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主办的《改革三十年与中国转型困境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伟东：我就谈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上午秦晖老师你们都提到过的国际大格局。这国际大格局似乎不可解，而且标准的左右状态都受到挑战。就像秦老师说的原来有左右，现在说超越左右可能超越不了，能按照人家说的做到就不错。问题是现在左右的解释本身开始出现问题，似乎是外部世界正在面临社会主义的挑战，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挑战。这件事情本身对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整个大格局不可解，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压低劳动力薪酬情况下一直冲到世界第一呢？现在以我们国内左翼思潮的看法，认为这是不可阻挡的。木生的意思也是我们有达到第一的可能，那么这个世界大格局是不是这样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迟疑，我比较接近秦老师的看法，能否继续前进的矛盾焦点实际是专制和民主的选择问题，不管你在专制条件下搞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也好，可能都有问题。如果是一个民主机制，特别是如果世界治理结构变成民主化的治理结构，可能状态会比较好。如果是专制结构，无论你搞什么主义最后都比较糟糕。如果中国在世界老二的地位上引导世界民主潮流，出奇招，就是说自己主动放弃专制体制，然后你共产党主动倡导民主体制，而且在国际上倡导新的民主秩序，你就真有可能长治久安了，比如再玩40、50年，玩半个世纪都有可能，如果沿着一个专制路线走下去，不是被自己内部的阴谋打翻，就会被外部革命打翻，是肯定玩不下去的。 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核心是两条，重心放在“新”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但是下面要搞的是民主主义，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果你主动引导社会潮流，倡导世界民主体制，在现在的实力下你是有可能玩下去的。如果不是这样，继续墨守成规，沿着专制路往下走，可能新民主主义也没有了，就变成新法西斯主义了。然后成为全世界的敌人。中国未来的命运，要么你是全世界的领袖，要么是全世界的敌人，这才是“中国世纪”的真实含义。当下恰好是分水岭，当世界敌人你就是要法西斯化，全世界都要把你打败，就像当年对付希特勒一样，认为你是世界公敌。如果我们要从世界公敌角度变成世界领袖，就只有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核心问题是共产党引导的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引导的专制主义。木生的核心意思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点不能动摇，还要挂羊头，这个旗帜要抗下去。接下来搞的核心东西是民主主义的东西，比如说工会、农会，党内分派，回到建国初政协体制了，回到共同纲领了，回到共产党历史上最好时期了，也把整个国家带回到最好时期，这是你的核心意思。我理解的没错吧？ 张木生：没错。 李伟东：还得再往前走，还要加上法治、新闻自由，这些木生也没有否定，你说新民主主义包括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民有民治民享，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次我们在8.27德平的会议上你说新民主义就是一个筐，你们所有好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等于提供了一个混合政策平台。既然如此，我在政策层面上始终支持你，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你地支持态度。但我要提一个醒，如果你这新民主主义最后指向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那我会很警惕。咱们讨论一年多了，我对这一点一直很警惕，也多次提醒。如果能够让共产党引导世界民主潮流，那这恰恰是凤凰涅盘之路。你跟上面有多种关系，你多给灌输点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民族之福。 第二，现在经济状况不可持续。木生你说有两个一百万亿：一百万亿国有资产，一百万亿现金，好像共产党最牛，是第一有钱政府。但仍然不可持续，理由有这么几条： 　　1、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对土地的侵蚀，对农民盘剥，这么多年的钱都是是这么弄来的，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昨天微博上包月阳都在为湖北老岳父家的房子被强拆而紧急呼救了，他一个正司级别的人都跑到微博上呼救，说我岳父母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拿刀出去跟进来抢他们土地的人开战了。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再持续呢！这个土地财政的体制不能持续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管理体制要改革，如果再不改就鸡飞狗跳，而且已经到了暴动四起的程度，官方用“群体事件”这个中性词来化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但实际上是暴动四起。 张木生：西部村里的农民这两年很满意，强征土地的是都已经转移到发达地区了（因为那里土地值钱），去年一年全部都是。从广东、杭州、苏州、大连。乌坎划了一个句号。 李伟东：一届政府吃掉70年的城市周边土地收益，下届只好大面积向外扩张，进一步侵蚀农民，在富裕地区均如此。城市周边都是菜地，本来很值钱，你要强制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政府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强制打压农民，已经闹的暴动四起，不让农民分享资本化的好处就不可持续。       2、第二个不可持续，就是政府高强度投资，你说你要搞市场经济，现在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强势，以政府投资为主，大规模的浪费、背后的贪污腐败，以及对经济形势强制行政扭转，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各个地方比着干，都是中心城市化现代化。给自己城市涂脂抹粉，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豪华机场，从一般意义上说没有坏处，如果大家一块上就干不下去了。王晓鲁你是比较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说经济到拐点了，都说有问题了。 张木生：我都说了三年了，不平衡不可持续。 李伟东：     3、权贵资本主义在大蛋糕中的切割能力越来越强势。如果现在你只有十大家族，或者二十大家族，只要边界是明晰的就好办。但现在是权贵资本无限扩张，出现家族上千个，然后彼此之间互相纠缠，内斗的结果非得炒翻不可。重庆这事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有复杂的经济利益纠葛在里头。所以你自己的统治集团就会把它吵翻。 　　