负担,也不怕历史追问,但应该要有一点理论反思的精神。我作为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史长达三十年的学者,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贯坚持的所谓“党的喉舌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没有任何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比列宁主义更具有正统和经典的意义。打开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是马克思于1842年为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写的第一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用他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实际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痼疾”,即垄断批评,剥夺舆论的监督权,依靠警察手段,没有客观标准,无能和堕落,其实质“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同上书,第17页)”。针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在痼疾,马克思明确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同上书,第31页)”。在后来关于莱茵省第六届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同上书,第45页)”。为反对思想文化专制,马克思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同上书,第74、75页)”。    在提倡新闻出版自由的前提下,马克思也提出了他的“喉舌论”,即报刊是人民的喉舌:“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这段话是马克思为“新莱茵报”审判案写的,时间是1849年,也就是说,按马克思思想史的权威标准来看,他在这时已经完成了从所谓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马克思是从事着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作,他的思想能否自由正常地表达出来,直接依赖于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保证,马克思主义就根本无从产生。    所以,马克思对一切违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予以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把它视为国家的“第三种权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页)。马克思用“第三种权力”来定位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的作用,是对他早年提出的自由报刊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第三要素”思想的一个升华,在他看来,新闻出版制度既不能被国家权力所垄断,也不得受控于特定的党派、阶级和利益集团,它应当是社会的公器,是公民自由独立发表意见的公共平台。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去英国撰写他的《资本论》,就是因为英国具有当时最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资本论》的顺利出版,用恩格斯的话说,正是英国的出版自由与英国的政治活动、海上霸权和规模宏大的工业,共同推动英国远远领先于欧洲大陆上各个民族。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同样高度重视新闻出版自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在1844年对出版自由就 有过清晰的界定,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恩格斯在1865年写的《普鲁士军事 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争取出版自由就是争取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要的空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6-87页)。18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拥有上百万党员。恩格斯认为,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 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1882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评党的领袖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1885年,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反对意见,遭到议会党团批评,恩格斯表示支持党报,议会党团不得不作出让步。恩格斯后来说: “《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890年,恩格斯又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1891年,德国社会民 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发表马克思16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后,遭到党的许多领导人的反对,恩格斯专门对此发表意见,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 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必须实行不可侵犯的自由。”他同时还认为,如果党的领导人压制批评,干扰监督,那么,不仅党的报刊无法履 行其他使命,而且党报工作者也痛苦不堪。他说:“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思想,可以用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来概括:“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 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32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列宁主义,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原理,“党的喉舌论”应是其中的一个大项。从根本上说, 这个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重建思想文化专制的历史倒退行为。当然,这个转变不能完全以现在的尺度来 加以衡量,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是积极地主张新闻出版自由。1896年, 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比较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制度和俄国的差别时,充分肯定了英美人民 享有到的自由和民主,他把沙俄时期的报刊制度描述为:“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 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他认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但是,列宁为争取“火星报”的生存权而鼓吹新闻自由的言论,只是一种话语策略,是政党斗争的策略。从当时俄国的社会构成来看,沙皇专制下存在着不同党 派的生死搏斗,布尔什维克是通过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来重新整合党内外的各种资源,党的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为形成思想高度统一、 组织严密的政党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即以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作为报刊言论的准则,完全充当党的喉舌。这大概是政治专制条件下所有报刊的一个宿命,而列宁 则以他的理论和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报刊的控制,使党的报纸完全沦为党的宣传机器和斗争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又把党对言论 的控制伸向全社会,实行彻底的思想文化专制。   对于列宁来说,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彻底取消新闻出版自由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曾有过打算,实行经济和政 治的全面退却,这包括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市场,恢复商品货币调节,同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开放言论。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 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 用。但是,这些政策随着列宁去世后很快就被终止,斯大林一方面通过国家暴力全面肃清党内异己,对全社会实行红色恐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机器,强行进行 意识形态灌输,将“党文化”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建立起无所不在的专制统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真理报”除了谎言、废话、套话、假话,惟独没有真理。   