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

最近，有一系列迹象显示，习近平反腐面临进退两难但也可能是重大突破的关头。焦点集中在红二代的领军人物曾庆红身上。曾庆红非等闲人物。他的政治人脉、政治智慧与权谋在中共高层和红二代中，均名列前茅。江泽民刚上台时，受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俩的挤兑，就是凭著曾庆红的锦囊妙计，借助邓小平，硬是把权势熏天的杨家二兄弟拉下了台。从此，江泽民才有稳定的执政期。曾庆红无疑是江泽民最信任的人。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上演了一出叫人跌破眼镜的新老交替戏码，主导者就是曾庆红。曾那年68岁，正好赶上中共“七上八下”的年龄关口，他以习近平接替他作为交换而退出政治舞台，习近平则从一个中央委员急升为政治局常委。之后，曾庆红用一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形容他的出局和习近平的入局。他说，中共的事业是“铁打的营盘”，一届又一届、一茬又一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流水的兵”，意思是，他的出局和习近平的进局，都是为了中共的铁打江山“与时俱进”永续经营。曾出局后，他所掌握的中共最要害部门，中央党校、书记处、中宣部、政法部等，悉数落入习近平的口袋。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当习近平反腐一步一步逼近曾庆红的时候，有人批评习近平是过河拆桥。有趣的是，当年那段故事，如今大大地变味了，变成了几种版本。一种版本说，那是江泽民的主意，曾庆红只是没有反对。另一种版本说，曾以退休换取儿子的平安，他儿子捞钱无数的证据已经捏在胡锦涛的手里。第三种版本称，曾高风亮节退让之事，根本是曾的前秘书施芝鸿编造的。这些变味的故事等于是说，2007年习近平通往储君的桥，根本不是曾庆红搭建的，所以习近平打曾老虎谈不上过河拆桥。事实上，一些赋闲在家的高级智囊人物给习近平反腐出的主意，就是过河拆桥。他们是从防止老人干政的角度提出这个建议的。大意是，习近平是江泽民推举的（曾庆红不可能没有作用，作者按），上台后不给恩师面子，对上上届的贪腐一查到底，他们称之为“过河拆桥”。他们坚信，这个过河拆桥并非忘恩负义，而是为中国的权力交接根除隐患。不管习近平过河拆迁是不是成立，对曾庆红这只大老虎，打还是不打，已成为习王现在反腐的最大看点。而有许多迹象显示，曾庆红已经凶多吉少。曾庆红凶多吉少，莫过于他的国内智囊和美国友人同声为他鸣不平。曾庆红的前智囊施芝鸿在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公开指责一些人拿中纪委网上的一篇“庆亲王”文章，作不必要的联想，把矛头指向曾庆红。而美国学者沈大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公开赞扬曾庆红主张的渐进政改路线，不看好习近平目前的做法。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挺曾贬习。曾庆红凶多吉少，还表现于他在石油、能源、化工、政法委、国安中的亲信，已纷纷落马。这颇像习近平对付周永康，先收拾外围，再直捣核心。此外，今年年初的千名红二代聚会，表示坚决支持习近平反腐，曾庆红家人不在其中。这让人不能不产生联想，这些红二代是否要撇清和曾庆红的关系呢？曾庆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家族的腐败问题，另一个是他本人的政治问题。他家族的腐败，早在几年前就因一桩蛇吞象的并购案闹得沸沸扬扬。价值700多亿的山东鲁能集团被曾庆红儿子以30多亿的超低价囊入袋中，这已经成为权贵家族侵吞国有资产的经典案例。而曾庆红本人的政治问题，要比他家族的腐败严重得多。多方面的消息指出，曾庆红和周永康有政治密谋，卷入了政变。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指控。倘若习近平已经掌握了证据，曾庆红的命运就会像薄熙来一样，是习近平无论如何都会过河拆的“桥”。至于习近平的反腐“上不封顶”，王岐山的废除“刑不上常委”，对曾庆红来说，都绝对是坏兆头。