4、两极分化严重，二元结构，把社会撕裂，碎片化。这十年大家都以孙立平老师对社会的描述为标准，按照你这个标准，这个经济就不能持续了，没有办法往下走，且不说外部的压力。 　　我要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世界格局，如果你引导世界潮流，沿着民主方向往下走，共产党是有明天的，而且很可能成为世界级领袖，有能力调整世界结构。国内经济这样走是走不下去的，也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走向民主化，没有民主化没有明天。 关于我和左派的交往感受，会议组织方给了我这个题目，大家想听，我就说说。这两三年我一直跟左派有交流，杨帆（他算中左吧？）是我同班同学，他从开始出道以来我就跟他一直交流，像王小东，包括在座的纪苏、东力等各位我都有多层面接触。在我看来左翼在中国是有存在土壤的，这个存在土壤像徐友渔描述的第二种文革，文革内部的反官僚主义这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说法现在才是符合阶级斗争逻辑的，毛泽东是说早了，他是有预见的，今天才是修正主义，社会正在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在压迫我们，是不是？是。民众底层充满苦难，用毛式革命把它推翻，把它批斗了，把财富重新转移到老百姓手里，左翼认为有合理性。所以中国是存在左翼革命的逻辑起点的，现实风险以及组织力量通通都存在。 张木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哪里，就在共产党内部。现在全找到了。126个人大政协委员，资产上十亿。 李伟东：是。我从来不在微博上骂左派，哪怕特别极端左的我也不去骂，只会商榷和批评，我对左翼保持某种敬畏的态度，你的观点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第一，跟大家都是私人朋友，我们便于未来协商，包括中国一旦民主化了，某种圆桌式的协商要有对话的途径，我给自己作沟通桥梁的角色定位，我要跟他们始终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第二，你说的这套主张我理解，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承认你有存在的合理性。还有，我跟扬帆一再说，我说你们误解了右翼的一个问题，现在双方把对方打成为权贵政府说话的人，比如右批左，说你为政府说话，比如说司马南他们怎样怎样，但是我认为他们不是思想左翼，他们是政府某种辅助力量，这个我不好多说。如果真正的左翼为政府说话，这有点不合逻辑，有些是批政府的，批现在的改革，这就看出他们的区别了。所有公开微博上为政府说话的，只能看成是政府一伙的，那不算是左翼。真诚的左翼是有思想感染力的。我说你们对右翼也不对，好像我们都是为权贵资本说话的。我们这么多年作为知识分子什么时候为权贵资本说话了？都是不停在切割。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我就不点名了，原来当院长说的话就有些不对头，现在不当院长了说的就很好，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不等于右翼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为权贵说话的，现在左翼是把右翼知识分子和权贵资本捆绑起来，说我们是卖国贼也好，带路党也好，是故意混淆界限。所以我第一次从王小东那听说带路党一词，我就说中国唯一的带路党只有“苏俄带路党”，而且还在带，你们把苏联那套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我跟左翼交往的体会是，我首先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未来社会也会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在未来如果是一个圆桌会议，是民主制度的话，应该允许他们有党派存在，允许他们在民主条件下博弈，这一点我内心就不排斥。第二，对他们当中若干人我持有良好个人关系，这也是为未来某种协调打一个合理的基础。第三，我对他们存在和未来历史趋势的左翼化倾向保持某种敬畏的态度。我把思想左翼和纯粹为政府说话的，比如说司马那些人，做切割，我不认为他们是左翼思想家，他们是为政府唱赞歌的一群人，跟左翼不同。 共识网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进入专题 ：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 王小东 （ 进入专栏 ）   　     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 好得多。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 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     为什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 可怜吧？     ——王小东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 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 ，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出现了许许多多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 着极其辉煌的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即使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 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 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个非 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赘述史料了。     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 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远东，香港已 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     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 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 ，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 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     “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穆斯林居住 地区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 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 而这就开始了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 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 就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     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 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 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 写了长篇著作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     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 调，一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 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已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 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 理智，至少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承认现实。