列宁和斯大林所创立的前苏联的党的新闻制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闻出版自由传统,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在夺取政权前,他 们是愿意大讲特讲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喉舌论就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准则。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颠覆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也同 样出现,甚至表现得比苏俄更为彻底。孙旭培写的《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和做法》一文对此有详细描述,我愿意引述一二。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批判国民党“言论不自由”,“党禁不开放”,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 1943年他要求“诚意实行真正民主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按孙旭培的统计,在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内,党的两个主要报 纸《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是当时中国要求开放言论最积极的力量。(参阅孙文,《炎黄春秋》2012年第8 期)。   《历史的先声》由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这个时期关于自由民主的社评以及其他文章等编辑在一起,从中可以 看到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新闻自由曾经所作出的努力,其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对言论自由的渴望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例如,《新华日报》1945年3 月31日发表社论指出:“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 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 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 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1946年9月1日,《新华日报》在一篇评 论中还对所谓“喉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 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该报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 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当然,共产党认识到,要实行新闻自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用《解放日报》1941年10月 28日社论的话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 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上述言论,应该说,表达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制度的真诚愿望,在不能完全用暴力夺取政权时,民主和 言论自由显然是在野党争取最大政治利益与权力的合法途径。但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很快就把它以前反复倡言的新闻自由弃之一边,公开主张实行“舆 论一律”制度,用毛的话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 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 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第1版,第157-159页)。正是在“舆论一律”制度之下,不仅党报成为党的喉舌,而且原来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也成为党的的喉舌;不仅那些 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又何尝有过党所许诺给人民的各项自由?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毫无疑问,“党的喉舌论”和“舆论一律”制度,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违背马克思主义创世人对党报的一贯要求,违背共产党人 在反对专制时期追求新闻出版自由的光辉历史,也违背了共产党人曾经作出的要求实现人民各项权利的庄严承诺。面对这些历史、理论和现实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 期待党的新闻工作者胡锡进,能以他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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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没有社会痛感神经的中国喉舌媒体

2011年12月末,《人民日报》照例评出年度十大新闻。不幸的是,今年我在《人民日报》选取的十大新闻里,发现这最高级别喉舌的社会痛感神经已经完全失灵,这张报纸已经快变成了北京给自己粉刷脸面的胭脂粉饼了。 且请读者耐心看我罗列一下人民日报评选出来的国内十大新闻。按其重要性,依次为:1、“国八条”加大楼市调控;2、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4、“十二五”规划纲要通过;5、中央部门首次公开“三公”经费;6、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7、国务院查处“7•23”甬温线动车事故;8、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9、天宫神八太空交会对接;10、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 其中除了“7•23甬温线事故”、“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与民生有关之外,其余均是党与政府自我娱乐的事情。而且在“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前特别加上“国务院查处”五字,《人民日报》似乎忘记了这事故的始作俑者其实还是党与政府的自家人。 因为中国其它媒体今年似乎未选年度十大新闻,大都是十大军事新闻、科技新闻,无法作为参照物。只有《译者》通过投票选出了本年度“外国人看中国”的十大话题,可以用来作为《人民日报》十大年度新闻的参照物。 这十大话题是:No.1, 温州动车事故及中国的微博力量;No.2、 多名藏人连续自焚;No.3、 探险东师古,去见陈光诚;No.4、 艾未未被抓/被放/借债;No.5、 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了吗?No.6、 南海纠纷;No.7 独立候选人参选地方人大;No.8、环境污染;No.9、群体骚乱此起彼伏;No.10 中东茉莉花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其中,除了动车事故一条与《人民日报》选取的十大国内新闻重合之外,其余没有一条相同。而且在这唯一的相同点上,外国人看到的是中国网友通过微博参与,迫使政府追查动车事故背后的责任者,与《人民日报》歌颂政府的着眼点完全不同。 “外国人看中国”这十大新闻,概括了中国2011年的全貌:一、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国有垄断企业的腐败(动车事故);二、民权与人权:群体骚乱此起彼伏;独立候选人参选地方人大;探访陈光诚、艾未未被迫举债还政府那以莫须有罪名栽上的逃税罪;三、民生:严重影响中国人身体健康的环境污染,包括政治高层为自己避害的空气特供;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讨论,其中涉及到温州地下钱庄资金链断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因财务欺诈,其股票在美国被集体做空,中国房市走向等诸方面;四、少数民族问题:西藏僧人连续自焚事件,这是在国际社会引起严重关注的事件;五、南海纠纷:南海纠纷题目小,却关系到全球地缘政治重新洗牌、中国被周边邻国孤立,美国重返太平洋等等。尤其是这事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中多年苦心经营的“周边外交”与“金钱+大外宣”策略完全失灵。中国在国内将这些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因于美国阴谋。国内人几乎不知真实情况。六、在阿拉伯之春影响下,发源于推特上的中国茉莉花革命。这场虚拟的革命曾经让中国当局紧张了好几个月并大规模抓捕人,一些被捕人士的命运就此改写。 应该说,译者选取的十大新闻才真实地反映了2011年的中国现状。从《人民日报》选取的十大新闻来看,完全无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无视民间的权利主张,只顾自欺欺人地夸耀那些往往流于官样文章的五年规划、文化建设,粉饰莫须有的治绩。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作何利益的交叉点,《人民日报》这种选取新闻的办法,其实不仅是遮蔽现实,还是阉割历史,因为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这样一种完全切断了社会痛感神经的官方报纸,早已经遭到中国人的冷落。我在国内时,《人民日报》的订阅就成了中宣部下令摊派且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如今,在公共场所阅读这份报纸都成为周围人耻笑的目标,日本青年加藤嘉一最近在访谈中谈到过自己这一遭遇。与《人民日报》起同样喉舌功能的中央电视台、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均遭到网民的耻笑,那段著名的“电脑与电视的差别”已经收入了网络经典名句,还被制作成动画,被淋漓尽致地嘲讽。 我想,如果将来能够自由书写中国新闻史,《人民日报》等媒体一定可以入选,用来向后人展示:在政府控制下的喉舌是如何颠倒黑白,罔顾民瘼,向权力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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