有港媒近日报道，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11日在湖北武汉进行“反腐新常态”主题演讲时透露，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期对是否有可能特赦腐败官员的提问，表态称“还不到时候”。高波透露，近期有官员问王岐山，是否有可能对主动自首的腐败官员酌情特赦。要在两年前，王岐山肯定要拍桌子大骂，但这一次，王岐山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还不到时候。”至于该如何解读王岐山所说的“不到时候”？高波指出，首先特赦必须有底线，香港廉政公署“特赦令”中的提出“三不赦”或可成为范例，即性质恶劣不赦、正在查办不赦、外逃人员一律不赦。其次是特赦必须等待时机，高波透露其实早在2007年就启动过特赦机制，但是效果很差，鲜有官员站出来主动承认问题，问题在于惩处力度不够，“说与不说都一样，当然不会去说”。高波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要不要对贪官进行特赦，中共高层包括王岐山在内其实有过认真考虑，只是对于如何设定特赦底线，中共目前还没能达成党内共识，而对于何时在党内推出针对贪官的特赦机制，中共还依旧慎重考虑。高波表示，只有等到反腐形成气候，政治“生态”再造完成后，特赦才有意义。高波的客观分析，给出了中共目前不便特赦贪官的最重要原因。其实站在王岐山的角度，何尝不想通过特赦机制将已经积累的腐败“存量”尽快消化，好将精力集中对付反腐“增量”上，以减轻反腐遇到的官员反弹和政治阻力！外界尤记一年前的2014年5月，王岐山曾对外表示，中纪委反贪腐将瞄准“重点查处十八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官员，其实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特赦机制。只是一年多来，因为政治生态再造尚未完成，反腐的治本机制尚未发挥效用，官员前赴后继贪腐的情况仍在不断发生，令王岐山也只能无奈长叹。对于贪腐，中共不可谓不重视，也确实是下了血本，将之提高到了可能“亡党亡国”的地步。习近平主政后，在王岐山的操办下，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一口气拿下了近百名省部级老虎，甚至动用了死刑来对付腐败问题，但“奈何朝杀而暮犯”，在制度建设未能到位、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而金钱的诱惑又摆在官员们眼前的情况下，腐败包袱犹如滚雪球般越来越重。在这种令王岐山都不得不“长叹”感慨的贪腐氛围下，如果仓促推出针对贪官的特赦机制，不仅无助于增强反贪的震慑效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纵容腐败滋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不便推出特赦制度的重要原因。还有两个像高波这样的体制内分析人士不便说出的原因，也使得目前推出针对贪官的特赦制度时机并不成熟。一个是自习王祭出反贪大旗之后，外界针对反腐是不是选择性反腐的质疑就没有停止，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来，随著一些具有相似背景高官的落马，外媒的质疑更是层出不穷。为此，官媒还特地发文进行驳斥，并以实际行动扫落了出身浙江和福建的省部级“老虎”各一只来进行回应。而且在不久前，中共官方在反贪上还不断发出严厉声音，称反贪不设“铁帽子王”，“上不封顶”，大大提高了各界对下一步反腐目标的期待。在内外各界对反贪对像高度关注、落马老虎等级高度期待情况下，如果仓促推出特赦机制，不仅会落下“选择性反腐”的不当口实，而且还会给人以反贪因为反到了“铁帽子王”而反不下去的误解。这是目前不便推出特赦机制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再者，对于中共反贪，不能否认它确实可能有一定的政治考虑。而在反贪过程中，随著曾握著“刀把子”的周永康、曾握著“枪杆子”的徐才厚、曾握著中枢权力的令计划的倒台，和在此过程中政治权力向习近平的快速归集，使得习近平很快成为中共党内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后权力的领导人，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认为，反贪在扫除新领导层政敌上的威力确实发挥著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而且可能一点也不亚于改革顶层设计带来的权力调整。站在这样旁观的角度，看中共在十八大之后第一个五年的权力调整，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八大之后的反贪肃贪之举，不仅有为中共江山基业常青、长期执政之长远考虑，还有为十九大后乃至今后十几、二十年内的政治结构布局之中短期考虑。从这样的分析角度切入，在反贪作为政治工具上的意义尚未完成上述短、中、长期目的的情况下，中共当然不会就这样轻易推出特赦机制，而且至少在今明两年，反贪腐依然会是中共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贪官们的特赦美梦，恐怕要到十九大后的下一个五年才能在政策上进入日程。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