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 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     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     ——世界各国的边界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的财富分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     ——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 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几年后也加入了；     ——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力。     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这样的。     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 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吁求——当然，要想取得宣传效果，一点实事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     我们应该崇敬人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 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     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     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 教，说明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     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 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 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 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 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 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 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 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 可以免去。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 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     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 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 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 有问题”。这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　二十卷第七期《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 ，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　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 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 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 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 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 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三、“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     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一些拥护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否 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到没有？反对者和拥护者对于事实的认定是相同的，只不过价值判断不同而已。     然而，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杨文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 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 笔者认为杨文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实话：至少从动机上，袁伟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想投执政者集团所好。所以，那些“ 红色贵族”们不必动肝火，袁伟时教授他们未必真有这个胆子跟你们过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兴，说不定袁伟时教授他们就是像杨文说的那 样，是在力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     杨文又说：“《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遍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 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有点羞羞答答：“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等等，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从这些事情看，他们确实不仅仅是没有胆子跟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他们 甚至是在向执政者集团披肝沥胆地泣血剖白自荐：千万不要用“左翼愤青”们，他们并不真爱你们，用我们吧，我们才是真爱你们。笔者在这里确实要感　谢杨鹏　先生辩诬：有许多“自由派”坚持 说“民族主义”或“左翼愤青”是为政府服务的“无耻小人”、“朝廷的鹰犬”，这次杨鹏先生说清楚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袁伟时教授他们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实仆人”。不过，杨文把 袁伟时教授们说成是《红楼梦》贾府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则是过谦了，如果非要拿《红楼梦》的人物比附，则怎么也得是贾雨村吧。     其实，袁伟时教授他们真正有胆子与之过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在这个地方笔者认为杨文有点不坦诚了：以杨鹏先生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圈子里 的圈内人的身份，应该很清楚：党内并没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杨鹏先生知道哪位是，请告诉大家一声，俾使“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没了饭辙、走投无路之际好去投奔一二），所谓“僧 格林沁战胜李鸿章”，“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里面就　朱成虎　先生是个实名，笔者倒想打听一下，朱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收留几个没了饭辙、走投无路的‘民 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谈就属欺人了。袁伟时教授他们估计对于这一点也是门清，所以才真正有胆子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 。当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国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真的以为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就是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使得那些门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捞到貌似与执政者集团过 不去的好处，又不冒真正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     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民主”、“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 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 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 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 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些曲折复杂 的关系。     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 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     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     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 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 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 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 实还是有惊无险的——　黄纪苏　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     笔者认为，和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袁伟时教授在评论《走向共和》时说：“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 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 向往”——当然袁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说是“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时却以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非常厌恶它。 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成就都是不错的，但其历史观都是一个，就是奴化影射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两部电视连续剧不是“戏说”而是影射史学恐怕是不用多说 的，它们的制作者也坚持说它们是“正剧”而不是“戏说”。可它们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学呢？说它们“奴化”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不惜花大力气裁剪历史，又花大力气作艺术渲染，除了作 为娱乐片赚钱之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说一个事：上面圣明，总是对的，即使上面不对，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对，更坏事。这怎么还不是奴化影射史学？平心而论，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问题上 比袁伟时教授的观点还要极端。李大同先生说：“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 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也可以算笔者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旁证。为什么中国知识界，从学术到娱乐，会刮起这样一阵奴化影射史学风呢？从笔者前面所说的“一仆三主 ”，就好理解了。     概括起来说，中国知识界近一个时期刮起的影射史学风是奴化影射史学，而他们的“一仆三主”运作则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四、结语：以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奴青将危及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笔者在前面说了，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虽然各种各样的不满很多，甚至表现夸张的气话很多，绝大多数人是理解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 的重要性的。杨文说：“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 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     这实在是很有点危言耸听了，坦率地说，甚至有想借刀杀人之嫌，这就是杨鹏先生不厚道的地方了，更是与杨先生高擎的“民主”、“自由”大旗相悖——几个小青年口头上批评一下内政外交，就算 言语有失当、过头的地方，怎么就如此的不能容忍，如此的上纲上线呢？然而，就算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确实需要一种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了，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现 实理由、善良动机，搞影射史学都是非正义的，你完全可以把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建立在当下的情况之上，而不应把历史拉来陪绑。而奴化影射史学，则连现实的理由、善良的动机都谈不上。     未来的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照着奴化影射史学教 育出来的人能够实行什么“民主”与“自由”。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笔者以为，与其要“奴青”，还不如 要“愤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这就是袁伟时教授们的 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出来的不吃“狼奶”的青年。培养出这样奴青，其于当下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未必有什么助益，而于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千秋万代之大业则贻害无穷。杨文充满了“对今天执政 者的告诫”，笔者则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颁发给共和国元帅们的第二枚勋章叫做“独立与自由勋章”。     杨文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文中告诫：“《冰点》停刊事件提醒我们，党内保守势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强权与垄断经济结合、对内镇压对外强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 路。”笔者则认为，如果中国不幸，选择了奴化影射史学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思想的路子走下去，则会是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的政治道路。     笔者同时也坚持认为，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以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走那样一条不幸道路的可能性并不大。天佑我中华！      进入 王小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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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 　　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 　　一、伦敦的交通：行人无人遵守交通规则，狠狠整治司机 　　我有一个习惯：到每一个地方，无论国内国外，无论城市大小，一放下背包，就要出去走，漫无目的，只是大街小巷乱走。按我友房宁的话说，这叫用自己的脚量一量这个城市。这个量法也许不如看统计年鉴更“科学”，却也经常能够知道一些从统计年鉴上无从知道的东西。于是，我放下背包就催着来接我的朋友一起出去走走，大街小巷满处乱窜了。 　　大街小巷满处乱窜，首先看到的就是伦敦的交通状况，而伦敦交通状况最让我吃惊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这真和我在国内听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几乎所有国内的电视报纸、专家学者都在说发达国家的文明的公民们如何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它们有那么多汽车，全是因为公民素质高，遵守交通规则，才不像中国的大城市那样堵车的。我也去过一些国家，知道事情并不尽然：很多国家的大城市都堵车，行人闯红灯的事也往往举目可见。但是，像伦敦这样行人完全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地方，我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一开始还试图遵守交通规则，每次过街都去按那个交通信号灯，按完了就等着。这倒不是我想显示一下我堂堂中华的公民比大英帝国的公民更文明，而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要知道，伦敦几乎就没有什么正经的十字路口，几乎所有的路口都像阿米巴变形虫似的，不定从哪个方向就窜出一辆车来，而我人生地不熟，预见能力和反应能力比本地人差得远，闯红灯对于我来说是太危险了。然而，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在伦敦遵守交通规则真的很不现实：首先因为没什么人遵守交通规则，你一个人在那里遵守就好像是一个傻瓜了；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伦敦的街道极狭极短，几步就得过一个红绿灯，这时间也实在耽搁不起。 　　可是伦敦堵车吗？嘿嘿，还真不堵车，这在世界的大城市中是少见的。为什么呢？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伦敦似乎大部分道路都是单行线，这在中国的专家总结国外整治交通堵塞的经验时提到过。但这可苦了司机了：我敢说，如果没个三年五载熟悉道路的经历，你想把一辆车开到对面的大楼也许都很难。但这也不是主要原因：据接待我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休斯博士说，就在两年以前，伦敦堵车还堵得厉害，新上任的伦敦市长决心用铁腕治理，不顾强烈的反对声浪，实行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制度，一下子就把堵车治住了，现在大家尝到了甜头，正在要求把收费区域扩大呢！ 　　这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加于司机的负担究竟有多重呢？我没细问。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另一条消息，就是英国的“乱停车罚款”搞过了头。近些年，英国的警察当局把整治乱停车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竟然把这项罚款搞成了生财之道，稍有停车不当，便狠罚，有时都到了荒唐的地步。“乱停车罚款”搞成了“停车乱罚款”，有时司机忍无可忍，发生了不少武力抗罚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伦敦的交通堵塞算是被治住了。伦敦的经验就是：治理交通堵塞决不像中国那些专家说的那样，主要在于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其实行人遵不遵守交通规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治理交通堵塞的不二法门就在于狠狠修理司机——伦敦的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可司机却非常遵守，非常礼让行人。 　　二、“我们先前曾经阔过” 　　承蒙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照，我所住的宾馆处于泰晤士河旁的一个黄金位置：大英帝国的那点精髓，你就说吧！国会大厦、白金汉宫、唐宁街、伦敦桥、伦敦塔、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圣保罗大教堂、英格兰银行、皇家法院、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眼、伦敦经济学院本身……还有什么你就说吧，全在我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内。所以，我在那里的时间虽不长，但这眼还算是开了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来，我还想住在这个地方（然而，这么高级的宾馆，它的早餐我却不敢恭维：食物的种类那么少，量也那么少，你都不敢吃，怕吃多了后面的人就没得吃，这和我去过的其他那些国家没法比，和我们中国就更没法比）。 　　从哪说起呢？泰晤士河算是治理的好的，但河水还是很黄，有一点淡淡的臭味，不算重，看来城市里的河，再怎么治理，完全干净是不可能的。在河边的散步道上散步，感觉很好。散步道上乱扔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各色垃圾，还有夜晚醉鬼们的呕吐物，比上海黄浦江边强不太多，与东京的街道相比就差远了……细说就不必了，那旅游书上全写着呢。我只说一下大致的观感，就是旧的东西极精致、极优雅，质高量大，新的东西则显得粗陋寒酸，质次量小——伦敦眼除外，这个大转轮的创意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游客不多，不知能不能赚回钱。 　　我认为伦敦的宝中之宝就是大英博物馆，那里面好东西真是太多了（这么好的博物馆却是免费的，里面人山人海）。细数也是没法数，就这么说吧：中国的一流博物馆我都去过，二三流的也去过一些，里面宝贝也不少，但加到一起，也比不上大英博物馆的五分之一！我真是被人类四五千年以前就达到的文明程度所震撼。大英博物馆聚集的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中国的博物馆聚集的只是我们中国文明自己的。我过去也说过：西方那个地区是很多文明来回征战、融合的地方，而我们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理上与西方隔绝的地区是一枝独秀，他们的舞台大，我们的舞台小，所以他们聚集的人类智慧可能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要向他们学习，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当我亲眼看到这么多人类文明的结晶时，我更有了一层实感。 　　休斯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好东西全是他们那时候‘抓’来的”，并且作了一个“抓”的动作。就凭这一个“抓”字，已足见出他的中文功力：他还是不肯说“抢”，但这些东西肯定不是英国人自己造的，也不是买来的，也不是别人送的，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弄”来的，但用这么中性的词就有点欺人了，所以他说“抓”，恰到好处，中文字眼深啊！ 　　不要说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宝贝，就是大街上你都能碰上稀世珍宝。我住的宾馆出门往右走不了几步，在泰晤士河边上，有一座方尖碑，我走过来走过去好几回。这是个古董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个一、两百年历史的一般古董，直到一天早上我吃完早点出来散步，闲来无事走到它近前一读碑文，我吓了一跳：它是纪元前1500年埃及法老的财产，曾在希腊王朝统治埃及时期被弄到了克莉奥佩屈拉的王城亚历山大，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重新树立起来，后被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逊“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碑文原话）”包在铁箱子里“抓”（原文为“brought”，和“bought”差一个字母）到了英国，这期间还因遇风暴沉到了比斯开湾，1878年捞出来的。请列位记住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包括这个从国外“抓”东西的。休斯博士也谈到，虽然现时的英国人对于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多数是反对的，但对于当时撒切尔夫人发动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则举国一致地支持。他说：“那时你才看到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多么的强烈！”所以，中国的那些“精英”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思想”、“西方人”，全都是胡说八道。 　　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终于落了山。休斯博士说，这些年已经是好得太多了，你还没见撒切尔夫人以前的伦敦呢！伦敦整天是警察和工人开仗，两边都排着队列，就跟真正的战争一样；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没有人收；伦敦经济学院如此名校，三天两头停电。休斯博士是个左翼（英国的学者多半是左翼，我这次去演讲的伦敦经济学院曾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本不喜欢撒切尔夫人，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经过撒切尔夫人的右翼革命，今天的境况是好多了——这一点中国的左派朋友们应该记取。好多了的伦敦，也是个太阳落了山的伦敦。比起我去过的另外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我们自己的中国，伦敦是精致和优雅的，它的文化底蕴，这些国家哪一个也比不上；它的那些极狭极短的街道，比我们北京大开膛修到市中心，充满穷人乍富的蛮横气的宽马路要有逛头得多。但是有一条，它就是没有上述这些国家的那种活力，特别是没有我们中国的那种活力。休斯博士说：他的父母那一代还接受不了今天的这个现实，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当年大英帝国的辉煌，他们总是在谈当年的大英帝国给世界上多少地方带去了文明的光照；但更年轻的英国人已经接受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一流国家这个现实，这个转变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 　　英语里也有“我们先前曾经阔过”这句中文的非常简洁、传神的对译，就是“has-beens”。据报纸上说，今天的年轻人对于昔日大英帝国无数的确实了不起的“has-beens”已经是不屑一顾了。英国人自己如是，中国留学生们也如是。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位留学生说：说我们中国人爱看热闹，可前些天附近的街道上一辆摩托车撞死了人，英国人竟然是万头攒动来看热闹；说我们中国人随地吐痰，可英国人是不光随地吐痰，而且随地小便（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在对人礼让方面，英国人还是相当文明的：我去书店买书，里面狭小的过道站着两个中国女孩，你要过去，她们却对你视若无睹，一般英国人早早就把道让开了）。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我笑了，我说：何止是牛顿，还有达尔文呢，还有瓦特呢，那时的英国就是不得了；可太阳总会落山，我们中国的太阳早就落了山，但也许，今后中国的太阳将重新冉冉升起。 　　三、中国是众矢之的 　　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G7简直就是个笑话，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而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哪一个也没超过3%，特别是加拿大，还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当然我们是死活不能认这个帐，认了这个帐，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就全都没有了，这也许是他们夸我们的狼子野心啊，决不能让他们夸晕了），却在G7里待着，而中国不在；这样的G7谈汇率问题，金融市场根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让人民币升值。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被简约成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双人舞。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认为G7应该把中国和印度包括进去。有几位经济学家则说：最好改成G6——美国、日本、欧洲、英国（自私啊！他们就不说英国的区区3%也不够在Gx里待着的资格了）、中国、印度，而不久的将来，也许巴西也会来敲门了。 　　不管那个什么“购买力平价”算得到底有没有理，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巨人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块头太大。当它被打倒在地，昏睡不起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看不起它，所有的国家都想来撕一块他的肉吃，但当它一旦晃晃悠悠站立起来，自己还没觉得怎么着呢，所有的国家就已经在颤抖了。 　　中国是众矢之的。无论中国和哪一个国家发生矛盾，国际社会的同情都是站在另一边的。我参加了一个谈中日关系的学术研讨会，至少教授们的同情完全是站在日本人一边的。那个主讲教授竟然认为，中日关系今天的问题，全在于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不能和中国面对面据理力争，以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不够坦率。我当时就反驳，这太荒唐了。我举了那个日本人用钢筋水泥把海中一块时沉时浮的小石头加固，以占据大片专属经济区的行为。我说：这样的行为使得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一个非常贪婪的民族，正是这类行为才使得中国民间讨厌日本人，而根本不可能是因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有道是“不打上门送礼的”，什么时候我们都喜欢客气的人。我想，他们之所以同情日本人，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是他们一个阵营的，而中国不是——所以我常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承认的民主国家这一点使得中国在外交上非常吃亏；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对于这一点有充分的估计：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欧洲，都不可能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猜忌或者说敌意只是程度也许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不要梦想什么联这个制那个。其次则跟中国的块头大也还是有关系的。日本的块头虽然也不小，但比起中国来还差得远，中国的经济、科技一旦能够赶上去一点，其综合国力就会超过日本，别人怎会不怕呢？岂止仅仅是西方人，岂止仅仅是帮帮日本人，我在演讲后回答问题时，一个亚洲人模样的蹦了出来，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早就应该考虑让它的各部分独立了。我说，中国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已经整合得非常好的国家（呸！我们还从来没有尝过日不落帝国的好处呢，就想让我们像大英帝国那样落了山？门也没有）。我的感觉是，第三世界国家未必对中国有什么同情，最多只是在实在有利益需要的时候买一把中国的账而已。虽然人们一般都不怎么同情中国，但最仇视中国的，还得数我们的台湾同胞。 　　中国威胁论是消除不掉的。这也没什么关系，我认为，无论如何，让别人感到威胁比让别人可怜你更好。什么时候国际社会可怜过中国人？也有过的：那就是日本人暴揍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吗？所以，我承认中国威胁论是有它存在的合理基础的。我告诉这个国际社会的是，尽管中国的前进道路上还有无数的严重问题，但从大局说，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接纳中国，把中国的前进所带来的冲击化为机会；而只要国际社会善待我们，我们也并不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相反，我们还会维护它。英国的《独立报》便以“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为主题，刊发了我的演讲摘要。 　　四、英国的移民政策及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 　　对了，我还没有说我刚到希思罗机场时的观感呢，现在让我来倒叙。下飞机的是无边无际的英国前殖民地来的人群！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可怕啊，英国可怎么办啊！果不其然，英国正在辩论收紧移民政策，根据报纸介绍，虽然知识分子还在装模作样的以“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批评政客们不该收紧移民政策，但民意调查却显示，百分之八十几的英国人主张收紧移民政策。 　　可要是不让移民来，英国也有难处啊。第一点是英国毕竟还不甘从二流再沦落到三流，所以非常想继续在前殖民地发挥影响，这就需要让前殖民地的人民感到英国还是他们的“老妈”，跟他们有“特殊关系”，你“老妈”连来都不让“儿子们”来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第二点更重要：英国的人口老了，牛顿的后代也没了牛顿的那份聪明劲了，不让那些又年轻又聪明的移民进来干活，那老绅士们的小日子能过得这么悠闲自在吗？ 　　英国的劳动力老化了，钝化了，高工资、高福利却下不来，这在资本家眼里就成了最劣质的劳动力。你要是不让人进来，那资本家就会走出去。这个问题在欧洲是普遍存在的。我在宾馆看CNN的报道，讲的是德国，说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有六分之一的德国企业迁了出去，一位德国主管说：他们在海外发现了“大批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迁出去是理所当然之事。原来人们还在谈论什么把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让给海外的劳动力去做，德国人做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而今天的残酷事实是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也移了出去。我想这个“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多半还是在我们中国吧！英国的报纸又说，整个欧共体的劳动市场，缺几千万劳动力。既然如此，还搞什么“收紧移民政策”呢？改改移民政策吧！不要老想着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了，搞公平竞争吧！多弄点中国人进去吧！保证是优质劳动力，“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 　　这先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的样本。他们现在在英国干什么呢？我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看了看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一句话，太苦了。什么都怕对比，这一对比，我才知道我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太幸福了，虽然我当时觉得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也并不舒服。说到这里我正好谈谈英国的物价。伦敦的地铁（伦敦的地铁网很密是它的一个优势，但地铁站有些破烂，站台很窄，和东京同样很密的地铁网没法比，甚至不如上海的地铁站；另一方面，它的一些精微之处的人性化，却仍旧反映出这个老牌帝国的高度文明）起价是两英镑，合三十多元人民币，要是路途远还得加钱；学生宿舍条件相当差，一间小破房一星期收费是84英镑，一个月合五千人民币左右，这还算是优惠的，争得打破头，而且到放假学校就要把宿舍出租给旅游者，再开学重新申请，住得上住不上还不一定；到唐人街喝了两次小碗汤，我看在中国一块钱都算贵，你猜猜花多少钱？合人民币小五十一碗。吃了一顿全素斋，我看在中国花个五十块就不算便宜，在伦敦得五百。当然了，自己做饭差价没这么大，牛奶什么的还是挺便宜的。一个英镑的汇价是十五、六元人民币，而实际购买力呢？我看再怎么保守地算，也当不了五元人民币用——所以前面英国人算中国的GDP相当于英国的四倍多还是有道理的。学费呢，外国研究生一年合人民币十七、八万（英国本国学生大概是这个价钱的八分之一），再加上我上面说的那种物价，你自己算算吧，一年二十几万人民币（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典型开销）过的是什么鬼日子！极有钱的当然也是有的：我这次坐的是公务舱，票价相当于普通舱的四倍，居然就有几个非常年轻的女自费留学生也坐在里面。但一般留学生，即使家里算是相当有钱的，那个生活也是相当苦的。所以，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的孩子，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就回来了，死活不肯再去，白花了二十几万块钱。中国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一定要明白，英国，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的国家，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甚至和日本、德国都不一样，它们是把留学生教育作为一项赚大钱的买卖来做的。所以，除非你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否则，到英国这样的国家留学非常的苦，一定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是进入英国的中国移民的先头部队，我希望他们能够咬牙把这个苦吃下来，在那里站住脚。中国人还是要走出去的。 　　距离我留学的时候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现在有了那么多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所谓的“自费留学生”，是指外国人或多或少出一部份钱，剩下的自己拼命打工而已，中国的高官显爵的子女都大抵如此。现在，中国的一部分留学生已经可以拿着自己家的钱支付大部或全部费用了，但中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使我们的留学生不吃那么多的苦。艰苦的留学生活造出两种人：一种是磨砺出坚韧品格的人，另一种却是见了外国人就自惭形秽、就生出一份仆人对于主人的孝心的人。前一种人在老一代留学生中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他们当中最先觉醒的。这后一种人也不算少。尽管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金钱、有了地位，但已经融入到骨髓里的包藏不住的仆人的猥琐，却总是渗透出来，所以，他们那些包装得再好的“学术”也掩盖不住那一股子“仆人”气。新的一代留学生会怎样？我乐观地以为，这后一种人会少一些了，因为中国强大了，也因为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击——无论那些“仆人”怎么谩骂，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 　　五、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而我们的国家呢？就算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飞跃，就算我们的那些贪官还是这样贪下去，如果这个国际形势这样继续下去，也不用什么改进，只要是和平的市场竞争，他们就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真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我摸摸兜里那本刚刚买的《西方为什么赢了》（这是一本讲西方2500年一以贯之的巨大军事优势如何与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密切相联的战争史书，我一直想买却一直买不到，这次偶然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书店里买到了），默默走着，看着那些奠定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基础的战争英雄们的塑像。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